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
[5]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
[6]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7]。
“马尔维茨的《遗著》我自己也有一本，而且几年前就读过了？但是，除了关于骑兵的几段出色的描写和坚信贵族对平民鞭打五下的奇效以外，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总之，从1841—1842年以来，我对这种书籍就全然感到格格不入了——我只是随便地翻了一下，当然，在我所谈的问题方面从中毫无所得。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居住期间，读了亚当·弥勒的著作和冯·哈勒先生的《复兴》等等，他只是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评论这些作品，认为这些是庸俗的、词藻华丽而夸夸其谈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模仿法国浪漫主义者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红衣主教博·纳德的作品而写成的。即使他碰到了象您从拉维涅—佩吉朗著作中所引证的那些话，当时也绝不会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纵然他一般已经懂得了这些人想说的是什么。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他来说，这个地方纯属异端邪说：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经济形态’一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上述地方，即使他有所闻，也一定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但是，我不认为在马克思1837年至1842年间读过的那些浪漫学派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类东西的影子。
“这个地方确实非常值得注意，但我希望把引文核对一下。我不知道这本书，当然，我知道作者是‘历史学派’的信徒。……
“但是，最奇怪的是，从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以具体的形式歪曲历史最厉害的人们那里，仿佛可以找到以抽象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正确的历史观。这些人通过封建主义这个例子可能就已经看出，国家形式在这里是如何从经济形态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在这里，可以说一切都昭然若揭，了如指掌。我之所以说他们可能看出，是因为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未经核实的地方以外——您自己说是从第二手材料来的——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我只发现封建主义的理论家当然没有资产阶级自由派那么抽象。既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这个关于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国家形式同经济形态的相互关系的观念概括到这样的程度，说它适用于一切经济形态和国家形式，那末，一谈到其他经济形态，一谈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形态以及与它的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形式——中世纪的行会公社、专制君主政体、立宪君主政体、共和制，同一个浪漫主义者却又茫无所知，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就是这个把经济形态看作整个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础的人，竟然属于这样一个学派，在这个学派看来，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政体就已经是对于真正的国家学说的犯罪和背叛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还意味着，国家形式必然产生于经济形态及其适当的运用，正象婴儿诞生于男女婚配一样。注意到作者所属学派的那个闻名世界的学说，对此我只能做这样的解释：真正的经济形态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形态。但是，由于人们出于私仇而密谋反对这种经济形态，因此，就要对这种经济形态加以‘适当的运用’，使它免受攻击而完整无损，永世长存，并使‘国家形式’等等和它永远适应，也就是说，尽可能退回到十三到十四世纪的水平。这样，最好的世界和最美妙的历史理论就会同时实现，而拉维涅—佩吉朗的概括才会归结到它的真实内容：封建社会产生了封建的国家制度”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