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减再生产
战争经济
一个社会如果除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外没有其他经济活动，那末除了这种生产所创造的收入就没有其他收入。众所周知，劳动力有双重职能：一是将一部分不变资本（机器、原料、房屋）的价值转移为商品生产，从而保持这些不变资本的价值[1]；一是为社会創造全部新价值。劳动力有了第一性质就能保持住社会财富和劳动工具的积累储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物质文明的平均水平就是取决于此。第二个性质创造一种收入——“增值价值”——这种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分成为劳动收入（工资）和资本收入（剩余价值）。
可是实际上，在资产阶级社会——它是唯一的把商品生产发展到无所不包的一种社会制度——除了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外，还有其他经济活动和其他收入来源。我们可以区分为：
（甲） 小商品生产经济。这种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还继续存在（不雇佣工资劳动而为市场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小农）；
（乙） 商品消费非必要的分配和运输部门。这个部门的工资劳动者从一部分社会资本中取得报酬；资本家则取得一部分社会剩余价值；[2]
（丙） 私营经济。即为消费者提供专业劳动服务的企业（资本家、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
（丁） 公用事业。这一部门的工作人员向消费者出卖劳务而由国家和隶属国家的权力机关给予报酬（公共企业出卖自来水、煤气和电力应该归纳在这一生产部门，因为这是出卖物质资料而不是出卖专业性劳动）；
（戊） 国家或公共机关向消费者无偿提供的公众服务（初级义务教育等）；
（己） 不在市场上出现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家庭内部的生产，小零小散的劳动等等。
上述不属于纯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范围的六个部门中，前面四个部门外表上都保留着买和卖的形式，只有第一种情况是不同时生产剩余价值的。[3]其余三种虽然不是物质资料的卖出和买入，却是劳动时间，专业性劳动等的卖出和买入。至于后面两个部门，它们是不属于商品生产范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流通的归宿是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两种。商品在未达到消费阶段之前所经过的各中间阶段是不创造新价值的。处在这些阶段中的各企业不能取得利润，除非它们能从生产过程中业已生产出的剩余价值中去榨取一部分。但是，分配活动却创造新的收入——在配送部门工作的工薪劳动者的收入。这些收入并不是生产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投入这部门的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这些收入是不是会降低产业劳动者的工资呢？这种说法只有根据“工资基金论”（wage fund）才能成立,这种理论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分发的工资总额是事先规定的。实际上，只有当所有可动用的社会资本都给利用来投资了，换句话说，只有当全部未投在商业（或服务）部门的资金自动地投进工业部门，而且只有当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僵硬和固定的，这种理论才能成立。
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社会资本在各种经济部门之间的分布情况；收入在剩余价值（潜在的新资本）和工资之间的分布情况；已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在新的不变资本和新的工资（可变资本）之间的分布情况；储蓄（潜在的新资本）在投资和储藏之间的分布情况——这一切都是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关系和运用，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工资基金论”者的想象。[4]
因此，商品的生产和闲置的社会资本的分布所创造的主要是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和投资在各不同范围内的资本家的收入。但是收入的流通却使得情况复杂了。当这些收入用来购买商品时，这些收入就仅仅实现它们的价值，而不创造新的收入；但当这些用来购买劳务[5]时，这些收入看来是产生出新收入，而实际上这仅仅是收入的转移。
新的收入和转移的收入二者之间的界线是很难划清的。但是必须划清这界线才能恰当地考察经济增长，并对国民收入在时间和空间方面进行比较。如果只就一个国家、一个短暂的时间来计算这种收入，那末这个问题可以认为纯粹是一个惯常的问题；但是如果把这种计算扩大到一个长时期并把国际间比较也包含在内时，它就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
忽视新价值、即新创造出的社会收入与单纯转移的收入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势必导致如庇古悖论（Pigou’s paradox）那样的明显的自相矛盾。如果我们把家庭佣工的工资并入国家的国民收入里，我们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单身汉同他们的女管家结婚，女管家虽然继续像结婚前一样操作家务但已不拿工资，这样就说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降低了，国家贫困了（3）。把一百万乞丐改造成生产者（例如通过国内垦殖而产生的农业劳动者），如果作为农民的货币收入不超过这些乞丐过去要饭时所得的货币收入，也可以说成并不增加国家财富了。[6]
学院经济学在这方面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把一系列有报酬的活动，或者被认作转移性的收入（特别是失业者、警察，消防队员的收入）（5）[7]不算作国民收入。但是当这些活动变成私人的活动而不是国家的活动时，他们却把大部分这些活动算进国民收入。他们把由于间接税引起的任何价格的增值不算作国民收入，但是又反过来把服务引起的价格增值——而这种增值往往是任意的——算作国民收入。实际上，这些劳务并不创造出任何新的收入，而只是增添了转移收入（由别的部门转移到服务部门）。
当然，这两种加法对不同的目的各有各的用处。所有家庭、私营企业和公众集体的收入总额可以为各种不同的分析提供必要的数据，例如用来确定货币收入总额在一定的生产能力下达到什么程度便有通货膨胀的危险。相反，一个社会新生产的纯价值的总额则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及其各个阶段的重要标志。目前西方国家官方所实施的国民收入计算方法却是这两种数据不伦不类的结合，这样自必导致两个方面的严重错误。
不少作者现已默认我们这种论点的正确性。例如威廉·华特在他的《人的组织》一书中（6），就正确地指出：
“我们不能把大部分的小商号放在大组合同一个范畴内。首先，这些小商号极少参加基础生产。大多数情况是，它们是洗染店、保险代理商、饭铺、药房、装瓶作坊、木材堆栈、汽车行等等。它们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它们归根到底只是为经济提供服务；它们在它们领域内并不创造新的财富，它们归根到底是依赖那些创造财富的企业和农业”。（黑体字是我们标出来的。）[8]
卡尔·苏蒲也写道：
“国民收入分析的对象只是生产，国民收入分析中所用的‘投资’这字眼只用于一切有关当前或过去的生产的事物。买入一张公司的股票，即使是新发行的，在国民收入辞汇中也不算作投资行为。（8）”[9]
西蒙·库兹涅茨在进行国民收入的国际比较时，赞成把他所谓“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消极后果”排除在国民收入之外（但是在进行国内估计时为什么又包括在内？）。他说：
“有一种情况是很清楚的：向上下班工人提供的交通运输——这种活动我们很难看作是对最终消费者有什么直接裨益。这只是稍为减轻一下人们因积极参加大规模工业生产而受到的不便……”
“……付给银行、职业介绍所、形形色色的经纪人等的款项，包括支付技术教育的费用，都不能算作流向最终消费者的最终产品的支付；这只是注入工业社会机构的滑润油——这些活动是为了消除生产系统的磨擦，对最终的消费不带来直接的贡献……（10）。”
但是，这些片断的看法还不足使人客观地、根据明确的科学标准来重新考察国民收入的计算方法。据库兹涅茨的说法，美国的国民收入如果照此计算方法，应该是高估了约20%至30%（11）。
要确定一个国家一年中的生产价值（毛值），不能仅仅把这一年中所有出厂的商品价值加起来就算。这样，必然会发生重复，因为某一企业的某些制成品将以原料形式并到另外一个企业的产品的最后价值中去。为此，或者所有的半成品都不算，而只是将原料库存的波动加在一年制成品的价值上；或者把每个企业的价值增殖加在一起（12）。
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来确定一个国家在同一个时期内新的社会收入。正如我们不能只把所有的商品价值加起来就算，我们也不能把所有个人收入加在一起就算。必须明白地确定什么样的收入——生产所创造的——是国民收入的纯增殖，什么样的收入仅仅是私人或公共的转移而已。不然的话，计算出来的收入总和必将包括重复计算，就好比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简单地加起来当作是新生的价值的总和一样出现重复计算。
到此为止，我们以“纯粹”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作为范例，并且只谈到参加商品分配活动的人以及对消费者出卖劳务的人。现在我们必须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把所谓“政权机关”经营的全部经济关系也加入进去。
当国家本身就是商品的生产者时，这种生产所创造的收入当然要并入我们所研究的那个社会的整个收入中。在这样情况下，不管“利润”（或“亏损”），就是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否没有被一个资本家集团所占有，而是被国家预算所占有了，也不管生产者有着公务员的身份与否。
但是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的大部分收入和大部分由它分配的收入都不是来自国家自己进行生产和出售商品。国家的收入主要有四个来源：
（甲） 直接税：直接税是商品生产所创造的收入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工资的一部分和一定时间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乙） 公债：公债把一部分国民财富的积累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这里面，我们还可以把最熟练的工人用来买公债的一小部分工资算进去。因此，国家发行公债带来收入其来源分别是：实际积累了的、或者是可能积累的剩余价值，中等阶级储蓄的收入（这种收入就这样转化为资本）。国家以之交换的，是将它本身的一部分经常收入转移到公债购买者手中。
（丙） 间接税：包括流转税（turnover tax）、关税、消费税（purchase tax）等等。间接税不是重新分配一部分事前创造出来的收入，而是普遍地使商品出售价格上升，造成所有消费者实际收入（real income）的下降。但实际收入的降低并不同总收入成正比例，而只是同用来支付抽间接税的消费品的那部分收入成正比例。工人的工资几乎全部都用来支付这些消费品，可是资产阶级却有很大一部分收入并不用于这些消费品。因此，间接税对劳动者的打击比诸对资本家更为沉重。它是所有反动资产阶级政府最乐于使用的税收手段，至少资产阶级政府是不肯系统地把日常消费品税转嫁于奢侈品的。
（丁） 通货膨胀式的发行钞票：通货膨胀式的发行纸币如果限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也是一个国家实际收入的来源，因为这使国家可以用贬值的纸币购买商品和支付薪金。它的后果同增加间接税是一样的，即引起物价普遍上涨。这对工薪阶级和收入微薄的人来说，打击比对富有阶级更为沉重，因为后者有能力把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收入转化为“固定价值”（黄金、外汇、不动产、工业股票、艺术品等）。
上述四种国家收入都是国家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物价的上涨从而降低实际收入）掠夺商品生产所创造的收入，或者是以后通过收入流通和商品流通而重新分配的收入。如果我们要确定一个社会新创造的价值的增长（或下降），即社会纯收入，这四种形式的收入是不应考虑在内的。计算社会纯收入可以根据雇佣劳动者的毛收入和毛剩余价值；也可以根据纯收入，在纯收入上加上全部直接税，依照稳定的物价指数减去通货膨胀的后果（13）。
如果国家只是掠夺生产所创造的收入的话；那末在国家本身不是生产者的情况下，国家支配这些收入的方式可能对纯社会收入的总额，即对生产水平本身，起决定性的反应。国家的支出就只涉及商品的购买、投资、支付薪金或各种赠与，以及公债利息。如果国家的预算吸收了大部分的社会收入，那末上述各部门之间支出的分配情况便可能改变各种商品需求的“自发”分配，因此即使不改变工业周期的发展，也将影响商业的总运动。[10]
日本一份官方报告指出：1951年全部日本工业中“增值价值”（value added）（即：新创造的价值）的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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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和薪金 |
7,068亿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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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和年金 |
1,118亿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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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 |
3,172亿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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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 |
