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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是罗伊澈于1966年在纽约第二次社会主义学者会议（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 in New York）所作的演讲；它首先于1967年在纽约由梅里特出版公司（Merit Publishers，New York）用小册子的形式出版。


　　我被要求向你们演讲，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这个主题很大，需要从很多的角度、用很多的途径来考察，因此，如果你们认为我所说的，像是有点漫谈性的随笔形式，而不是系统性的演说，那我要先请你们原谅了。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谈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而且，我必须承认，当人们建议我用这个题目演讲时，我自己也多少感到同样的不情愿。任何正面描绘将来无产阶级社会中的成员的企图，注定会有一些空想的意味。过去，这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幻想家们的领域，尤其是圣西门[i]和傅立叶[ii]，他们如同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那样，想像他们——而且是通过他们的理性——最后已经发现理想的人，而且一旦发现了，注定接着而来的就是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后几个世代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曾在这个方面提出任何进一步的看法。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告诉人类：“这就是理想，向它跪拜吧！”他们并没有把即将来临的社会的蓝图给我们，相反地，他们尽其全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去和现在，作深入而又实际的社会分析；面对着他们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他们心无二意地投身于无产阶级的事业。

　　然而，在照顾他们那个时代的需要的同时，他们对将来并非不理不睬。他们至少试图猜测即将来临的事物的样子；但是，他们在陈述自己的猜测时，作了极大的保留，同时，他们对此也只有偶而为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一切大部头著作中，对于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题目，仅仅提供少数零星分散的暗示，这些暗示很有意义地互相关联在一起，提出广大的新视野，然而，仅仅是暗示而已。毫无疑问地，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人，有他自己的想像，但是，这只是分析家工作用的假说，不是幻想家的灵感；同时，尽管他深信自己预测的历史现实性，他还是抱持一定分量的怀疑来对待它们。

　　为了解释他自己的说法，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子宫里面，细察社会主义的胚胎——当然，他只能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胚胎。我必须冒着使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失望的危险来指出：即使是现在，我们所能够说的，也就只有这一点。在经历我们这个年代所发生的所有革命之后，而且在我们对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也有所知悉之后，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一点也没有领先马克思：在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从这个问题的初级阶段踏出一步。对这一点，我们所能够说的，注定还只能是非常一般性的，片段而不完整的，以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反面的。我们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不能是什么样子，而不容易看出他将是什么样子。然而，从反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暗示正面断言，在这种程度上，我们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反面特性，也可以预示他的一些正面的形象。

　　在当代生产过程的日益社会化与通过私有财产运作控制这个过程的非社会化性质的矛盾当中，马克思已经看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导致这个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和非理性的最深刻原因。当代科技和工业倾向于把社会联合起来，而生产资料的私有却使它解体分裂。这个社会化的生产过程，是包含在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经济（如果你们喜欢这么说的话）里面的集体主义的初期因素，它必须从那些对它加以限制、分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在一百多年当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个矛盾毫无所悉，直到凯因斯和他的跟从者，才用他们自己的折衷方式承认了它，因此，暗中给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纳了贡。

　　但是，这些空前地饱受共产主义幽灵作崇的凯因斯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所试图要做的一切，不过是在（诸如垄断的资本主义公司之类的）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引介一种对社会化生产过程的假社会控制而已。人们如此绝望地斗争，以便保证古代的机构或生活方式继续存在于一个它们已经不再重要、不再有用的时代，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我在我的祖国波澜曾经看到一个农夫，他偶然得到一辆老汽车，却仍然用马去拉它。凯因斯主义和新资本主义者，正把私有财产这匹马，用来驾驶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子动力车和太空船——而且，为了防止我们把马解开，他们还以摇天憾地来威胁我们。

　　回到我的正题吧：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不是学理上的一种任意构想，而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却经常被它阻挠和否定的一些合理的社会因素对将来的小心翼翼的外延和投射。和这一点类似地，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构想，也只是一些社会人（social man）的投射，他们可能已经存在于我们里面，但是被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条件所扭曲、所压迫、所愚弄。（即使是当代被异化了的工人，也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萌芽，因为在很稀有的情况下，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有了真正的认识，他们提升了阶级团结的意识，而且，他们为自己的解放从事斗争。）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热望根植于现实，被现实所支撑，然而却也经常被现实所拘束。

