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多伊彻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当代马克思主义


《当代马克思主义》是罗伊辙于1965年3月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稿修订版。


　　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来说，当代是指什么时代呢？是马克思主义支配时代呢？还是马克思主义衰落的时代呢？在那些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主导主义的国家中，官方的答案当然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处于前所未闻、前所未见、史无前例的欣欣向荣的时代。在西方，尤其在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人（Anglo—Saxon）[i]的国家，每天都有人从众多学术或其他性质的讲坛上面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但衰落了，甚至已经不切题了——它和当代问题无关。我的祖国波兰那边传来一个聪明的年轻哲学家，却又是一位蹩脚的政治分析家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不再具有任何益处，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深深赢得并征服人心，以致于已经成为当代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当它成为人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时候，这就标志着一切伟大主义的终结。这个年轻的哲学家在斯大林时代来临后，居住在华沙，那时，他和他的同代人认同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只知道斯大林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接受被提供的观点而认为：正式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主义，而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而现在，他们想要摆脱斯大林主义，这对他们来说相当于要摆脱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把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又似乎既在兴旺上升，也同时在败坏衰落——这就是当代具有讽刺性质的辩证法。

　　自从成年以来（那已经是四十多年前[ii]的事了），我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来不曾犹豫迟疑——我不说忠诚（allegiance），因为这跟“忠诚”无关——我从来不会对自己马克思主义的Weltanschauung感到犹豫迟疑？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辞汇，我无法思考。即使以死相逼，我也办不到。我或许可以试看看；但是，我就是办不到。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我的存在（existence）的一部分。和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抱有这种“忠诚”的人不同地，我倒不想把一个认为马克思主义正处于黄金时代的概念抛给你们——你们或许都是一些刚刚开始要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事实和这种说法差得很远。这是一个正在引发反资，并发展出后资本主义那种社会革命的年代；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才可以说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胜利的时代。但是，它同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退化以及劳工运动在知识方面衰落的年代。正因为当代劳工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以外找不到任何其他有创造性而内容丰富的主义，只要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僵化起来，它的一切知识标准就狠狠地衰落下去。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面有所扩展，但在它的思想方面反而萎缩、退化。实际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架构互相脱离，而在这个架构内，革命已经依照期待来临，在这个架构内，革命的正当性已在下列的基础上得到辩护——在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如果你要的话，甚至在道德的基础上。

　　对于研究思想和主义的哲学学派或历史学派的学生来说，这种说法一点也不奇怪。一切能够支配几个世代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学派，几乎都有它的膨胀、觉醒及发展等等时期，也有它的衰微及没落等等时期。就这方面来说，我可以马上想到的唯一的其他思想学派，乃是亚里士多德学派（Aristotelian school），它支配人类的智力几乎长达二千年。在各种不同时代的诸系列过程中，它经历过伟大的创造性解说期和创造性影响期，它也经历过下列几个时期：它凯旋于对自身的拙劣模仿，它凯旋于中世纪天主教的经院治学，[iii]它虽然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但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关系，就好像歪曲的模仿和该事物的实际图象之间的关系一样。这一点并不剥夺亚里士多德哲学甚至存在于中世纪的道理，不剥夺它的创造性方面，也不剥夺在那时还存在而随后将促成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之退化的刺激作用。就这一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可以相提并论，因为，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已经把资本主义下的世界性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经济集中表现出来，概括起来，同时也揭露出把资本主义引导到后资本主义秩序的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已经同意把后资本主义秩序描述为社会主义秩序）。

