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三章 教会
1．中世纪教会存在的必要和其权力
在前几章中所述及的各种阶级对抗，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这些形式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并且随着外界的影响、历史的传统、知识程度和目前利益而有着各种不同的配合方式。但是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历史虽然因此而显得扑朔迷离，可是却有一条显然可见的红线贯穿其中，而给这个时代打上一个戳记：那就是反对教皇的教会的斗争。我们不应把教会和宗教混为一谈。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教会在封建时代曾是一个左右一切的权力，封建主义一倾覆，教会当然也随之而倾覆了。
当日耳曼人侵入罗马帝国时，和他们对抗的是教会。教会是历代罗马皇帝的支持者，是维系国家统一的一个组织，是帝国时代末期生产方式的代表。不论罗马帝国如何贫乏，不论其生产方式如何日趋没落，在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作为蛮族的日耳曼人仍望尘莫及。这些日耳曼人文德卓越、体魄强健，远远强于罗马人，但是罗马的安逸生活和丰富财宝，却使日耳曼人心迷意乱、不能自拔。劫掠并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固然也有一些经济学者似乎相信这是一种生产方式，单是对罗马人进行劫掠绝不是长久之计，时间一久便无法满足日耳曼人的欲望了，于是他们就开始仿照罗马人的方式进行生产。但是他们在这方面越深入，他们就不知不觉地越深陷于依附教会的地位（因为教会正是他们的导师），同时，一个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家组织也就越为必要了，而这种国家组织除了教会以外没有其他的势力能创造出来。
教会把高级形式的农业技术教给日耳曼人——直到中世纪晚期，寺院始终是农业示范所。把艺术和精巧手工业传授给日耳曼人的，也是僧侣。不但农民在教会的保护之下兴旺起来，而且教会还保护大多数城市，直至这些城市强大起来，能够保卫自己为止。贸易受到教会的特别鼓励。大的市集就在教堂以内或在教堂附近举行。教会曾想方设法把商人招引到市场上。在中世纪时，教会还是关心保护通商大道并借寺院的殷勤款待而使旅行大感便利的唯一力量。多数寺院，例如阿尔卑斯山山路上的游客招待所，几乎都是专为商业交通需要服务的。教会把商业交通看得异常重要，所以教会为促进这种交通起见，不惜与日耳曼各邦中和它一同代表没落的罗马帝国文化的第二个因素即犹太教联合起来。历代教皇在这长时期中一直是保护和奖掖犹太教的。一般说来，当德意志人还是天真淳朴的日耳曼人时，总是把犹太人当作较高文化的传播者而竭诚欢迎，并热心罗致他们。只有当基督教化的日耳曼商人自己也和犹太人一样，懂得重利盘剥的交易之后，他们才开始对犹太人加以迫害。
自然，中世纪时的全部知识只能在教会内找到，而且教会曾经培养出建筑师、工程师、医生、历史学家、外交家等，这是人人所熟知的。
全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其精神生活都以教会为源泉，这就无怪乎教会把全人类都打入樊笼，不但规范其思想感情，而且也规范其行为举止了。不但一个人的出生、结婚和死亡都成为教会进行干预的良机，而且工作和节日也都由教会加以规定和控制。
经济的发展使教会不但对个人和家庭，而且对国家都成为不可缺少的了。
我们已经指出，如果日耳曼人过渡到一个较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较为发达的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的时候，就必然要求一种能与过渡情况相适应的国家制度的发展。但是日耳曼人这种向新生产方式的过渡进行得过于迅速了（尤其是在拉丁族各国，如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等地早就引用了这种生产方式，而且在土著之间已根深蒂固），所以新的国家机关就不可能从其原有制度里发展出来。于是那个在衰微的罗马帝国早已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组织而使国家维系不堕的教会，就几乎全部承担起国家的职责来。教会把日耳曼人的酋长，即原由人民选出的民众首领和军队指挥升为君主。但是随着君主对人民的权力的增长，教会对于君主的权柄也就增加了。君主成了教会的傀儡，教会已由教师一变而为统治者了。
中世纪的教会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组织。教会的扩张，就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扩张。教会通过君主在一个异教地区建立一个主教管区，那并不单纯是为了要加强使异教徒接受一切信条和仪式的手段。若单是为了这个目的，查理大帝决不会歼灭佛朗克的农民，杀害无数的萨克逊人，而且那些也和大多数异教徒一样容忍宗教信仰的萨克逊人，原也不会拼命数十年以抵抗基督教，直至精疲力竭才止。在一个异教地区成立一个主教管区，是意味着推行罗马生产方式到这一地区，以及它在成立主教管区的那个国家的被采用。
罗马帝国在其崩溃时期，其生产方式已显得落后。日耳曼人的生产方式发展程度越是超过这个水平之上，越使教会成为国家和人民不可缺少的一种势力。教会虽然有助于国家和人民，但这并不就是说，教会利用其地位专为依靠它的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而把本身利益置之度外。它的服务，代价是昂贵的：流行于中世纪的唯一统税，即什一税，源源流进教会的财库。中世纪时，权力和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如前所说，就是地产。教会也像贵族一样，对于土地和人民如饥似渴，并且也步贵族后尘，设法开辟土地，招徕臣民。教会在罗马帝国中所拥有的地产大部分是由日耳曼移民布施而来；在没有布施的场合，教会也会设法使地产属于己有，并且往往后者比前者还要有所增加。教会同贵族有同等保障能力，而且往往具有更大的庇护能力，因此，就有许多农民争相向教会贡献。教会推行国家政令，教士作了国王顾问。所以，国王们肯牺牲王室的领地来增加教会财产的举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在被征服的异教地区，以大片地产拨交寺院和主教管区，那又是迫于形势的一种必然措施了。此外，教会又是支持王室同贵族对抗的唯一力量。当一个贵族过分傲慢不逊时，王室削弱他的唯一良法，就是剥夺其一部分地产，把它布施给教会或租佃给教会。教会只要有法可想，它决不等农民、国王或贵族到他们乐意捐输的时候，才增加寺产，而是直接尽力夺取地产，当被人质询理由时，便以一纸伪造布施文契，辩护其盗窃行为。我们要知道，当时只有教士才能知书识字！在中世纪，通过伪造文件，使霸占土地得到法律根据，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正像现在的重利盘剥、涉讼公堂等事一样。据十八世纪维西雷（Veyssière）教堂的一个本笃会（Benediktiner Dom）教士说，他在布里塔尼（Bretagne）地方的朗德义涅斯克修道院（Abtei Landevenecq）所研究过的一千二百件文件，就有八百件是伪造的，其余四百件，他还不能断言究竟有多少是真的。