　　我再重复说一次，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不能是什么样子，将不会是什么样子：他不可能是敌对社会的产品；他不可能是不但没有控制，还反而受制于他的产品和社会环境的集体生产者。他不可能是市场这个盲目力量的玩物，也不会是国营新资本主义战争经济的机器人。他不可能是早期异化了的、被吓坏了的无产者，也不会是我们所谓的福利国家想将工人转变成的小资产阶级的无聊的仿造副本。只有在一个最高度发达的集体主义社会里作为一个集体工人，他才可能成为他自己。只有这种社会，才有可能把他的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科技所已经提供的最小累赘度。只有把这种社会中，他才有可能有把握地而不是偶然碰巧地，合理而不是难以预料地，满足他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只有在这种社会中，他才能够使用教育出来的识别力和聪明的选择，而不是使用商业广告中的无言或叫喊的说服，来指导他自己，以便满足他的需要和使用他的闲暇。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共同体中，人才能够发展他所有的生物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才能扩展并整合他的个性，同时，也才能免除他千年来物质匮乏、不平等和受压迫的黑暗传统。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人才能最终克服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离，这种使人与人疏离、使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分成对立阶级的根源的分离——这种分离即使在今日也已经被我们先进的科技证明是多余的，而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却用尽办法要使它永存。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只有在我们的文化和文明达到颠峰状态时，才会完全长高，而这个颠峰我们原可以亲眼目睹，但是，我们的财产关系、我们的社会机构以及根深蒂固的情性，却不允许我们尽情地、坚决快速地前进到这颠峰。

　　我们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构想，常常被批评为不知羞耻的乐观主义。人们告诉我们，我们也是空想者，我们的历史、哲学和心理的假设难以辩明。人们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宣传家所说的“人间乐园”正和神学家所应允的天上乐园那样，是难以达成的。我们对这些批评，应该放开心胸来听取——在这些批评当中，有时也可以发现几粒真理的壳粒。我们必须承认，对于社会主义本身或者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不止一次抱持过份乐观的看法。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批评当中有很多仅仅表达了弥漫着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理论家们的死亡感，要不然就是我们自己阵营中幻灭感的不合理形式。

　　因此，有些存在主义者说我们正试图从人类条件的基本困境中逃脱出来，并且试图掩饰随着我们命运同来的荒谬（absurdity）。要和那些从纯粹目的论的（teleological）前提替sub specie aeternitatis辩解的对手从事任何有成果的辩论，是极端困难的。悲观的存在主义着询问这个古老的问题：和时间及空间的无限相比，人存在和活动的目的（purpose）与目标（aim）何在？当然，我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答案——即使存在主义者也没有答案。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它假设一个最终极、极抽象的人类存在之目的的需要或必要，而这个目的是永远有效的。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也没有设定这个目的的需要。我们在自己的存在当中看不出来行而上的感觉（metaphysical sense），因此，我们在存在里面也看不出有什么荒谬——荒谬和感觉乃是同一个硬币的相对两面：只有当你们假设了感觉，你们才能说荒谬。

　　我们所关心的人类条件（human condition），不是人在无限时空中的寂寞——在那个无限当中，即使“寂寞”和“荒谬”这种术语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所关怀的是处在社会中的人类条件——那是他自己的创造物，他有可能改变它。Sub specie aeternitatis的辩解，在哲学上来说是死板枯燥的，在社会上来说是反动的；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一种道德中立（moral indifference）及政治寂静主义（quietism）[iii]一种听天由命地把我们的社会条件照单全收的说法。正如从沙特（Sartre）这个显著的例子看得出来的，存在主义者可以高兴地保持前后矛盾，尽管他们持有人类条件具有荒谬性的看法，他们也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概念。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热望所作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更具特殊性。对于我们有关人在无阶级和无国家社会中可能是和大概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看法，弗洛伊德用一句老格言回答：Homo homini lupus。他说，人类相互之间将永远具有侵略性和敌对性；他们的侵略性（aggressive instincts）本身是生物所注定的（biologically predetermined），并且不会因为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受到具有实质意义的影响。弗洛伊德说：“共产党人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从我们的恶魔手中解放出来的方法。根据他们的说法，人性本来是全善的（wholly good），并且对邻人怀有善意（well-disposed），但是，私有财产制度腐化了他的本性。私人财富的拥有给予个人权力，与它俱来的，更是恶待邻人的诱惑；而那些被排斥于拥有之外的人，便注定要敌视并反叛压迫者。如果把私有财产禁掉，把财富列为公有，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则人们之间的敌意（ill-will）和敌视（hostility）会消失。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理由把别人当作他的敌人；每一个人都乐意去做他必须做的工作。”[iv]

