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卡奇 -> 民主化的进程（1971）
第七章 苏共二十大及其后果
［第137页］迄今为止，我们设法从大体上乔清楚没收私有财产作为生产资料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种没收成为生产的最终基础，但是，我们并没有关心在没收实施过程中采取了哪些具体手段。当然，要从深人广泛的层面上科学地讨论这件复杂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大致指出苏联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根据约内什（F.Janos sy）的杰出分析，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重要阶段——30年代经济重建阶段和二战后阶段。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的辩证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固有趋势，它不仅使生产水平再次达到了在经济危机影响下经济倒退之前的水平，而且还使生产水平达到了在不受经济危机影响下经济正常发展应该达到的水平。因此，这种辩证的经济跨越式发展下的积累毫无疑问要超过经济正常发展的水平。（在联邦德国，人们称这种经济发展为“经济奇迹”。）根据这种推理，在这种经济重建时期，因为个人投资获利的积累根本不存在，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体系相比，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计划经济能够仅仅根据对社会的最大贡献人手来开发这些投资。[1]
民主化的进程斯大林主义并不能理解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的真正设想和推动力的真实观点。斯大林本身的操控作风阻碍了他真正掌握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使他无法看清自己行为的后果。为了保证斯大林的独裁的经济政策，党内机构创造了一套辩护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将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更快。［第138页］由于客观经济原因的影响，当苏联经济发展步伐慢下来的时候，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思想也困惑了。这不能解料客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理想化之间的矛盾。斯大林操控下的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理论同样也是为政治需求服务的。它用来为那些强制手段做辩护，因为那些被污蔑为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人被定罪为苏共的敌人。尽管如此，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被称为20世纪20年代“原始积累”的共产主义革命非经典开端的超越已经接近完成了。尽管受到斯大林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的歪曲，但是苏联经济水平在二战前已经达到了工业化进程的顶峰，甚至超过了打败希特勒之后经济重建时期的水平。因而，为什么我们所描述的这个进程被称为“原始积累”，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是一个马克思在他所在的时代所描述的进程，是马克思揭露那个年代的决定性法则的进程。如果参照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我们会特意这样做，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过来的根本区别：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这是一段以血腥和暴力手段达到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再分配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只有完成了这种人口革命才能使自己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马克思将此描述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永恒法则”。[2]只有在这次经济飞跃之后，资本主义正常的生产和再生产秩序才能建立起来。从那时起，工人阶级就把“平常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自然的生产法则。”[3]
没有必要通过细节分析来说明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从性质上有别于前文所说的资本主义增长方式。我们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在其经典形式下的正常发展。我们完全认同马克思对英国发展史及其必要性的分析。显而易见的是，在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本不应该选择苏联式的历史转变进程。俄国的发展模式就其自身来说是一种不充分的发展，它把经济水平提升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使得经济水平足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因此，尽管运用了暴力，它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也是不可否定的。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它被赋予本质上不同的功能：尽管它作为瓦解原始生产关系（集体生产）的一种手段，然面，它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促进更高级的发展，使客观经济上在生产力的一定的量和质的条件下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第139页］与资本主义的起源相对照，尽管在这里运用了暴力，经济动机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与资本主义的进程相对照：在经济基础建立之后，社会主义特有的性质应该自觉地穿插进来，以便保证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社会主义特质。这些社会主义具体特性就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了。资本主义是由一个自我调节的生产过程组成的，面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由一些新生的、复杂的社会任务和可能性作有意识的指导。
为了深人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特有的性质，我们着重探讨了一些演变时期，这些时期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被清晰地表现出来。注意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便是在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通常所指的文化也不过是经济演变的副产品，因而它必定会长久地体现出与经济基础的不对称。这种对称的缺乏通过一些现象来显示自身，比如说，公共教育不够完善，即便是技术教育也远远滞后于客观的生产需求。最近几年，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多次提到这个话题。另外，在特定文化现象成为资本主义投资和投机的新领域的事实中，这种不对称越来越明显了。由于经济上受到大资本的控制，这些文化现象也就完全被操控了，这就使得文化作为纯粹的商品交换的对象的趋势达到了顶峰。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和《共产党宜言》已经分析了这一进程。这种发展在当前时期达到了其典型。与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相矛盾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即便是在其斯大林主义形式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附于社会主义文化组织的一些原则（这不仅仅是由经济决定的）。作为这种论断的证据，当经济和文化规模都很低下的社会群体能够更多地接触到高质量的科技和艺术作品时，就足以解释这种重要的现象了。然而，社会主义教育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极端的专业化。但是利大于弊，而且其成功能够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的“原始积累”在任何重要方面都无法相比较。
从历史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显示他们各自社会形态革命性的根源。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都是社会的一大飞跃，并且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典型的演变方式。在这点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同的。但是，当它们摆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突然出现之后，他们各自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我们在马克思的立场上指出过，［第140页］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霸权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必然王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缺乏自主意识和目的意识，完全由必然的经济规律支配着。伴随着一种内在的强大的自治主义，纯粹的经济规律主导着资本主义，决定它未来的情况甚至可能在其自身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历史形态（甚至被社会所接受的权威性的人格类型也是经济的内部辩证的产物）。从人类的目的设计来说，社会主义与它之前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是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社会主义向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的过程中再也不能起任何作用了。之前我们提到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错觉，他们认为，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注定具有同样的发展动力。我们还提到马克思对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的为数不多却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具有决定性的评论。
现在我们必须深人到这些相互重叠的问题的核心部分。马克思认识到，经济（必然王国）是共产主义（自由王国）必要的基础。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主义并且同时指出自由王国是必然王国的“另一个世界”。“人类的发展就其自身来说自始自终都在进行着”，决不能认为是经济发展固有的机械的产物甚至当马克思对一个社会形态做“经济决定论”的论述时，他从来也没有忽视人类的目的性行为。对马克思而言，社会形态的演变不能仅仅建立在经济的内在辩证发展的基础之上。在自由王国阶段，我们相信人类将遵循“各尽所能”的原则进行劳动。[4]
正确掌握了人类劳动过程的社会趋势，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入到了历史核心的问题。但是，为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人们不能被表面的相似所误导。由于人类劳动过程走向越来越高的层次，人类的自豪感也会因为自己的成就相应地提高，甚至在阶级社会里也是如此。人类自信心的提高并不允许社会忽视人类劳动的历史，从“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时代到雇佣劳动力时代，在雇佣劳动时代，劳动者必须在自由市场中对自身的劳动力明确标价。人类劳动的胜利使人类劳动的历史受到更大的关注。当代资本主义开始起步改善工作条件，包括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制定工作环境的卫生标准以及在工厂系统中实际运用工业心理学。［第141页］但这些都是假象。这些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提高利润，旨在用最简易的方式提高生产效率，这些仅仅是出于经济动机，其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力量。由于上述原因，经济利润总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目标并且劳动者必须为资本主义的需要牺牲自己。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劳动者的牺牲通常是被暴力所迫。而今，资本主义已经不用赤裸裸的暴力来使劳动者服从了，这就导致了对某些资本主义手段的错误评价。手段变了，但最终结果还是一成不变。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利益仍然是主要目的，而劳动者，依旧和先前一样，只能为了客观的社会生产条件而牺牲自身。马克思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并不是要从经济上控制人，而是要为了人性的价值和尊严面调整生产过程。人类的需求必须支配客观条件。这个目标以及其在实践中的实现要求把人类的需求放在经济规律之上，这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高度发达的经济仍旧是前提（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基础）。