看来，教会要成为全基督教界的唯一大地主。但是盛极必衰，势大遭忌。贵族从来就是教会的死敌。当教会地产过分扩大时，王室对于它的赫赫权势，便惴惴不安了，于是设法借贵族的力量来加以限制。异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入侵首先就把教会削弱了。孟德斯鸠对于法国教会权力的升沉，教会财产的不断消长，曾经有声有色地描写过：“教士们所获财产不可计量，看来法国三个王朝（墨洛温朝，迦罗陵朝〔Karolinger〕，卡彼丁格朝〔Capetinger〕）必然有多次把王国全部财产布施给他们。但是国王、贵族和人民既然有方法把他们的全部财产都布施给教士，他们也一样会想方设法索还原物。墨洛温朝国王们由于虔诚奉教，虽然使教堂林立起来，可是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又使这些财产转入军人之手，而军人又把财产分给了他们的子孙。教士们以这种方式损失了多少财产！迦罗陵朝同样随意布施，其慷慨豪爽并无限度和目的。但是跟着诺曼人又来了，他们首先抢劫逼害的就是教士和僧侣，他们搜寻修道院，到处找寻供奉圣地。在这种情况下，教士不是又得损失许多财产么！但是教士不费吹灰之力，就又把他们的财产索还。卡彼丁格朝的虔诚奉教，又成了捐资建寺、布施田产的绝好机会。教士们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今日盛况并不减当年。”①
由于教会的地产这样时有变化，而当时又没有想到统计记载，所以我们就难以确定地产的面积究竟有多大。概括地说，中世纪时代，约有三分之一的地产落在教会手中。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曾对教会地产作了一次调查。从这个调查看来，在自1665年起被教会所并吞的各个省份中，教会是最富裕的。教会在冈卜列西（Cambrésis）省，占有14/17的土地，在亭涅高（Hennegau）和阿尔托阿（Artois）两省占有四分之三，在佛朗雪—孔德省（Franche-Comté）、露西伦省（Roussillon）和阿尔萨斯省占有一半，在其他各省占有三分之一或至少四分之一的地产。①自宗教改革以后，教会在法国各地的地产并没有多大变动。
① 孟德斯鸠：《法之精神》，第31卷，第10章。
至于教会在德国领地面积的庞大，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在1786年，帝国直辖的教会领土还有1,424平方公里。至于信奉不为新教束缚的天主教的诸邦，如巴威（Bayern）和奥地利，教会的广大地产，也如信奉新教的各邦一样，其交还世俗的那部分地产都还不曾计算在内。
教会的地产是其经济上和政治上实力地位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反过来又扩大了这种实力。
我们早已指出，在中世纪时，地产曾赋予人以多大权力。我们若把关于这一点所作的论断移用到教会身上，那么可以说，其情况是倍加于此的。教会的田产经营得最得法，人口最繁庶，城市最殷富，因而在同样大的地产上，教会就能比贵族或王室获得更大的收益和权力。但是这种收益大部分是实物：这些东西该怎么处理呢？方丈住持和其他教士虽然尽情享用，也不能把由四面八方涌来的产物消费尽净。中世纪的方丈和主教虽然也同世俗的大人老爷一样明争暗斗，虽然他们也同世俗的大人老爷一样养着大队扈从，并且往往也要向王室服役，可是教会毕竟不是那样杀伐成性，不至于因兴兵对垒而荡尽其大部收益。教会克敌制胜的手段与其说是物质上的优越性，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优越性、经济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他比贵族用于战争的开销较少，收入则比贵族为多。不但教会地产肥沃多产，而且不归教会管辖的地产的什一税也归教会享有。因此，教会就不像贵族那样急于要对其臣民加紧过度榨取。教会对这些臣民通常是温和宽厚的；在教会权力下度日确实好过，至少比在喜好战争田猎的贵族老爷们的刀剑下讨生活要好些。虽然教会榨取比较温和，可是各教会机构的生活资料仍然堆积如山，于是除了济贫以外，简直无处消耗了。
① 见路易·勃朗：《法国革命史》，布鲁塞尔，1847年版，第1卷，第423页。
教会在这一方面，也和在其他各方面一样，只是继承了帝国时代的传统。在罗马帝国没落时期，贫困现象有加无已，所以救贫事业越加成为国家的一项迫切任务。但是这个古老的异教国家无法完成这项任务，这项任务于是便落在那个由新的状况所产生的并与新状况相适应的组织上，即落在教会的身上了。教会经济状况决定了救贫事业成为它的最重要的职司之一，而教会的权力与财富之所以勃然而兴，得力于此者也正不少。当时，私人的、社会的和国家本身的慈善机构，由于需要日益迫切以及范围日益增大，于是就交给教士管理，或直接赠送给教士。无产群众人数越多，教会的财产就越大，无产者对于教会的依附性也就随之而增加，而且，这些人既然在人民中间越来越多，那么教会对于全体人民的影响当然也就越来越大。
教会的经常税收，也和捐献一样，大部分用于救贫事业。至于什一税则经明文规定分作四份：一份归主教，一份归低级教士，一份用于公开的礼拜祈祷，一份用于救济贫民。
日耳曼人越是采用罗马人的生产方式，其必然结果也就越是明显：即私有财产和没有财产。与耕地私有制一起存在着的森林、草原和荒地的公有制，曾经阻止了农民的贫穷化。但是正当中世纪初期，天灾人祸纷至沓来，致使整个地区陷于贫困。除了封建王侯无止境的互相征伐之外，又有出没无常的游牧民族，例如流浪民族或海盗，诺曼人、匈牙利人、萨拉森人等，时来骚扰，这给定居农民造成很大损害。最后，还有歉收也是造成颠连困苦的一个寻常原因。
当灾情的严重程度不致损害教会本身的时候，教会确是救苦救难的天使，教堂往往把堆满粮谷的大仓打开，对贫民慷慨捐输。寺院成了大的救贫机关，其中收容了大批没落、贫穷、无家可归、无产可承的贵族。这帮人一进入教会，就顿时权威赫赫、荣华富贵起来。