403亿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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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的利润 |
1,509亿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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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
13,270亿圆 |
（14）
明显的剩余价值率（不包括资本家在生产范围以外占有的剩余价值）约为100%。事实上，工资和薪金一类包含着管理部门高级人员（公司的经理和董事等）的收入，这些人员从社会地位来说，属于资产阶级而不属于劳动阶级。他们的收入应该看作从剩余价值中剥夺来的。
“尽管经理和董事[行政人员]的一部分待遇和津贴照经济学家看来应该包括在工资类内，但另外一部分则是根据合同的收入，或者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利润的一部分（15）。”
伏丁斯基（16）正确地批判官方统计把下列这些收入包括在“劳动收入”里面：
“……有限公司的经理和董事会成员的提成，国家高级官员以及其他职位高级官员的薪金……”
“……统计国民收入几乎总有一种倾向，即高估劳动收入，低估其他形式的收入。”
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日本的统计表：真正的工资低于7,000亿圆，甚至低于6,635亿圆，就是说低于工业“增殖价值”的一半。我们就假设工资总额恰好等于这个“增殖价值”的一半，即13,270亿圆的一半：6,635亿圆，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明显的剩余价值也就是等于6,635亿元，其分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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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经理、公司的董事等 |
433亿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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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食利者、地产主 |
1,118亿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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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 |
403亿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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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的利润（企业的公积金） |
1,509亿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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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收） |
3,172亿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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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
6,635亿圆 |
日本的事例说明（大部分的工业大国都是如此）国家占有 “增殖价值”（即工业中出现的剩余价值）中很大的一部分。我们得明确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资产阶级各个部门之间重新分配剩余价值，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公债发行、国家定单和国家、军队、教会、司法界等高官厚禄的好处。
此外，創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额一定超过用上面那种加法得出来的数字。日本统计机关计算“增殖”价值，即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时，只算到工厂大门为止。人人都知道，商业利润以及商人必须从这些利润中扣留下来去付给银行、地产主、国家等一部分的利润，并不包含在这个统计里面，而这些利润，我们知道也是产业工人所创造的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项剩余价值从职能观点来分析，我们可以在下列各项收入中找到它的踪迹：
1） 企业主和创办人的利润，其表现形式一部分为公司的经理和董事的薪金，一部分为红利（优惠股票、创办人股份等），一部分为未分配的利润（这一部分也是由企业主掌握，尽管他们不当作真正意义的收入利用的话）；
2） 商业利润，表现为大中商人的收入，商业股份的红利和未分配的利润；
3） 利息（垫支现金资本的个人，公司和社团的收入）；
4） 银行利润，一部分表现为利息，一部分为银行未分配的利润或红利；
5） 地租，地主（或地产公司）的收入也是从社会剩余价值总数中扣除得来的。
在资产阶级已经同地主阶级合而为一的国家里，至少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全部的这些收入可以当作资产阶级的收入看待，它们的分配只引起一种斗争（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竞争），即同一阶级内不同部分之间的斗争。
资本主义社会分配的收入的最终源流在下面1947年美国的国民收入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17）（单位为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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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和待遇 |
121,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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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津贴 |
5,5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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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企业主的收入 |
45,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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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
4,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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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 |
6,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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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的利润 |
11,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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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税 |
11,709 |
这表上唯一有些困难的项目是个人企业主的利润。这个项目内包括生产农民的收入，手工业者的收入等；他们的收入总的来说不能看作是剩余价值。但是除了这个例外，剩余价值的总数是取决于所有项目（工资和社会保险津贴两项除外）的总数。
真正说得上“工资”这一项目——其中包括商业、银行、运输公司等雇佣劳动者的收入——在“工资和待遇”项目内往往占有着小得可怜的一部分。例如1951年在英国，“劳动收入”项目下的84亿镑中只有50亿镑即60%才是工资。根据英国蓝皮书的定义，“待遇”是指非体力劳动的收入，即经理、主管人员、监工、技术人员、办公室职员、研究实验人员等，他们的待遇高达25亿镑。资方拨给的社会保险基金占五亿镑，武装部队的粮饷占三亿镑等（18）。
一个社会（即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例如一年）所生产的全部成品的价值就是社会（即国民）生产总值（19）。
这个毛产品价值由两部分组成：新创造出的价值和保存下来的价值。如果我们把一年中新生产的原料看作制成品，那末保存在社会（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价值就等于已消耗的固定资本（机器、工业设备、工业房屋等）的价值，加上原料储存的价值。新创造的价值，称之为（全国）纯产值（net national product），就此相等于所有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减去保存下来的固定资本的价值。换言之，即年纯产品价值相等于所有生产出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和所有新生产资料的价值（20）。在这里我们重又看到年产品价值（value of the annual product）（c + v + s），和年创造的新价值(v + s)之间的区别。这种新价值只要把所有企业创造的新价值（增殖价值）加在一起，就更容易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假设一年内生产的商品全部售出，这些商品的生产创造出下列的收入：v，所有工人的工资总额；s，全部资产阶级的总剩余价值（分成上述的各项目）。当计算价格时，必须同时在价格上加上国家占去的附加在商品售价上的间接税（21），同时注意到：在生产出商品中（以及分配收入中），还必须把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包括进去。（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因此等于按市场价格的（全国）纯产值减去间接税，或者更明白些说：等于所有制成品的总价值减去不变资本保存下来的价值（间接税应当看作是专断地加在价值上的）。[11]
路格利斯（22）把1947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列成下表（单位为百万美元），使我们更容易重新找到我们所提的各项基本项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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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了的不变固定资本 |
折旧费 |
13,299 |
－ |
－ |
根据市场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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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资本 |
工资和待遇 |
121,913 |
根据各种 |
根据市场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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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费 |
5,5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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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13] |
非有限公司的企业主的收入 |
45,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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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利息 |
4,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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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 |
6,8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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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所得税 |
11,7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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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的利润 |
11,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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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格上的强迫附加 |