　　不管那些流行时髦的人对它作何种想像，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学术、美学或哲学的时髦品。他们在经过一、两个流行期被它冲昏了头以后，可能会转而宣称它已过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从无边的历史发展中成长出来的概括；而且，只要我们所活在的历史时期没有被我们远远地抛在后头，这个主义在它的细节上或次要点上容或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把它的精髓取消过，而且，也没有任何东西看起来好像会取消它在将来的恰当性、有效性和重要性。但是，我们同时面对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退化。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有所脱节，而且，在我称之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和庸俗马克思主义（vulgar Marxism）之间，有着惊人的矛盾，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永远是一种羞辱的矛盾。（所谓“古典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同代人以及其后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Plekhanov）[iv]、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等人所发展出来的思想体系。所谓“庸俗马克思主义”是诸如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们、斯大林主义者们、赫鲁雪夫份子以及其他类似份子的假马克思主义。）我现在所说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它相似于马克思当年所讲的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之间的矛盾。你们知道，对马克思来说，“古典经济学”和你们伦敦经济学派那些教科书上所使用的同一术语，有着不同的意义。如果我没有犯错的话，根据你们的教科书，古典经济学持续到十九世纪的最末尾，甚至包括二十世纪的开端，而马歇尔（Marshall）[v]也还是它的一部分。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古典经济学实际上终止与李嘉图（Ricardo）。[vi]对他来说，其后随之而来的都有很好的理由可以归类为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中，马克思在李嘉图和斯密（Smith）[vii]那里看到主要的因素，并从中发展他自己的理论，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那种把价值建基于人类劳动的理论。这是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性因素。对于这个革命性因素，资产阶级不但不再用它，甚至还怕它。后来李嘉图的经济学试图从人类劳动之外去推演价值。后来的庸俗经济学派从流通去推演价值；再后，他们把价值整个“取消”掉，建立一个不需要它的经济学，因为，在人类劳动创造价值的概念中，已经蕴含着革命的种子。因此，本能地从事思考的资产阶级就避开它，惊惶地转变方向。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思想，已经指明资本主义运作的内涵，其程度已经超出资产阶级实际所需要的范围。

　　对资本主义了解这么清楚的李嘉图，知道资产阶级既不希望、也担负不起了解自己之制度的后果，因此，从一开始就必须抛弃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主义和一个理论对社会制度的运作所提供的洞察力，远比社会阶级所想要的实际要求大得多——这种现象在历史中有时会发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它已经发生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体，提供如此深入、宽宏，而且至今尚未穷尽、尚未完成发掘和丰富洞察力，以致使得劳工阶级在实际目标上面似乎并不需要它。这种现象，罗莎·卢森堡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时，曾经一度表白过。她说：欧洲社会民主运动以第一卷《资本论》作基础——也就是说，以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片段作基础——做了三、四十年的宣传鼓励工作；接着来了第二卷和第三卷，在我们眼前建造了巨大的架构——然而，劳工运动一点也不感觉自己是在不足的基础上从事实际的和理论的活动：即使只用到《资本论》的片段，其学术内容可以说已经相当足以维持劳工运动在知识上活动数十年。

　　马克思为他的著作所要服务的运动，创造一个远比运动所要求的狭窄需要超过很多的思想本体（body）。接着，来了庸俗化，它与原本的主义形成尖锐的对比，但是，它却也反映了劳工运动和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来临的革命的需要。我希望我已经把我在什么意义下使用古典马克思主义及庸俗马克思主义这些术语说明清楚了。我要总结我的说法：古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运作和资本主义解体的前景，提供深刻的洞察力，而且更广泛地指出：在这个制度下，个人与其他人们之间的关系，他的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关系，以及他对当代科技的关系和态度。庸俗马克思主义并不需要所有那些洞察力；它对所有这些的小部分，就已完全感到心满意足，它把这些认识局限在一个大受限制的轨道内——在这个轨道内只有实际的需要、实际的斗争和实际的目标。我们现在患了历史性的实践肥大症和思想萎缩症。实践有时是思想之敌；思想有时会因为接触实践而受到损害。实践不可能长久地忽视理论：这是辨证法透明易懂的一种形式。然而，在一些暂时性的过渡期，理论和实践之间还有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而我们所度过的最近数十年，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些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整体结构。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结构，完全建基于这么一个假设，即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然而，在这个十年期内发生于后资本主义的三分之一世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建基于革命发生在不发达社会这一事实。那么，这一点如何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构呢？