在封建社会中，没有一个不维护教会的等级，虽然其程度也许各不相同。在中世纪时，教会如发生危险，那就等于社会和整个生活都发生了问题。自然，教会和其他等级也会发生激烈斗争，不过这不是为了争取教会的生存，而是为了争夺权利的多少而已。全部物质生活，当然还有精神生活，都受了教会的支配，教会和全部人民生活水乳交融，经过数百年漫长岁月，教会的思想方式最后成了人的本能的方式，人们肓目遵循，把它当作自然规律，若行事与此抵触，人们就感觉不是顺乎自然。结果竟使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种种表现都套上了教会的形式。这些教会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就是在产生它们的那些物质的原因消灭以后还长期存在着。
中世纪教会势力的发展自然最先是在那些原属于罗马帝国的各地，如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英国，后来又在德意志，最后是在西欧的北部和东部。
在民族大迁徙时代，那些与罗马教会对立而企图在罗马帝国废墟之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日耳曼部落（他们这种对立就表现在他们信奉了与天主教为敌的阿利安教派），不是被消灭——如东哥特族和汪达尔族，就是屈服于罗马教会，改奉天主教，借以挽救其迫在眉睫的灭亡。
但是那个在一开始就和教会携手合作建立其国家的部落法兰克族，却在西欧居于优势地位。法兰克人的国王和罗马教会的首领联合起来建立了西方基督教联盟，而把这个联盟形成一个一身二头的正体，这两个头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教会的。这个联盟的形成是为了对抗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敌人，同时也是由于咄咄逼人的形势所促成的。但是，不论法兰克人的国王，或是继承他们的萨克逊族诸王，都不曾把这个联盟维持多久。罗马教皇却把德意志民族的罗马皇帝未遂的志愿完成了，那就是把基督教界团结在一个君主之下。任何一个封建国王，不论出身哪个部落的，都无力完成这个任务，只有比王室更强有力的一个组织，才能胜任这种工作，那就是中央集权的教会。
2．教廷势力的基础
还在民族大迁移之前，罗马主教就已成了西方教会的首领；他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是这座一向为西罗马帝国实际首都的罗马城的代表，虽然这座城市已经不是帝都了。
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罗马教皇的权威曾经暂时衰落下来，日耳曼各邦的教会组织都纷纷独立了。但是教皇们旋即恢复其先前的地位，甚至更加扩张了。意大利不论怎样凋零，它依然还是西欧文化发展最高的国家。意大利的农业与其他国家农业水平相比还是较高的，工商业也没有完全绝迹；当时还存在着城市生活，而对东方还维持着为数不多的贸易。意大利的珍宝财富以及其生产方式，仍然还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半野蛮民族所称羡不已的。他们和意大利的交往越频繁，他们的生活就越为富饶舒适。因为有利可图，所以特别乐意发展这种联系的当局，即西方基督教各国的王室和教会，就竭能尽智地设法促进对意大利的交通。意大利的中心既然在罗马，那么，西方各国越在经济方面依附意大利，它们的国王和主教就越依附罗马，而意大利的中心也就越成为西方基督教界的中心。
西方各国对意大利的经济依附和罗马对意大利所起的影响，①都还不足以有力地说明教廷何以获得那样大的权力。这些原因只能说明，为什么基督教界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落到教皇身上。但是指挥权若行于斗争中就成了命令；作战之前的顾问在作战期间就成了独裁者。威胁全部基督教界的战争一旦爆发，则基督教界全体民族所拥戴为唯一领导者的教廷，便不得不负起领导责任，组织抵抗工作。战争越持久，越猛烈，指挥者就越成了大权独揽的主人，而为抵御共同敌人所征调的全部力量也越受他驱策。
这种战争果然来到。罗马帝国的覆亡不但使日耳曼族纷纷南下，而且使罗马帝国和日耳曼人的近邻——半定居或完全不定居的野蛮的诸多的部落——也都蠢蠢欲动起来。日耳曼人越向西、南两方推进，其他民族也就越接踵而来。斯拉夫人渡过易北河；从南俄草原上，蛮悍的骑马民族源源而来：匈奴人、柔然人、匈牙利人（后者是在九世纪末来的），都沿着毫无防御的多瑙河，并越过多瑙河，四处劫掠，到达黑森北面，甚至到达莱茵河北岸和阿尔卑斯山北麓，向北意大利进逼。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个Vagina gentium，又有大胆的海盗成群结队汹涌而来，这就是诺曼人，他们不论海洋多辽阔都敢横渡，不论国土多大都敢攻击。他们统御了波罗的海，占领了俄罗斯，盘踞了冰岛，并且远在哥伦布以前就发现了美洲。而对我们德国人说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从八世纪末直到十一世纪，他们大有将已定居的德意志各民族辛苦缔造的全部文化一举毁灭之势。他们劫掠远征的结果，不但使北海沿岸各地变成一片荒凉，而且他们还乘着小船，沿河而上，深入腹地。他们也不怕海上远航的危险，不久就开始袭击西班牙，而终于把他们的劫掠范围扩及法国北部和意大利。
① 就天主教势力范围而言，希腊教会和伊斯兰教的范围不包括在内。
但是对于定居的德意志各个部落说来，最险恶的敌人还是阿拉伯人，这些人也称为萨拉森人，中世纪著作家是用萨拉森人来称呼所有那些因受阿拉伯人推动被卷入迁徙浪潮并在文化较高的国家寻觅财物和住所的东方民族的。时间一久，萨拉森人自然就接受了较高的文化，同时也成了较高文化的传播者，因此，被埃及人视作野蛮人的阿拉伯人，在德意志人看来就成了“文化传播者”，也就是一个较高的生产方式的传播者，正如被意大利人视作蛮族的德意志人对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来说却是“文化传播者”一样。
638年，阿拉伯人侵入埃及，将非洲北岸势如破竹地全部占领了。八世纪之初，他们又出现在西班牙。在侵入埃及不到一百年时又来威胁法国，马尔泰尔（Karl Martell）的胜利挽救了法国，使法国免遭西哥德人国家所遭受的命运。但是萨拉森人丝毫没有因此就销声匿迹，他们留在西班牙，盘踞于意大利南部、意大利北部的若干据点和法国南部，占领了几道最重要的阿尔卑斯山关隘，进而袭击阿尔卑斯北坡的平原地区。
在民族大迁移时代，定居的德意志部落，曾经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和北非一部分。现在他们看到自己局促在狭小疆域以内，犹惴惴不能自保。布尔恭地（Burgund）在十世纪时等于是奉天主教的西方的地理中心，不时被诺曼人侵袭，又时受匈牙利人和萨拉森人攻击。西方基督教人民的末日似乎将至了。
在外敌压迫最甚、国家权力最为削弱、封建混乱状态最无忌惮的时候，唯一屹立不动、团结众心的中枢只有教皇所主持的教会。
教皇的权力如同许多其他君主的权力一样，通过对外敌作战而强大起来，以至势力雄强到足以向国内敌人挑战。
对于文化略高一点的萨拉森人，只有借着刀剑之力才能加以抗拒；为了与伊斯兰教进行战斗，教廷曾号召并组织了全部基督教界。在北方和东方出没无常的敌人只能暂时击退，却不能永久制伏。罗马教会也用平复日耳曼人的方法才把他们征服了，他们必须屈服于较高的生产方式，必须改奉基督教，必须定居下来，不再为害。