　　在我作进一步的说明以前，让我先来校对一下，看看弗洛伊德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作的总结是否正确。我们真的把人的本质当作“全善”、并对邻人“怀有善意”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当不灵通的弗洛伊德，必然浏览过某一些流行的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说辞，在其中确实有那样的说法。然而，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人性并没有作这样的假设——这些假设充其量只能在马克思年轻时代作为费尔巴哈派（Feuerbachian）[v]时的著作中才找得到。我记得，在我很年轻的时候，这个问题强烈地占据了我的心，那时，我正在努力熟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通过它来澄清人性的概念，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梅林（Mehring）[vi]、罗莎·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布哈林等人的著作的研究，我得到如下的结论：他们对人性的假设，可以说是中性的。他们并没有把人当作“全善”或“全恶”，对邻人是“怀有善意”或“怀有恶意”；他们拒绝接受不受社会条件影响的、不变的人类天性的行而上学概念的假设。我仍然认为我在四十年前[vii]得到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人是自然的创造物，但是，正是由于作为人类社会的那部分自然，使他自己和自然区别开来，而且使他自己部分地反对自然。不管我们生命的生物学基础如何，在塑造我们性格时，社会条件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甚至连生物学的因素，也要从我们的社会性格中使它们折射出来，并且部分地被后者所扭曲变形。包括本能在内的人的性格，到目前为止，在某种程度上还被社会条件所淹没、所扭曲，只有当这些条件祛除它们严苛的扭曲性质，我们才有可能对人的本性中的生物和社会因素，取得一个比我们目前为止一向的看法来得清楚、来得科学的观念。

　　我打从心理深处承认弗洛伊德对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作过重要的革命性贡献，虽然如此，我还是要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对弗洛伊德主义提出的主要批判在于：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都太少估计到人的本能驱策（instinctual drives）通过他的改变中的社会本体（social identity）所会引起的折射和变形——虽然如此，正是弗洛伊德使得我们注意到升华（sublimation）[viii]机制的过程！心理分析到现在只能用来处理资产阶级的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的人，这些人往往被这种分析当作一般性的人（man of large），他的内心冲突被这种分析以一种超历史的方式，把它当作人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秩序下都会发生的冲突，并当作人类条件所固有的冲突。从这个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有可能被看作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人的一个变种。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自己说过这一点：“取消私有财产时，我们便剥夺了虽然不是最主要，却也是很重要的，人类侵略嗜好的工具之一；但是，我们绝对无法改变被侵略性所误用的权力和影响力（power and influence）之内的质变，我们也无法改变天性中的任何东西。”

　　接着，弗洛伊德作出这个更加明确的断言：“侵略性并不是财产所造出来的；在原始时代，当财产还很不足的时候，它已经不受限制地统治一切，几乎在侵略性抛弃它最初的肛门形式（anal form）以前，它已经在育儿室中露脸了。……如果我们把个人对物质财富的权制取消掉，仍然还存有性关系方面的特权，它必然会成为在其他各方面有立足点平等的人们当中，产生最强烈的憎恶和最暴烈的敌对时的源头。”[ix]因此人们警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不亚于资产阶级的人，对同类也会具有侵略性和敌对性，而且，他的侵略性即使在育儿室中就已经出现。