对此同一个问题的处理，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所采取的角度略有不同。当马克思在这里说起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时（“从各尽所能到各尽所需“），他说到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是“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劳动本身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5]这是一种对纯粹经济视野的超越。另一方面，要揭露所有的资本主义假象，并且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生产力的带来的表面的“缓和”与“可接受性”也不能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它们仍然让经济来控制人，而马克思刚好相反，他要推翻这种进程，要让人性去主宰经济。
这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空想的实例。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用一种非常近似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中人类状况的观念、他认为劳动本身将会演变成为一场游戏。对未来的这种梦想毫无疑问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但是通过对经济规律的精确地科学研究，他发现了自己的观点与傅立叶的不同之处，他现在把这称为“太过于幼稚了"。马克思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阐明他对人类劳动的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在抽象意义上把劳动定义为人类的最高成就，而不仅仅将其局限于经济活动。“真正的自由劳动，比如说作曲，同时也是非常费力的差使，［第142页］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同时，他在与亚当·斯密的直言不讳地争论中联系整个劳动领城扩展了劳动的定义：“把劳动仅仅看做是一种奉献，由于劳动的价值定位，就相当于支付一件商品所需要的价格一样，因面根据花费劳动的多少来定价，这其实是一种负面的定义。[6]在此书的另一个地方，他对劳动的定义作了更加充分的解释：“个体特性的发展，因而，并不是把缩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移到剩余劳动中去，而是实际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到最小，这样就有可能用节省下来的，对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时间对每一个劳动者进行艺术和科技教育”[7]由于这个原因，因而“剩余”这个词运用到劳动领域时，只有与纯粹经济范畴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既然从经济上说有剩余劳动这一说，那么当提到社会物质的自我再生产及其组成成分时，就不能有剩余劳动这一说法了。当劳动运用于社会生产力和人类劳动能力提高之后，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劳动、劳动的经济过剩绝不会使从社会角度说的劳动真正过剩，相反，会使劳动的效用和不可或缺性得到证实。此外，马克思在早期就认识到，作为劳动者从“奴役性压迫”中被解放出来的后果，消除劳动分工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条件。但是后期的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又推翻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劳动分工“作为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劳动的重要前提。更加成熟的马克思最后认识到，劳动分工最终提升了人类力量，因为劳动分工提高了人类生产力，而这降低了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自由劳动时间。但是，劳动的束缚决不仅仅是完善的现代经济能够消除的原始条件的遗留。恰恰相反的是，这种束缚的延续正好是科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资本主义以各种不同形式为了自身目的去奴役劳动者。渐渐地，这种对劳动者的奴役扩展到科学和艺术领域。当今越来越多的对异化的资本主义的批评涉及到了这种奴役关系，尽管没有看清楚这种奴役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真正联系，并非偶然，他们把自己同这种奴役联系在一起。
在马克思主义那些具有建设性的评论里，我们可以察觉到两种彼此相关却相互冲突的趋势，这对我们解决问题非常重要。马克思并不满足于纯粹地从经济学来分析、相反，马克思想说明，共产主义的社会先决条件（即便是作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只有劳动解放的社会结构能够在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建立起来，才能够实现。［第143页］为了实现人类劳动的解放和实践的自由，有必要重新构建迄今为止一直占掘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这种重构必须以不危及生产总量的功能的方式进行，相反应该对其起促进作用。我们知道，马克思特别强调两点：把人的类存在的最尊贵和有价值的方面作为衡量经济过程的标准。并且与之紧密相联的是，超越劳动分工的奴役性质。几乎不必指出，在这两件事情中用只言片语介绍这种变化是不可能的。这种重大的变化必将会导致缓慢的社会进程，在这种社会进程中，渐渐地会发起一些修正。经济基础为这种趋势的主观和客观发展提供了物质可能。
这些进程同时也改变了人类自身的性质。这些进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掌握着人类的能动的社会存在。整个人类历史表明，理想化地追求一种能够包含人类的真正人性的生活模式，往往会有结果。完善人的类存在的梦想的产生，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有力手段。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个体事例中的彻底终结和失败。在阶级社会里，客观经济规律支配着人类目的行为，因而阻碍了这种向上的发展。只有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包括所有的劳动和经济实践活动），去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人类的共同目标才可能实现。各种形式的阻碍都无法否定和剥夺改善人类条件这种趋势，在过去存在的一切社会形态下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人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首次创造了条件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类，这一时期，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里，也会被认为是那一决定性时刻的先声，那就是马克思声称的人类史前阶段的结束。
和马克思一样，我们认为，劳动是人的类存在的核心问题。然面，很明显，我们之前讨论的问题是与人类实践活动的总和，与人类的生活相关的。为了占据一个与经济王国联系紧密的位置，人们思考共产主义社会要实现的按需分配的经济原则。然而，既然在过去的社会里，需求的满足仅仅局限于统治阶级、而到了现代社会，却扩大到了广大劳动人民，因而共产主义的这一原则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仅仅考虑需求的满足，就只会成为消费主义。［第144页］在当民上化的进程今社会里，人们消费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是作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手段，是为了更高的社会威望和爬上更高的社会阶层。消费品行业和服务业的巨大发展有了经济保障，正是因为消费者不断地斗争以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在不改变商业社会的基础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将会陷人越来越不景气的境地。除非把经济当作是人类有目的的设计的主要目标，要想把商业社会的能量直接引向改善人类生活的有组织的实践活动中去是不可能的。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要推翻具有奴役性的劳动分工，仅靠个人单独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至此，我们持续讨论了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观点，但只是一些皮毛。这种讨论并不充分，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详细列出所有与之有关的问题。然而，对这个观点的介绍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前面我们做过这样的陈述：与萌生于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公民理想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的主题是人类的日常物质生活。资本主义社会以双重标准将个体区分为人与公民，而社会主义所强调的日常，并不是推崇作为双重标准之一的物质人。社会主义民主把在自由王国里超越这种双重性作为自己的任务。
这个原则并不仅仅是思辨的构造，我们提到过，群众运动已经展示了这一点，而这些运动已经被引向并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疑问，我们指的是1871年、1905年和1917年对苏维埃的运用。我们勾勒了这个运动是如何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个新的社会秩序非常有效并且迎合了属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涵盖的范围包括从诸如工厂和住房这类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到整个社会的重大政治问题。内战胜利以后，这些目标都被官僚制度所取代，斯大林实质性地毁坏了整个苏维埃体系，并且确定了这种官僚控制的最终形式。（教科书和官方宜传文件是这样说的，这种转变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对我们这些关心现实社会性质的人而言是毫无益处的。）劳动人民失去了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的地位。他们又成为了更强大面包罗万象的，能够控制他们实际生活中所有问题的官僚制度的对象。
实际上，俄国的斯大林化完全扼杀了社会主义发展成为自由王国的可能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更高理想对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广泛斗争具有启发式的意义，［第145页］列宁对此从未动摇过。即便是在年轻面弱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内战中极力自保的时候，列宁依旧坚持社会主义生活更高形式的原则决不能脱离《怎么办？》中的实用的，日常的纲领，列宁确信，马克思和思格斯没有留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确蓝图，但是这个蓝图的发现和正确实施是当今的一个新的重大任务。然而，他推测，面向未来的行动与当今时代的现实需求之间肯定有着有机联系。他知道，未来只有通过人类的实践才能实现。目的性行为与眼下需求之间的联系就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特征。而他的行动对于为了实现更高目标的运动，永远都是不可缺少的。这种行动方法学一直存在于他对那些专注于“链条上的下一个联结”的同事们的告诫里然面，他的想法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思维过程也受到他生活的历史环境的限制。前面列宁对习惯的定义与即时性和目的性相互关系的问题所包含的复杂性毫不相干。他所讨论的习惯与“国家消亡”的必要前提息息相关。这与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革命性过渡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观力量和客观力量之间的连接也不相干。因而，他对苏维埃民主的观点，他与托洛茨基关于工会的争论都没有超越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没有超越布尔什维克党内盛行的观点。
