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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968年五月的重要教训


警示与激励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克思语)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
即将来临的五月风暴


警示与激励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激励了全球的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游行示威和占领校园活动在5月10日至11日的“街垒之夜”达到顶峰。数千学生得到了年轻工人和拉丁区居民支持,他们与共和国保安队(CRS)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并最终将后者成功击退。
  虽然在街垒之夜前法共一直反对学生运动,但他们这次选择了对学生的极力支持。他们选择了应对日益高涨的群众浪潮最好的方法——成为运动的先锋。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们希望为期一天的罢工和示威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因此他们呼吁在5月13日进行罢工。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如同往常的象征性罢工。但是他们错了,示威的工人掌握了主动权并且延长了罢工,5月14日,南特法国南部航空公司的工人宣称要进行无限期的罢工,随后占领了整个工厂,第二天雷诺总厂也被占领。5月16日,罢工和占领运动蔓延到雷诺的所有工厂。随后,所有的加工、汽车和飞机工厂都发生了罢工和占场运动。5月19日,有轨电车停运,随后是邮政与电报服务。巴黎的地铁和公交等市政服务也纷纷效仿。罢工冲击了矿业,船运及航空业。5月20日,总罢工已得到一千万工人的支持,之前没有参与过罢工的人:民谣舞者,足球运动员,记者,女售货员,技术人员也加入进来了,红旗在无数工作场所迎风飘扬。
  在5月13日,工人学生共计100万人参与了这场运动。
  戴高乐总统彻底陷入无助,5月24日,当他要求举行全民公投时,法国没有一家愿意印刷他的选票的印刷厂,当他绝望地试图在比利时印刷选票时,比利时工人以拒绝来支持他们的法国工人弟兄。5月29日,戴高乐逃离法国,前往驻德法军寻求庇护。
  可惜,工人斗争的高潮就此结束了。
  5月27日,工会领导人签署了格林纳尔协议,为工人提供了巨大的经济让步,例如,为低薪工人增加了35%工资。罢工被取消,右翼获得了主动权,蠢蠢欲动,并于5月30日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警方占领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驱逐了占领工厂的工人,袭击了任何仍在进行的示威活动,甚至对两名工人和一名学生痛下杀手。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马克思语)


  这场巨大的进步运动中,工人受到斯大林主义残留的深远影响,对法共抱有极高的忠诚度。毕竟,这一代工人是受党的教育和培养的。此前的另一事件也显示了共产党相较于工人来说更强大的控制力量。当英美盟军击败德军时,巴黎被法共领导的抵抗运动“马基”(Maqui)解放了。武装工人控制了巴黎。然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从莫斯科直飞巴黎,并宣布,“一支警备部队,一支军队,一个国家。”多列士提到的警备部队就是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警察。尽管如此,巴黎的工人们还是接受了多列士的指示并被缴械。
  此时,1968年5月,法共的影响力绝对是巨大的。
  我们于前文提及了在巴黎示威的100万工人和学生,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导人不希望工人和学生混在一起,因为激进学生受党的影响极小,他们的政治思想在党内属于极左的派别。因此,斯大林派的领袖组织起了2万名共产党干部组成的纠察线,将工人与学生的组织分开。
  我们于前文提及了占领工厂运动。在这里,共产党和总工会官僚机构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80-90%的工人被送回家,所以只有少数人活跃在占领活动中。在家被孤立的工人当然失去了讨论战术和战略的机会,以及这场运动的意义。
  罢工设有罢工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工会官员任命的。
  为了促使大罢工结束,工会官僚们故技重施:一家工厂的工人被告知另一家工厂的工人已经回去工作。由于工厂之间没有独立于工会的通信,这种策略奏效了。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