　　请注意，当弗洛伊德承认私有财产是一个强大的侵略工具时，他以最教条的方式断言：它不是那些工具当中最强大的一种。他如何知道这一点呢？他如何测量各种侵略工具的相对强度呢？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就比较温和、比较不教条：我们并不宣称我们作了如何精确的比较测量而能够比较下列两者之间何轻何重——性驱策力和本能的侵略性，与社会需要、利益、和不可抗拒的冲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里面，无疑地也会有本能驱策力——要不然又能够是什么摸样呢？——但是，我们不知道通过他的个性，这些本能驱策力如何使自己折射。我们只能假设它们对资产阶级的人会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不同的影响。（我甚至认为，因为一个将来的弗洛伊德，可以从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里面，直接去观察本能驱策力的运作，而不必通过分析家和病人的阶级心理的暗黑玻璃作模糊的观察，或通过它那扭曲的三菱境来作观察，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将可以提供心理分析家们远为丰富、更为可靠的研究材料和结论。）弗洛伊德也无权宣称财产只是我们侵略本能的一个工具——相反地，财产经常运用那些本能作为它的工具，来制造它自己的各式各样的侵略驱策力。人在整个历史当中，毕竟已经把自己组成军队，为财产或财产的要求而互相屠杀；然而，除了在神话里面，他们到今天为止，并没有为了“性关系方面的特权”从事过战争。

　　因此，当弗洛伊德坚持财产不会改变“被侵略性所误用的权力和影响力之内的质变”，也不会“该变天性中的任何东西”时，他只不过是以假定作为论据从事狡辩而已。而当他进而指出“侵略性……在原始时代当财产还很不足之时候，就已经不受限制地统治一切”时，他甚至没有怀疑，正是财产的不足，也就是物质的不足，惹起人们对于不足之资源的、把社会分裂成互相敌对之阶级的野蛮争夺，破坏了原始社会的统一。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人，只有在物质文化的产品和劳务的前所未有的丰足条件下，才可以想像的原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入门常识。我有个年老而且聪明的心理分析家朋友，经常叹息道：“啊，但愿弗洛伊德曾经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一定可以因此而避免这么多不对的试误！]他也可以不致于向那些以homo homini lupus作为反对前进和社会主义的战斗口号的人们提供军火，这些人为了当代帝国主义真实而又血腥的lupus的利益，操纵着永恒的人类lupus的怪物。

　　我们大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侵略性，会“以它最初的肛门的形式”和其他更进一步发展了的表现，而显露于育儿室中。虽然如此，很多地方要视包括育儿室特征在内的东西来决定：我们要设想一个我们今日所熟悉的设于家庭单位里面的单独的育儿室吗？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假说里面，我们假设他并不住在如当今家庭的任何东西里面，也不在金钱关系以及女人和小孩对父亲的依靠关系之中。我们假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在孩提时代就比他的前人远少隶属父系的权威（paternal authority）当中，或者他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父系的权威；而且当他成为人以后，他在性和色情方面的生活（sexual and erotic life）将不受拘束，或者，无论如何，就顺从自己的感情驱策和爱情需要而不致与社会冲突的方面来看，他和一个资产阶级的人相比，不知要自由多少倍。他的本能驱策力会以一种我们无法预测的方式，从他的个性当中折射出来，它的方式虽然无法预测，但必然和弗洛伊德所视为当然的摸样不同。

　　譬如说，人们可以视为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会有慈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吗？这个强有力地运作于我们的精神当中的情结，这个至少在女权制（matriarchy）让位给家长制（patriarchy）社会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情结，在人类已经从家长制家庭的资产阶级形式超越出去以后，是否还会存在？人们可能很想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里面，这个在我们心中作无意识的道德监护人和父亲的超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弗洛伊德把生物学范畴的父道（fatherhood）、和作为一个社会制度的父系权威混淆起来，并认为超我（superego）、慈母情结和其它家庭制在个人心灵上的反映，都理所当然地应该永远存在。

　　不错，他似乎对其它的可能性有瞬间的预感。他说：“如果我们也把（性关系方面的权威）这个因素拿走，而允许性生活的全然自由，并因而取消家庭这个文明的生殖细胞，老实说，我们没有办法简单地预视文明发展可能采取的途径。”[x]然而，他不可能看出前景，因为对他来说，一夫一妻制家庭乃是文明不可或缺的生殖细胞，而且，甚至在他思考当中，他也和躺在他眼前长沙发上的一夫一妻制资产阶级病人分不开。而因此，虽然他不安地承认，我们看不出在没有当前这种家庭单位的情况下，文明发展会采取什么样的新途径，他确知人类本性中毁灭不掉的侵略性，将超越阶级、社会、国家和家庭，而紧跟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人。