教廷对诺曼人得到了辉煌的胜利。教廷把诺曼人这个基督教的最可怖的北方劲敌，转变成抵御其南方敌人的战斗力最强、活动力最大的一个前锋。教廷同诺曼人缔结了同盟，正如它一度和法兰克人所缔结的同盟那样。这个同盟的基础就在于：当人们起初把封建生产方式传授给诺曼人时，他们虽仍不能安静下来，虽仍然是时时蠢动的强盗民族，但是他们劫掠的对象却有所改变：他们既当了封建主，那么自然会随之而有了封建主义所特有的土地追求欲，因而他们就由强盗一变而为征服者了。
教廷很练达地利用了这个征服欲，而把它转移到它的凶恶敌人即萨拉森人身上。教廷因诺曼人的胜利有所收获，正如诺曼人因教廷的胜利有所收获一样。诺曼人成了教皇的藩臣，教皇就以他们所征服的土地分赐给他们作为采邑。教皇对他们的武器也曾作过希邀天助的祝福祷告，在十一世纪时教皇的祝福居然发生了奇效，因为这种祝福居然使强大的教会组织为被祝福者效劳了。在教皇协助之下，诺曼人征服了英格兰和下意大利。
教廷把诺曼人作为自己的藩臣（这些藩臣总是有些野蛮不驯），同时又制伏了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他们也成了教皇的臣属），因而教廷的权势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教廷不但对国内敌人取得了胜利，它不但使德意志皇帝在卡诺萨堡（Kamossa）低首屈服，①而且它还感觉到自己势力雄厚，足可以向萨拉森人发动攻势：于是十字军远征时期开始了。下列的数字也可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在斯泰芬一世（Stephan I，997至1038年）治下，大量匈牙利人改奉基督教。1016年，诺曼人占据下意大利，1053年，诺曼人受了教皇的敕封，1066年，征服了英国；十一年以后，亨利四世又在卡诺萨堡屈服投降；1095年时，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开始。
教皇是十字军的组织者，诺曼人是他们的先锋。驱使诺曼人东进的是土地追求欲：他们在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在小亚细亚，在塞浦鲁斯，最后还在希腊帝国，都建立了封建国家。从他们在希腊建立封建国家一事看来，就连向“异教徒”作战的这个幻想都不存在了。
除了诺曼人以外，十字军士的基本群众是由那些在国内不堪社会压迫的人组成的，其中有不堪封建主过度剥削的农奴，有受大封建主赫赫权势折磨的屈辱的低级贵族等人士。
在第一次十字军的骑士队里，诺曼人是首屈一指的。指挥农民队伍的是若干破落骑士，这是农民队伍的特征。骑士中有一个人起着一个令人想见其身份的名字：“一无所有的瓦尔特”。他们都梦想在绚烂焕彩的东方，求得他们在本国所求不到的东西：福祉和享乐。有的人参军，目的是想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安居下来做主人，有的人是想抢得车载斗量的财宝返还故乡。
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教廷的绝大权力，就是它竟然能够鼓动那些在东方无所贪图的人也来参加十字军。历代德意志皇帝都曾被迫给教皇募兵征丁，并不得不高举着教皇的旗帜——十字架。
① 指教皇格列戈里七世（S.Gregorius Ⅷ）1077年在卡诺萨堡征服亨利四世（Heinrich Ⅳ）而言。——译者注
3．教皇权力的颠覆
历次所发动的十字军标志出教皇权力的最高峰。历次的十字军正是动摇封建世界及其君主即教皇，并终于使其颠覆的那个因素迅速发展起来的最有力力量。这个因素就是资本。
东方和西方由于十字军而互相接近了，商品生产和贸易大大受到促进。于是教会开始换上另一副面孔。如前所说，由于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地产发展了，这种发展在教会地产方面也进行着。在教会地产上，自十四世纪以来，我们也看到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公有财产时被兼并，农民时被驱走。这样唤起的贪欲也在指使教会，使其救贫事业的范围日趋缩小。先前教会所以博施济众，是因为自己有消费不尽的物资，现在这些物资一旦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可以换取金钱，并能把金钱转变为奢侈品或权力，教会就留为己用了。从国家公布法令强制教会力行济贫一事看来，可以证明教会并不曾充分履行这种义务。在英国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时代，曾公布了一道法律（1391年），命令修道院用什一税的一部分来周济贫民，赡养低级教士。
教会因为不能尽力保护下层人民免于无产化，并且还往往促进这种无产化，所以就使下层人民对它怨声载道，而同时也引起资产阶级对它的仇视；教会对于人民群众的贫穷化来说总还是防止其蔓延的一个屏障，使他们的无产化还不至迅速发展。无产者只要能从教会方面领到一点可怜的赈济品，就不能任凭资本对他们任意支配。教会使数以千计的僧侣过着懒散生活，而不把他们赶到街头去做工资奴隶，一任资本家摆弄，这在新兴资产阶级看来，对国民福祉简直是一种罪行。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格言是，工人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是为了工作而生活的。教会不时举办封建时代的节日，简直成了教会的一种罪行。
教会日渐增加的财富引起了一切有产者，尤其是大地主和土地投机家的妒忌和贪婪。就是国王们也觊觎教会的财宝，想用以充实他们的国库，并用以收买“朋友”。
教会的贪婪和财富由于商品生产日渐盛行而有加无已，而与此同时，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却日益成为赘疣了。比封建生产方式较为优越的新的生产方式在城市中发展起来了，而且城市还提供了新社会和新国家所需要的那些组织和人物。教士越来越不能作人民的教师了，人民的知识，尤其是城市人民的知识，已经超出教士的知识以上，教士成了人民中间最愚蠢无知的一部分。教会作为地主变成怎样的一个赘疣，这一点从上面关于地产所作的概括叙述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教会在国家行政方面也越来越成为赘疣。近代国家在乡下还需要教区牧师和包括这些人的一个组织；现在在落后地区，教区牧师仍然执行着无足轻重的任务，如公民登记之类。直到近代官僚制度大为发达的时候，人们才想到把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教区牧师完全废除，或者至少剥夺其全部世俗的行政事务。
