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相关链接：克里斯·哈曼

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晚近苏联现实：
厄内思特·曼德尔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辩论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

2022年10月20日
Jiaze E 翻译、汉文成留侯 校对


　　原文链接：Revolutionary marxism and late soviet realities: Ernest Mandel’s confrontation with state-capitalist theory

　　本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20世纪后期两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厄内思特·曼德尔（1923-1995）和克里斯·哈曼（1942-2009）之间的重要辩论。
　　厄内思特·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论》（Introduction to Marxist Theory，曼德尔文选第一卷）体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知名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中对经济领域的分析，以及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其中三卷撰写的详细介绍。《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在1977至1981年一套广泛分发的《资本论》平装本中出版了他的介绍。第四国际是由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组织。厄内思特·曼德尔作为第四国际的主要人物，也撰写了两部有关托洛茨基的思想的研究：《托洛茨基思想发展变化的研究》和《托洛茨基作为一种选择》。[1]
　　克里斯·哈曼以他的大型综述《世界人民的历史》而闻名，但他在《失落的革命：1918-1923的德国》和《1945-1983东欧的阶级斗争》也在历史写作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除了大量的历史和政治分析之外，他还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分析，其中最主要的例子是他的最后一部主要作品：《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性》。和曼德尔一样，哈曼把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建设上，尽管他所在的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t）政治流派（最终成为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British Socialist Workers Party））由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领导，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从第四国际分裂出来。这主要与克利夫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特殊变体有关。[2]
　　曼德尔和哈曼有很多共同点。二者都植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传统，都坚定地反对斯大林主义，坚持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真正的工人民主不可分割，并在列夫·托洛茨基的观点中有共同的参照点。像托洛茨基一样，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国际主义者。与此相关的是，他们和托洛茨基一样，却不像一些左翼人士，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没有导致他们在美国和苏联的冷战中支持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西方”外交政策。他们也没有站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由苏联领导）一边，二人都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实际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种歪曲。二人都主张通过一场革命给苏联和其他类似国家带来真正的社会主义——但这一立场之中隐藏着曼德尔和哈曼的根本区别。
　　曼德尔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进行一场政治革命，打破特权官僚精英对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束缚，建立广大劳动人民对经济的民主控制。这代表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留下的重要元素，也代表着即使在与特权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这些元素也值得保护。哈曼认为，托洛茨基没能正确理解斯大林政權统治之下的苏联出现了一种新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需要对原本被托洛茨基视为“退化的工人国家”（degenerated workers’ state）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国家资本主义分析的支持者对苏联可能代表任何一种“工人国家”的看法十分反感。[3]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会看到一系列辩论，在这些辩论中，这些卓越的同志们有时候会有激烈的分歧，试图理解和解释那些力求改变世界的人们所面临的现实本质。在这篇介绍性的论文中，我们会指出那些辩论的历史和理论背景，探讨托洛茨基对革命后的苏联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轨迹的分析的关键方面，并对本文的辩论进行一些反思。

一、国家资本主义辩论的背景


　　曼德尔在国家资本主义辩论中的观点不仅与托洛茨基20世纪30年代的观点密切相关，而且也与他自己几十年之后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密不可分，比如他的最后三部重要作品中的两部：《改革之外》和《权力与货币》。这些研究形成了一个知识背景框架，曼德尔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论必须置于其中。[4]
　　然而，这个背景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被许多人视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以及这场革命的后果，对于辩论也很重要。1917年的俄国革命，尤其是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胜利的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民主的工人委员会）的权力，这场革命被认为提供了一条人类解放的道路，并成为了例如曼德尔和哈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灵感源泉。然而，现实变得比原本希望的更复杂，也有更多问题，十月革命不仅没有引领人类解放，反而导致了一种新形式的暴政，这迫使这些理论积极分子解释发生了什么和发生的原因，以及这些对未来的实际工作可能的意义。[5]
　　当然，曼德尔几乎是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思考的。他是全球政治集体——第四国际的领导人物，该集体拥有活跃的各国支部，有众多杰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分享他们的经验、分析和观点。[6]同样，哈曼的观点是在1950年英国从第四国际分裂出来的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个分裂出来的围绕着托尼·克利夫的团体后来被称为国际社会主义团体，最终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倾向于将曼德尔所参与的运动置于尖锐、充满争议的攻击之下（这并没有阻止外界以同样的方式回应）。[7]
　　一些论战，包括本卷所载的论战，是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在其杰出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中详尽讨论的另一个背景下的要素。这部作品于2009年出版，调查了一百多个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争论性分析，这些分析驳斥了斯大林主义的论点，即苏联存在的是某种“社会主义”，但是这些分析都在纠结于如何描述实际存在于那里的社会经济体系。范德林登认为，大多数具有批判性的分析可以分为三大类：（1）退化的工人国家。苏联社会是一个不稳定、拥有官僚主义的畸形组织，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2）国家资本主义。苏联社会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体，它（就像一般的资本主义一样）必须被推翻，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3）官僚集体主义。一种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新型阶级社会，应该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尽管这一理论的一些追随者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新型阶级社会将需要与美国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结盟）。虽然这些探讨都不完全符合他所说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范德林登也认为，它们都没有被证明能够充分分析苏联社会的复杂现象。然而，他也承认，每一种分析对处理这一现象的某些方面都可能有“实际效用”，并对未来发展一个充分的理论解释有所帮助。[8]
　　可以说，这样一种开放的方法与托洛茨基分析的实际发展是一致的。正如托马斯·特维斯（Thomas Twiss）在他的著名研究《托洛茨基与苏联官僚主义问题》（Trotsky and the Problem of Soviet Bureaucracy）中精心记录的那样，托洛茨基在他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所描述的是一个持续的理论重构和创新的过程的顶峰，这个过程是由他参与复杂现实的持续表现所驱动的。[9]
　　因为托洛茨基实际上对他们的观点至关重要，所以关注他的工作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曼德尔和哈曼在他们自己的论证中所呈现的内容。