　　如果革命是发生在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那么你们就可以假设，而且事实上你们也可以立即看到物质的丰盛、商品的丰盛、生产资料的丰盛和消费资料的相对或绝对的丰盛、人类技术、工具、能力、资源的丰盛以及文化的丰盛。如果革命是发生在不发达的社会，则我们估计到的、基本的、决定性的、确定的因素，乃是全面性的匮乏（scarcity）；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技术、能力和学校的匮乏，文明和文化的匮乏——全面的匮乏——丰盛或特别丰盛的，只有革命的因素。如果丰盛才是革命整个结构和革命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那么，政治自由则是你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因素。即使革命必须内战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也仅仅被当做采用专政来表达如下唯一目的的过渡阶段：摧毁原先诸占有者阶级的武装反抗，而不是被用来训练并强迫工人阶级甚或该社会中的中产阶级，使他们听话。即使曾经讲过的话，马克思也绝少讲到“政治自由”。恰恰因为他假设革命发生在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才如此这般地把政治自由视为理所当然，而仅仅谈到所谓自由的高等教学以及那些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存在的真正自由的极致。在物质匮乏的基础上，并不存在着自由。在丰盛的基础上，无须存在着尖锐的差别工资尺度、斯达汗诺夫主义（Stakhanovism）[viii]和其他制度、以及诡计，这些将使惊人的不平等再度被制造出来。正如我从前争辩时所常常说到的，在一个像苏联这么一个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国家，却只能生产五千万双鞋子的社会，这种不平等乃是避免不了的。这是我的理论和明喻；但是，把它应用于几乎所有的未开发国家，在某些方面仍有效。

　　在一个发生于丰盛和日益成长的平等社会中的革命，无疑地存在着文化实体（matters）的限制。这个强制和限制，以无产阶级及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呈现在你们的面前。文化领域的限制，仅仅来自政治恐惧。检查员没收诗篇，因为他们害怕这些诗篇会变成政治宣言。当检查员取走“社会现实主义”小说时，他们是在针对来自诗人、来自工厂或大学的平凡青年的反抗或革命的政治宣言，从事预防性的战争。学术的限制与政治的限制、匮乏和不平等同行。

　　古典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设想过“一国社会主义”[ix]——不管是在德国、在法国，还是在英国。它的地盘一向就是欧洲，至少是西欧。虽然在实际历史的发展中，它以国家为单位；在外观上，它一直是国际主义的。斯大林把社会主义视为以经济甚至文化自足为基础的单一国家的架构里面。这一点大大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它乃是孤立的俄国革命的错误反映。直到今天，东方的苏联、中国，以及东欧的多数斯大林主义者的思维方式，还被传统和“一国社会主义”的言外之音的不言而喻的假设，也就是说，还被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社会主义所塑造着。因此当你们面对匮乏、不自由、不平等、文化和学术的强制以及一国范围的社会主义，并因而导致民族主义的复辟斗争时，你们就能拿当前所流行的、从青年马克思的话中引用出来的所谓异化（alienation）。这是异化的一种新的形式；人感到和社会疏离；他成为对他而言好像是盲目的社会力量的玩物。他自己是这些力量的组成部分，这些力量是他自己造成的，但是，他却成为这些力量的受害人。对马克思来说，在一个从成熟的资本主义文化的丰富土壤中成长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和社会的分离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和马克思的期待相反，革命并不发生在那些被人们公认为西方文明摇篮的欧洲诸国，却发生在东方。在那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能被制造出来。如果没有它的物质基础，它怎能发生呢？在那里，人民只能从事作为社会主义之前提的原始积累；而这一点，他们正在加以实现。我们不要目空一切，也不要小看他们的宏伟目标和宏大成就。他们耽搁很久，但却也正在学习西欧国家几个世纪前已经知道的东西，但是，他们也知道了一些西欧诸国所从未知悉的东西。发展是复合的。它既有倒退，也有惊人的进步——忽视历史上的这些矛盾方面，将是不切实际的。

　　人们将质问我：“那么西方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诉求相应不理呢？”革命首先发生在1917年的一个不发达而且落后的国家；它除了有着辉煌而且奇异的艺术一文学成就以外，整个社会结构不发达而且落后。整个大厦浮建在不稳定、不健康的基础上面，并且调整自己以便适应既存的落后条件。老共产主义者经常充满着大难临头时的幽默叹息道：“难道上帝不能帮助我们，使激变发生在比农民的俄国更适合的国家吗？”不，上帝并未帮忙。因此才有现代革命与古老的阴暗传统背景间的不和谐。这给西方革命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了负面冲击。在一个从未热烈希望达成社会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革命，会产生一个在诸多方面看起来好像是社会主义的拙劣模仿品的杂种东西。西方工人虽然似乎比较不关心政治，却也经常非常小心地关注各种事物，并因而相当了解革命后俄国人民的匮乏、饥饿和清苦生活；他知道他们面对着恐怖和迫害。英国工人、德国工人甚至法国工人都非常单纯，以致于经常怀疑：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吗？难道在我们对社会主义作了世纪之久的献身之后，跟随而来的竟是令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吗？工人们已经向自己质问了这些问题。西欧之人既没有把握，又感到迟疑，因此比较喜欢等着瞧。俄国革命对西方革命便如此地扮演着阻挠者的角色。

