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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涅蒂是革命者吗?

葛兰西

(1921年1月5日)



  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惊的重大事件,它的传播很可能导致共产国际威信扫地,声败名裂: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跟意大利代表团作了一次谈话(请注意,他是用流畅自如的意大利语交谈的,因而可以预见排除任何模棱两可的解释);他说,意大利有位革命的知识分子,此人就是菲利普·马利涅蒂。
  工人运动的庸人俗子们对此暴跳如雷,表示极大的愤慨。现在看得很清楚,在早已有之的“柏格森主义者、唯意志论者、实用主义者、唯灵论者”之类诽谤性的叫嚣之外,又将增加一种更加散发着血腥味的叫嚣:“未来主义者!马利涅蒂分子!”鉴于这样的遭遇正等待我们,因此需要我们自己好生认识我们这一新的思想立场。
  欧战之前,许多工人以赞同的态度看待未来主义。战前屡次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未来主义者遭到一帮飞黄腾达的“文学家”、“艺术家”攻击时,工人们便挺身而出,保护未来主义者。
  作了上述的历史回顾以后,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的问题:“工人们的这种态度莫非是一种直觉(瞧,你们居然大谈直觉:柏格森主义者,柏格森主义者!)即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某些领域的要求未曾付诸实现的直觉的反映?”我们可以回答说:“是的。革命的工人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意识到,它肩负着建立新的国家,以自己坚忍不拔的工作创造新的经济结构,建设新文明的使命。”迄今为止,描绘新的国家和新的经济结构的轮廓,相对地说是比较容易的。人们都确信,在纯粹实践的领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不对现存的结构,对资产阶级建立的机构采取铁一般的强硬行动,舍此别无选择。这一信念鼓舞着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引导出列宁用来形容新型国家的著名论断:“在一定的时期内,工人阶级的国家不能不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1]
  相反的,为建设新文明而斗争的领域,是极其奥秘的,具有无法预见和难以捉摸的特征。一座资本家所有的工厂移交给工人阶级领导,它将继续生产跟既往的产品一样的产品。可是,诗歌、戏剧、小说、音乐、绘画、习俗、语言作品,将以怎样的方式和怎样的形式出现呢?这些作品的制造者不是从事物性质生产的工厂,也无法由工人政权按照一定的计划进行改建,也无法象工厂那样根据统计数字确定和掌握的直接需求而制定生产指标。在这一领域,一切都是无法预见的。这并不是空洞的假设。将要诞生的无产阶级文化(文明)跟资产阶级文化(文明)泾渭分明;在这一领域,阶级差别将要被打破,资产阶级个人名利主义将得到铲除,具有无产阶级文明的特征,作为无产阶级社会制度欣欣向荣和光彩风致的标志的诗歌、小说、戏剧、习俗、语言、绘画、音乐将要问世。那需要做些什么呢?摧毁文明的现存形式,别无选择。“摧毁”这个字眼在这一领域同在经济领域具有不同的涵义:它丝毫不意味着剥夺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需的物质产品;它意味着摧毁精神上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偏见、偶像和僵化的传统,意味着毫不畏惧新生事物和勇敢精神,毫不畏惧奇异的怪物;它意味着,当一个工人犯了语法错误,或者一首诗歌象瘸子一颠一跛地行走,不那么尽善尽美,或者一幅油画同一纸宣传画何其相似,或者青年一代的举止行动使科学院的天真无邪的遗老们陷入尴尬的困境的时候,不相信世界会因此而沉沦。
  未来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文化领域担当起了这一任务:他们致力于摧毁、摧毁、摧毁,而毫不顾忌他们的实践所创造的新作品是否比被摧毁的作品更加优越;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他们有着明确而真挚的信念,我们的时代,大工业的时代,劳动者的大都市的时代,紧张而动乱的时代,应该拥有艺术、哲学、习俗和语言的新形式。当社会党人竭力回避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当社会党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显然缺乏如此明确的观点的时候,当社会党人一想到需要粉碎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机器和工人权力便胆战心惊(他们当中许多人现在的恐惧情绪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的时候,未来主义者的这种观点确实是革命的,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
  未来主义者在他们的领域,在文化领域,是革命者。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在这一领域,就创造性的活动来说,工人阶级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超过未来主义已经完成的事情。工人们支持未来主义者的行动,表明他们对“摧毁”毫不畏惧,工人们自信能够创作出诗歌、绘画、戏剧;正象未来主义者一样,这些工人们维护历史唯物主义,确信工人阶级自身创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


译者注:

[1] 原文应为:“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见《列宁全集》中译本,第三卷,第256页。

  原载《新秩序》1921年1月5日。《意大利未来主义》,格拉杜齐编,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1976年,第177-180页。


【附】葛兰西对未来主义的一则笔记:

未来主义者


  他们是一群顽劣狂野的学生,从耶稣会学校夺门逃窜,在邻近的树林子里掀起一阵小小的喧嚣;乡村卫队的警棍,终于又胁迫他们返回原先的地方。

  《文学与民族生活》,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54年版,第173页。
  见《葛兰西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4-107,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