　　在这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再一次比较喜欢——定量的对抗（agnosticism）。当然，我们大致上关心的是由贫困、产品的不足、阶级社会以及被人控制所直接制造出来的残酷和压制。每当弗洛伊德冒险地走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范围，他就很容易受到谴责，说他充当既存社会的辩护者，乱七八糟地指指点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他那里学到人类本性当中如破坏性和侵略性因素这种现实的重要性。当然，如果人的本性当中不存在侵略性，那么君主、国王、军阀、独裁者、政府以及各式各样的领导者，确实不可能使得人们像他们所已表现过的那样具有侵略性——我们的统治者一向诉诸，而且还正在诉诸人的基本本能驱策力。然而，制约于生物和性的侵略性，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非生物关系，则是仍然有待解答的问题。

　　我们并不坚持社会主义将解决人类的全部困境的想法。我们首先要对抗的是那些人所造出来、而且人能够加以解决的困境。譬如说，我要提醒你们，托洛茨基谈到包围着人的三件基本惨事——饥饿、性、死亡。饥饿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劳工运动当作敌人的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自然倾向于忽视或小看人的其他困境。饥饿，或者更广泛来说，社会的不平等和压制，也严重地使许多人在性和死亡方面的痛苦，变得更复杂、更强烈；难道这不也是事实吗？

　　在对抗社会的不公平和压制的同时，我们也为了和缓自然加诸于人的那些打击而斗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尝试，而且正在尝试要从正确的地方下手解决我们社会所面对的任务。弗洛伊德主义者集中的注意力于性，把人的社会问题忽略或小看了。那么，结果如何呢？尽管心理分析在理论上十足重要，它的精神治疗的实际利益，在我们社会当中仅仅及于一小撮特权的少数人。相反地，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概念，已经鼓舞了人类当中的一大部分，而且，虽然我们取得某些成就，也承担过可怕的失败，我们终究立下了些功劳，然而，全世界的心理分析，却一点也没有减少过那些正使我们的世界沸腾不已的侵略性。

　　不错，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将仍然被性和死亡紧跟不舍；我们深信，尽管还带着性和死亡，他将有更好的装备来从事对抗。而且，如果他的本性仍然是侵略性的，和资产阶级的人相比，他的社会将回提供给他无法计量的、更大更多的不同机会，来升华他的本能驱策力，以便把它们转化成创造性的用途。即使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还无法像雪莱所梦想的那样完全地“免于犯罪和痛苦”，他仍然可能是“无主权的、自由的、无限制的，作为一个平等、无阶级、无部落和无国家，而免除一切礼拜和敬畏的人”。正如托洛茨基所预想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般成员，仍然有可能成长到亚里士多德、哥德（Goethe）、和马克思等人的高度，这些人不管有着什么样的性本能和侵略性驱策力，仍然具体表现了一些到今天为止的人类的最高成就。而我们假设，“在诸峰之外，新的高峰还会叠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人进化的最后和最完美的产品，或历史的终结，而仅仅看到某种意义下的历史的起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可能真正感觉到文明加诸于人们兽性（beast）所造成的不安的不舒適，Unbehagen。更有甚者，这可能真正是驱使他更进一步演化并成长到超出我们想像地步的内心矛盾和张力的最主要本质。

　　对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观点是，而且应该是老生常谈，因此，我也应该为着自己在社会主义学者的会议中提到它们表示歉意。不幸地，在当前劳工运动社会主义思想的处境中，有一些初步真理需要一再说明，因为它们往往被遗忘，或者为了某种令人怀疑的政治方便而被歪曲。譬如说，我听过有人这么说：我应该分析的适当题目应该是今日苏联或中国境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只有当我坚信这些国家已经达成或几乎达成社会主义时，我才会接受这种看法。我并不接受这个假设，因此，我也不认为今日的苏联或中国社会中的典型的人，甚或先进的人，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