　　大体而言，我们必须注意西方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阶级斗争的道路之间的关系，把它看成是一场经历几个世代、为期一个半世纪的战争。而这个阶级斗争有它的盛衰、它的间隔、它的对阵战以及它在斗争和战役之间的长期和缓。在两个对阵战之间的和缓期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啊，你们马克思主义说什么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现在却没有阶级斗争。”当然，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出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他完全理解其间存在着阶级斗争处于极低且几乎停滞的历史。邱吉尔（Churchill）一度写道：人类的历史是战争的历史——他也许是一个无意识中向马克思剽窃的人吧？当然，不同点在于：对马克思来说它是阶级战争的历史，而对邱吉尔来说，它仅仅是战争的历史。但是，邱吉尔也了解，战争并不是永无休止的进行者；同时，马克思也了解，阶级斗争有它们的休战期、公开战争期、潜伏的斗争、低潮和间歇。

　　我们有过为期多个世代的反资战争。1848年、1870年、1905年、1917～18年、1845～46年：所有的大战以东方革命的胜利和西方革命的重创（或大败）作为部分结论。马克思从未预示革命会在日历表上的哪一个特定日子达成胜利。他所预测的全部内容只是：即将有阶级相互之间与人民相互之间的重大而有时导致流血的斗争，一场将要经历几个世代的斗争，而且，如果到那时，文明没有崩溃且化为野蛮，它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并出现社会主义。而与次同时，当然也有着一切反革命力量的动员。现在乐于指出马克思的那些未能实现之预言的人——难道他们真是如此想象（怎么说好呢？）把马克思想象成和批判马克思的批评家们一样浅薄，以致于认为通往社会主义的路上，不存在着反革命的阻碍物吗？全世界各地的反革命以所有不同的形式——从法西斯主义到最细致的社会民主的改良主义——动员起来，去维护既存的社会秩序。那些势力从社会主义躯体上的每一个国难、每一处创伤当中获取利益。除了像巴黎公社那种特殊时期以外，劳动阶级动员的激烈和强度，远比不上支配及统治阶级在几乎永久性的地位上所保持的动员。即使在公社时期，起义也从未真正动员成生死斗争——我们可以从一些描述看出他们的轻浮，他们高兴而且和善的乐观主义。

　　当我提到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它的有效性时，我对马克思的真髓已经了然于心。马克思于1848年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和恩格斯，在信中他表示，希望劳工运动在一年的时间内、在两年或三年内获得革命的动力。其后，恩格斯在他的朋友去世之后，写信给他的信徒——在西欧，他有不少信徒——传达自己希望仍能活着看到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团结起来的愿望。他们会有这些乐观的期待，毋宁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仍然是可以从自己正在关心而且权宜地卷入的事件当中退后一步进观照历史前景的思想家。在这样子的马克思——他给第一国际建立基础，并且希望迅速地、非常迅速地造成大动荡。但是，也有这样子的马克思——他撰写《资本论》，并且不在这本严密的科学及历史著作当中作出任何预测或预言，而仅仅从他对资本的深刻、精细而且谨慎的分析当中得出结论——这个制度的内部矛盾终究会使它无法运作且必定崩溃的结论。至于到什么时刻它才会解体或崩溃——这一点他从未触及，不是（像很多批判他的批评家所设想的那样）因为他很聪明，而是因为他有责任感。一个政治家或许必须依赖某一段时期内发生的特定事件；他可以纠合他自己、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跟随者的量力，以对付即将来临的斗争。历史思想家就不能这样做；他也不可能预见历史的复杂情况或制定它的精确路线。

　　我说过我要集中说明马克思的精义，而我已滑入无关紧要的地方，因此，就让我再触及另外一个勉强够格的问题吧——也就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下是否注定绝对贫困化的问题。这一点在欧洲共产党，尤其是法国共产党中，已经被人们长久而且热情地讨论过。嗯，在马克思那里，你们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来支持这个理论，同时，你们也可以找到另一些理由来驳倒它。马克思的见解实在太丰富、太复杂了，以致于难以用狭隘的公式来加以表达。在马克思当时的西欧，存在着一些有经验依据的事实，表明了逐渐的和绝对的贫困化。