二、作为参照点的托洛茨基


　　列夫·托洛茨基的经典之作《被背叛的革命》于1936年完成。就像《共产党宣言》一样，它有着清晰的论述，但又充满了思想。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样，接连阅读托洛茨基的书会产生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具有惊人的当代意义。[10]
　　很久以前，在匹兹堡，我参加的一个社会主义学习小组组织了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关于《被背叛的革命》这本书的系列课程，于1991年8月在苏联政变的策划和崩溃时完成。旧共产党官僚机构的一个重要残余力量试图推翻苏联改革派的总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妄图让事情回到过去的样子，结果却被一个更激进的改革者——鲍里斯·叶利钦的政治动员所阻挠。叶利钦，一个公开承认的前共产主义官僚，赢得了军队和大部分旧国家机器的支持，然后迅速见证了苏联的解体和对资本主义的热情拥抱。
　　我们的研究小组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发现了一些段落，这些段落似乎预测了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显然，这是20世纪的关键文章之一——特别是对那些希望为实现更美好的未来做出贡献的人来说。
　　已故学者罗伯特·H·麦克尼尔（Robert H. McNeal）曾在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断言，尽管“多年来写了很多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文章”，但托洛茨基只是“无法接受他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和共产国际所面临的残酷讽刺”，因为这与他“在人类进步，尤其是在他作为革命者的人生的进步意义”方面的深刻信念相矛盾。[11]毕竟，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愿景假定了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在这种自由联合中，所有人都能蓬勃地自由发展。但是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俄国革命中以这种解放愿景的名义领导布尔什维克掌权时，革命的最终产物却是斯大林体制。“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在整个政治光谱中——甚至是那些愿意承认十月革命涉及劳动人民深刻的民主热潮的人，这一论点被用来证明斯大林是列宁的“真正继承人”，即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在逻辑上会走向极权主义。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来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实际上能够导致自由和集体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官僚独裁，那么斯大林主义的现象应该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分析得到最充分的解释，这种分析符合《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包含的社会主义的解放的概念。
　　事实上，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来看，为了指导实际的政治工作，进行这样的分析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为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即对斯大林主义和苏维埃社会的本质进行批判，既要忠实于事实，又要忠实于革命社会主义目标。的确，对目标的承诺是进行最深刻分析的关键——如果不了解事物能够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就不可能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

　　托洛茨基对《被背叛的革命》的总结


　　托洛茨基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于，他在第一章第一段即总结了自己的不斷革命理论（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和不平衡联合发展的基本规律（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为其分析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他认为，俄罗斯反对专制沙皇制度的民主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完成，但这将把政治权力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必然推动新政权的政策朝向社会主义。同时，国际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世界资本主义政府对新生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军事敌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也给苏维埃人民日常生活带来无数深刻的压力。托洛茨基观察到，社会主义的未来和国家人民的生存都需要“赶上”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水平。他在整本书中还强调了国际因素的另一个方面，即布尔什维克认为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较发达的工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绝对必要的（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
　　托洛茨基认为，国际革命进展缓慢，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曾依赖于迅速的革命援助，这不仅给苏联带来了巨大困难，也暴露了内部力量和资源的问题。他回顾了工业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尽管计划经济和理想主义造成了严重挫折，但他补充道：即使苏联最终解体，“无产阶级革命让一个落后的国家在不到十年间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这是不可摧毁的事实，将永远作为未来的见证。”[12]
　　然而，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技术先进的经济基础上，以为所有人提供体面的生活，并建立在国家之间相对和谐的经济合作基础上。在当时，经济落后的苏联并不存在这样的基础，也不可能存在。尽管这与斯大林政权及其自由派激进知识分子中外国崇拜者的华丽宣传截然相反，托洛茨基还是坚持引用马克思的话：“法律永远不可能高于经济结构和受该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同时，他也强调了马克思的另一句话：“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因为没有它，匮乏就会普遍化，有了匮乏，为必需品的斗争就会重新开始，这意味着所有旧事务必将重新出现。”[13]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时代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许多表面上的左翼分析家不同，他没有将问题归咎于斯大林的邪恶计划，而是认为这些问题在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巩固之前就已存在。根据他的观察，在外国干预、内战和经济崩溃的过程中，“随着困难的增加，民主已经按比例缩小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将民主视为原则，而是将其视为偶然的自卫行为。”由此，民主政体很快不仅在党内消失，在苏联也是如此，在工会、合作社和文化组织等方面也是如此，“在它们每一个之上都是无限的党委书记等级制度。”[14]
　　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党内的民主政体不仅消失了，而且在苏联的工会、合作社、文化组织等各个方面也都如此。他指出，在这些组织中，“无限制的党委书记等级制度”[15]层层叠加，压制着人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内战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早期（1918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更为根本的东西所致，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思想中的某种“致命缺陷”造成的。在这段引人注目的短文中，托洛茨基指出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动力：