教区牧师在十六世纪时，还是必要的，还没有人想要裁撤他们，但是以货币权力为基础的近代王室却不愿意也不能够再对他们和其首领——主教俯首帖耳了。教士们如果是国家行政所需要的话，他们只得做国家的官吏。
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教会的两个环节越来越成为赘疣，甚至成为障碍，而这两个环节在中世纪时原是其最重要的成分，这就是：修道院和教廷。
修道院怎样成赘疣，由前所述便可一目了然：它们同个个封建主一样，成为农民的赘疣；它们已经不能充当人民的教师，所以成为人民的赘疣；它们对贫民不加赈济，已不是贫民的保护者，所以成为贫民的赘疣。当时艺术和科学已经在城市中蓬勃繁盛起来，它们已经没有这方面的监护能力，所以它们成为赘疣；对于国家的团结和行政，它们也已成为赘疣；最后，又因为那个曾以它们为有力支柱的教廷已腐朽无用，因而它们也成了赘疣。僧侣们因为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不学无术，懒散成性，粗野行事，而又腰缠累累，所以他们就日趋下流，平庸鄙俗，放荡淫佚，成为众所鄙视的对象。薄伽丘的《十日谈》把十四世纪意大利僧侣阶级的堕落腐朽描写得淋漓尽致，是最渊博的论文所不能及的。十五世纪的情形也没有好转。商品生产的扩张把修道院中的道德瘰疬传到德国和英国。
教廷的权力也和修道院一样，成为赘疣。教廷最主要的职能，就是团结基督教界来反抗异端，这一点已经由于十字军的成功而失去作用。虽然，由西方出发的冒险家并没有能够在伊斯兰教各国和希腊教各国保持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但是，萨拉森人的力量毕竟通过十字军而摧毁了。他们已被驱逐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外，不再是西方的大患了。
继阿拉伯人和色尔柱人之后，自然又兴起了一个新兴东方势力，即奥斯曼人，他们灭了希腊帝国，并且威胁西方。但是这次攻击是由另外一个方面来的；它不是来自南方，而是来自东方；大兵所向不是意大利，而是多瑙河各国。
萨拉森人的进攻，曾经使教廷的存在受到威胁。因此，教廷为了自我保存起见，就被逼去调动全部基督教界的力量，以对抗异教徒。与此相反，教皇的辖地，因为有威尼斯人和白十字骑士（Johanniter）在地中海东方盆地对土耳其人进行抵抗，所以教皇对于土耳其人并不畏惧。在土耳其人击溃南斯拉夫人以后，首先受到土耳其人攻击的就是匈牙利人，其次就是南德意志和波兰。对土耳其人所进行的斗争，不是全基督教的事情，而是其东方边防的局部事件。正如反对异教徒和萨拉森人的斗争，把整个基督教界团结在教皇帝国周围一样，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南德意志人也由于反对土耳其人的战斗，而融合成为一个国家了，即哈布斯堡帝国。这个帝国的各个君主既是奉天承运捍卫德意志帝国抵御土耳其人的，就该使该朝国运绵长、皇冠久戴。
十四世纪之末，土耳其人开始进攻匈牙利人，迫使匈牙利国王西格蒙德（Sigmund）率兵抗战。1396年，他在尼科波里斯（Nikopolis）遭到惨败。国王拉狄斯劳（Ladislaus）所率领的波兰和匈牙利联军在瓦尔纳（Varna）再度遭到惨败（1444年）。1452年君士坦丁诺堡陷于土耳其人之手。于是土耳其之祸大有燎原之势，从1438年以后，皇帝尊荣一直保持在哈布斯堡朝手里，一直保持到1806年，虽然当时皇帝的威严已大为逊色。在宗教改革期间，巴伐利亚人和波兰人所以能够效忠于皇帝和教皇而一直信奉天主教，是与土耳其之祸不无关系的。
教廷曾有一个时期还维持着它的传统，虽然这已经毫无意义，并且做得好像准备承担组织反对土耳其人的抵抗工作这项任务。但是教廷对这个任务越来越淡漠了，而且教皇们原来从基督教各族人民那里所征集来用以与土耳其人作战的那些财物，都被教皇盗用逞其私欲了。教廷的权力和人民对于教会所负使命的信仰，在十二世纪时曾经是挽救基督教各民族的工具，而自从十四世纪以后，它们就成为剥削这些民族的工具了。
教会把权力集中起来以后，就把它的权势统统用在为教廷服务上面，教廷的力量因而增加到非常强大的程度，似是商品生产只要仍然停留在薄弱而不发达的阶段，那么教会的财富增加得总是有限的。因为教会的收益绝大部分是实物，所以教廷不会由此获得多大利益。国王们或主教们不能够把谷类、肉类或牛奶送过阿尔卑斯山去。至于钱币，直到十字军时代晚期，一直是一种稀见的东西。但是教皇们随着权力的加强，也获得了在意大利领域以外任命教会官职之权。这样才使教士们依附教廷。但是，这些官职都附有社会或政治的职司，而且他们的收入大部分又都是实物，所以这些官职就只能授予那些肯工作而又熟悉地方情形并愿久居其地的人。教皇既不能拿这些官职荫封他的意大利宠信，也不能卖官鬻爵。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些情形全都变了。教会、王侯、人民现在都有了钱。货币是容易运输的，并不会在中途失去它的价值，并且在意大利也差不多如在德意志一样使用。现在教廷剥削基督教界的欲望就大见增加了。教会自然像每个阶级一样——教廷本身就是一个阶级——经常要利用它的社会职能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个阶级不但包括教皇，而且还包括一大部分教士。（尤其是拉丁族的教士），这些教士们都希冀教皇对自己封官授爵，教廷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收入也跟着增加，并且教廷的权势越上升，教廷也就越设法从教会组织和世俗人士那里谋取货币捐税，同时，教廷如果想起它的作用，它也就需要更多的货币。但是如前所说，这种货币的捐输原本是微不足道的，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教皇的金钱欲和剥削欲与日俱增起来了，同时他们的作用却日益缩小了。
十四、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教皇也和近代金融家一样，能够出谋划策想出生财大道。所征的直接税一般数量不大。1320年向波兰人所开征的彼得捐（Peterspfennig），难以有多大收益。英国的彼得捐有较大收益，从八世纪以来就一道解往罗马。这笔款在起初微不足道，只足以维持在罗马开办的一所英国教士学校，到了十四世纪却膨胀起来，竟然超过英国国王的收入了。
但是和其他金融巨头一样，教廷的金融巨头也是宁取间接税而不取直接税的，因为直接税显得剥削过于露骨。贸易在当时是欺骗人民和迅速聚集大量财富的高明手段。教皇拿不费一文钱的商品来做买卖，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教会官职的买卖和赎罪券的贸易就开始了。