间接税 |
18,488 |
－ |
但是在收入和生产出的商品价值之间的方程式里，“收入”这个词是用于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它只是意味着潜在的购买力。让我们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些收入。
工人的收入，即工资，通常是很快就花费掉，交换了商品。工人阶级只有把他们的工资买进商品才能生存下去，而资本家的收入则分为成两个部分：
1） 一部分是非生产性的消费，即通常也同样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持生活的消费品；
2） 另外一部分储存起来，没有变为消费资料。资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收入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变成投资，用来购买补充生产资料，包括原料的补充储存，购买能带来收入的资料或证券等；另一部分窖藏起来，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以现金资本的形式保存起来（23）。
为了在一定的时间内生产出的商品全部真正售出，必须在同一时间内分配出去的全部收入真正地花费掉。如果资产阶级的收入有一部分——即一部分剩余价值——窖藏起来，那末生产出来的商品就有一部分不能立刻找到买主。在计算全国产品时，如果照一般习惯的算法，“存货”这一项目就会出现暂时的增长。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直至发生商品滞销，则经济恐慌引起物价下跌，从而降低这一项目的绝对价值，并把毛产品的绝对价值恢复到生产中实际更新的原料的价值水平。
当然这一切只是一个十分粗糙的说法。要确立一个更正确的方程式，则必须考虑到其他许多因素。商品的出售不仅仅产生收入；它还带来消耗掉的不变资本的对应价值（counter value）（用于更新原料储存和折旧固定资本）。但是这项等值可能暂时成为与这个不变资本的更新无关的商品的额外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售出当下产出的全部商品，可能掩盖了该个国家的社会资本减少的事实。
原料的储存可能发生两个方向的波动。如果原料储存增加，一部分原料储存的等值可能用来购进其他商品；这又是意味着：尽管有一部分剩余价值窖藏起来，在这段时间内生产出的全部商品有可能真正地售出。
其次，必须考虑到价格的波动。如果在商品生产以后和售出以前价格降低，在生产期间分配的收入便有可能购入生产出的全部商品，即使这些收入有一部分已被窖藏起来。
最后，还有国外往来的作用。一笔资本的净输出，基本上起着和窖藏一部分剩余价值同样的作用，反过来说，一笔资本的净输入，会对国内生产的商品促成一个额外的需要。同样，国际贸易顺差，原则上对商品生产所创造的收入来说是减少现存的商品量；逆差对国内生产所创造的收入来说，意味着国内流通商品的增加。
尽管有这些限制以及其他条件，确定国民收入（在一年中所分配的）和同一时期所生产商品的价值二者之间相当简单的关系，就可以使我们了然资本主义生产周期过程的起源，危机的起源，即商品生产——和它引起的收入分配——与商品价值的实现两者之间的时间距离。由于所分配的购买力与所生产的商品之间缺乏必然的一致性，商品的所有人资本家要实现剩余价值就有了问题。
生产过程中分配出去的收入，与生产出来并在市场作为这些收入的对应价值而出现的商品，这两者之间有以下的定质的关系：
“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业有两种主顾：消费者和企业……消费者买入商品是为了满足物质或精神需要。企业家购买商品是为了增加他们公司的利润。这第二种类的商品恰当地该叫做投资资料，第一种类该叫做消费资料（24）。”
我们从这个定义中首先应记着商品总量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消费资料，它的“购入是为满足物质和精神需要”，另一类是投资资料，它的购入使资本家增加利润。“企业家”同时也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他们也得购买消费资料以满足他们自己和他们家属的需要。他们在这上面花掉一部分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就不能积累起来了。相反，工人只是消费者，他们不是生产资料的买主，因为他们的工资一般地用来支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已感不足。因此全部生产出来的商品和分配的收入（即购买力）就可以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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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 |
求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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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资料 |
工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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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积累的剩余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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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雇佣追加工人而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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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 |
折旧后的不变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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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动力主要取决于这些不同部类之间的平衡（或不平衡）的关系。
市场上供应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在一定的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消费资料的价值——其本身分成下面的各种成分：c + v + s。这些商品的生产（和售出）创造出来的收入，显然是不足用来创造为构成它们本身的等值所必需的购买力的。
事实是，只有参加这些商品生产的工人的工资（v）和未积累成 c的那部分利润（s减去c所积累的s）才是消费资料的购买力。保存在这些消费中的价值，以及积累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则是生产资料（机器、原料等）的购买力。如果在一年中，全部生产都是消费资料，那末必然会发生不平衡——消费资料的供应将等于（c + v + s），而需要则只等于v + (s减去在c所积累的s)。这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即一批商品在市场上找不到可变成购买力的等值以实现这批商品的价值，从而使这批商品卖不出去或者必须亏本处理。
但是除消费资料外，每年还生产出一批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的生产是消费资料购买力的原动力。在制造机器的工厂里劳动的工人，他们领下工资不是去购买机器而是购买消费品。这些工厂的所有人即资本家也是要把他们一部分的剩余价值用于购买消费资料。因此必须考察两部类的商品生产所创造的总购买力，才能确定消费资料发生了生产过剩与否。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消费品的生产反过来又为生产资料提供了购买力。它不但使更新在生产中损耗的不变资本成为可能，它还用剩余价值中的积累去购买更多的不变资本。
以Ⅰc+Ⅰv+Ⅰs代表着生产资料的价值，Ⅱc+Ⅱv+Ⅱs代表消费资料的价值，就可以把资本主义市场全部商品供求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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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 |
求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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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资料 Ⅱc+Ⅱv+Ⅱs. |
Ⅰv+Ⅰ(s减去在c所积累的s)： 生产资料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资料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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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v+Ⅱ(s减去在c所积累的s)： 消费资料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资料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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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 Ⅰc+Ⅰv+Ⅰs. |
Ⅰc+Ⅰc所积累的s： 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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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c+Ⅱc所积累的s： 从事另一部类生产的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 |
为了使制度平衡，必须两个程式都产生效果，两部类商品的供求达到平衡：
Ⅰc+Ⅰv+Ⅰs =Ⅰc+Ⅰc所积累的s+Ⅱc+Ⅱc所积累的s
Ⅱc+Ⅱv+Ⅱs =Ⅰv+Ⅰ(s减去在c所积累的s)+Ⅱv+Ⅱ(s减去在c所积累的s)去掉两个程式中双方的共同项，我们两次得出同一程式，这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普遍平衡的条件：
Ⅰv+Ⅰ(s减去在c所积累的s)=Ⅱc+Ⅱ c所积累的s
资本主义市场的这个平衡程式并不是虚构的。Ⅰv+Ⅰ(s减去在c所积累的s)，即付出的工资和生产资料部类内未积累成为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就是生产资料生产所创造的对消费资料的需求总额。Ⅱc+Ⅱ c所积累的s，即消费部类内需要更新的不变资本和需要积累的不变资本，就是消费资本生产所创造的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总额。这两个数值之间的程式，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平衡程式仅仅意味着：只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引起消费资料的需求等于消费资料的生产所引起生产资料的需求，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达到平衡；换言之：只有资本主义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商品的彼此供求恰恰相等，资本主义市场才能达到平衡。
均衡程式确立了在一定的并明确界定的时期内，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和购买力（既作为这些商品的对应价值）两者之间的一种静态的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情况是有时间性的过程，即一个生产周期是紧接着一个生产周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提出了社会和经济性质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统称为再生产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如要能存在下去，首先必须再创造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条件：即生产资料（资本）为一个社会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社会阶级则为了挣钱取得生活资料必须出卖劳动力。因此第一，工资必须“明显地规定下来，并分发出去，以便使挣工资的那一批人能维持生活，使他们为给他们发工资、并完全出于自私自利才养活他们的那些剥削者继续劳动。工人劳动仅仅是为了活命，决不能发财致富、逐渐脱离原来的主人并把自己提高与东家平起平坐，最后同他进行竞争（25）。”（This quote has been used in previous chapters， and should have the same translation）
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雇佣劳动者的特征是：绝对无法积累任何财富。“他们所以成为雇佣劳动者，正因为他们贫穷，而正因为他们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得继续贫穷下去”（26）。
储蓄的统计数字不容置疑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大部分劳动人民在一生中把所挣来的都消费掉，他们不可能积累任何资本。他们的储蓄严格地讲只是延迟的消费；他们的“积累”不过是耐用的消费资料而已（最好的情况只是有一所自己的住宅）。
例如，在1946-1950年这一时期，英国人民62.4%占有英国资本的3%（！）即每人大致有四十四镑的“资本”（27）。在比利时，同一时期，27.5%的家庭只占有私人财富的2.2%，即每户不到五万法郎；48.8%的家庭占有私人财富的20%，即每户不到二十五万法郎，等于一所工人小住宅的价值。在美国，1935-1936年90%（！）的家庭只占有储蓄总额的19%；1947-1948年90%的家庭只占储蓄总额的22.5%。必须指出，在这同一时期内，40%到50%的家庭毫无储蓄！（28）