　　社会消费贫困是官僚统治的基础，导致每个人与所有人之间产生对抗。当商品供应充足时，购买者可以随时购买；但当商品稀缺时，购买者只能排队等候。当排队者众多时，便需要派遣警察维持秩序，这就是官僚权力的出发点。它了解谁将获得什么，谁必须等待。[16]

　　针对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的分析，无法全面公正地评价其复杂性和广度，但我们可以审视他自己对该分析的总结并重新思考。托洛茨基在总结中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清单，包含9个关键点：
　　苏联是一个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其中：（a）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使国家财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b）由于匮乏而产生的原始积累的趋势从计划经济的无数孔隙中爆发出来；（c）保持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准则是社会新分化的基础；（d）经济增长在缓慢改善劳动者处境的同时，促进了特权阶层的迅速形成；（e）利用社会对立，官僚机构已转变为一个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失控的社会等级；（f）被执政党背叛的社会革命，仍然存在于财产关系和劳动群众的意识中；（g）积累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导致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h）在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打破工人的抵抗；（i）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推翻官僚主义。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将取决于国家和世界范围内活生生的社会力量的斗争。[17]

　　波拿巴主义和过渡政权（Bonapartism and the Transitional Regime）


　　托洛茨基断言斯大林是暴君世系的一部分，包括凯撒、拿破仑以及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后来成为拿破仑三世）。在每个案例中，一个类似的治理系统都以特定人物的名字命名，如凯撒主义、波拿巴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些系统都涉及在纷争不断的社会和高度派系化的政治氛围中，一个专制的“超级仲裁者”的崛起，他利用民主和人民的言辞，声称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虽然所有社会阶层表面上都自由，但实际上保留了上层阶级的特权，政权的权力高于国家。

　　“斯大林政权建立在一个政治上原子化的社会之上，依靠警察和军官的军队，并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控制。这显然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新型变体——一种前所未有的变体。”他进一步解释道，“凯撒主义建立在奴隶社会内部冲突的基础上，波拿巴主义是资本主义政权关键时期的政治武器之一。斯大林主义是这种制度变异的结果，但建立在工人国家这一基础上，即有组织、有武装的苏维埃贵族与非武装的劳苦大众之间的对立。”[18]

　　托洛茨基提醒人们关注20世纪出现的另一种波拿巴主义形式——法西斯主义。“尽管在社会基础上存在深刻的差异，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却是对称的现象，”他评论道，并严肃地指出：“在许多特征中，它们都显示出致命的相似之处。”此外，他的分析还突出了国际主义的革命性观点：“全能的官僚机构对民主政体的镇压以及法西斯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灭绝，都是由同一个原因造成的：世界无产阶级未能及时解决历史问题。”显然，他想到了正在进行的西班牙内战和法国革命可能发生的情况，并补充说：“欧洲胜利的革命运动不仅会立即动摇法西斯主义，也会动摇苏联的波拿巴主义。”[19]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认为苏联特权官僚并不构成一个类似于奴隶主、封建贵族或资本主义的阶级。他否认了它代表国家资本主义或新的阶级形态，如“官僚集体主义”。相反，他将苏联官僚机构比作富裕而保守、不民主且寄生的精英机构，这种机构在全球工会运动中也常见。他认为，这种精英机构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具有有机的功能，因此官僚主义并没有深刻扎根于苏联社会，整体适应能力也较弱。官僚主义作为统治精英的未来也不像资产阶级那样持久。
　　斯大林统治下巩固的官僚制度在仅仅60年后就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崩溃了，这似乎证明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官僚制度并不代表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形式。他坚持认为，官僚统治不是苏联革命进程的最终归宿，而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同样重要的是，他警告人们不要“错误地认为，从现在的苏维埃政权只有向社会主义过渡才是可能的。实际上，倒退回资本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20]

