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弗兰茨·梅林

非理性的理性[1]

﹝德国﹞梅林（Franz Mehring）

1892
荣雪燕 翻译


　　〔来源〕《新时代》（Die Neue Zeit）杂志，11年度（1892/1893），第1卷，第161至164页。
　　出自弗朗茨·梅林《战争和政治》（Krieg und Politik）第一卷，柏林1959，第84至88页。
　　原文链接：Die Vernunft der Unvernunft


　　一家伟大的资产阶级报纸，通过发表新的军事法案使官方的谎言和欺骗游戏落空，它的商业利益又以通常的方式践踏了其忠诚和爱国的职责。整个国家出现了恐慌，各党派的报纸一致感叹：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这些巨大的负担扛在肩上；军国主义必须改悔。对这一异议的真实性几乎没有任何怀疑；一个漫游者，在漆黑的夜晚，一道闪电向他展示了可怕的深渊，他的脚必须在狭窄的边缘摸索着前进，当突然从他的嘴唇里发出恐怖的呼喊时，他并不是在假装。这种普遍性的异议是否包含了对持续甚至胜利的抵抗的保证，则是一个另外问题，任何不想处于致命意外中的人，都要及时检验。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有社会民主党站在基本观点上：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格罗森也没有! 其他的党派，只要他们在要求上各不相同，那就肯定会讨价还价。但是这就意味着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胜局。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交易中，小礼物对它来说并不重要，而且因为它的一致性使它优于半数对手。但是，即使军事法案被现在的帝国议会否决，这个议会机构也会被立即解散，并且军国主义会提出一个问题：我还是社会民主党？但是必须要想到的是，我们不需要跟任何那些几十年前或者只是几年前，以他们所能和所愿研究德意志帝国资产阶级的人说这些。
　　资产阶级报刊如此愤怒地将子弹对准卡普里维伯爵[2]，这是一个可疑的迹象。那些明白事情严重性的人，会很乐意将这些人排除在游戏之外。俾斯麦或卡普里维或瓦德西[3]或辛慈少校[4]——他们都是一体的。一百年前，当时最有名的普鲁士将军对自己的评价适用于所有这些人：c'est plus fort que moi，这比我更强！军国主义正按照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断蔓延，任何一个人，无论大小，都无法指挥它：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进一步！。它将驱动自己前进到不理性的最高峰，以期自行转向理性。他早已进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新的成功都只会让他进一步走向衰败。但他不能再以其他方式生存，在这里，他睁着眼睛奔向他的厄运。
　　是睁着眼睛或者是闭着眼睛，这并没有太大差别。或许军事法案的父亲们在看着他们自己的孩子时会感到害怕和不安；也或许会对一个成功分娩而感到高兴。但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他们都必须走向他们的厄运。这就为这些人辩解了，前提是，不把这些人“老练的”判断说成是对人民极大的负担的绝对权威。我对总参谋部和国防部有绝对的尊重，但是人的不牢靠性没有比在一个封闭部门中更大的了，他们只在他们片面的——技术的想象中圈子里活动。
　　普鲁士军队历史的丰富性也刚好证明了这一点。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晚期的时候，普鲁士参谋部最杰出的官员是斯图本上尉[5]和贝伦霍斯特少校[6]。两人都被耻辱地解雇了，因为像所有的伟人一样，弗里德里希无法忍受他身边有能人。斯图本去了美国，众所周知，他在那里为叛军的军事组织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那里，他在1793年就对一位德国来访者，即军事作家迪特里希·比洛[7]说，法国志愿军对他们自己的将军，如卡诺、杜穆里埃、霍赫、古维昂·圣西尔等著名的职业军人，对这些人的无能抱怨不已，他们正在发动与美国农民一样的战争，而且他们将同样不可战胜。贝伦霍斯特没有重返军营，但他写下了对战争艺术的著名的反思，在其中对普鲁士军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对 “纪律的极端粗暴、苛刻和服务的奴性”、“阅兵艺术的微观学和细节主义”等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这种指责往往在今天仍然适用。并且这个目光敏锐，并且从他的标准看毫无偏见的军官对重要的事情了解甚少，关键是，他在耶拿战役两年后仍能写道：“战术的天才”必须发明一种 “更高的辅助”来使拿破仑战争无害。他们两人中哪一个看得更尖锐？斯图本，他的命运把他扔进了农民的民兵队伍，还是贝伦霍斯特，他穿着职业军官的衣服，属于当时战争科学的最高权威？
　　普鲁士丰富的战争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但我们在此不能一一赘述。决定性的观点始终是，“技术型专家”非常了解自己的行业，但仅此而已。“所谓的当局总是让自己蒙羞”，正如老齐格勒曾在帝国议会的一次军事辩论中所说。可以解释的是，军事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催生了新军事法案的险恶想法。同样可以解释的是，对群众在最难以承受的负担下越来越屈服的恐惧，使他们更加顽固地坚持常备军的严格操练。但是难以解释的是，“技术型专家”怎么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越来越普遍的人民武装的本质和从雇佣军中流传下来的纪律和训练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定会无可救药地引爆军国主义，正如在经济领域中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会导致社会变革一样。
　　人民武装越普遍，士兵而不是军官就越能控制军队。就过去而言，普鲁士总参谋部对此相当了解。他们中最有天赋的成员之一耶恩斯少校[8]在谈到上世纪法国革命战争中出现的现代战术时写道：“散兵在当时的法国人中绝不是通过规章事先确定好的，这是很正确的，因为这与普鲁士的所有基本特征都一样。法国分散的战斗并不是规定好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人们利用不利的情况而使其成为有利的结果，因为这种结果符合现实条件，所以它变成了一种力量。”但是，当恩格斯在耶恩斯之前十年，以相似的方式描述了在圣普里瓦[9]，在后膛步枪可怕炮火下，德军方面正规的连纵队如何解体为密密麻麻的防卫小队，然后又说：“士兵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士兵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火力下至今仍然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10]当然，这是 “社会民主主义的后科学”，它也受到社会主义法律的真正科学的审查。“技术型专家”的特权总是跟在历史发展的背后小跑100年。
　　只有当不考虑这些先生们真诚的面孔的时候，德国人民再次被最巨大的负担所压倒，那么人们可以给他们善意的同情。他们必须按照军国主义的辩证法来跳舞；阻挠和抵抗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此，阻挠和抵抗新的军事法案或许对人民也不会有任何帮助？只要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只有相对的，但还没有绝对多数的选民支持它，并且如果它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足够支持，与军国主义碰硬并毫不留情地将其打倒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种疑虑下，人们必须暂时停下来，尽管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但不要害怕最坏的结果。
　　在普遍愤慨面前，新的军事法案似乎已经被瞬间淹没，这种放弃的态度可能显得有些清醒。但它绝没有摆脱恶意的政治，而这种政治总是邪恶的。如果法案能在资产阶级的帮助下被推翻，那就更好了；理性的人将与非理性进行同样激烈的斗争，因为非理性通过它暂时的胜利，只会更加肯定地走向它的最终失败。但在议会可能失败的情况下，我们不想满足于资产阶级的逃亡和塔尔博特的垂死叹息：毫无意义，你就赢了；只有当我们知道，在困境中，一直还有非理性的理性作为我们最后的和最终最根本的救星，我们才能与军国主义最新的和空前鲁莽的狂妄进行如此果断的斗争。