列宁的行动方法论对我们当今仍然很有意义。关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他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概念化并且为人类的日常实践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才能发现马克思对社会进行分析的普遍的理论基础。列宁的行为不能当作今天的无可挑剔的模式和无懈可击的范式来使用，因为他所处的情形下面对的困难与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一方面，列宁的陈述必须放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大环境下去解释，在十月革命期间，自发的苏维埃运动占据了中心位置：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它们是在采用新经济政策的紧急过渡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此时期，他承诺挽救在资产阶级威胁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成果。他希望尽可能地转向一个即将来临的，苏维埃运动依旧存在的历史时期。
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形与前面我们描述的那个时期完全不一样，［第146页］在斯大林长达数十年的统治之后，产生权威性社会主义的各种因素实际上彻底消失了。产生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因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今天，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因素，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导致人们对斯大林时期有了更多了解并且开始批评斯大林时期的统治。从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在斯大林统治下广大劳动者的自发活动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这不仅体现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而且还体现在控制他们自身的日常生活上。我们强调实际上这个词，因为即便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在形式上来说，许多问题都根据形式化的民主程序得到了解决，比如通过秘密投票和普选。然而，斯大林的独裁控制是如此的广泛和强大，以至于通常来说，这种投票基本上没有给广大民众的现实意愿、厌恶和观点以发泄的途径。既然如此，那么1917年的实际情形必须被看作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根除了。
斯大林强加的这种社会和政治上的畸形逐渐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正常情况、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应不断加强的观点，被斯大林用来作为其极权主义的历史借口。这种观点在斯大林时期经常——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批评。但是，它仍然为斯大林实行残酷的霸权实践提供了名义上的理论合法性。他创造了这样一种引发心理上的内战的氛围。疯狂地探究内部敌人成为行动的准则：尽管内战已经结束，但是每一个人都还可能会是潜在的叛徒。我们必须清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第一次批判来源于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从政治上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反对派已经被驱除了，在政治上也毫无权力。反对派不是真正的危险，而内战也根本不存在。虽然是片面的，但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正确批判也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即便是在赫鲁晓夫之后，内战教条也没有中断，而是在苏联政府的内部政策里得到复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政府把这些批判视为公开或秘密的颠覆性声明，必须镇压下去，因为与官方核准的观点不相符。这个大有前途的对斯大林体系的客观评价始于苏共二十大，却被克里姆林宫的继任统治者终止了。尽管苏共二十大尽量克制对斯大林的批判，但是苏联政权的继任者仍然退回到了斯大林主义。
苏共二十大的积极成就，是它开创了批判斯大林主义体系的先河，［第147页］其弱点在于，它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是片面的。它的攻击集中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并没有触及到斯大林主义的核心部分，对个人崇拜的谴责表明了这种批判的不充分，也显示了为什么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如此有限。对个人崇拜的驳斥本身是不错的，只是不够彻底。斯大林的统治手段来源于他对法律原则的破坏，这个观点同样也是对的。对这两件事的评论都没有任何错误，只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忽视了这些关键问题的本质。在教条式主观臆断的基础上对广大样众的残暴统治井不仅仅是他机敏、极端利己和暴虐性格的产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历史都不断给出新的例证来说明在集体的、持续压制的实践中，极权统治照样能够实施。另外，对法律原则的破坏，其本身并没有导致极权主义。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拥有完善的司法技巧，足以保证它实行合法的统治。为了保证社会和政治的统一，这是很有必要的。正如苏联在公开的、极度的践踏法制基础上的个人崇拜，把与政治教条相符的个人行为标榜为社会正常现象，而与政治教条不符的个人行为就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样每个拥有合法统治手段的国家都能够对全体人民推行它的政治标准。斯大林主义并不能被还原为对个人的极权主义或者对法律原则的践踏。
斯大林主义体系的核心在于其他一些原因。斯大林主义体系根源于经济问题，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这同一个经济问题困扰了那些在列宁逝世后卷人权力斗争的人。核心问题是关于所谓的“原始积累"。之前，我们试图说明生产方式社会化的积极因素是如何为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条件的。在“原始积累”和快速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斯大林的残酷霸权体系取得了许多成就。（斯大林不能认识到这些成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斯大林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在两个“重建”时期还有了进一步的增长。然而，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也改变了，新的问题不再是“原始积累"，而是所生产的产品以及给人民提供的服务的质量问题。从经济上来说，斯大林主义对快速工业化时期还是适用的，然面，当苏联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它就失去了自己的历史作用。
斯大林主义体系并没有根据它自身所创造的社会经济新秩序做出成功的调整。斯大林主义试图用过时的政治模式去统治二战后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第148页］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之间出现了分离，面斯大林主义依旧想用二十年代的政治结构统治二战后的社会秩序。这可以从技术专家事件中看出来。在“原始积累”阶段，新生的苏联继承了革命前资本主义以及沙皇手中的技术专家这一社会阶层。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对社会主义疏远，有的甚至是直接敌视、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长达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基础建设期间、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沙皇时期的技术专家有的已经逝世，有的已经退休，因而这一敌对阶层也就消失了。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提到，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培养了一个忠于苏联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就坚持某个特定的世界观来说，这个阶层的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也不是苏联制度的敌人和不负责任的看客。在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是苏联人，他们把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当作自己的正常职业，而他们毫无疑问想作为苏联制度忠实和高贵的贡献者而得到认可和优待。年轻一代背叛斯大林主义体系主要是基于客观的社会背景。到目前为止，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代理人控制技术专家的方法已经成型。然而，这个作为苏联进一步发展的力量的、新生的、对社会必不可少的专家阶层的政治和经济行为，需要一些和斯大林时期的管理方法相比有所改变的方法。
新的管理方法的问题最终与生产本身的控制和目标紧密联系。从经济和政治上来说，生产的发展仅仅靠重视重工业建设，而不顾消费需求，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在革命理想主义阶段，最好就是呼吁人民群众采取抑制消费的政策，这是唯一可行和有充分理由的方法。关键是，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建设相对先进的科技工业机构成功发挥作用的官僚集权和中央计划控制的方法，在当今必须被判定为完全无效的。中央集权的官僚计划机制越严格，就越难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满足大众消费。这种缺陷在生产消费品的制造业中已经凸显出来。从这点来说，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行之有效的战时经济模式的适用性，因为它不可能使得对战时生产的牢固控制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标准。
［第149页］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压力已经带来一个重建的时期，同时，把社会主义民主引进生活的重新尝试的再思考的时机也随之来临。在本书开头部分我们提到的两种错误方案，在共产主义世界也开始走向前台：通过保存斯大林主义方法的实质而局部改善这场危机的尝试，或者采用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那些方法。一方面，集体计划的官僚机构不想放弃其绝对领导的角色，尽管每一个细致的调查都表明，它所采用的标准、执行的任务以及控制手段，并没有成功地满足人民的真正的实际需求。保守派建议给现有机构提供全自动控制的机器来确保他们的计算更加精确，似乎靠这种方法就能改善那些在根本上存在缺陷的机制。另一方面，从改革者角度来说，他们提倡的是西方工业组织的模式。改革者从这样一种错误假设人手，即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竞争（考虑到其利弊），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其梦想，因为只有在没有相互竞争的资本家存在的情况下，社会才能完美地适应市场力量。改革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忙于初步的实验阶段，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密不可分而没有决定意义的妥协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保持仍然很强大的集中计划机制的完整性和不可触动性。
