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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第四国际的声明:关注被捕中国托派人士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1972年4月16日
Xan-tsi Tshang 翻译、先知在1917 校对


  〔说明〕1972年4月16日,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nited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发布了以下声明,并于同年5月8日在《洲际通讯》上发表。
  原载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出版的小册子《毛的监狱中的革命者》(Revolutionaries in Mao's prisons),1974年5月。


  自1952年12月至1953年1月,一些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国人民共和国被捕,并且未经审判就被关押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因此,他们未经审判的监禁完全是非法的。

  在这些政治犯中,有以下人士:

  郑超麟,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01年生人。一战结束后,他和周恩来、陈毅(已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在巴黎工作。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前往莫斯科,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工作。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他把共产主义教材翻译成中文,培养了许多年轻的革命干部。在1925至27年革命高潮中,他在武汉地区的党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郑超麟加入了托派,因此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判刑十五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提前释放,实际在狱七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将大部分时间用在把托洛茨基的著作翻译成中文。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编辑了一份《新旗》半月刊,直到刊物被国民党取缔。

  当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时,一些托派分子前往香港,继续在外开展政治活动。郑和另一些人留在这里,继续他们的工作,直到被捕。郑超麟作为政治犯业已被关押了二十七年——蒋介石统治下的七年、毛泽东统治下的二十年。现在他大约七十二岁了。

  蒋振东,这位同志作为一名工人党员,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1925年,他参加了该市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之后,他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高举第四国际的旗帜。1952年12月,他在毛泽东领导的大肃托运动中被捕。如果现在他还活着,应大约六十二岁了。

  周仁生,一位革命的知识分子。他是一名职业教师,在中学(高中)任教。他在福建沿海城市厦门被毛的警察逮捕,据信现在被关押在上海。

  何资深,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京学生领袖,中共成立后不久就加入该党。在广东革命军北伐期间(1925至27年),他与毛泽东一同领导起义活动,先是在武汉,后来是在湖南。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转入地下工作,试图重振摇摇欲坠的中国共产党。

  1929年,他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认识到中共依附莫斯科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由此成为了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曾代表“无产者社”,在1931年与其他三个托派组织合并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注:时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6年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1938年,这个统一的组织正式成为第四国际的中国分部。

  当他的老同事毛泽东把他关进监狱时,他的健康状况很差。若尚且存活,时至今日,他大约已是年届七十五岁。多年来没有他的消息。我们有理由担心,他很可能已经死在了劳改营里。

  林华援,这位革命斗争中的老兵,1952年底被毛的警察逮捕时,担任广州印务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和其他在“西南行政区”被捕的托派分子一起被送往武汉,被无限期进行劳改。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现在已经年过半百。没有一丝关于他的消息流出。

  林松祺,广东中山大学的一名讲师。他在1952年的大肃托中被毛的警察逮捕,至今下落不明,杳无音讯。

  王国龙,他和周仁生同为一名中学教师。他在大肃托中,于浙江温州被捕,据信被关押在上海。

  尹宽,1920年与周恩来一同在法国求学,1923年与陈毅、李富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起活跃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担任执行委员。他还是中国社会党在欧洲的书记。同年末,他赴莫斯科学习。1924年,他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调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陈碧兰也是该委员会的委员。

  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尹宽在他的家乡安徽省(中国中部地区)参与了1925至27年的大革命。1929年,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并着手推动当时的四个托派组织统一起来。1932年,他被国民党警察逮捕入狱,在狱中呆了两年。1934年获释,但不久后再度被捕,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才重新获释。在战争期间,他在学生中开展工作。

  日本投降后,尹宽回到上海,继续做着政治工作,直到他被毛的警察逮捕。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他大约已是七十二岁了。迄今为止,外界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以上只是中国以政治犯的罪名而被关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冰山一角。除了这些运动的老将外,还有许多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被捕了。有些人被判处五至十年的苦役。可能有些人已被释放,但具体情况仍不得而知。这些政治犯的家属也遭受了同样的迫害,被囚禁在黑暗之中,下落无踪。我们敦促毛政府公布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他们是否在世?是否有人被秘密审判?他们被指控犯有哪些罪行或违法行为?

  颇为神秘的关押情况明显不符合中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公正审判的规定,相反,这表明,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明目张胆地关押在违反宪法的监狱中,这是对宪法的公然践踏。若非如此,那么政府为何不公开审判他们?我们要求毛政府尊重宪法规定的权利!我们要求中国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我们要求释放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我们呼吁所有曾支持中国革命、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在此事件上表明立场,帮助我们打破这道沉默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