　　矛盾与预测


　　托洛茨基对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矛盾的分析，被认为与最终发生在苏联身上的事情有着相当大的相关性。
　　官僚主义的增长与苏联经济合理化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托洛茨基将其比作绝对君主制与资本市场的不可调和冲突。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指令型经济”反复无常的官僚管理阻碍了准确账目的保持，而繁文缛节、瓶颈、裙带关系以及自治官僚机构中的无能则使经济生产和分配变得极为复杂。即使达到或超过官僚强加的生产配额，产品质量也无法避免地受到影响。托洛茨基认为，这种官僚主义破坏了创造性的主动性和责任感，没有这种创造性和责任感，不可能有质的进步。[21]
　　对苏联的消费者来说，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官僚主义所带来的困扰。托洛茨基在评论中指出，“但它们正在吞噬合作社、轻工业和食品生产业、集体农场、小型地方工业——也就是所有那些离人民最近的经济分支。”采用西方现成模式，通过官僚主义的命令建立巨大的工厂可能是可行的，但成本将是正常成本的三倍，这对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行的。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质量问题也会愈加突出，而官僚主义则像一个影子一样从经济中溜走。托洛茨基指出，“苏联产品似乎被贴上了无动于衷的灰色标签。”他还谈到了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独裁的替代方案：“在国有化的经济体制下，质量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要求批评和主动的自由——这些条件与恐惧、谎言和奉承的极权体制不相容……苏联民主不是抽象政策的要求，更不是抽象道德的要求。它已成为这个国家生死攸关的需要。”[22]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的官僚机构面临着内外压力，陷入了十字路口的困境。其中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向“自由”改革的方向前进，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列宁格勒党主席谢尔盖·基洛夫的遇刺所扼杀。回顾历史，基洛夫有时被看作是斯大林的潜在竞争对手（然而托洛茨基称其为“聪明而不择手段”，而更近期的历史学家则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基洛夫的谋杀成为了大规模逮捕、监禁和屠杀斯大林政权真正、潜在和假想的反对者的借口——所有这些都被指控为“反革命托洛茨基阴谋”的一部分。[23]
　　托洛茨基的分析是在这场活生生的噩梦刚刚开始的时候完成的，他考虑到了相反的情况——如果官僚机构内的“自由改革”派取得进展，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有着特殊的关系）。他预测经济危机将引发“一场公开的政治危机”，并建议采取措施，利用1936年的新苏联宪法将民众的强烈不满引导到投票站，以便告诫和纠正对社会困境负有责任的官僚部门。托洛茨基写道：“然而，官僚独裁政权在‘自由’改革中寻求救赎，结果只是削弱了自己，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发生过。”他指出，这可能会为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斗争制造“一个半合法的掩护”。托洛茨基预言：“官僚集团在选举中的竞争可能成为更广泛的政治斗争的开始。反对‘运转不良的权力机构’的鞭子可能会变成反对波拿巴主义的鞭子。”上世纪30年代未能成熟的事情，在半个世纪后变成了现实：“所有迹象都表明，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文化发达的人民力量与官僚寡头政治之间的冲突……由于来自民众的强大压力，以及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当权者的抵抗力量可能比现在看起来要弱得多。”[24]
　　然而，托洛茨基并未对未来仅仅抱有好预期。他支持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恢复民主政体，并保留1917年革命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成果，但同时也设想了一种可怕的可能情形：

　　苏联政权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经济的崩溃，从而导致国家财产的荡然无存。信托公司与其内部工厂之间的强制关系将会消失，更成功的企业将成功走上独立的道路。他们可能会把自己转变成股份公司，或者他们可能会找到其他一些过渡性的财产形式——例如，工人应该分享股份的形式。集体农场也将同时瓦解，而且更容易瓦解。因此，如果现在的官僚独裁政权不被新的社会主义力量取代，就意味着回归资本主义关系，工业和文化将出现灾难性的衰退。[25]

　　斯大林暴政下的日常生活可能很糟糕，但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视野和经济压力取代了工作保障;甚至1917年革命所保证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也受到侵蚀——这些和其他的可能性加强了官僚主义的力量。托洛茨基认为，“绝大多数苏联工人现在甚至对官僚主义怀有敌意，”但“工人们几乎从未走上公开斗争的道路，”因为他们担心，“在推翻官僚主义的过程中，他们会为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苏联现实中的辩证矛盾。计划经济的破坏将使国家倒退几十年，而官僚机构通过维护这种经济履行了必要的职能。“但以这种方式实现，就得为整个体系的爆发做准备，这种爆发可能会完全扫除革命的结果。”[26]
　　苏联最终是滑向资本主义，还是走向社会主义，将通过苏联群众自己参与的巨大斗争来解决。托洛茨基多次表达了这个观点，而这一观点与厄内恩特·曼德尔在随后几年中（包括在接下来的几页中）阐述的观点相同，通常是通过他独特的乐观精神表达的。然而，托洛茨基的分析中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却常常被忽视。