对这些经济问题进行详尽论述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经济改革已经提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日程，这一事实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也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多次指出，苏维埃运动是历史上特殊的、仅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形式。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不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而是用相对社会历史的方式解决民主化进程问题，我们将面临全新的局面。在推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进行理论斗争时，列宁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基本问题在于；苏维埃仍然同当今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化问题相关吗？苏维埃运动、广大民众所施加的压力都是社会动力，立刻使人们的日常事务与高层政治的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群众自发的运动似乎已经完全终结了，我们已经指出过，当社会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并且变得退化的时候，广大群众就会对其毫无兴趣：当社会政治结构不再合法，也不符合民主利益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对其冷漠无情。［第150页］今天，人民参加各种会议、讨论和选举，是因为这能满足他们眼前的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作为反对派出现在那些官方机构面前。然而，他们仍然过于被动或者他们的参与把自身限制在官方提议的程序化批准之中。参与者深刻地明白了，他们的参与对那些问题本身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时常还会给参与者个人带来危害。一般说来，尽管官方描绘的事实是另一幅蓝图，并且成为公务记录的一部分，但这些事实的实际情况还是广为人知的，政治参与被降低为纯粹的机械主义。
另一方面，充满活力而且自由的公众奥论依然存在，只是采取了地下和隐蔽的形式。这种隐蔽的“公众舆论”不会以公开和正式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东欧社会范围内而且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公众舆论其实就是一种私人密谈，即时地和自发地发生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讨论。这样的秘密世界所产生的真正影响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把它看作毫无益处或者低估它都是大错特错的。我仅仅通过提及我几十年的经验，说明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功是由这种地下的公众舆论决定的。一件艺术品是肤浅的还是具有艺术价值，一部小说是否能够成功改编成电影，这些问题更多是由秘密世界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些出版物里的批评所决定（首先是那些官方作者写的批评）。
很难衡量这个秘密世界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决不能忘记，这种规章体系以及前面说到的对整个社会进程的操控，由于与现实太过于脱节以至于不能实现对自由思想和自由行动进行控制的最初目标。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官僚控制要比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少得多。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有许多自发的铁路大罢工，工人们自发地不愿服从主，最终使得所有商业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这种工人反抗，促使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达成妥协。这些类型的产业调整，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妥协，通常是以管理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私下谈判的方式达成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使劳动力和资本都有所收获的调整，涉及到了工厂里的劳动条件和运输手段等诸多事宜。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比资本主义更加严重。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抽象、机械和官僚化的，社会主义所发生的罢工现象和私有制世界所发生的一样频繁，在所谓的“劳动者的天堂”里，劳动力动荡的局面依然存在。
［第151页］这种无声的地下公众舆论是现存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开口楔子。它是一种社会力量，它转移到系统的公众实践中，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步。用旧的方法推行民主化进程是行不通的。它也不可能通过自发的革命性巨变取得成功。试图通过复兴苏维埃运动来取得成功也是不可能的，在革命时代，苏维埃运动被看作是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直接民主。回到过去所需要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都不存在，任何梦想着过去那种自发的苏维埃运动得到复苏的人都是自找没趣，都是空想。这种幻想源自于对过去英雄主义的个人热情和高度承诺，但是期待着像1871年或者1905年一样广度和深度的革命运动再次发生是毫无希望的。斯大林主义时期，独裁的方式中断了苏维埃运动的延续，同时，运动本身在内部也受到了反对倾向的支配。从理论上来说，立即地、完全地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质上实行正确复兴已经不可能了，因而直接复兴过去那种伟大传统也是不可能的。苏维埃运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是十几年来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不可能单凭个人或者某个政党的意志再次出现。如果把苏维埃运动看作可以由于人的意志重新回到历史舞台，就等于仍旧囚禁在官僚式的策略优先的危险的封闭的圈子里。官僚式的策略会阻碍或者延缓历史进程，甚至会把历史进程引向错误的轨道。但是官僚策略却不能以它自身已有的形式来动员人民大众推行激进的广泛的改革进程。
这种地下运动的觉醒也不可能模仿先前苏维埃运动那热情激品、自发的形式。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无声无息、隐蔽的倾向，作为一种自觉的批判力量发展成一种与社会相关的模式也不可能重复先前的制度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不同类型的革新也不可能。实际上，我们知道，如果不能有效地号召那些受到镇压而销声匿迹的地下力量，要推翻当前机械的、集中和超官僚化的计划体制实践是不可能的。对集中计划的批判流露出分权的必要性。宣传和欺骗，那些斯大林主义政党使用的老手段，并不能完成反官僚化的任务。广大民众必将会经历社会主义经济的重新定向，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与斯大林主义传统彻底决裂。广大民众必须接受再教育、恢复活力，才能再次感觉到他们自身的潜力。因为这个原因，仅仅去除阻碍民众自由表达个人观点的社会心理壁垒是远远不够的。［第152页］由于对派系组织的恐惧，斯大林时期不仅抑制了个人观点的表达，而且系统地迫害和根除了对斯大林体系的批评和改进以及对根除特定的功能障碍做出很大贡献的任何类型的工会组织。没有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没有那些自发面短暂、临时并且经常没有具体形式的社会团体，摧毁官僚政治也是不可能的。通过这些地下运动有意识地动员，广大民众再一次获得了一种权力意识，那就是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
对斯大林体系的长期容忍，对广大民众的创造性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他们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仰，甚至不相信他们自身的个人一社会实践的可能性。在那时，即在1917年自发的爆炸性的十月革命所引发的苏维埃运动的情况下，广大民众习惯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那是很合理的。在斯大林时期，不是主动行为而是被动行为才是规则，因为在当时的独莉情况下，这更加合理。强调列宁思想中的习惯概念的重要性既是正确的也是有益的，它具有双重意义，它包含两种选择：它表示激进的变化，不管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或者，根据其固有的性质，它还表示一种社会妥协。在整个斯大林主义的策略优先时期，当整个社会全面而广泛地受到官僚制度的控制时，不管主动参与者还是持无所谓态度的被动参与者，都不得不使他们做出调整以使自身习惯于在这样一个体制中生活。
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类型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性格模式的社会起源。法国和俄国大革命的英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拥有的不是伟大而是平凡。当今的世界是为小人物而造的，我们必须满足于对过去那些高贵典范的苍白回忆。社会主义存在着这样一种活跃的理想主义者的类型，东欧的批评家们把这些政治活跃分子看作是公民模型的当代讽刺画。政治活跃分子拥有理想主义（在马克思的意义上），但是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就是，当今的这种类型既不是由于其主导人格从事革命运动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例如雅各宾派运动时期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当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代表的那些形式的、空洞的和肤浅的个人。社会主义活跃分子把自己限于为了执行党的决议无私奉献并且坚信他们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服务。（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想澄清一下，这段话井不是指向一般而言的纪律，而是与某一种类型的人或者某种实践模式的社会结构的重要问题有关。［第153页］对比中的决定性差异与批判和超越的问题相关联。有一种纪律不允许批判和改进，那是盲目服从；还有一种纪律是集参与、投人，自我修正和扬弃于一体，这是任何政治运动都必不可少的。）
除了我们提到过的人类实践形式以外，还出现了一种对比性很强的类型，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谋求个人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通过一些可接受的或者鬼鬼崇崇的甚至是非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心理和道德观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异常接近，但是从性质上来说还是与资产阶级的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没有任何人类剥削源于这种操控活动，肖然，我们并不认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非法行为。我们要质问的是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钻法律漏洞，控制传统的和新兴的习惯模式以满足自私自利和自我膨胀的行为。从这点上来说，必须引进一个条件限制：社会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没有可比性，尤其是就大规模、集中程度和官僚化形式的生产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从一开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使任何依靠剥削别人劳动的积累都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的工作种类是没有剥削的，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都包括在这个范畴之中，他们在工作中或多或少都带有个人的责任心。然面，劳动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与他们对政治的冷漠之间存在着不一致。他们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对现有政治结构进行修正批评的权利上做出了妥协。
这些论述并不是想要为社会主义人类行为类型的总体性以及其衔生的问题提供详细的标准。因此，仅仅有必要指出由撕大林开创的生产秩序里演变出来的各种主体的社会趋势，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区分对斯大林体系的社会主义批评的各种形式和资产阶级批评的各种形式。自从新经济政策推行以来，资本主义的反共产主义者就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将以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样式发展，或者说一个单一的工业社会会演变成为全球规模的发展，在这种规模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就会消失。相反，我们已经多次提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显示，生产资料社会化产生的客观社会关系从性质上来说与阶级社会是不一样的。［第154页］然而对现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敏锐、深刻的分析表明，它的确客观上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并且使其变得不可能。但是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的发展，它的政治结构没有能力——不是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还没有授权于社会主义的人。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寻找到把他们自己变成能动主体的方法。他们不知道怎样把生产资料社会化转化成基础，在这个基础下，他们就可以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成为自由的人。现有的社会主义缺乏客观的社会主义特性，要归因于资产阶级高超的诽谤和煽动手段。相反，社会主义社会主观特性的建设与扩展仍然是那些坚持认为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相比，社会主义是唯一值得信赖的选择的那些人当今和将来的主要任务。