其次，商品的售出必须能使资本家把花费在生产中的资本收回，并取得新制造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能完成这两个条件的。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情形并不如此。海尔科维茨叙述定居在西伯得亚东南部以放牧驯鹿为生的丘克希部落的情况如下：
“丘克希族若干家庭非常穷困，几乎不占有鹿群，这些人长期地去富裕的家庭劳动。他们辛勤劳动的代价是得到鹿肉和皮。但是他们从这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去，须自己提供驮重牲畜。一个家庭在这种条件下劳动，每年取得上述生活资料外，如果主人满意他们的工作的话，还能得到十来头小鹿。这样顺顺当当地过了五年后，这些牲畜和它们的幼畜就能使这个家庭得到百来头驯鹿，从而过独立的生活（29）。”
同样的，中世纪的帮工成为手工业作坊主是很平常的事，至少他们可以抱有这样正当的希望。相反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却是不断地产生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的连续性还对新生产的商品在性质上有所规定。要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生产周期，使消耗在生产中的资本至少能恢复原状。因此必须能再生产出足够的生产资料，使消耗在连续的生产过程中的机器和原料至少得以补充，同时能生产出足够的消费资料，以保证劳动力的恢复。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归根到底是以劳动时间的经济为基础的。因此，必须使全部可用的社会劳动时间中有一定的比例来维持、修理和再生产劳动工具，用来维持田地和房屋；不然经过若干时间后，生产就不照原来的规模进行下去，而社会将不折不扣地贫困化。
在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里，问题只在于分配全部可用的社会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代表着一个商品的生产方式，问题就复杂多了。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继续下去，在一系列生产周期中必须：
第一：生产出生产资料以便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出消费资料以恢复劳动力。
第二：创造出购买力，并真正地把它花费掉，以实现这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值。
第三：分配这种购买力使得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者之间的供求达到平衡。
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各项经济问题，主要就是研究这三个条件所引起的各项问题；这三个条件如果不能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即告中断。
简单再生产表现为能够保持社会财富但不扩大社会财富的一系列的生产周期。在一个只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里，简单再生产意味着产品年产量足够养活一个稳定数字的公民和补偿这一年内消耗的劳动工具，在一个生产商品的社会里，简单再生产意味着年产量（全国净产量）的价值恰好足以用来再生产劳动力、劳动工具、一年内消耗的原料总量，并养活有产阶级。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简单再生产意味着年剩余价值全部地和非生产地被资产阶级消费掉，没有任何资本积累。[14]
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生产方式虽然长时期进行简单再生产，但是其中大多数在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也都达到了扩大再生产阶段。这就是说，劳动工具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财富在产品储存特别是在补充工具的储存的形式下有一定程度的积累。简单的积累食物储藏已经意味着一种原始形式的扩大再生产。
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所有以前的生产方式的区别恰恰在于，资产阶级活动和经营的目的不在于非生产性的消费，而在于生产性消费，即社会剩余产品的资本化。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最通常的再生产的形式，简单再生产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
资本主义生产连续性的三个条件，在简单再生产的范畴中如何表现呢？假定所有商品年产量的总价值为九千（百万货币单位）。为保证生产能继续下去，这些商品中必须有一部分是生产资料——机器、原料、工业用房屋、辅助产品、动力等——另一部分是消费资料。假定在价值上面，三分之二的产量，即6,000是生产资料，其余三分之一，即3,000是消费资料。那末，假定两大部类生产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便可以确定社会年产量如下：
Ⅰ：4,000c+1,000v+1,000s=6,000 生产资料
Ⅱ：2,000c+500v+500s=3,000 消费资料
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总价值为：6,000（I部类为4,000，II部类为2,000）。这些资料可以得到补偿，因为同一时期内生产出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6,000。社会劳动力则需要价值1,500的消费资料才能得到补偿。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消费资料的生产是3,000。
全部商品售出使资本家得到9,000。这9,000中，6,000是更新不变资本（生产资料）所必需。余下的其中1,500是重建可变资本（用来买进下年度劳动力的现金资本）所必需。余下的另外1,500即是利润，亦即年剩余价值。按照定义，剩余价值在简单再生产中是全部非生产性地消费掉的，所以这1,500应该用来买进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确实是现成的，因为消费资料的生产达到3,000，而1,500已经足够用来再生产本年度内所消耗的劳动力。
供求两方在两大部类中最后达到平衡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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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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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 |
总生产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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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方 |
Ⅰ部类的资本家 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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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部类的资本家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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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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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 |
总生产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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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方 |
Ⅰ部类的工人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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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部类的工人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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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部类的资本家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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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部类的资本家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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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创造出的购买力的分配恰好使得生产出的商品全部卖掉。这些商品既然就这样从市场上消失了，我们可以在第一部类用4,000不变资本，在第二部类用2,000不变资本；在第一部类用1,000闲置的现金资本作为可变资本，在第二部类用500闲置的现金资本，利用与上一周期开始时同样大小而现已完全恢复的劳动力来进行一个新的周期。换句话说：新周期的出发点同上一周期的生产水平完全一样。简单再生产就这样实现了。
扩大再生产是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一系列的生产周期。在一个只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里，扩大再生产意味着年产量超出养活全体公民和保持劳动工具总量的需要。社会财富增了殖，其形式是劳动工具总量增加，食物贮藏增加等等。这样的扩大再生产是使居民或多或少地能继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在一个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扩大再生产意味着年产品（国民生产总值）的价值高于本年度消耗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原料总量，以及有产阶级生活必需品的价值。
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扩大再生产意味着剩余价值分成两部分：被资本家、他们的家属和随从人员非生产地消费掉的一部分；和生产地消费掉的一部分。后一部分用来积累和投资，在补充机器、原料、工资的形式下转化为资本，以便用比上一周期更大的——更大价值的——资本进行新的生产周期。
资本主义生产连续性的三个条件在扩大再生产的范畴内如何表现呢？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一个周期中所创造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应该相等于同一个生产周期中所消耗的不变资本的价值。而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就不能这样，不然就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去增加不变资本。因此，扩大再生产的先决条件是，必须生产出超过上一个生产周期所消耗的生产资料（这里不是指数量要更多，而是指价值要更大）。这些额外份量的生产资料恰好相等于用来积累而成为新增加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基于同一道理，还必须生产出比上一周期中被工人和资本家买走的更多的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为额外的可变资本（工资）提供了对应价值，而这些额外的可变资本作为购买额外劳动力所需，本身又是积累中用来增购劳动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假定，本年度的全部毛产品价值为14,400（百万货币单位）；其中7,000为生产资料，4,400为消费资料。如果我们假定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是相等的，而第二部类的利润率高于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第一部类；毛产品价值可以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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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期 |
Ⅰ：4,000c+1,500v+1,500s=7,000生产资料 |
1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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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000c+1,200v+1,200s=4,400消费资料 |
同样，假定第一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剩余价值分成：500用于非生产消费，1,000用于积累而其中700转化为不变资本，300转化为可变资本。至于第二部类的资本家，他们把他们的剩余价值比如说分成：700用于非生产消费；500用于积累而其中300转化为不变资本，200转化为可变资本。