事实上，在商品生产的发展过程中，教会官职是最有价值的商品。有些教会的职司不是已趋废除，就是徒具形式，已失去意义。但是原来为执行这些职司所设立的官职仍然存在，并且往往还有所增加。他们的收入随着教会的权力和贪欲一并增长，这些收入中的货币收益部分越来越大，这种货币收益可以在官职所设的地方以外去消费。许多教会官职因此就成了单纯的利源，并因此而获得了一种价值。教皇把这些官职赠给他的宠幸，要不然多半就卖给他周围的人，即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可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想前去上任，而当这些官职是在德意志时，他们更不想前去就职，而只让人把薪水送到阿尔卑斯山南面。
同时教廷还懂得用其他手段，来利用教会官职为自己谋利。新任职的年俸（die Annaten）就是一例——这是每个新任命的主教向罗马教廷缴纳的一宗款项。
此外还有赦罪的买卖，即赎罪券的买卖，这种买卖变得越来越无耻了。赎罪券的发售持续不断（在宗教改革之前不久我们就发现有五次赎罪券：1500年，1501年，1504年，1509年，1517年），最后甚至承包了出去。
我们可以在向巴塞尔会议（1431年至1449年）所呈递的《德意志民族陈情书》（Gravamina nationis Germanicae）中找到关于教皇剥削方法的绝妙的综合报道。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革教会的。书中这样说道：
1.教皇认为自己对于前代教皇所签发的绝对有效的敕令、条约、特许状等文件都完全不受拘束，而可以根据任何鄙劣汉的请求，予以收回或予以撤销。2.教皇在任命教会官职时，不尊重选举，而是任意把主教、教区监督、教堂首长、修道院院长等职位轻授予人，甚至人们已出过重价买到手的肥缺也是如此（这是怎样卑鄙无耻地破坏了商品贸易的法则！）。3.最肥美的德意志干薪职务，总是都授予罗马的主教长和教皇的秘书长。4.教皇办公厅把官职和领干薪的职位授予过多的候缺人员，因而钱币不免时常亏损，致使讼案累累。5.上任年俸捐（见上文）有加无已，美因兹主教区的年俸捐原定为一万威尼斯金币（Dwkaten），后来升至两万，最后升到两万五千。那么，一年里如果有两个主教逝世又该怎么办呢？6.多数教会职务都由意大利人充任，这些人既不懂语言，也没有良好的道德。7.教廷又收回早已付过款的旧赎罪券，以便出卖新赎罪券。8.教廷征收对土耳其作战的十一税，但是却不把税金用在对土耳其进军上，或用在支援希腊人上。9.民刑诉讼一律移交罗马，而在罗马，一切都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
胡登在1520年时所发表的指斥教廷的对话作品《罗马教廷》（Vadiscus），不像上面这个官样陈情书那样是富于外交辞令的一种控诉。这部书是新时代鼓动文献中最辉煌的作品之一。这部书的结论了如指掌地向我们指出，德国人眼光中所看到的宗教改革时代的教廷面貌，其激昂慷慨程度，是无出其右的了。书中这样控诉说：
请看这个堆满从各地抢劫来的财物的世界大仓库（罗马）吧；在这个仓库当中，踞着那个贪得无厌的谷象虫，蚕食掉堆积如山的果实；它的四周环绕着一大队和它同饮共餐的东西，这些东西先吸尽我们的血，随后又咬去我们的肉，现在又来到骨髓处，破坏骨骼内部，而将所有余体嚼食净尽了。德国人果然不会手执干戈，用烈火利剑猛扑他们么？这是劫掠我们袓国的强盗，它们先前掠夺这个统治世界的民族，还是由于贪得无厌，现在则居然恬不知耻、大胆妄为起来，他们开怀畅饮德国人的鲜血热汗，并且以贫民的脏腑，饱其大腹、纵其嗜欲了。我们拿金钱供给他们；他们却用我们所缴的费用，豢养娼优娈童，声色犬马。他们用我们的钱财，放纵邪恶，花天酒地，紫衣朱袍，给骡马套上金勒，用云石起造宫殿。这般人原以教人敬虔为本务，可是他们不但忽视敬虔，反而加以鄙弃，玷污圣教令誊。他们先前还向我们卖弄风情，取媚我们，还知捏造假托、虚构事实，以便诱骗我们的钱财，而现在他们就不惜使用威胁、暴力手段，如饿狼一般抢劫我们了。现在我们还必须抚爱他们吗？我们还不应该刺穿他们、剔除他们吗？难道连摸一下、动一下都还不敢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明辨真伪、报仇雪恨呢？先前，我们是被所谓宗教约束住了，不敢起来发难，现在迫于处境，不得不挺身而起了。
我们之所以对这两篇证言用大量篇幅详加引证，其目的在于明白确凿地指出对于理解宗教改革运动所必需之点：这种反对教廷的骚动本质上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为了僧侣教条或空虚口号而进行的一场斗争，并不是什么“权威”和“个人主义”之间的一场斗争。
在教廷方面，也如在封建地产方面一样（只是教廷方面更早了一些），我们发现，它越是成了赘疣，甚至越是有害于人，那么他对群众的剥削也就越是施加高压。显然，最后总有一个时机来到，各族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剥削者赶出门去。
由于教皇们越来越面目可憎，因而加速了其灭亡。这是为每一个衰朽过时、将趋灭亡的统治阶级所注定的劫运。当他们的财富堆积如山的时候，他们就失掉了自己的作用，他们除了用从被剥削阶级身上压榨来的物资来饱食终日以外，就无所事事了。他们不但智力迟钝、道德沦亡，而且往往体质孱弱。他们的铺张浪费越激怒饥寒交迫的人民群众，他们就越失掉其维持统治权的力量。这样，一个已成为有害于社会的阶级迟早总会被抛弃的。
自从十字军以来，教廷在道德方面和精神方面的作为，使信徒们特别愤慨。
我们已经知道，中世纪时意大利是西欧最富的国家；它还保留着罗马生产方式的大部分传统。它是东西两方进行贸易的中介；在意大利首先发展了商品生产，首先发展了资本主义。因此，一个与封建的、教会的世界观相抗衡的新世界观便首先在意大利出现。中产阶级年少气盛，横冲直撞地冲决了一切旧日传统。宗教虔诚、传统礼俗，统统被嘲笑着抛弃。教皇们也逃不掉环境的影响。甚至在意大利的世俗君主看来，他们还是领导着这个新的、革命的思潮前进的。他们以这种世俗君主身份所推行的政策，是和当时其他君主所推行的一模一样的：扶掖资产阶级，发展商品生产，促进贸易，发扬国威。相反地作为教会的元首，他们应当是世界性的，要坚决维护教会权力和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作为世俗君主，他们是一个革命的因素，作为教会的君主，他们就成了一个反动的堡垒。因此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期，我们从教皇身上可以发现青年的勇敢和老年的荒淫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因素离奇古怪地交错在一起。一种是新兴阶级，它对于传统事物表示革命气概和轻蔑傲视，另一种是日薄西山的剥削阶级，它在回光返照、纵欲无度。这种特殊的混合现象（我们在下一章中还要详加论述），表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部精神生活中。革命因素和反动因素的杂糅是人文主义的一个特点，而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特点也即在此。