　　当然，我们都把苏联、中国以及与它们有关联或无关联的某些国家，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我们的目的在于把这些政权和资本主义国家作对比，来指出它们的后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指出它们的政府及政治的社会主义出身（origins）和社会主义灵感（inspirations），我们有权这么做。但是，在这里，我关心的是没有在理论上正确的描述它们的社会结构，和在这结构当中演化出来的人类关系的本性。你们可能还记得，在三十年前，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完全建成社会主义；而且，直到现在，尽管有所谓的非斯大林化和诸多斯大林神话的破坏，这一点仍然是苏联官方理念的中心教义。此外，斯大林的继承人坚持，苏联现在正忙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或者，它正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那个高级阶段，也就是要完成十月革命所开启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言人对于他们的国家也做过类似的主张。现在，有关苏联社会主义成就的斯大林独断见解，已经严重影响并改变了一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流行的印象，甚至改变了相当的一些社会主义学者的想法。然而，有一件事情是，而且应该是马上就明白显露的：不管是在斯大林或是在他的继承人的统治之下，苏联社会的典型的人，与马克思主义观念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存在着如此令人震惊的对比，以致于我们若不是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就必须像斯大林主义思想学派所默默在做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弃置于水中。这不是针对福音字义的小争论，而是对我们来说最具理论和实践重要性的专题。如果我们的目标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则我们对他的概念或印象，对于我们的理论思维，对于劳工运动的道德——政治环境，对于我们自己是否有鼓动工人阶级的能力，都是极重要的。

　　现在，马克思和到斯大林为止的跟从者，都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设想成即使在所谓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中，也能在一个合理地加以计划的经济中工作的、自由联合的生产者，不再是在市场中从事买卖的买方或卖方，而是一些帮整个社会制造产品，并从社会的公共贮藏所取用产品作为个人消费用途的某些个人。根据定义，就算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住在无阶级和无国家的社会中，并免于社会或政治压迫，然而，即使在一开始，他仍得带着遗传下来的社会不平等的重担，一种会稳定递减的重担。他所生活的社会，必须是如此地高度发展，如此地富有、有教养而又开化，而且，它没有任何客观需要或必要去允许不平等和压制的复发。

　　这是斯大林之前的一切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这是曾经鼓舞数代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如果没有这一点，社会主义不会成为本世纪的能动力量降临人间。马克思主义已经用下列的事实来描述这个理想的现实特性：现代社会的整体发展，在它的科技、工业和日益增加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伴随之下，正导引向这个结果。现在，斯大林及其继承者所呈现在这个世界面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形象的一种拙劣仿造品。不错，苏联人生活在一个不是由资本家，而是由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而这个环境也已经在他们的心态上反映出一定的进步特征。即使苏联工人当中最落后的部分，也把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对他来说，工厂或煤矿的私人所有制，已经成为过去某个野蛮时代的遗物。他只要一想到便会发抖。正如同当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般成员对奴隶制的看法一样地，他也把私有制当作一种对人类而言是可耻的社会条件。但是，尽管如此，虽然苏联人有其进步的特征，这些苏联人外观上的进步特征，并不是他的社会心理的支配性特征。

　　苏联社会已经，并且仍然正在承受物质匮乏的痛苦，首先是消费品的极端不足，这在数十年来导致无可避免的社会不平等的复发和恶化，导致一个特权少数与被剥夺多数的深刻分裂，导致市场经济力量的自发性再现，并且导致国家之压制机能的复辟和惊人的成长。

　　斯大林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是饥饿的、穿破烂衣服的、住破老房子的，甚或赤足的工人或农民，他们在黑市或灰市[xi]，买卖一件衬衣、一件家具、几盎司肉甚或一块面包，他们在兵营那样的工厂纪律下，每天工作十或十二个小时，而且，有时为了一些实在的或莫须有的指控，须进集中营从事多年的强迫劳动。他不敢批评工厂经理，更不要说上级党员了。对于影响到他自己和他的国家之命运的任何重要议题，他无权表示任何意见。他被命令，只得去投票；使他的尊严和个性受到所谓个人崇拜的嘲弄。这些是事实，目前已被苏联的领导者正式地描述出来，也反映在强调有真实性的广大苏联文学著作之中。虽然近几年来，条件已经大为缓和，贫困、不平等、政治和知识份子的缺乏自由以及官僚的恐怖等，还仍然存在。