在上一个生产周期中，两部类所消耗不变资本的总额是6,000。生产资料总生产超过6,000而达到7,000。增长的1,000生产资料使第一部类的资本家积累不变资本700，使第二部类资本家积累300。而在上次同一个周期中消耗掉消费资料是3,900（两部类全体工人2,700；第一部类资本家500，第二部类资本家700）。而消费资料生产的价值却达到4,400。这样增长的五百消费资料便使扩大再生产中增添的工人能够得到他们的工资等值，即积累成为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第一部类为300，第二部类为200）。
这样，前一个周期既提供了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和购买力，继续生产就有了保证，因为购买力的分配能使两部类的供求趋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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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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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7,000：总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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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方： |
Ⅰ部类的资本家4,000：c的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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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部类的资本家2,000：c的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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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部类的资本家700：积累而成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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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部类的资本家300：积累而成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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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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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4,400：总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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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方 |
Ⅰ部类的工人 1,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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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部类的工人 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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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部类的资本家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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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部类的资本家 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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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成为Ⅰ部类资本家的v的等值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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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成为Ⅱ部类的资本家的v的等值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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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的生产周期开始时资本情况有如下表：
Ⅰ：（4,000+700）c+（1,500+300）v.
Ⅱ：（2,000+300）c+（1,200+200）v.
假定剩余价值率能百分之百的稳定，第二次扩大再生产周期的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就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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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期 |
Ⅰ：4,700c+ 1,800v+1,800s=8,300 生产资料 |
13,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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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300c+1,400v+1,400s=5,100 消费资料 |
再假定第一部类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分成：非生产性消费600；积累1,200（其中800转化为c，400为v）。第二部类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分成：非生产性消费700；积累700（其中500转化为c，200为v）。照前面所指出，我们可以得出第三次扩大再生产周期生产的价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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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期 |
Ⅰ：5,500c+2,200v+2,200s=9,900生产资料 |
15,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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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800c+1,600v+1,600s=6,000消费资料 |
以此类推。
由此可见，扩大再生产表现形式是：每一部类的商品总值在周期中一次比一次增长，而每一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在增长。在简单的再生产中，这些价值在每次周期中都是固定不动的。
按照上面的图表，每个部类都能实现本部类的工人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但是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发展是有矛盾的，因为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利润率均分的问题。由于利润率均分，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各部门（即第一部类）可以占有其他部门工人创造出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要改动上述图表也不困难，只须把整个资本的利润率计算出来，然后把第一和第二部类的商品价值改成它们的生产价格。[15]这样，我们得出扩大再生产一系列的周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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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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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4,000c+1,500v+1,705利润=7,205 生产资料 |
1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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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000c+1,200v+995利润=4,195 消费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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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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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4,905c+1,800v+2,060利润=8,765 生产资料 |
13,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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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300c+1,400v+1,140利润pr=4,840 消费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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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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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6,005c+2,160v+2,450利润=10,615 生产资料 |
16,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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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760c+1,600v+1,310利润=5,670 消费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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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
同时，我们从上面图表中可以发现利润率下跌的趋势，在第一周期中的利润率为31%，第二周期降到30.75%，在第三周期中降到30%。[16]
可是，切不可对这些图表加以不确当的理解。随意选几个基数或图表中不同项目之间的基础关系作为根据，经过若干周期后也是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规律，包括所谓“必然崩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亨利克·格罗斯曼就是这种做法的）。但是这种做法是彻头彻尾的笔墨游戏。
实际上，再生产图表只是表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连续性的条件，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程中所具有具体条件包括在内：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非资本主义环境中的诞生；资本从这一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信贷的参与；货币价格的作用等等。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是为市场生产，是商品生产而不是为了在各生产部门之间有意识地分配社会资源，那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程中的具体条件便既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又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具备周期性的特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比如说，如果没有竞争的鞭策，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和这种增长所引起利润率逐渐下降的趋势就无法理解。