  要理解1968年5月法国工人阶级意识中的矛盾,最好是看看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经历。这场革命结束了沙皇的专制主义。沙皇的警备力量完全被粉碎了。各地工人在苏维埃中组织起来,前线军中的士兵委员会如同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列宁当时创造了“两个政权”这个词来描述俄罗斯的局势。的确,苏维埃很强大,但与苏维埃同时存在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尽管有士兵委员会,但将军们仍然指挥着军队。的确,苏维埃展现了千百万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但帝国主义战争仍在继续。的确,每一个工厂都有强大的工人委员会,但仍然每一个工厂都归资本家所有。的确,数百万农民在苏维埃组织起来,但地主仍然没有损失一寸一毫的土地。苏维埃的领导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支持着临时政府及其政策。
  二月革命是对过去的反抗,但不是完全的决裂。矛盾存在于当时的制度中,也存在于数百万人的意识中。
  彼得格勒苏维埃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新机构,但它不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右翼控制了它。昨天支持沙皇的数百万人从沙皇制度中解脱,大踏步向左前进,但他们并没有直接转向布尔什维克,而是更为保守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1917年9月,布尔什维克花了数周、数月的时间才赢得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鉴于篇幅,我们并不会详述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差异。这段时间中人们并未直接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大幅度靠拢。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影响直到6月才开始增加。7月初,他们被临时政府暂时击退,不仅失去了合法地位,而且报纸等宣传媒介被取缔,列宁被迫躲藏起来,而托洛茨基被监禁。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7月是诽谤的月份,媒体疯狂地谴责列宁是一名德国间谍。社会浪潮的向右狂飙使极右翼分子充满了信心,8月27日至30日,俄军统帅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了一场政变。如果他赢了,那么法西斯主义一词将不会出自意大利语,而是出自俄语。托洛茨基在监狱里组织了彼得格勒对科尔尼诺夫的防御。科尔尼洛夫的失败大大加速了布尔什维克的前进,几天后,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成员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了多数,几周后,十月革命发生了。
  革命并不是在一夜之间爆发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工人们必须与以前作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决裂,但这种决裂无法在一天之内彻底完成。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工人阶级间将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意识。当然,布尔什维克从4月份提出的口号:“土地、面包与和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响亮口号,用来解决千百万渴望土地的贫农,千百万需要面包的饥饿者,千百万深受战争之害的人民的问题。但一段时间中,许多工人说:“是的,我们当然想要土地,但我们应该等到战争结束,等到立宪会议通过法令,给我们土地。我们当然想要和平,但让我们先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然后再获得和平。”
  1917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仅有23000名党员,在苏维埃中只有2.5%的支持率,但他们有足够强大的跳板帮助他们走向胜利。
  而能够替代法共的左翼派别是极少的。1968年5月,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有400人。有组织的毛派就更少了。这样的力量对于挑战乃至颠覆斯大林派来说过于弱小。如果托洛茨基主义者有几万人,他们就可以在5月13日的示威中有效地促使工人和学生联合,打破了由2万名干部形成的纠察线。在那些被占领的工厂里,他们本可以坚决地工人继续罢工而非回家,使工人们获得主动权。他们本可以主张选举罢工委员会,而不是接受被任命的委员。他们将能够在工厂之间建立沟通,这样官僚机构就不能使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来瓦解罢工。

即将来临的五月风暴


  在未来,发生大规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人们永远不会提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毕竟,在二月革命前三周,列宁在瑞士对一群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发表讲话,在完成了他对1905年革命的描述和分析后,预言会亲历俄国革命的将是这群年轻的下一代,而不是他这一代老人。革命前几天(2月7日),列宁写信给他的朋友伊涅萨说:“昨天有一次会议(会议让我很累;神经根本不好;头痛;会议结束前离开)”。如果他知道几天后革命就要开始了,他就不会这样抱怨了。
  显而易见,这些伟大的转折点是永远无法预见的。在漫长的时间中,历史缓慢地运动。在超过十年甚至二十年中,可能只会有微小的变化,然后,在一周乃至一天的时间中,远比过去几代人的历史中的一切事件更为影响深远的变革发生了。
  今天资本主义的矛盾比1968年要尖锐得多。1968年,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即将结束。自1973年以来,经济衰退一次又一次发生,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工人的受剥削程度和无保障性日益增加。巨大的阶级斗争无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倘若这些冲突要以无产阶级的胜利结束,那么革命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无产阶级大众的自发行动如同蒸汽,而革命政党恰似活塞。单单只有活塞是无济于事的,而单单有蒸汽本身,结果也只会是突然消散。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来说,一个坚实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来说,1968年5月的事件应当是一个激励,也应是一个警告。




[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15,P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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