　　左翼反对派的重要性


　　托洛茨基认识到，工人阶级相对自发的群众运动可以引发一场革命，但他不认为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可以“自发”赢得一场革命。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准备，包括培养有经验的斗士，制定健全的政治方案和有效地向群众传播政治方案的能力，才有可能夺取政治权力。在托洛茨基看来，苏联左翼反对派的存在（当时他认为这是第四国际中最大的部分），构成了这种力量。
　　并非他他想象出来的。这些勇敢的士兵和妇女——在许多情况下，曾是是反对沙皇专制和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老兵，是1917年革命和内战时期的领导干部，他们还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原则的捍卫者，反对官僚主义，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组织技巧和宝贵的道德权威。[27]
　　“监狱、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边远地区、数量迅速增加的集中营，都蕴藏着布尔什维克党最坚定、最真实的骨干。”托洛茨基写道。他指出，数以百计的左翼反对派死于死刑、绝食抗议期间的饥饿、自杀等等，他说至少还有二万名左翼反对派。斯大林的共产党有200万人，但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仅仅是数字的并列毫无意义。”在政治气氛炽热的情况下，“一个团里的十个革命分子，在政治气氛炽热的情况下，就足以把它拉到人民的一边去。”[28]他引用了最近被释放的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的话，他是为数不多的从集中营逃出来的左翼反对派人士之一：

　　成千上万的第一时间的共产主义者，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同志以及苏维埃共和国的建造者，一直在奋斗着，反对政权的内部堕落的现象和背离社会主义的原则，他们尽最大努力（甚至牺牲自己）来捍卫工人阶级的权利……我传达来自那些被囚禁者的信息。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坚持到最后，即使他们活不到革命的黎明。[29]

　　自托洛茨基写《被背叛的革命》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几乎所有这些宝贵的同志——不可替代的革命干部，都被彻底消灭了。一些最终被打垮，屈服于斯大林的权威。其他能坚持信念的人在1937年至1938年被屠杀。据记载，他们被成批地从劳改营带出来，被枪指着，进入冻土地带。一些目击者回忆说，他们走得很有尊严，高唱国际歌，举起共产党人握紧的拳头，然后去到他们被枪杀的地方。到20世纪80年代末，幸存下来的少数人已经老了——大多数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无法扮演托洛茨基半个世纪前所设想的角色。到了1990年，苏联出现了不同的、支离破碎的、持不同政见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一些仍受马克思和列宁思想启发的工人阶级活动家，以及一小群对左翼反对派传统知之甚少的新生代社会主义战士。但是，经验丰富，相对有凝聚力的苏联左翼反对派早已不复存在。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写道，“只有革命力量才能消除官僚主义”，并补充道：“为此做好准备，并在有利的历史局势中站在群众的最前列——这是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任务。”[30]但是，当“有利的历史局势”终于到来时，第四国际的苏联支部却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认为回归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几乎不可避免。[31]
　　然而，可以说，现在左翼反对派的历史纲领仍然充满活力——不仅适用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也适用于如何在当下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这项计划首先涉及“恢复民主政体在工会和苏联的地位。它将能够，也必须恢复苏联政党的自由……恢复批评的权利和真正的选举自由，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托洛茨基对有些人可能陷入政治“异端”和错误的焦虑没有耐心。“年轻人将获得自由呼吸、批评、犯错误和成长的机会。科学和艺术将从枷锁中解放出来。”[32]
　　必将进行一场清算，一场必要的清洗。“一个革命党将与人民群众一道，在他们的领导下，无情的清除国家机器中的官僚主义，”从根本上消除斯大林主义的暴政。当然，“这不是一个统治集团取代另一个统治集团的问题，而是改变管理经济和指导国家文化的方法的问题。官僚专制必须让位于苏维埃政体。”[33]
　　为了摆脱官僚主义对生产和分配手段的束缚，“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在经济中引入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改革，而不是另一场社会革命。”相反，“它将保留并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的实验。”[34]
　　但规划必须呈现出质的不同特征：“将民主政体纳入工业意味着要从根本上修改计划以符合工人的利益。自由讨论经济问题将减少官僚主义错误和迂回曲折造成的开支……资产阶级的分配规范（如收入不平等、市场机制等）将被限制在严格的必要性范围内，并将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让位于社会主义平等。”[35]
　　“最后，”托洛茨基总结道，“外交政策将回归革命国际主义的传统。”他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关于在单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完全的乌托邦主义。他预言：“苏联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停留的时间越长，社会结构的退化就越深。长期的孤立将不可避免地以资本主义的复辟而非以民族共产主义告终。”他补充道：“如果资产阶级不能和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体，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和平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上台后，宣布他们的“根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组织，在所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托洛茨基坚持认为，这必将指导苏联的复兴。“现在，十月革命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与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36]
　　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不相信苏联的官僚暴政能够再持续半个世纪。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托洛茨基相信，出于恐怖和大屠杀——以及对各种资本主义政权和斯大林政权对世界所作所为的反应，新的革命浪潮将席卷全球，并形成一个社会主义世界。库纳尔·查托帕迪亚（Kunal Chattopadhyay）在其大规模而富有同情心的调查报告《列夫·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The Marxism of Leon Trotsky）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坚持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要么会导致一场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要么会导致苏联的立即转型，他的立场缺乏辩证性，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他的追随者”[37]
　　由于预期的革命胜利没有到来，托洛茨基的观点激励了这场规模虽小但充满活力的革命运动。然而，该运动现在正面临着危机和列横。托洛茨基自己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被暗杀了，所以只能由他斗争的同志们留下来试图弄清楚他们所面临的现实。[38]