把这一切具体条件排斥在外的再生产图表不能也不应该拿来“揭示”这些发展规律，或者“揭示”这种周期活动的原因。这些图表至多表明，尽管千千万万资本家穷凶极恶地彼此竞争，从而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运动，然而哪怕生产遭受频繁的周期性中断，毕竟放长了看还是能保持生产连续不断。当我们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些图表的用处。这问题是：既然生产的价值和生产的比例似乎由成千上万企业主各自决定的，而这些企业主又彼此隐瞒各自的打算，那末生产的连续又到底是怎样才能保持下来的呢？再生产图表就是用来说明，维持生产的连续性需要具备些什么条件。
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这些连续性的条件是通过连续性的中断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连续和中断的统一。
“进步不但通过动荡来实现，这些动荡既是单方面又是没有协调的…资本主义全部历史充满着爆炸和剧烈的灾难…它的演变不是通过和平改变，而是通过一系列爆炸来推翻原有的结构（32）。”
在这个意义上，图表指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各种因素之间，比如说是每十年或每一周期的平均比例。这些图表恰恰要求在这个抽象的图表中取消一切决定生产周期运动的因素。因此，这些图表既不可能拿来具体地解释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因，也不可能拿来具体解释爆发危机的原因。
分析扩大再生产的各种条件，同时也就是分析最后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经济增长有两项必要充分条件。
1． 人均产品必须超过必要的产品，即社会的生产必须超过消费（包括在劳动工具损耗形式下的消费）；
2． 这项纯剩余（至少部分地）必须成为额外的劳动工具，即必须用于生产性消费。最低限度的一个情况是：这项纯剩余必须用来养活更多的生产者，并且通过改善这批生产者的营养，立即提高生产者的生产效率。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即追加劳动工具的纯产品，只是推迟到下一个阶段才出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两个条件正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
1． 必须有剩余价值，而这项剩余价值不能全部被资本家消费掉；
2． 未消费掉的剩余必须有一部分投资成为新的不变资本。
一般地说，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增长率有三个根本性的比例：
a) 利润绝对额（s）和它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
b) 没有用作非生产性消费的利润的绝对额（剩余价值 - 消费掉的剩余价值）和它与国民生产总值（及与剩余价值总数）之间的比例；
c) 这些投资成为生产资料的利润积累的绝对额（剩余价值 - 消费掉的剩余价值 – 以可变资本形式积累的剩余价值 - 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和它与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剩余价值总数之间的比例。
由于这三个比例彼此是结合的，我们不可能把其中之一单独地抽出来断定经济增长相对的慢（或快）。
因此，一个国家的生产性投资之所以十分低微，可能不是由于利润和剩余价值额（或率）的低微而是由于这个剩余价值中有很大一个比重用生产性投资以外的形式，非生产地消费掉或者积累起来（例如：地产投机、贵重金属贮藏、不以生产为目的的资本输出等）。这种情况特别出现在一系列的不发达国家。[17]
同样，大幅度提高工资必然引起利润降低，但是说因此必将使经济增长放慢，那也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假设只有在上一个阶段内全部剩余价值都已投资于生产的情况下，才会是正确的，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工资增长相反地只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它必然迫使有产阶级缩减他们的非生产性消费，缩减与生产无关的积累，他们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剩余价值的相对增长（即劳动率的增长）来抵销剩余价值率暂时的降低。
根据收入论——庞杂的而且纯粹是描写性的标准——来进行国家会计决不能发现生产资本积累的潜在源泉，换言之，决不能发现剩余价值，社会生产的总额。因为这办法对劳动者家庭的生产性消费，与有产阶级非生产性消费，包括他们的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和纯浪费的消费不加以任何区别。这种办法又把用来满足迫切需要的平民住宅的建造和华丽的公司和银行大厦的建造列入同一项目；而银行建造大厦往往是为了逃避税赋，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生产性投资”。在“公共投资”这一项目中，这办法又把生产性投资和购买军用物质（典型的非生产性开支）混在一起。
因此根据社会结构来改变国民经济核算的计算方法已是当今急务，只有这样才能用剩余价值和潜在的闲置资金积累的观念去代替抽象的（或者纯货币的）储蓄观念。[18]
在上面所说的各例子中，我们的根据是假定现有的企业和劳动力已经全部就业。但是这种假定是很少符合正常的现实生活的。因此，经济增长不仅有可能是生产资料增产的结果，而且也可能是更好地运用（更合理地、不间断地运用等）现有生产资料的结果。在这种情况 下，重要的不是生产性投资？率的增长，而是生产力（人和机器）的更好的运用。但是，这种情况对短时期的前景（尤其是发生了危机时！）虽然是十分重要的，对较长时期的前景来说却是一个中间阶段。一旦现有的生产资料全部使用上了，经济增长就立即重新与生产资料的扩大趋于一致。
缩减再生产体现为不能再保持社会财富，反而引起社会财富紧缩的一系列生产周期。在一个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里，缩减再生产意味着年产品的总量不足以养活全体公民或不足以保持现有的劳动工具总量，或者两者都保存不住。在一个商品生产的社会里，缩减再生产意味着年产品的毛价值低于劳动者阶级的报酬、消耗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工具和原料的价值、以及养活统治阶级的商品价值这三者的总和。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缩减再生产意味着资本家由于各种原因无力更新已消耗的不变资本，分发的工资不能使生产者用来恢复他们的全部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缩减再生产可能是两组不同的事故的结果。首先是由于天灾人祸，例如：水旱、地震、侵略、瘟疫、战争、内乱等，而生产突然下降。
假定一个农业社会的总需要是每年一千吨小麦，其中七百五十吨用来消费，二百五十吨留作种子和用来交换最需要的其他产品。假如一连好几年收成跌到五百吨，而且一无外援，这个社会必然会发生全面的缩减再生产。种子将会不足够，一部分土地将荒芜起来，一部分居民遇难，生产者（劳动力）减少。即使有一年收成好了起来，但是生产较前少，播种的麦田面积较前少，生产出的小麦也就比前少。
缩减再生产也可能由于可动用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情况出现了变化。为了保证经济生活照一定的水平继续下去，必须生产出使用价值，使恢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因素--即劳动力和劳动工具—成为可能，但是事实上劳动力可能用得不得其所，对再生产没有好处，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不能恢复一定时期所消耗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缩减再生产，因为一部分消耗掉的生产资源没有得到恢复，因而只能依靠缩减了的资源来进行生产。
历史学家伊倍哈尔指出：蒙古皇帝在统治中国的时候，曾征集大批贫苦农民服劳役从事修建华美的宫殿（33）。这些农民派去大兴土木势必抛下田地任其荒芜。这样便出现了一连串缩减再生产的周期，因为如此分配社会可动用的劳动力引起了社会基础部门即农业的生产下降。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我们可以遇到两种并行的缩减再生产形式。首先是由于生产突然下降，由于经济危机所引起的缩减再生产。它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所发生的情况相反，不是由于生产量的下降而是由于生产价值的下降，从而引起生产连续性的中断，即引起经济危机。但是，经济生活紧缩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其特征则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危机没有两样。生产价值的下降引起工厂倒闭，工人解雇；这些又反过来加剧总购买力的紧缩，商品滞销，价格下跌，工厂闭门。在危机月复月地——在延长的危机中甚至年复年地——资本、工人、生产不断减少，生产基础也越来越缩小。
同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缩减再生产也有可能是因为现有生产资源的分配情况起了变化。如果把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劳动力用来生产既不能恢复不变资本也不能恢复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那末经过若干时间后必然会发生缩减再生产，即不得不用较少的不变资本和劳动力来进行生产。
战争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缩减再生产的典型例子。战争经济意味着不变资本和劳动力的一部分生产资源用来去制造毁灭武器，其使用价值既不会恢复机器和原料的总量，也不会使劳动力复元，而相反使这些资源遭受破坏。因此，战争经济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不是使不变资本（财政方面的折旧，和物质方面的更新）无法维持，[19]就是使劳动力不能全部恢复，这一方面由于工人的消费下降过低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跌，另方面由于劳动者绝对数字的降低。
因此，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民收入与和平时期的收入可在下表作比较（单位：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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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
1943年（折合1938年的英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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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支 |
837 |
3,8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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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消费开支 |
4,138 |
3,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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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私人开支 |
305 |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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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投资 |
-55 |
-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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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 |
5,225 |
6,530 |
（3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照这样算法，战争经济可以伴随着国民实际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在一部门产品增长的同时，必定有其他部门的产品减少或者总生产的增长。如果像一般估计法那样把政府在战争时期购买的物质或劳务当作制成品，那末可以预见，总生产有了增长，而同时战时民用产品的生产却减少了……（36）
生产毁灭手段的资本家出卖坦克、飞机和炮弹，这种商品生产确实也在市场上实现了价值。但是这些商品并不进入再生产的程序，国民收入这样的增长必然带来现有不变资本总额的绝对减缩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下降。
第二次大战时期英国的例子还比较不算十分惨重。在日本，纺织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迫把三分之二的纺棉绽子熔化成铁（37）；第二部类的固定资本变成了第一部类的流动资本。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平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之大，以至大规模地利用强迫劳动重新变成符合经济原则。
这种紧缩再生产可以用下列图表来说明，其中加上第三部类，即毁灭性资料生产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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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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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4,000c+1,500v+1,500s=7,000 生产资料 |
