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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私人启事

1898年 10-11月



  摘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三辑。原载《新时代》第11卷(1898—1899年)第1册第7期第219—220页。(涂敏译 殷叙彝校)



  我已在《前进报》上声明,我决定写一部书,概括阐述我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的观点,并用以回答最近一个时期对我的各种攻击。
  我认为,在这本书写完并出版之前,我不宜继续在党的定期刊物上就书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争论。因此,我暂不发表我的几篇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章,包括一篇论述布朗基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文章,一篇关于劳动价值的规定性的论文,还有一篇反批评,是驳斥卢森堡小姐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对我的文章的批评的。这些文章有一部分已经寄给《新时代》,另一部分也是为《新时代》写的,已经写完。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在这里答复格·普列汉诺夫的《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这篇文章。当时我曾认为,等到普列汉诺夫宣布要写的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后才回答是适当的。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但是现在我不能对普列汉诺夫例外。我不能不把揭露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的错误结论和矛盾这个尽管不愉快、却是轻松的工作留给康拉德·施米特去做。此外,我只好暂时请求那些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人,在了解普列汉诺夫的意见之后再去仔细看一遍我的受到反驳的文章[1](《新时代》第16卷第2册第25页以下)。那么,即使没有我的任何解释他们也能够对以下的问题作出解答∶对于该文所讲的东西,普列汉诺夫到底驳倒了什么。
  在我的著作发表之前,我为《新时代》撰稿的活动将只限于写些书评和论述那些不会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原则性论战的问题。

爱德华·伯恩施坦
1898年10月26日于伦敦


  [1]《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译者注



  我这个声明要说明,我暂时不答复普列汉诺夫同志在《萨克森工人报》上给我的公开信。这并不是因为我低估这封信的意义。我很清楚,他的论述对我们几年来研究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要答复他,就得和伯恩施坦进行讨论,而我目前不能这样做。我本人曾首先劝伯恩施坦写一本小册子来详细阐述他的观点,并在这本小册子问世之前避免一切论战;伯恩施坦接受了这个建议,因此,在他的小册子发表之前,我最不应该参与讨论他的观点,或者哪怕只是讨论他的思想中的比较重要的或不很重要的独特之点。
  既然我一定不能参加讨论,我就只好向普列汉诺夫作如下的说明。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开始显示出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在我们的基本著作,特别是在《共产党宜言》和《资本论》写作时还只是潜在的。由于这些新的事实,我们有必要重新检验和修正我们的观点。我们有许多同志已经强调过这一点,但是谁也没有象伯恩施坦那样迫切地促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我愈是不得不在其它观点上反对他,我愈是不能同意他在进行重新检验时采用的方法和他得出的结论——不过这只是根据他直到目前为止发表的东西而言——我就愈有必要强调这一点。
  我和伯恩施坦一样,非常感到有必要对新的事实进行分析。在他写《社会主义问题》时,我开始研究那些似乎和我们的理论基础极其明显地矛盾的事实,即农业发展的事实。这一著作也许可以和伯恩施坦的著作同时发表。我希望,这两本著作将共同为不仅涉及我们策略的正确性,而且涉及我们纲领的正确性这样重大问题的一次讨论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
  这些著作一发表,我就会出来战斗。在这之前,如果没有必要,我不会参加讨论。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沉默。

考茨基
1898年11月3日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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