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辩论的思考


　　这里将不会把精力放在总结以下各页中提出的辩论上。两位作者非常清楚地陈述了自己的情况，而对于谁似乎更好地理解了他们所讨论的复杂性，需要由读者做出判断。我的结论性意见将局限于我自己的观点：（1）与辩论相关的史学问题和（2）曼德尔的贡献中似乎出现的优势。
　　在作为世界历史特征的普遍、复杂和（过去几个世纪）加速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漩涡中，各种经济形式和实践已经并存。在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对资本主义的简明研究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要素已经在世界各地存在了几千年，反映在商品的创造、货币的存在、贸易路线、商业交易等等。我们可以在帝制中国、现在的印度、中东、非洲部分地区、罗马帝国等地找到这样的资本主义元素。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产业已经与其他更为主导的生产模式融合在一起。按照科卡的说法，欧洲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1500年到1800年之间经历了一个过程而形成的——从本质上讲，是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在无情的资本积累过程的驱动下，将越来越多的生活方面纳入到一个广义的商品生产体系中）在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而形成的，直到今天。柯卡告诉我们，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它已经采取了各种形式，包括商業资本主义（merchant capitalism）、种植园资本主义（plantation capitalism）、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等等。[39]
　　这与我自己的观点（在其他地方已经提出）是一致的，即资本主义包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动态发展过程，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世界。它通过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仍然忠实于自己的活力……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变的现实，一个巨大的、矛盾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和地球上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形式。所有这些都与无情的资本积累过程密不可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描述来定义。[40]
　　这种方法论的观点可以与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和他的共同思考者讨论的苏联经济生活中的资本主义方面相协调，以支持他们的理论——“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存在肯定会为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留下空间。
　　然而，曼德尔仍然坚持认为，苏联经济的动态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资本积累过程是马克思分析体系的核心，哈曼在自己对苏联现实的讨论中自由地使用了这个术语——但曼德尔观察到，在哈曼的分析中，这似乎有不同的含义。苏联经济和“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似乎在“价值规律”和生产过剩的趋势方面也有不同的运作方式——根据曼德尔的说法，两者都按照不同的逻辑（或不合逻辑）运作。他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不仅仅是揭示了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还模糊了人们对于传统（或现实）资本主义的理解，这种资本主义形成于现代，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在演变，成为支配我们生活的全球体制。
　　曼德尔接着指出——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断言似乎变得苍白无力：“现在，正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很清楚的那样，资本主义是否会在东欧、苏联、古巴和中国恢复成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国家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什么可恢复的呢？尽管官僚体制退化或畸形，但革命成果（托洛茨基坚称必须捍卫的“十月成果”）似乎终究是真实的，是那些将自己转变为企业寡头的官僚们瞄准的目标。正如曼德尔所言：
　　社会主义者必须抵制任何破坏集体化财产关系的企图——具体来说，这意味着毫无保留地反对企业私有化和破坏工人阶级的社会收益的企图——低效、不公平、长期无组织，但却真是存在的租金和食品巨额补贴、超廉价住房和交通、免费托儿和医疗——最重要的是保障就业。
　　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程序，并与曼德尔提出的分析一致。然而，那些读过这些辩论的人，将需要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曼德尔在这场辩论中的立场，以及他的对手，是有意义的。然而，似乎无可争议的是，随着学者和活动家参与曼德尔提供的东西，他们不仅会找到理论上的见解，而且还会找到可能有助于推进人类解放斗争的思想。



[1] 有关前文提到的书籍信息、曼德尔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的讨论可以在简·威廉·斯图特吉（Jan Willem Stutje），《厄内思特·曼德尔：一个反叛者迟来的梦想》（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伦敦：维索图书，2009），和吉尔伯特·阿什卡尔编辑（Gilbert Achcar, ed.），《厄内思特·曼德尔的遗产》（The Legacy of Ernest Mandel，伦敦：维索图书，1999）中找到。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厄内思特·曼德尔的互联网档案馆：https://www.ernestmandel.org/en/index.html。其他信息和文章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寻找：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