从客观立场考虑，我们涉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推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能够克服假国经济内在的不发达的影响，并且伴随着生产力出人意料的发展，的确为自由王国奠定了基础。这个陈述与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不相干也并不涉及社会主义无法摧毁富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一事实。自由王国为人类独特的自我创造奠定了充分的基础。吊诡的是，斯大林主义制度不仅为人类的自我创造奠定了基础，而且还给人类生成过程的实现带来了客观的难以克服的障碍。我们在分析资产阶级民主时已经涉及到了这个矛盾。马克思试图解释，建立了人权原则的法国大革命，在它的基本章程里人们是怎样限制人的自由的。他说道：“但是，自由这项人权井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资产阶级社会“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面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8]
马克思阐释的那些文本准确地描绘了社会现实，尽管它们的作者被注人了革命转变时期英雄主义的幻觉。如果想要正确理解这些文本，我们必须把他们看作是提供了资产阶级社会真实状况的缩影。他们的伟大先驱霍布斯这样描述到，在资本主义下，人类的生存状况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法国小说家马奎斯·迪·萨德（Marquis de Sade）的作品也反映了资本主义下人类生存状况的本质。而当代资产阶级最新发现迪·萨德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性行为是资本主义人与人关系的一面镜子。［第155页］马奎斯·迪·萨德描述性行为时，他认为性行为并不是作为两个平等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被两个人分享的正常活动，而是男性仅仅把女性当作性欲对象而进行剥夺的活动，女性是完全被支配的对象，她们的参与、感觉和反应，男性从来都是漠不关心的。通过说明占有的观点可以得到极端的执行，康德对婚姻的著名定文详细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现实。康德把迪·萨德的极端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商品交易的语言融合在一起，他说道：“婚姻就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一生独占彼此的生殖器官而签订的协议。”
正如今天频繁发生的那样，上面这段论述不应该把我们讨论的客观的焦点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特征的性行为转移到性行为本身上来。它仅仅应该指出，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基本结构的普遍特征必然是真实的，并且必然会准确地描述出资本主义下各种类型的人类实践。马克思在《共产党宜言）里已经表述了资木主义普遍的人类关系，下面这几句话就是从这本著作中关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活动以及由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引出的行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9]这个被列人历史议事日程的问题是关于人类的人性化进程的。社会主义革命关注的是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以及在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里出现新的人类社会存在通过新的社会环境的生产，这一新的人类和社会存在会以自发的社会主义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出人类新的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关系。
明确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区别是很有必要的：历史见证了社会的许多革命性转变，但是每一次都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涉及到了激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兴起。比较一下18和19世纪制造业时代的劳动分和封建主义的行会，每个劳动者与其劳动过程的关系的激进变化立刻就很鲜明了，由于这种转变，工人的态度——他们被迫对这种新情况选择要么积极要么消极的态度——将会由社会劳动分工强加给工人。
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是截然不同的，［第156页］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由一个阶级剥削社会过渡到另一个阶级削社会，尽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剥削达到了相应的更高水平、相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过程关注的是超越任何剥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波给所有类型的社会物质生产带来了激烈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足以表明封建行会体制与资本主义大生产下的劳动分工的不同）。尽管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剥削的消灭都是社会变化，但技术变化却非常不同。由于区别于社会变化.技术进步不能构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内在趋势。（为资本主义生产建设的工厂，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不加任何改变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反之亦然。）但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或者生产资料社会化，彻底改变了社会。生产资料社会化完全可以重新塑造生产模式，因而能够改变人们的日常活动模式。当生产力总体上受社会支配时，这就给人本身、人和自身劳动的关系以及和同事的关系带来彻底的变化。这些都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严格的社会前提。列宁在其关于战争的文章中明确说到，社会主义的确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但是经济基础决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的整体环境[10]有人怀疑是否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人也会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采用相反的观点，就是人只能通过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才能转变。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际的契机，作为解决物质生产过程引发的社会冲突的手段，确实是每个社会上层建筑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仍然只是一种反映，是人类用来帮助理解生产的客观变革的图像意识形态必须得有经济基础才可以使它作为社会力量的实际影响不会被消除。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意识形态必须广泛、深人地扎根于客观的社会存在。
社会的变迁往往是主客观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变迁是内无意识的经济力量和有意识的意识形态力量共同推进。物质资料的生产——自然不是没有意识形态反应的介人——必然会推动人的变革，推动人向有意识的、能够有日的地计划未来的社会形态的变革。无处不在的、机械的经济作用，就自发的辩证法来说，不可能给人类带来这样的变革。［第157页］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必须根据人类的设计来指导。目标必须根据人的智慧来制定，这样才能创造出能够唤起人与同伴合作关系的社会条件。目标必须对人起作用，这样他们才能意识到自身的真正的类存在。
通过对向资本主义过渡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对比可以看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性变革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社会主义是如此独特，所以历史上没有可以相提井论的例子去衡量它。出于这个原因，如果有人试图预言未来社会主义秩序的性质的话，那就必须细心、谨慎地运用从以前的历史社会形态中学到的教训。在《共产党宜言》中，马克思以充分的理由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在此过程中，他不仅指出了经济剥削，还指出了经济剥削对主体间关系的影响。拉萨尔和斯大林都对社会主义做出了荒谬的定义，因为他们都把社会主义局限在经济领域。对拉萨尔来说，社会主义是“对劳动的全额补偿”的权利的同义词。当斯大林给社会主义作出一个经济学家的定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废除剩余劳动时，他回避了重要的一点，完全忘记了剩余劳动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他忽略了剩余劳动涉及的人类生活内在和外在的变革，忽略了剩余劳动是客观的经济和主体的人的相互作用。重复一下上面的论述：资产阶级喜欢提到人类劳动的人性化，他们声称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正在发生。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主体的人在不断调整以适应客观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所谓“劳动人性化”预示着那些能够使人类适应现有的和新兴的劳动模式的方法的诞生：劳动条件的改善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面提高生产力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劳动人性化在社会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客观经济必须屈服和适应作为主体的人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观控制着客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劳动的模式必须与人的类存在相符合，人的存在成为组织劳动条件的标准和指导原则。
很显然，随着经济支配地位的废除，生产过程的重构本身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创造更高尚的人类这一目标的物质力量。很明显的是，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拥有生产更高尚的人类这一目标。［第158页］生产资料社会化是人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有目的计划的必要前提条件。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自身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主现依赖于客观，人类实践的确能够成就很多，但是劳动的人性化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同样依赖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水平。