革命也好，反动也好，结果总是与一切封建的礼俗道德观念背道而驰的一种生活。当德意志还处在封建主义钳制下的时候，这种淫纵生活已经极为猖狂。罗马当时所起的作用，正和后来巴黎一直到前几十年所起的作用一样。现在人人都要到巴黎去见见世面，同样，在宗教改革以前，人们只要力所能及也总要去朝拜罗马。许多淳良的德意志人在罗马所遭受的命运正像三、四百年以后他们的许多后代在巴黎所遭受的命运一样。他们原想分享一点意大利的“淫荡生活”，但他们对于台伯河（Tiber）上这座罪恶都城却大失所望，悲悔交集地越过阿尔卑斯山返回故乡了。胡登说，香客们从罗马带回家的有三件东西：黑心肠、坏胃口和空钱囊。如果不一定限于“三个数”的话，他们还可以举出第四件来，那就是花柳病。
不难想见，这样一个“香客”对于圣父所想象的那幅图景，是难以和中世纪的“圣洁”概念相容的。最使虔诚之人大惊失色的是笼罩了罗马的无神思想，这是教皇们几乎不加掩饰的。
宗教改革是在列奥十世（Leo Ⅹ）时期开始的，据说，他曾公然表白，他愿意有关基督的神活流传于世，因为那个神话对他好处很多。人们还谣传说，生于列奥二百年以前的本尼菲兹八世（Bonifaz Ⅷ）口里也曾吐露过同样的说法。这个说法也许是教皇宫廷中经常的笑谈，也许是采自编造的逸活，而人们之所以普遍信以为真，乃是由于这段逸话把教皇们刻画得惟妙惟肖。有一件事倒是确凿有据的，就是列奥十世一面笑容可掬地给人民祝福，一面却严令他的教士们在人民面前布道不得超过一刻钟。至于教皇们并不十分认真举行守贞誓约，那也是尽人皆知的。关于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zenz Ⅷ），沙纳查罗（Sannazaro，1458年至1530年）曾讥笑说，他在残暴行事，使罗马人口锐减以后，却又拿自己所生的儿女来填补人口的空虚。①
教皇和其廷臣虽然这样怀疑神明，可是他们仍然认为信仰是他们权力的基础，而信仰确也是这样的基础。当那些把教皇造成基督教教主的物质关系消逝以后，支持教皇的唯一支柱只剩下了那缘由这种关系所发生的世界观，而这些世界观却日益陷入和社会的事实矛盾之中。教皇教会的权力之所以还能维持，全靠教会向人民隐瞒这种事实，对人民欺骗愚弄，想出种种方法妨害其发展。尽管教会中有远见的少数人是明白这种动机的，可是各地神甫，尤其是罗马神甫，在他们一旦怀疑起来之后便很容易倾向于愚惑人民以骗取金钱了。于是显神画像和圣人遗物等骗人的把戏便开始了。各处教堂和修道院所以宣扬它们的圣徒遗物大显灵异，并以此竞相号召，那正是随着商品生产而开始的自由竞争的最初表现之一。
随着这种竞争，时时更新的时髦风尚逐渐成了风行一时的主宰。神甫们不得不时时捕风捉影，捏造一些尚未失其效用而足以借其新奇的蛊惑力来吸引人民群众的一些新的圣徒。应当注意，当时受了蛊惑参拜圣徒遗物的愚民，较之近代以其万应药膏惑世的庸医的无数主顾，其愚昧程度并不稍逊一筹。从下文所记，可以看出，老牌圣徒是竞争不过新兴圣徒的。在英国坎特伯雷郡大礼拜堂中有三所小礼拜堂，专供人们进香，一个礼拜堂崇祀基督，另一个是崇祀圣母，第三个礼拜堂是崇祀圣徒托马斯·伯凯特（Thomas Becket）。伯凯特在1172年才被列入圣籍，他的遗骸是在1221年移葬在第三个礼拜堂的。从所引证的贝乃特（Burnet）所著《宗教改革史》的下述账目数字就说明为何这个新圣徒比旧圣人对教会而言更有利得多。可惜他没有注明日期。据账目上记载，有一年奉献给基督的是三镑二先令六便士，奉献给圣母的是六十三镑五先令六便士，奉献给圣托马斯的是八百三十二镑十二先令三便士。而到了下一年，基督是分文无有，圣母所得的是四镑一先令八便士，而圣托马斯则得到九百五十四镑六先令三便士。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新请来的圣徒毕竟有不同凡响的吸引力。
① 见路得维希·盖格尔（Ludwig Geiger）所著：《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柏林，1881年，第261页。
在圣托马斯的进款中，教皇也要分其应有的一份。这个圣徒本来是在隆冬殉道，这个时期最不适于朝拜进香，于是坎特伯雷修道院僧侣们便向教皇请求，允许把忌辰改到夏季。当时“圣父”杭诺雷三世（Honorius Ⅲ）表示，改换忌辰以后坎特伯雷大礼拜堂所得利益，必须分给他一部分，才能批准。关于此事，往返磋商多次。教皇要求总收入的一半，于是僧侣们便声言，在那种条件下，尊圣事迹将无法继续维持，因为不够本钱。结果教皇只好让步，答应只取纯利益的一半。①
教廷对天主的怀疑程度越高，它就越热心鼓励迷信。它的怀疑态度激怒了虔诚之人，它的提倡迷信又触犯了自由思想家。
如上所述，假使教廷不是变成一架单纯的并且还是十分多余的剥削机器的活，教会的失德、怀疑和提倡迷信还不至于起决定性的影响。当它的权力还未登峰造极的时候，就已处于道德上令人可疑的地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十世纪时马罗齐亚皇后〔Marozia〕和其女儿的“娼妇政权”〔Metzenregiment〕，她们曾把她们的情夫和儿子扶在教皇的王位上）。驱使各个民族脱离教廷的，是此后发生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变化，而不是道德的变化。
① 索罗勒德·罗哲士（S.E.Thorold Rogers）所著：《英国劳动史》，第284页。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德意志，一切阶级都乐得同教廷断绝关系；乐于断绝关系的，不只是那些被剥削的人民，还有“族”的即本地的剥削者，因为这些人看到大量资金不能留在自己手里而源源流出国外，就感到怒不可遏了。就是本族的教士们也乐得同教会分裂。事实上，他们已成了罗马教廷的收税吏；他们从人民身上所征收的钱粮，绝大部分都得交解罗马；最肥的干俸职务，都得留给罗马的宠信；而薪俸低微、工作繁重的低级教区牧师之职，却由自己来担任。所以正是那些在国家生活中还起着一定作用的一部分教士，也就是还得人民敬爱的那些世俗教士，由于本身利益所驱使，才向罗马教廷进行着猛烈反抗的。
教会的中央集权对教皇们说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经过激烈斗争强迫各国教会组织接受的。各种僧侣团成了使世俗教士俯首帖耳最奏效的工具。还在十一世纪时，教皇和德意志主教们就已互相仇视。德意志主教们拥护亨利四世，至于高级贵族则偏袒教皇。法国和英国的教会也是在经过激烈斗争以后，才叫教皇的无上威权屈膝就范的。但是罗马和各民族教会之间的斗争，还没有完全偃旗息鼓。在十字军东征以后，随着教皇剥削程度的增加，这种斗争就表现出更加猛烈的形式，终于演变成各民族同教廷的完全决裂。教士阶级，尤其是低级教士，领导了对罗马的斗争，宗教改革者就是教士们——路德、茨文里（Zwingli）、喀尔文（Calvin）等人，这些教士规定了宗教改革斗争运动所当遵循的思想路线。