　　我重提所有这些的目的，不在于好辩，而是因为这些条件的主要成因，不只在于统治者的病态意志——虽然它任何时刻都存在着——还在于客观环境，在于苏联（及现在的中国）固有的惊人的贫困，而这些贫困，苏联必须在孤立当中，在封锁情况下要达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它必须尽其全力于“原始积累”，也就是尽全力在国有制下，创造社会主义的真正建设最具重要性的初步措施。因此，即使在今日，苏联也还只是一个过渡社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给自己寻找某一个方式，把后者的特征和前者的特征综合起来，甚至连更原始的前资本主义传统的特征，也表现出来了。不幸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越南、北朝鲜以及多数的东欧国家。我们西方人民对那些国家的困境，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我们在西方没有推动好社会主义，是他们失败的最终原因。如果我们重新再面对我们的任务，并且使得一个新世代的社会主义者可能重新从事战斗，我们就必须把过去数十年来已经产生的有关社会主义的错误概念和神话，从心的深处全部清洗掉。我们必须永远和斯大林主义者及后斯大林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拙劣模仿分手，而不是和苏联及中国社会主义以及它们的进步成就分手。

　　在这里，我不能够进一步讨论那些导致斯大林和他的伙伴宣称苏联已经达成社会主义，并且仍然使他的继承人维持这个伪装的专断见解和声望的动机。这里，我关心的是这个专断见解或自夸已经对西方的社会主义造成的冲击。这个冲击已经造成重大的伤害。它已经使我们的劳工运动沮丧失志，并且混淆了社会主义思想。我们的工人阶级对于苏联的发展，已经用他们自己精明的方法加以考察，并且独到他们自己的结论。事实上，他们说了：“如果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理想典范，那我宁可与它无关。”我们社会主义知识份子当中，有很多人已经有类似的反映。要不便是纠缠于斯大林主义神话与经院哲学而失去社会主义信念的锐气和力量，并且解除他们自己的精神武器，以致于不能和工人阶级当中的幻灭和冷淡作抗争。

　　曾经有人这样说到耶稣会会员，他们不能把地球提到天堂，便在天堂往下挖，挖到地球。同样地，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没有办法把因贫困侵袭而悲惨的俄国栽培出社会主义，便把社会主义往下拉，拉到俄国的悲惨水平。可以辩称说他们必须这么办。即使真是如此，我们也必须另做他事：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栽培到它自己可能达成的高度。我们必须向我们的工人阶级和知识份子解释，为什么苏联和中国一直没有能够制造——过去没有能够制造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尽管他们有令人注目的成就，使得他们有权和取得我们的承认和团结。我们仍必须让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形象恢复它精神上的光彩。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心灵中，首先恢复起来，然后加强我们的信念，并且在政治上重新武装起来；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的构想，带回去给工人阶级。

（1987.5.13译；1987.6.4校）


[i] 圣西门（Claude-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各种社会改革方案，要建立一个人人劳动的社会。他主张社会改造的责任应当由“最有教育”的企业主、银行家、商人来担挡，由他们掌握政权。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反对暴力革命，幻想通过教育以及道德、科学的进步，实现他的理想社会。——（译注）

[ii] 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设想理想的社会单位法郎吉，作为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单位。幻想不废除私有制，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实现社会主义。——（译注）

[iii] 寂静主义（quietism）：使基督信仰进入一重不受干扰的圣灵冥思完美状态，保持自己如灵魂寂静，并处于圣灵所影响下的完全被动状态，既不注意平常的宗教箴言，也不介意是否得嘉赏或受处罚。在此转训为被动顺天由名命。——（译注）

[iv]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伦敦，1963年，第19—50页。——（译注）

[v] 费尔芭哈派（Feuerbachian）：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Aadreas Feuerbach，1804—1872）的思想派系。主张无神论、人本主义。抛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辨证法。——（译注）

[vi] 梅林（Fvanz Mehn`ing 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活动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及考茨基等人从事理论斗争。——（译注）

[vii] 作者是在1967年发表本文的，到现在（1988年）应为六十年前。——（译注）

[viii] 升华（sublimation）：将性冲动或其它动物本能之冲动提升转化为有建设性或创造性行为的过程。——（译注）

[ix] 上引书第50页。——（译注）

[x] 上引书第51页。——（译注）

[xi] 灰市（gray market）：还没有达到犯法程度的私有货物的秘密买卖；用“灰市”，所以有别于“黑市”。——（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