我们必须指出，主观和客观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的类本质的实现必须与生产力的可能性相一致，以便于在实际世界中能得以实现。但是劳动人性化并不能单纯源于生产领域；正如列宁煞费苦心地指出的，它必须要从外部，从个人从事的直接的生产过程之外的来源中被引人。它必须得到政治主体的支持。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功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性是把人性化观点的外部理论带人到经济领域，这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所决定的。这个任务同时也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与以往所有建立在私有制、剥削和异化基础上的民主形式，尤其是与资本主义模式民主的主要差别，产生于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政治社会任务，在我们不断提到的伟大的、激情高品的，自发的苏维埃运动中得到直接的广大的拥护。对于如何才能把社会主义民主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还没有固定的指导方针。过去和现在的教训给我们勾勒出大致的蓝图。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被看作紧迫的社会可能性被提出之前，1871年和1905年革命就已经被镇压了。在列宁的晚年，苏维埃运动受到袁退和分裂的突然袭击。我们已经评论了列宁维护苏维埃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内容的无效努力，他把苏维埃看作是对抗那曾经不可抗拒的，得到提高的官僚制度的活生生的民主力量。
我们知道，这些努力都化为乌有了。今天，社会主义世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才能重建马克思主义？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复兴的社会力量是什么？现实地说，想要复兴苏维埃运动是不可能的，任何重建苏维埃的希望也缺乏理论基础。另外，促使1917年革命自发发展的革命条件也无法重新出现，并且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衰退时期。在斯大林时期长时间僵化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目前的任务，不能直接与任何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对我们提到过的悄然无声的、地下的运动也是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为这些运动的玉生提供理论基础了，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尝试必须要从理论基开始。［第159页］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当今社会主义的危机，因为只有理解危机的原因，我们才能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并且才能为有意识地复兴马克思主义建立指导原则。只有在重新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一个与目前的现实状况相符合的策略，一个恰当的个人实践策略。谁着是涉足理论重建，谁就开始了一个受到意识启发的、有意识指导的、不断延伸和矛盾的过程。人们永远不能忽视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涉及到的丰富的辩证法，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冲突，这些都应该被纳人到我们对这更高的社会秩序的理解巾来，一方面，直接与经济相对的人类实践活动不会限制经济的发展，相反会组织那些纯粹的经济活动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只有当社会实践活动与纯粹的经济活动相一致时，促进它发展的前提才能建立起来。对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理论上的深刻润察以一种不间断的方式在一天天增长，预示着决定性的客观事实与政治之间必定存在和谐。主观与客观的融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未来方向，而我们在这里的思考仅仅是一个寻求这项伟大事业最普遍原则的一个草图。因而要进人更详细的分析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为这个理论基础创造透明度。在对自发性和意识（马克思主义意识，纯粹的阶级意识）的著名和正确的区分中，列宁说道：“意识只能传达给工人……，这就意味着，从经济斗争之外的领域……，一个创造所有这些知识的领域”[11]列宁提及了一个动力矩阵，是所有社会动力的相互联系，指出了在当时历史动力学下社会的总体性。列宁是在1903年的条件的影响下做出的这种论断，我们认为它不仅在涉及当时历史环境下的社会现实时是正确的，面且在涉及到一些原则上更加普遍的东西时也是正确的。回到列宁的方法具有迫切性，它是马克思方法的延续。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理论上来才会出现。因为在当前情形下，正确的实践活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正确分析当前形势的直接结果。
如今还可能简单地运用十年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吗？我们已经指出了斯大林方法的理论核心：理论、方法和策略的层次关系的本末倒置，斯大林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层次，使策略优先并且扭曲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方法。［第160页］直到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伤害还没有被克服，如果想要修复对马克思主义的损害，那就将要求对每一个被斯大林的变形的一般方法所扭曲的事例进行专门的研究，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定于最特定的类型，我们就可以用如下例子来说明这些主要问题：自列宁的《帝国主义》（1916）之后，就没有了对当今资本主义新特征的特殊性的科学研究，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明确方向的任何研究。我们对当今时代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因为我们的认识是一些过时的方法甚至是那些在刚产生时就是错误的方法的结果。在其他部分，我们已经极其简略地描述过斯大林的经济设想，并且讨论也表明了斯大林的策略的理论控制最终导致了对马克思方法的曲解，并且也影响了这个领域。另一个历史性曲解的例子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删除了。这种删除是为了证明实际上并不存在中国封建主义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说法。为了使斯大林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国关系上的策略性决策得到加强，这种曲解是必要的。“亚细亚生产模式”观点的消除，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推迟了十年，因为没有这种诠释范式，就不可能对真正的事实以及它们在这个世界上重要区域里的必然的相互关系实行马克思主义分析。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会加强，这一观点是历史曲解的另一个个案。实际上，这个例子可能是对策略优先的方法论如何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曲解的最震德的说明。优先考虑阶级斗争加刷这一观点排除了对斯大林时期政治情形的真实性质的实际的理论探讨，俄国被认为永久地处在内战状态下.政府的决议是出于纯粹的策略背景考虑，而那些不同意政府决议的人会被认为是整个国家公开的或者秘密的敌人。只从逻辑上驳斥这些敌人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受到道义上的诽谤并被指责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保留斯大林主义体系很容易就会导致阶级斗争加剧这一主题以及伴随它的秘密极权国家的复活。如果强大的官僚政治仍然存在并且感到自身受到了威胁，它可能就会以一种维持官僚政治权力的方式面复活，而不顾阶级斗争加剧这一命题的虚假性。苏共二十大反对阶级斗争加剧这一命题，但是如果政权的斯大林结构原封不动保存下来，那么它很有可能再次被利用。
这些扭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事例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但是本文不能从事这种进一步的列举。［第161页］因为它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有着极其深厚的联系，因为它站在一个与斯大林主义的策略控制相对立的立场上，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可能会提及列宁的观点，那就是作为马克思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直接延续的国家自决的观点。1917年，列宁要求每一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权利，去宣告自身的自由解放，并且极力反对任何使这种权利失效的企图。[12]甚至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他把杏定国家自决权的行为称为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没有任何官僚式的诡辩能够消除这一命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中心地位。列宁在晚年时期激烈地反对对它的破坏。[13]任何策略控制都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列宁和马克思一样，把国家自决权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际发展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重建。这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陈述。相反，马克思主义重建是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生存的重大问题。潘清历史记录不是暂时的，也不是最终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要具体把握所有的问题和事例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今很多问题还隐藏在未经核实的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因为过去仍然隐藏在黑暗之中，因而要正确把握当今的真实问题或者形成一种合理的当下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的。用一种单一的、包罗万象的装饰清理历史永远都是不可能的，几十年来的疏忽、困感和扭曲、只有通过多年的研究工作以及对理论和历史主要事件的实际讨论才能被澄清。实际上，对历史的澄清也会给其自身带来扭曲。政党组织和自由评论家们都提出观点多元化的需求作为避免歪曲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局。多元化也可以成为新实证主义思想控制的基础。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对多元化的优先权。当然，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结果不是能够武断地或随意地达到的。结果是通过实际调查、分析以及其他方式得来的，而且必须经受批判性讨论的检验。因为验证过程是如此漫长，一个真理被科学地验证之前总是要花很长时间。然而，如果共产主义运动想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就必须选择自我修正的方法。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将会从自我修正和自我批评中萌发。这是一个必须选择和发起的过程，因为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才能重新获得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政治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需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第162页］社会主义民主的苏醒会给这项运动提供精神推动力。但是，当我们涉及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时，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完全新的、没有探索过的领域。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在这里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指导方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们都已经逝世，没有给我们留下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清晰大纲。尽管我们处于困惑之中，但是据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了解，在当前形势下它的自发产生根本不可能。相反，需要无条件的艰苦的，有目的的努力去引起它的苏，把社会主义民主推向生成之路。每一个认真研究过我们关于列宁对政治意识定义的讨论的人，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一点。根据列宁的表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运动只能从外部激发，因为它无法在人们意识中自发地产生。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强调过，当今广大劳动人民极度的、普遍的冷漠，只有通过外在力量给其提供目标，才能把自己发展成为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活动。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对这些极少的却是基本的事实非常清楚，建立这种目标取向的天生领袖和推动力必须是共产党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动员和接管私人的、主体间的，地下的运动，并且在实际生活中组织它们成为面向目标的和解放的行为马克思主义的复苏需要自觉地致力于它所引发的重大的、一般的社会任务的正确性，《共产党宣言）已经明确了共产党人的特殊任务，就是他们“代表了全人类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14]半个世纪后，列宁继续执行和完善了马克思的思想、通过对阶级意识的准确定义，列宁认识到共产党共有对社会动态的总体性的敏锐的润察力。共产党代表着争取无产阶级利益的伟大事业，如果需要的话，还代表看超越现实的斗争。列宁从来不怀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今天共产党必须接触并且善于表达秘密文化的地下世界的种种欲望。