11,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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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000c+1,200v+1,200s=4,400 消费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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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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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4,000c+1,500v+1,500s=7,000 生产资料 |
13,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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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000c+1,200v+1,200s=4,400 消费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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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1,000c+500v+500s=2,000 毁灭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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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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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3,900c+1,200v+1,100s=6,200 生产资料 |
1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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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800c+900v+800s=3,500 消费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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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1,300c+600v+500s=2,400 毁灭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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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类推。
这个图表是假定在第一周期之后，第一和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所积累的剩余价值全部投入军备工业。这样，在第二周期中，第一和第二部类的生产就不再增加。当然，我们可以加入好几个中间周期，在这个期间继续投入第一和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积累越来越少。
第二周期生产出的七千生产资料将分别分配在第三周期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部类，这样第一和第二部类可用的生产资料就比前减少而开始出现缩减再生产现象。第一和第二部类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由于在市场上找不到对应价值就不可能再投入这两个部类，而成为资助第三部类的手段，或者储藏起来（例如强制储蓄，公司的准备金等）。同时给予工人的消费资料的价值也在缩减，这样就引起劳动效率下降和剩余价值率的缩减。[20]
下面图表很明显地表明：在战争经济范畴内，消费资料和若干生产资料受到毁灭手段的生产的影响后发生缩减再生产的情况（39）：
德国各工业部门的生产价值在全部工业产品价值中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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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
1939年 |
194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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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工业 |
34.4 |
31.4 |
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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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煤炭工业和采矿业 |
7.5 |
7.4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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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和建筑工业 |
39.5 |
34.9 |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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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金属制造包括毁灭资料的生产 |
15.3 |
21.8 |
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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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资料工业 |
30.5 |
27.6 |
19.0 |
|
其中纺织工业 |
7.5 |
5.0 |
3.7 |
|
食品工业 |
11.4 |
11.9 |
7.0 |
工人运动的高涨以及人民对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收入不平等的愤慨引起有产阶级采取自卫手段。自英国建立所得税后，特别是美国试行“新政”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强调指出：国家——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通过预算把很大的一部分国民收入进行了再分配，这是一种不利于有产阶级而有利于劳动阶级的再分配。
他们说，征收递增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能减轻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状态。国家举办所有公民都可享受的免费事业：例如义务教育、维修公路、公共卫生以及英国的免费医疗等，主要对居民中最贫穷的人有利，并且能够进一步平衡公民的收入。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绝对不是走向收入的集中，而相反，是走向收入的分散，走向收入越来越平均。
关于财富和所有权，特别是工业所有权和转化为资本的储蓄的所有权，这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更显得荒谬绝伦——我们手边所有的资料都证明这种所有权是越来越集中。[21]但是关于收入方面，一般都认为国家的行动确实是起了减轻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是这样，那末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近的演变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国家的收入一般地有两个不同来源：直接所得税和间接税，即商品出售价格的提高（国家发行纸币的后果与间接税相同）。如果递增所得税确实对富裕阶级比对贫穷阶级打击更重的话，那末间接税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总的说来，消费税打击收入低的阶级更甚于收入高的阶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所得税的平衡作用（40）。”
我们发现在法国，雇佣劳动者在1949年付出的间接税高达4,505亿法郎，而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只付出2,715亿法郎。在英国，最贫穷的纳税阶级（年收入五百镑以下）付出的各种税项由1937年的4.99亿镑到1949年的17.91亿镑，这就是由于在这个时期内间接税增加了四倍。在丹麦，间接税使穷苦纳税人阶级的收入减少了11.2%，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只减少了9.1%（41）。
不错，在美国，间接税在国家预算的收入项内只占一个较小部分。但是必须注意到在这个国家里直接税对工资和待遇的影响，而它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正起着更大的作用。例如在法国，雇佣劳动者付出的直接税额比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付出的还高！在比国，雇佣劳动者的收入虽然只占国民收入的50%，而1959年所付的所得税却占了57. 5%（42）。
如果我们把劳动者所付的税和他们在社会保险等名目下得到的利益列成一个表，一般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收入再分配的利益对他们是微不足道，甚至绝无仅有的。罗基埃和阿尔伯特考察了法国的情况后说：
“虽然我们无法了解，非农业雇佣劳动者阶层收入从上而下的再分配究竟有些什么具体后果，但是毫无疑问后果是不会很大的……社会工资的比重相对增长，并不提高雇佣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总比重。因此，雇佣劳动者可以随意花费的那一部分收入是显著地有所减低（43）”。
关于英国，维威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战后在英国出现的扩大再分配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再分配是在纳税人各阶层内部进行的，广泛地与消费（习惯）相关，而不是取之于富裕阶级还之于大众…战后大部分对个人税(personal tax)的增加是通过针对消费品的间接税，因之是加诸于酒、烟草、和非功用性的衣物和家用品的消费者身上的。那些从再分配得到好处的人，恰恰是受这种累退税影响最大的工人阶级。总的来说，低收入阶层所收到的再分配，其实是由自己支付给自己的。（44）”
有人反对说，这种纯然货币观念的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免费的物质好处，例如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从而寿命延长，消费构成有了某些改进，先进工业国家工人的文娱开支的增长等等。这种说法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但是正如丹麦经济学家林倍、乌申和瑞坦所指出的，国家给劳动者办的一些“福利事业”与其说真是想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倒还不如说是“为了尽可能使受益者去适应生产劳动的要求”（45）。同样，平均寿命延长只是意味着劳动者可以从事生产的寿命延长；原来可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二十五年，现在延长至四十或四十五年。在劳动力价格中包含着一个相对因素，[23]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平均文化水平决定着一定的平均需要。因此，国家保证雇佣劳动者享受免费的福利，而不用他们花掉货币工资去购买，这只表明国家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代表把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支付给工人而已。国家并没有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工资，它只是起一个资产阶级总司库的作用，把一部分工资集中起来而后拿来实行某些需要的社会化而已。
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况：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利于工人阶级。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来自某些诡辩家的所谓“社会资本主义”，而只是大规模的赎罪行为。
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或战争失败的灾难时，国民收入再分配确实能给最贫困的阶层带来若干实惠（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失业者，在第二种情况下是战争受害者）。这些阶层的居民必须包括在无产阶级内；因为这些阶级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拉萨尔阶层”。
在西德，战争残废者、法西斯和种族压迫的受害者，退伍军人以及因战争时少吃少穿而患病的人计有几百万。由于政府的再分配，这批“拉萨尔阶层”领取的钱占国民收入10%。但是必须承认：如果劳动者了解到他们只是成为失业者或战争残废者以后才能“享受”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好处时，他们一定会很不满意的。
显然，这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措施，只是一种为了避免社会机器爆炸而使用的滑润油，这无论如何不能用来否定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的一种经济发展。