[2] 哈曼的纪念资料可以在期刊国际社会主义，第125期，2010年冬（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25, Winter 2010）中找到，网址：http://isj.org.uk/issue-125/。相关文章和信息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文库中找到：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index.htm。

[3] 在一次1979年的采访中，托尼·克利夫评论道，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来源于概念“如果工人阶级的解放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实现的，那么工人没有权力决定社会发展的所谓‘工人国家’是不存在的”，摘自马塞尔·凡·德尔·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Western Marxism and the Soviet Union，干草市场图书，2009，119页）。

[4] 厄内思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改革之外：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未来》（Beyond Perestroika: The Future of Gorbachev’s USSR，伦敦：维索图书，1989）；厄内思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Money and Power, A Marxist Theory of Bureaucracy，伦敦：维索图书，1992）.

[5] 论文和材料见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厄内思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大卫·曼德尔（David Mandel），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弗拉基米尔·列宁（V.I. Lenin），1917年10月，《工人力量》（Workers in Power，伦敦：抵抗书籍/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梅林出版社，2017）。对这段复杂且有问题的发展过程的细致的综述见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十月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主义的悲剧1917-1924》（October Song: Bolshevik Triumph, Communist Tragedy 1917-1924，芝加哥：干草市场图书，2017）。历史综述见罗纳德·格里戈·苏尼（Ronald Grigor Suny），《苏维埃实验：俄罗斯，苏联和继承国家》（The Soviet Experiment: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和墨舍·勒文（Moshe Lewin），《苏联世纪》（The Soviet Century，伦敦：维索图书，2016）。

[6] 一系列杰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来自于厄内思特·曼德尔编辑（Ernest Mandel, ed.），《1917-1967世界革命50年：一次革命研讨》（Fifty Years of World Revolution 1917-1967,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纽约：价值出版社，1968）。关于第四国际的同情性概述见皮埃尔·弗兰克（Pierre Frank），《第四国际: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The Long March of the Trotskyists，伦敦: 墨水链接，1979)。更多细节见大规模、更具批判性的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 J. Alexander），《国际托洛茨基主义1929-1985: 运动的文献分析》(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1929-1985: A Documentary Analysis of the Movement，北卡罗莱纳州，德罕：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一份有用的一手资料见利维奥·梅坦（Livio Maitan），《批判共产主义者回忆录: 走向第四国际的历史》(Memoirs of a Critical Communist: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伦敦: 抵抗书籍/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梅林出版社，2019)。

[7] 关于这股潮流的诞生和发展，见托尼 · 克里夫等（Tony Cliff et al），《国际社会主义者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s，伦敦: 冥王星出版社，1971年)及伊恩·伯查尔（Ian Birchall）的精彩传记《托尼·克利夫：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Tony Cliff, A Marxist for His Time，伦敦：书签，1988）。托尼·克利夫的关键工作《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伦敦：书签，1988）. 克利夫集团1950年对第四国际的描述（伯查尔Birchall，134页）中称其“政治上破产，向斯大林主义和铁托主义屈服，对改革主义缺乏一贯的政策，显示出官僚主义堕落的所有迹象。”

[8] 范·德·林登（Van der Linden），302、305、313、318页。值得注意的是，“官僚-集体主义”的拥护者分为两派，一派例如马克斯·沙赫特曼支持美国外交政策，另一派例如哈尔·德雷珀反对这条道路，并且对冷战双方都持同样的批评态度。见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马克斯·沙赫特曼和他的左派：一场社会主义者穿过 “美国世纪”的艰苦跋涉》（Max Shachtman and His Left, A Socialist’s Odyssey through the “American Century”， 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1994）和哈尔·卓普（Hal Draper），《自下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rom Below，芝加哥：干草市场图书，2019）。

[9] 托马斯·M·特维斯（Thomas M. Twiss），《托洛茨基与苏联官僚主义问题》(Trotsky and the Problem of Soviet Bureaucracy，芝加哥: 干草市场图书，2015年)。

[10] 我讨论的这一部分引自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的著作“托洛茨基与苏联的民主斗争”（Trotsky and the Democratic Struggle in the USSR），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1991年12月，8-11页。

[11] 罗伯特·H·麦克尼尔，“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解释”（Trotskyist Interpretations of Stalinism），罗伯特·C·塔克编辑（Robert C. Tucker, ed.），《斯大林主义》（Stalinism，纽约: W·W·诺顿，1977），31，30页。

[12] 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被背叛的革命》，《苏联是什么？它去向何方？》（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纽约州，花园城：双日出版社，杜兰公司.) ，6、8页。

[13] 同上，53、56页。

[14] 同上，96页。

[15] 同上，100页。

[16] 同上，112页。

[17] 同上，255页。

[18] 同上，277-278页。

[19] 同上，278-279页。

[20] 同上，254页。

[21] 同上，274、275页。关于苏联经济发展的概述，见亚历山大·诺夫（Alec Nove），《苏联经济史: 1917-1991，第3版》(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1917-1991, 3rd Edition，企鹅出版社，1993)。