在斯大林时期的实践中，共产党也不得不屈服于策略上的官僚主义。对于共产党的问题，我们只能在这有限的空间里讨论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和可能的一些要点最根本的是，共产党那些成功的活动以及它们生命的延续都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从使共产党重新恢复活力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因素异常重要：那就是党内民主［第163页］在东欧世界，存在着一些这样的观念，寻求资本主义的多党制对现有的社会主义进行内部改革。在文章的开头部分我们对资本主义民主进行了批判。由于无法深人探讨这些复杂问题，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世界拥有有效的党内民主。我们完全明白，资本主义多党制民主制度下，没有一个政党真正实践了竟内民主。
从共产党存在的问题的观点来说，目前紧迫的任务就是在国家和党之间实行真正的劳动分工。社会主义民主重大的新任务是把日常生活从那些来自于阶级社会的现有的和有效的残余当中净化出来。现有的社会主义仍然受到阶级社会残余的毒害，尤其是以信用消费的形式。经济的正常改善，而并不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将会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凸显了信用消费的问题，不管是官僚控制还是靠新的宣传，都无法消除这种庸俗的消费主义。从这点上来说，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与列宁对习惯的深刻定义联系起来。只有习惯了将那些低于人类尊严的行为方式诸如自我毁灭和反人类动机抛在一边，这种习惯的实践才会卓有成效。习惯必须创造出一个能够放弃对别人以及对自己的生命持有冒犯态度的社会存在（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的）。一个在内容上具有社会性的社会存在的创造是习惯逐渐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没有人类日常生活的外部世界的重建，这样一场人类的内部变革就不可能实现。不管物质生产有没有发展到一个高水平，除非人类的日常生活不但变成政治决策的场所而且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否则都不可能出现共产主义社会。
过去的十多年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资本主义幸存的问题。人们批判它，谴责它甚至宣告它会垮台。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谴责过于简单了。每一个社会都是个别的例外和未来的预测的合成物，是朝着积极的和消极的方向发展的许多相互矛估和不对称的力量的混合。假定根据重要性等级的重大差异，每个人仅仅靠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克服与人的类存在的异化。在大多数第：部分一的快：斯大林主义成社会主义民上情况下，这种进程是从对此一异化的某种特定形式进行批评或者自我批评开始的。然而，人类的真正解故是从人周国的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开始的。［第164页］从此一起源于社会的社会存在的观点来说，当那些能够把过去的观念与现在的有意识的行为分开来的新的生活条件发展的时候，那么就可以认为人的典型态度被实际上超越了（同类相食和互相仇杀就是社会如何适应人类行为的例子）。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个人试图变革意识形态和伦理背景，自然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考虑他们的动机.就上述意义而言，这些类型的个人行为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社会普遍性。要改变人首先要改变社会。这里我们涉及到了整个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变革，不仅仅是在单一、特定的生活条件下对特定的、具体的个人的恶习的超越。作者并不想低估个人变革的价值。相反，他深信，在人类历史过去的纪元里的个人和社会的反抗创造了社会超越的可能性。如果在过去个人的和集体的反抗不存在，如果没有与当时时代的残暴以及否定人类尊严的行为作斗争，那么历史就毫无希望了。尽管这些斗争是在错误的意识下进行的，尽管这些斗争可能是纯粹乌托邦式的尝试，但是他们帮助创造了历史的可能性和未来。
作者也不认为单凭他们直接的、社会实践的结果来判断他们的这些尝试超越对人类的侮导是可能的。人类发展的先前的历史——马克思根据深刻的逻辑称之为人类的史前史——仅仅为那些对社会变革做出很大贡献的主观态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分散的、相互矛盾的论断。必须审慎地估量这些尝试的价值，并且人们必须从这些考察中知道人性的生成是他们自身活动的结果，尤其是他们社会活动的结果。然而，超越不可能在虚无中发生，必须与既存的真实可能性相一致，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过程往往会给这种变革提供条件和限制。社会主义民主被号召去超越这一最后的、高度发展的反人类的形式（其他人是自我发展的实践的限制、单纯的对象，是潜在的对于和敌人）。社会主义民主被号召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这个决定性的变革创造社会基础。
伟大而紧迫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充满着把这些复杂问题列人历史日程的本能倾向。苏维埃运动开展的真实条件与俄国既存的具体的、普避的问题是一致的。对苏维埃运动的记忆，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保存在广大人民的脑海中。［第165页］由于受到唯心主义的乌托邦希望的错误限制，广大民众认为苏维埃运动的简单复兴能够为人类开启崭新的领域，他们认为苏维埃运动的内在趋势是朝向革新和复兴的但是在后斯大林主义的世界里，苏维埃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革新的唯一动力。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起一场经济的根本性重建有这种背景下，苏维埃看起来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高度官僚化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证主义控制的唯一正确的替代者：在新纪元刚开始的时候，苏维埃就成就了巨大的历史潜力。从这些事实我们并不能下定论说苏维埃可以重新获得先前那样惊人的自发性和火山般的爆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化的新形式必将从社会历史中出现。尽管还没有发生，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出日益增长的危机即将来临的迹象，面对这场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幸的是，仍然不充分——提出了民主化进程的复兴。几十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呈现出了不间断的连续性的映像，但是他们充满了普通性的矛盾，分歧和不可解决的冲突，并且这些正被推向表面、不过，通过妥协，通过常规的控制性协议的延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还将继续以这种形式存在下去。资产阶级政权正尝试选举策略，因为他们急切想要收买这些混乱的，自发的抗议运动，并且一举平息它。
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经显而易见。这些粗略观察的主要任务不可能是促成一个详细的政治经济革新计划。从危机走出来后，马克思主义进人了一个新纪元。在复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新的根本任务就是发现与资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及着手社会主义内部革新的新方法。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新与旧，过去的已经死亡的马克思主义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未来的新时代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是一脉相承的，也可能是中断的：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有生命力的遗产应该延续下去，而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应该中断。提到过去和将来的关系，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重建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上的努力，还应该把它看作是为人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因为它适应了有着高贵尊严的人类日常生活以及人类尊严所渗透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把经济发展的这些原则实际运用到人类的变革中去，的确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情。从日前阶段来说，这种变革仅仅是一场为了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改进生产和分配机制的经济变革［第166页］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尽管它因为与消费增长的密切关系成为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但这一问题仅仅靠引进资本主义“模式”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本质上自发的方式能够完成的经济任务必须在社会主义中得到拓展，在生产过程，从其计划阶段到其实际运用阶段，将更多维的、多样化的形式囊括到民主化当中来，首先，这必然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然而，即便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工会问题立刻就显现出来。这就导致列宁主义观点的当代复兴，并且导致对曾存在于1921年关于工会问题讨论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急切排斥。要是没有列宁主义立场的复兴，那么广大群众的真正活跃，以及对他们自身的冷漠的胜利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经济改革过程毫无疑问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会酝酿新经济形式和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的诞生。我们已经指出，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体态度的觉醒和形成所必须的开拓性的尝试。如果不想放纵机械的劳动分工，毫无疑问地国家的民主机构和样众团体（工会）将会被要求在社会重建的第一阶段起主导作用第二阶段，经过民主革新的共产党在党内执行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在继续推进工会和国家民主化建设期间，共产党必须担任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重建时期政策的永久的批判家。显然，我们不能忽视广大群众自发的、直接的主动性自身给予改革过程的关键的，附加的动力。但是我们无法事先预料究竟这个重新出现和组织的苏维埃运动会有多重要并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推测只能最大程度地对未来各种可能性提出思辨性的要点。