西蒙·库兹涅茨在1953年出版的著作里（46）曾试图分析美国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效果。他得出的结论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富人——1%最富有的纳税人——的净负担（即把直接税考虑进去之后）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惊人地在下降，由1919-1938年平均的百分比14.3%降至1948年的7.9%。
但是他的研究方法还是有着严重的缺点。首先，他的研究仅仅根据纳税人的申报，而大家知道凡是经济自主的人，特别是富人，为了逃避捐税总是少报收入的。[24]
他的研究只计算直接税，而没有考虑生活费用的上涨，而生活费上涨对收入菲薄的人是大为不利的。他的研究中分类又是随随便便的，例如什么“1%最富有的纳税人”“7%最富有的纳税人”等等。他并没有根据具体的社会类别。
如果我们对官方统计重新加以考察，即使不把瞒报漏报的收入考虑在内，我们也可以发现低收入所占的比重极少有所增长，下表即足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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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 |
50%的户数领到26.8%的个人家庭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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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 |
50%的户数领到22.6%的个人家庭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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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
50%的户数领到22%的个人家庭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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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
50%的户数领到21.2%的个人家庭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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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
51.9%的户数领到24.9%的个人家庭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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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
51.7%的户数领到25.2%的个人家庭收入； |
上面的数字很难用理解为低收入人士所占的比重有了历史性的改善，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上述 1956年有51.7%的户数每年收入不到五千美元，1944年有51.9%的户数每年收入不到三千美元。而且1944年至 1956年之间的美元购买力下跌40%，因此 1956年的五千美元刚刚只抵到1944年的三千美元（48）。
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1929年 7%收入最高的纳税人个人收入占30.3%，1956年10%报酬最高的纳税人个人收入占31%。因此“再分配”只造成中等阶级上層的若干扩大。这是任何繁荣时期颇具特点的一个现象（这种现象由于逃税而在数字上不无“夸大”）。当我们发现，3.8%的家庭收入超过一万五千元，在 1956年却占全国家庭收入的17.3%，而在1929年2%的家庭便占了同样的百分比时，这个印象对我们更加深刻了。[25]所以“富人”所占的比重极少变动，他们只是人数更多了。[26]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40%的纳税人全部收入还低于3.8%的富人（前者所占的比重由1910年的20%降至1950年的13%左右！），那末企图从这些数字中找到任何征象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传统的资本集中和收入集中趋势发生了逆转，那无异于缘木求鱼（51）。
[1] “假设原料通过机器……增加了价格，那末可以说机器便放弃了自身的一部分价值，因为这部分价值已经体现到成品里面去了（1）”。但是要机器“拿出”它一部分的价值，必须由活的劳动力来运用和转动。没有活劳动力的运用，机器就不值一文。
[2]参阅本书第六章《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及《商业资本和投入分配的劳动力》两节。
[3]如果农民和手工业生产的商品与资本主义部门的商品出现了竞争，可能发生三种情况。或者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同社会平均劳动率相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产品可以十足地按产品价值售出。或者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这是最经常发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将向某些资本主义经济转移。或者他们的生产率高于社会平均生产率（这是极稀有的情况，这情况就是某一手工业部门的总产量不能满足购买力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小商品生产者便取得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极小一部分。这最后一种情况主要出现于突然匮乏的时期，在战争时期或战争刚结束不久的时期等。
[4]让·马查耳和雅克·勒加翁（2）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随意加以注解，企图以马克思为根据，证明非生产性部门的雇佣劳动者的报酬是从生产性部门雇佣劳动者的报酬那里分来的。不错，他们也引用了其他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的文章。但是，他们这种考察总的说来，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是从资本积累的具体条件出发的。在一个已没有可能取得高于平均利润的投资场合、实现剩余价值已越来越困难的时代里，非生产性部门的发展主要是为了限制周期性失业，并使实际工资大大地稳定下来（甚至增长）。
[5] 劳务是使用价值的有用的结果——对于熟练的劳动尤其如是——因为劳务并不体现在一个物质的产品上，劳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发生的。
[6]博埃和耶迈强调指出：在许多不发达的国家里，乞丐的收入绝不是微不足道的（4）。
[7]特别是这些活动是以间接税收入来支付的。
[8]参阅本书条第十八章，在这一章里，这种思想有个绝妙的实例。上面所引起的一段话对于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有价值。某些著作家例如马尔科维什（7）曾认为：在落后国家取得劳务虽然可以当作转移性的支出，但是对先进国家却不能这样作。我们尤其不能忽视以劳务交换劳务的那种交换。但是即使按照目前学院派的想法，一个失业者买入劳务是应该排除在外的。第三阶段的转移丝毫不能改变这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9]但是这位作者写到下面一段话时却又错误地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混为一谈：
“考虑这样的两个国家。在其中一个，家庭服务是由家庭之外提供，或付薪在家里进行，而家庭主妇则利用空余的时间到外面上班；在另一个国家，家庭服务均由家庭成员无偿提供。按照目前实行的计算法，前者的国民收入比后者的高。但实际上，前者的生产并不会如两个国民收入之间的差额所指出的那样高（9）。”
作者忘了在这样“空余的时间”内，家庭主妇已成为工人，她们生产出新的商品，从而创造了新的价值，这样才如实地反映了在国民收入的计算里。而且就是从计算全国劳动小时的角度来看，家务劳动由专门企业去搞可以大大节约社会劳动时间。
[10]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阐述，参阅本章最后部分、下一章及第十四章的“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一节。
[11]到底应该把间接税看作是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按照市场价格来估计国民收入呢？还是应该根据各种生产要素来估计国民收入，并在扣除去国家占有的间接税这一部分后重新估计国民收入的各个份额呢？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不休，但是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
[12]当年更新的流通不变资本的价格，再生产的原料储存，在这表上也可以分成：c（固定资本）+ v + s + 间接税。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样的作法是恰当的，尤其是原料储存的价值被保存下来了。因为如果体现在制成品生产的原料不算作新的价值而算作保存下来价值，那末这些原料的生产显然会创造出新价值。
[13]一部分独立生产者的收入除外。
[14]乔安· 罗宾逊假定资本家不拿一点利润用于他们非生产性的消费，所以他在《欢乐之乡》一书中描述简单再生产说：“全部劳动都用来生产消费资料和保持现有的资本。（30）”
[15]在第一周期中,1,500s+1,200s得出总剩余价值2,700,即8,700总资本的利润率是31%。第一和第二部类生产价格的计算法,就是把利润31%并入各自的资本内。在第二周期中,1,800s+1,400s得出的总剩余价值3,200,即总资本10,405的利润率为30.75%。在第三周期中2,160s+1,600s得出12,525总资本的剩余价值为3,760,即利润为30%。我们假定在第一周期中,第一部类非生产性消费掉的利润为500,在第二部类为495；在第二周期中,第一部类为600,第二部类为480。
[16]有些著作家（31）硬说用这种方法计算势必造成错误和矛盾，因为每一周期中c 和 v的价值并没有变成生产价格。这种说法毫无根据。c 的生产价格来自上一周期均分的利润率。它是一个固定的数据，不管资本家在竞争中遭受失败或获得成功，他买入的机器、原料等等付的（或欠的）是事先规定的价格。至于简单再生产图表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那确实是不正确的，但并不是由于上述著作家所举出的理由。这种转化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而简单再生产图表中和这种图表所反映的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恰恰是没有资本主义竞争的。顺便指出：因为他们在推论的时候，把黄金工业的各种条件也引用了进去，上述各著作家就把生产价格和市场上的货币价格混淆了。
[17]参阅本书第十三章。
[18]在本书第十六章中，我们着力地证明最高的积累率永远不会产生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因而它永远不会是最优的积累率。
[19]这样程度的缩减再生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美国发生过。新的固定资本（耐久的装备）的生产曾由1929年的七十三亿美元和1940年的六十九亿美元降低至1942年的五十一亿美元，1943年的三十一亿美元和1944年的四十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现有固定资本的年损耗估计为八十亿美元。1943年新资本的净形成下降到国民收入的1%以下。在同一时期，战争开支在1942年占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2%，1943年占到43%，1944年占到43%（34）。
[2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曾大致上达到这样的缩减再生产的第二周期，至少体现了生产资料部类的停滞。战争末期，英国、德国，尤其是日本曾达到了第三周期，第一和第二部类的生产降低了。雅克敏教授研究了经受过一年定量配给（面包供应比平时减少25%，脂肪、肉类和马铃薯减少60%，蛋、鱼减少75%）的五百名比利时矿工和炼钢工人在1941年5月到6月的健康情况指出：64%工人的体重比正常的体重降低了至少四公斤——有的甚至下跌十五公斤。结果是血压下降，长期感到疲劳，劳动效率迅速下降（38）。
[21]参阅本书第七章，有关股票的“分散”各节，及第十二章。
[22]在西德，1960年间接税的收入为二百七十五亿马克，而1928到1929年威玛共和国时期的间接税收入只达三十八亿。在同一个时期，工资和薪金只增加150%。
[23]参阅本书第五章。
[24]全国经济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施东玛·科尔密斯博士（Selma Goldsmith）认为1946年美国有24%的红利、29%企业主收入和63%的利息收入未曾申报（47）。
[25]德国官方统计表明，1928年88.84%的纳税人占私人收入的61.1%；1950年86.05%的西德纳税人占私人收入的59.7%。在金字塔的另一端，1928年0.45%的纳税人占私人收入的11.1%，1950年1.24%的纳税人占私人收入的10%。1928年4.3%最富有的所占的比重是24.7%；1950年4.4%最富有的人所占的比重是23%（49）。
[26] “尽管人们对高税率怨声载道，美国收入在五十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的数目自1945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大多数的财主通过这种那种方法年年总能使自己的财富不受捐税所削弱。他们的律师和法律顾问又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大老板去发掘哪些利润可以不用付税，于是他们所设计的单子上列满了由公司支付的巨额养老金、到名山大川的休养费、游艇费用、俱乐部会员会费（有四分之三的公司是替他们的高级成员支付这笔钱的）以及阔绰的业务津贴（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