[22] 托洛茨基（Trotsky），《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275、276页。

[23] 关于短暂的自由化“好年景”和随之而来的恐怖，见：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Ronald Grigor Suny），《苏联实验: 俄罗斯、苏联和国家继承》（The Soviet Experiment: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247、257-268页；罗伯特·C·塔克（Robert C. Tucker），《斯大林掌权: 从上而下的革命，1928-1941》（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 1928-1941，纽约：W·W·诺顿，1990) ，238-254、271-337、366-478页；奥列格·V·赫列夫纽克（Oleg V. Khlevniuk），《斯大林，独裁者新传》(Stalin in Power: 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5) ，122-141、150-162页。

[24] 托洛茨基（Trotsky），《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287页。

[25] 同上，250-251页。

[26] 同上，285、286页。

[27] 我自己对苏联左翼反对派在其被摧毁之前和期间的总结性描述见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伦敦：瑞科图书，2015），117-125页。目击者的描述见: 玛丽亚·乔菲（Maria Joffe），《一个漫长的夜晚》(One Long Night，伦敦: 新公园出版社，1978) ; 约瑟夫·伯杰（Joseph Berger），《一代人的沉船》(Shipwreck of a Generation，伦敦: 哈维尔出版社，1971) ，82-98页; 乔治 · 桑德斯[施莱弗]编辑（George Saunders [Shriver], ed.），《萨米兹达特: 苏联反对派的声音》（Samizdat: Voices of the Soviet Opposition，纽约: 莫纳德出版社/探路者出版社，1974) ，61-181页，206-216页; 维克多·塞奇（Victor Serge），《二十年后的俄罗斯新版》（Russia Twenty Years After New Edition，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1996年) ，94-123页。丰富的描述也见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系”（The Bolshevik-Leninist Faction），《革命历史》（Revolutionary History），2007年第9卷，第4期。大量描述也见瓦迪姆·Z·罗戈文（Vadim Z. Rogovin）的著作《布尔什维克反对斯大林主义1928-1933：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Bolsheviks Against Stalinism 1928-1933: Trotsky and the Left Opposition，密歇根州，奥克帕克：梅林图书，2019)和《1937: 斯大林的恐怖年》(1937: Stalin’s Year of Terror，密歇根州，奥克帕克：梅林图书，1998)。

[28] 托洛茨基（Trotsky），《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282、283页。

[29] 同上，284页。

[30] 同上，288页。

[31] 参见《苏尼》（Suny），449-505页，及斯蒂芬·F·科恩（Stephen F. Cohen），《失败的十字军：美国与后苏联俄罗斯的悲剧》（Failed Crusade: America and the Tragedy of Post-Communist Russia，纽约：W·W·诺顿，2001）。一些鲜为人知但非常宝贵的原始文件，第一手报告和当代分析见玛丽莲·沃格特-唐尼编辑（Marilyn Vogt-Downey, ed.），《苏联1987-1991：马克思主义视角》(The USSR 1987-1991: Marx Perspectives，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人文出版社，1993)。一系列精彩的现场采访见大卫·曼德尔（David Mandel），《拉博蒂亚吉: 改革与从下看之后，对前苏联工人的采访》（Rabotyagi: Perestroika and After Viewed from Below, Interviews with Worker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94）。更多与当前问题相关的分析和信息见：大卫·科兹（David Kotz），《来自上层的革命: 苏维埃制度的灭亡》（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伦敦：劳特利奇，1997）和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后苏联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旅程》（Post-Soviet Russia: A Journey Through the Yeltsin Er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

[32] 托洛茨基（Trotsky），《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252、289、290页。

[33] 同上，252页。

[34] 同上，289页。

[35] 同上，253、252、289页。

[36] 同上，290、300-301、291页。

[37] 库纳尔·查托帕迪亚（Kunal Chattopadhyay），《列夫·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The Marx of Leon Trotsky，加尔各答：进步出版社，2016)，561页。

[38] 对战争本身的精彩分析讨论见厄内思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维索图书，1986）。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事情的总结，见勒·布兰克（Le Blanc），《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78-186页。托洛茨基运动分裂的方面见亚历山大（Alexander），《国际托洛茨基主义》（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39] 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资本主义简史》（Capitalism, A Short History，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16）。这一思路中的许多内容似乎与这篇论文的分析相似，论文见贾伊鲁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作为历史的理论: 关于生产和开发模式的论文》（Theory as History: Essays o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Exploitation，芝加哥：干草市场出版社，2011）。

[40] 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普通马克思主义的探索”（“Explorations in Plain Marxism”），《革命研究：普通马克思主义研究》（Revolutionary Studies: Studies in Plain Marxism，芝加哥：干草市场图书，2017），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