但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是和中世纪初期的教会截然不同的。中世纪初期的教会曾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的一个组织，而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则变为国家行政的单纯工具；国家的基础已经改变了。随着教会摆脱罗马，教会在国家以内尚可维持些许统治权的最后因素——传统的幻想，相继幻灭了。因此，改革后的教会教士，就都成了国家政权的公仆，而在国家政权掌握在君主手中的情况下，他们就成了专制政府的官吏。教会已无权规定人们的信仰和行动了。教会所要宣讲的，都得由国家规定了。
并不是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各族人民，也并不是各族人民中的一切阶级，都以为摆脱教廷于己有利。无论如何，意大利决没有人认为此事于己有利。商品生产越发展，民族思想越加强，那么意大利人也就越拥戴教皇：教廷的统治也就表示意大利对基督教界的统治，也就表示意大利有剥削基督教界的权力。
哈布斯堡王朝治下各地的君主，即皇帝，也不乐于宗教改革。他在德意志的权力也和教皇的权力一样缥缈虚幻；两种权力都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同样的幻想上，这个幻想一经消失，那种权力跟着也就幻灭。期望皇帝摆脱教皇，就无异于希望他实行自杀。作为哈布斯堡王朝所属庞杂混合地区的君主对于宗教改革也不感兴趣。
天主教正是维系这个庞杂帝国的一个强大因素，而且唯有在天主教的领导之下，才能希望全体基督教界对土耳其人发起十字军，而十字军首先就会使哈布斯堡王朝得到巩固。一旦实行宗教改革，那么像发动一次十字军这样的全部希望便烟消云散了。
当时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王权都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国的统治者都一样没有理由摆脱教廷。这两个国家，都很早就发展了贸易和商品生产。最先发展的是法国南部，而最初反对教皇权力的骚动也是在这里爆发的。那就是阿勒比根斯（Albigenser）“异端”，这个“异端”是在十三世纪之初才在血淋淋的战争中被扑灭下去的。南法城邦共和国所没有达成的目的，后来法国国王却达到了。1269年，圣路易就已发布了一道政务诏典（Pragmatische Sanktion），而在1438年时，查理六世（Karl Ⅵ）又把这道诏典加以恢复并加以扩充。这道诏典使法国教士大大地摆脱了罗马，并隶属于国王，因而本质上就完成了约百年以后德意志王侯们在宗教改革时期才达成的结果。在任命高级教士方面，国王保留着决定权，未经国王同意，不得为教皇征收款项。
西班牙的情形也与此相仿。自从1480年以后，宗教裁判所就成了王权的警察机构，国王任命宗教裁判官，并使宗教裁判所为其政治意图服务。教皇不经国王同意就不能从西班牙提取款项，就如其不能从法国提取款项一样。
列奥十世对法国和西班牙付出巨大代价，才得到出卖赎罪券的许可，而这种举动却又推动了宗教改革。查理五世获得了十七万五千威尼斯金币的贷款，而法国法郎茨一世（Franz Ⅰ）也从赎罪金中扣除了可观的份额。在德意志王侯中间，只有美因兹选侯，是宗教兼世俗的首领，势力强大，敢于截留一部分赃款。其余德意志王侯则毫无所得，这就使得他们愤愤不平而倾心于宗教改革。
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和教士阶级，不但因为两国的经济有了高度发展，在宗教改革以前就大体上得到了德国王侯和教士还须经过猛烈斗争才能达到的结果，而且他们的势力已如此之大，居然想把教皇自身当成自己的工具，利用他的势力和权威，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不乐于摆脱教皇，反而极其乐意维持教皇对基督教界的统治权，因为这种统治权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的统治权。
在十四世纪之初，法兰西国王们就已称雄一时，足以使罗马教皇低首下心，因此，在1308至1377年之间，罗马教皇曾建廷于法国土地上，即在阿维尼昂（Avignon）。后来教皇之所以终于摆脱法国，返回罗马，其促成的原因不在于教会的势力，而在于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和国力雄强，因而其民族思想和尊王思想也自高昂起来。但是法国人又在跃跃欲试了，想使意大利连教皇在内都俯首顺从。西班牙也有同样意图，在宗教改革之初，当查理一人身兼德意志皇帝和西班牙国王的时候，西班牙的地位是一帆风顺的。
正当德意志王侯们小心翼翼地尝试摸索企图摆脱教廷羁绊的时候，法国和西班牙这两大天主教势力，却投身于争取控制教廷的激烈斗争。1521年时，教皇列奥十世屈服于皇帝查理五世，查理五世在同年下令驱逐路德出国。列奥的继承者——哈德雷安六世（Hadrian Ⅵ）是皇帝陛下的“傀儡”。当继任哈德雷安的克莱明斯七世（Klemens Ⅶ）试图独立自主时，这位天主教的保卫者便派遺其雇佣军，向“圣父”进行讨伐，攻下罗马城（1527年），劫掠一空。
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所以仍然信奉天主教，其原因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是在于他们的思想落后，而是在于他们的经济有了高度发展。①他们成了教皇的主人，并通过教皇剥削日耳曼基督教界。日耳曼基督教界被迫与教廷脱离关系，以免再受剥削，但是他们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得与欧洲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割断联系。所以，就此来说，宗教改革是野蛮对文明的一种斗争。所以宗教改革的先锋战进抵两个落后的国家瑞典和苏格兰，就绝不是事出无因的了。
① 许多历史学家把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神秘化为“权威”和“个人主义”两大原则之间的斗争，因而德意志人就被宣称为得天独厚的崇尚个人主义的民族，而拉丁族人则被宜称是崇奉权威的奴隶。崇奉新教的倾向是德意志人生来就有的，而崇奉天主教的倾向则是拉丁族人与生俱来的。这是解释历史现象的轻率态度。
我们这样说，自然不是对宗教改革的宣判。我们之所以陈述上面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为什么偏偏是德国和英国最有教养的人都不赞同宗教改革；倘使我们照传统说法，假定宗教改革本质上是精神性质的，是新教的高明教养和天主教的愚昧落后之间的一场斗争，那么上述现象便不可解释了。
与此相反，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正是完全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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