[1] 梅林这篇文章是反对1892/93年军事法案的暴力要求。1892年11月，帝国总理卡普里维伯爵在帝国议会要求增加84,000名军人和军士，也就是说，一次性增加的数量相当于1871年至1890年期间军队的实力。三年的服役期将被缩短为两年（骑兵和骑士炮兵除外）。

[2] 卡普里维伯爵，格奥尔格·列奥·冯（Georg Leo Graf von Caprivi 1831-1899）——普鲁士王国首相（1890-1892）、德意志帝国宰相（1890-1894）。早年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役。普法战争中任普军第十军团参谋长。1881年晋升中将。1883年任普海军大臣。1888年任第十军团司令。继俾斯麦出任首相和宰相后，推行“新路线”，调整内外政策：取消《社会党人法》，实施劳动立法和社会改革，缓和社会矛盾；采取疏俄亲英、扩军备战政策以应对俄、法两线可能的进攻，并与奥匈、意、比、瑞士等国签订商贸条约，为德国获取海外市场。其政策引起容克地主阶级不满，后被迫辞职。封为伯爵。

[3] 瓦德西，阿尔弗雷德·冯（Alfred von Waldersee 1832-1904）——早年入普鲁士边防炮队，参加过普法战争。后任德国总参谋长，晋升陆军元帅。1900年8月任八国联军统帅。

[4] 辛慈，保尔·冯（Paul von Hintze 1864-1941）——德国海军军官、外交官和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即1918年7月至10月，担任德国外交部长。

[5] 斯图本，弗里德里希·威廉·冯（Friedrich Wilhelm von Steuben 1730-1794）——普鲁士军官，编写了《美国军队秩序和纪律条例》，将美国革命军改造成一只训练有素的战斗力量，为美国独立战争作出贡献。

[6] 贝伦霍斯特，奥尔格·海因里希·冯（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 1733-1814）——德国军事作家，著有《战争艺术的省思》。

[7] 比洛，迪特里希·海因里希·冯（Bülow，Dietrich Heinrich von 1757-1808）——普鲁士军事理论家，1772-1790年在普鲁士军队服役。

[8] 耶恩斯，马克思（Jähns, Max 1837-1900）——普鲁士军官、军事著作家和历史学家，曾在军事科学院讲授军事学术史。

[9] 圣普里瓦（St. Privat）——法国的一个市镇，在1870年8月18日圣普里瓦会战中德国军队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取得了对法国莱茵军团的胜利。在历史文献中，这一会战又称格拉沃洛特会战。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