从表面的观点来看、世界是不变的，但这只是假象。当今所有历史趋势的总体表明，世界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动力向前推进。从特定的历史框架来看，现实被社会进程固有、连续地演变支配着。资本主义控制体系出现了危机，而非殖民地化进程在人类面前开启了新的前景。这都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变革的重要征兆。然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走向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趋势［第167页］在这种趋势下，它在社会革命性变革中充当的真实的、理论和实践的领导角色是与人类的愿望相吻合的。任何社会的新生过程都必然与动荡和不确定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会被这个挑战吓跑并且致力于用一种最近几十年的看似静态的、目光短浅的连续性来保护一切可能保留的东西，这再正常不过了。从目前历史性危机的角度来看，这种保留的努力，在最终的分析里，似乎是徒劳的。考虑到社会变革时期的大体的社会历史基础，马克思写道：“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任何保留斯大林主义秩序的观点都像引人人胜的幻想一样没有希望，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激进的革命性的颠覆，今天，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感受到了一股朝向这种浪漫革命主义的强大牵引力。至于这场世界性的危机，人们在世界不同地方用不同的模式应付危机——我们正在用一种对具体观点和目标以及促进其内在发展的具体方法的长期的、实际上是一个内外都充满争执的自我理解过程来处理。
社会主义与过去决製的时机已经成熟。对社会主义与其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根本决裂的任何焦虑事实上都是不对的。列宁只有在巨大的胁追之下才会很偶然地需要“喘息时间”。只有在苏俄面临灭亡的持续威胁时，他才那样做过。在不久以前，那些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行动（对希特勒的胜利、核均势的成功）到目前为止为“喘息时间”建立了坚实的平台，而“喘息时间”为国内重建做出了重大贡献，显然，帝国主义者将仍然是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决不能忽视帝国主义世界已经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无体止地、无限制地追求权力的社会背景，与1914年或者二战后的1945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正是适宜社会主义内部建设的时候，因为帝国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比列宁时期更小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利于从事长期的内部改革过程的时期。列宁时期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要比现在大得多。为了表达一个令人极其不愉快的事实，我们必须同时承认，广大群众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自发的同情心在1917年的时候要比今天强大得多，很容易就能找到原因，1917年以及接下来的几年，帝国主义世界的许多人感到——从阿纳托尔·法朗士到一般的男女工人——苏联发生的一切都归因于他们自身的类解放，［第168页］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与他们自身的人类自我救赎有关的事情所作的斗争。斯大林的在理论和实践的所有问题上都实行绝对策略控制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切断俄国发生的那些事件与西方良知的联系的一把利刃。当然，30年代莫斯科审判事件在俄国共产党与西方良知的疏远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面，如果不是因为俄国共产党与西方意识形态中间存在着严格的分界线的话，个人可耻行为的影响完全可以克服。苏联发展模式与西方世界存在分歧，因为资本主义的思想把人们带人一个表面上不可抑制的欲望之中，追求当下的满足和个人享乐主义，在资本主义下，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技术领域的成就带来的重大影响，以及这些成功带来的自我放织，都使得民众不可能回到在1917年初感觉到的共同体，然而，这种美好感觉重现的可能性包含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生成的扣人心弦的戏剧才潜在地结束了。拥有一个麻木不仁的宣传机构的所有力量，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发明一个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成语具有同样广告魅力的形象或者口号。然而，真实的人类财富的匮乏也能导致一个最广泛的、组织良好的宜传机构的失败。对人的类本质的承诺和尊重不可能通过经济投资来获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参与到人类生成的这出好戏中去。资本主义信念反对这种精神追求。然而，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被召唤向这个目标的话，那么1917年的情形重现依然是有可能的。
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整个世界的大致情形就是这样。很明显，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既然革命没有把它推翻，它的基础也没有被完全推毁，那么它该是什么样子就还是什么样子。很明显，只要还能喘息，资本主义肯定会努力寻求社会主义的瓦解。但是核均势的实现已经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说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直接攻击变得非常危险，并且是潜在的自我毁灭。由于这个原因，当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机会逐渐减少时，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就赢得了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就在苏共二十大刚刚结束之后，本文作者把“共存”的特征描述如下：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是核均势的产物。在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下，用列宁的话说，“谁？反对谁？”的原则得到证实。有那么一些人希望保留斯大林制度。［第169页］有那么一些人追求暂时的，形式上的修补，延缓改革的进程，但是这些力量并不占优势。然而，这种希望仍然存在，而帝国主义控制体系中显露出来的危机迹象给它们提供了动力。它们期望能够等到资本主义的瓦解，觉得这种巨变将会维持他们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当今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着进步和希望的新动力。尽管这种力量很弱小，也很迷茫，但是他们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再接近。这是一种朝向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客观来说，这种运动只会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列宁主义的传统体现了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以及通过准确的逻辑区分和在指导原则下的批评去避免对马克思主义曲解的可能性。斯大林主义是永久革命的意识，它把一切异议标榜为人民的敌人。任何不同意官方和党的策略决定的人都被认为是危险分子，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直接工具。政府机构花很大力气有组织地摧毁他们。这就是大清洗运动使用的手段。而今天，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没有具体组织起来——官方意识形态斗争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内部同时也在社会主义外部进行着。
保留斯大林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领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是国际合作和实现团结所有正在努力复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人们的重大障碍。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会有所启发，并且能够帮助每一个寻求赶上未来的人，正如它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代卓有成效地做到的一样。此外，今天对向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转变，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及对结束人类的史前史的理解，与马克思生活年代的理解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蓝图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绘制出来了，并且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各自不同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的阶级斗争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而这些革命又是未来各种社会可能性的温床：“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着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还未清醒地领略武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19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评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第170页］好象是只是为了要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15]
今天，罗陀斯（Rhodus）依旧存在于遥远的未来。然而，一切迹象都表明，只有马克思指出的这条道路才能把我们领向未来。至于未来能够达到的程度，则取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洞察力和勇气。
[1] Janessy、Ferenc，Das Ende der Wirtschaftswunder（The End of the Economic Miracle）.Frankfurt/Main 1966。
[2] Marx，Das Kapital（Capital），BL 1.787
[3] Marx，Das Kapital（Capital），Bd.Ⅰ.765
[4] Marx，Das Kapital（Capital），Bd.Ⅲ，S.828.
[5] Marx.Randglossen zum 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Kritik der Gothaer Programs（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in MEW，Hd.19.S.21.
[6] Marx，Grun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The Found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S.505
[7] Ebd，S.593.
[8] Marx， Zur Judenfrage（On the Jewish Question）.Bd.1，S.360
[9] Marx and Engel，Das Manifesto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S.465.
[10] Lenin.Die Ergebnisse der Diskussion uber Selbstbestimmung （The Results of theDiscussion over Self-Determination） ，in LW Bd.22.S.326
[11] Lenin.Was tan？（What Is To Be Done？）.S.436
[12] Lenin，Die Aufgaben des Proletaariats in unserer Rerloution（The Tasks of the Proletar in Our Revloution）.in LW Bd.24，S.58.
[13] Lenin，Zur Frage der Nationalist aten oder der“Autonomisierung”（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or “Autonomization”），in LW Hd.36， S 591-596.
[14] Marx and Engels，Das Manifest der Konmmunistischen Partei（the Manifesta of Panty）.S 474
[15] Marx，Der archtzehu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ungpar ie） ， S.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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