　　但是，我们还是回归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最精要点吧。当人们说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是一个高度精致、切实的主义，而现在却已经过时，我们要质问：什么地方过时了？是它的精髓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之批判的精髓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它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明白，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秩序的所有多面分析，全都集中在这一点。它是：在生产过程日益增加其社会化特质和资产阶级财产的反社会化特质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矛盾。老式的自由生产者（freelance）不再像在前资本主义制度中那样一代传一代，大家互相独立地生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整体的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社会化。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单元、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小小的器官，都和所有其他的互相依赖。整个生产过程变成单一的生产的社会过程——而且不只是一个国家范围的生产过程，它是一个国际的生产过程。而同时，你们却有一个反社会化的财产，私有财产。财产的反社会化和我们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一切无政府主义及非理性的源泉。

　　这个矛盾终究是不能调和的。冲突必将来临。马克思所说的就只有这点。那么，对资本主义的这个主要批判已经过时了吗？有人告诉我们：它已过时，而且自从凯因斯（keynes）[x]以后，资本主义知道如何计划它的经济。在八十个年头里面，“经济”计划被看作是马克思帽中的蜜蜂（a bee in Marx's bonnet译者按：指胡思乱想）。如今，这只蜜蜂被捧高而几乎成为圣虫（divine insect），而人们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也可以作计划。除了为达成战争的目的以外，它哪里曾被计划过？如果有的话，我可未曾听说过。不过，就假设它可以吧。计划是否适合于资本主义？过去，有些资本主义企业毕竟是采用封建的基础来进行的；我想，人们也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仿造品吧。然而，它适合于资本主义吗？同时，即使资本主义作计划，它有没有可能获得像真正公有经济作计划时所能获得的那种成长率呢？当然不可能，因为如果有国家或国际的计划，那样，国家或国际的所有制才是计划的相宜而且自然的条件。当然，你们可以把计划用于资本主义，但是，这就好像把一个汽车引擎放在马拉的drozhka上。同时，资本主义可以创造国际社会吗？你们或许会问：那么苏联人和中国人又如何呢？他们可曾创造过一个国际社会？当然没有。苏联人和中国人处理自己事物的方式，仍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但是，在那了存在着的是资本主义的反映，资本主义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一种投射；而在这里的却是资本主义秩序有史以来一直固有的整个活动方式。不管任何时候，当资本主义试图突破国家的硬壳时，它总是采取大灾祸的形式，或者发动世界大战，或者吞食较小、较弱的国家或竞争的对手。

　　如果你们察看资本主义在战后将近二十年的繁荣，你们看到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驳倒吗？我们看到免于老式的萧条和景气的二十年过去了，这并非历史上的第一次，而这种萧条和景气，在最迟从182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内，一向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在1870～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德国曾有二十五年的非常惊人的工业化，此一工业化是免于真正之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二十五年的末尾，产生了修正主义者。他们是马克思及恩格斯的朋友和信徒，他们说：“大师们一定错了。他们说会有一次崩溃，会有危机，会有萧条。但是萧条没有发生，从今以后资本主义将以演化的方式顺利地发展下去。”但在仅仅几年后的1907年，惊人的崩溃来临了。接着的下一次萧条导引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不想先当卡珊德拉（Cassandra）[xi]但是，我不能说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顺利演化发展抱有信心，或者对它的所谓繁荣的永久性抱有信心。在这二十年的繁荣之后，我们在西方社会中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卡尔·马克思所诊断的那些会导致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及死亡的所有各种趋势的强化。我们看到在所有西方国家那些构成资本主义保守基础的中产阶级的消失；小所有者、小占有者农民的消失。作为法国保守主义主要依靠的农民全然消失，而法国不再是一个农民国家。多数西欧国家也都如此地发生。美国也没有农民，人口当中只有很小的百分比从事农务。那就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剩下来的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工人阶级。数十年来，看来这个特定的预言似乎不对。卡尔·考茨基写过一篇论农民问题的非常有名的大部头著作，在里面，他解释了在农业方面之所以没有像工业方面那样集中的原因。然而，他坚认马克思的预言正确。列宁接受考茨基的说法，并且指出：农民尽管继续贫困化，却仍然存在。现在，这些农民也正在消失！无产者的数目正在增加，令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无产阶级化每一年随着繁荣逐渐增加，随着我们的福利国家逐年增加。生产过程的规模越来越大，越集中化，越社会化，越来越要求社会所有制。各国的生产力，对传统和统治阶级以往所保持的国家自给自足，发出反对的声音。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地狱景象，它在这个福利国家的乐园当中，几乎不露形色地，几乎未受注意地发生了。

　　在此同时，人们感觉，在西方这里，阶级斗争的整个发展过程好像停止了一会儿，并等待着伟大的篇章以便结束。在历史发展中，有一个大趋势允诺——但是只是允诺而已——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局势全面改观，那就是：苏联以及和它一起的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的成长。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在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精神结构产生过极大的扭曲之后，如今已经不再需要跑很长的路程了。我不知道这是否要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但是，这个发展可以完成，只要苏联这个未开发的落后国家和与它一起的其他国家，最后完全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只要这些有教养的国家（不管其他条件为何，只要它们仍然保有社会主义的传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和世世代代社会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物质及文化的丰盛，政治及文化方面的不受束缚，日益成长的平等，以及日益成长的国际主义。

　　尽管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有着非常丑陋的喧闹。我仍不会怀疑那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比他们的领导人来的聪明、来的进步。社会制度将迫使他们的领导人接受国际主义，即使他们是太阳底下最大的沙文主义白痴；它们会把他们既推又拉的挤到一旁，并且把一些会接受国际主义需求的人拥上台，今日，这种需求来自整个人类。而且，当这件事发生时，这些国家的发展，将不只赶上古典马克思主义，还可能超越他。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深具信心地展望马克思理论和实践再度一致的前景，即使它未会早早到来。你们和你们的同代人应全心注视这个前景，那时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将不再是我们当代人所过的马克思主义制度——这种从落后性、落后文明和落后社会所扭曲的三棱镜透视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制度。我希望你们这一代人可以看到这个新的高潮，这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兴旺，不因任何智识的衰败而失去光彩。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曾经是西欧的产品。他们已经走出西欧，去征服世界，并丧失了自己的西欧基地。他们几时才会回来呢？在中世纪，意大利曾经是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资本主义艺术的对象。意大利城市、意大利经济学家以及意大利银行，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先锋。后来，在十九世纪，当几乎整个欧洲都已资产阶级化时，意大利却还没有达成它的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已经接受资本主义以后，资本主义才姗姗来迟地回到意大利。西欧会不会是社会主义的意大利？我们是否要等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征服整个世界，然后站在那里，排在最后面，等待它回来我们当中？或者我们应该从越来越甚、越来越可怕的落后当中，把自己拯救出来？

（1987.5.6.译；1987.6.1.校）


[i] 央格鲁—撒克逊人（Aaglo-Saxons）：央格鲁和撒克逊原是古代日耳蔓人当中的两个部落集团。公元五至六世纪，各有相当多的人口移居大不列颠岛；到七至十世纪间结合成为央格鲁—撒克逊人。他们政府并同化岛上土著克尔特人，并与后到的丹麦人和诺曼人结合，逐渐形成近代英吉利民族。“央格鲁—撒克逊人”一词，近代常被用来泛指英吉利恩、苏格兰人以及他们在北美、澳大利亚、南非等地的移民。——（译注）

[ii] 作者是在1965年发表本文的，对现在（1988年）来说，他的成年已经是六十多年的事了。——（译注）

[iii]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西欧中世纪主要哲学思想的统称。是产生于天主教的学院，故称经院哲学。主张理性服从信仰，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目的在于论证基督教的教条，维护教会和封建的统治。最主要的代表是托马斯·阿奎那。——（译注）

[iv] 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后来成为孟什维克的领袖之一。——（译注）

[v]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创始人。——（译注）

[vi] 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在经济理论上，制定了资产阶级眼界内所能达到的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冲突，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译注）

[vii] 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制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和价值的尺度，是一大功绩。——（译注）

[viii] 斯达汉渃主义（Stakhanorism）:苏联工人利润刺激制度，是矿工A(eseitak hanov于1905年所设计出来的。——（原注）

[ix] 一国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country）：斯大林于1924年12月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外首先提出的理论。他认为，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这种提法是托洛茨基所一向反对的。——（译注）

[x] 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凯因斯主义的创始人。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提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需求不足的理论，鼓吹国家全面调节经济生活，以挽救资本主义。——（译注）

[xi] 卡珊德拉（Cassandra）：古希腊传说中特洛伊王普莱姆（Priam）的女儿。阿波罗神爱她而赐给它预言的能力。——（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