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延安,共产党注意到召回了戴维斯,戴维斯不知疲倦地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工作。他们认为,来自蒋介石政府的压力已经排挤了这四个国务院的人。实际上,赫尔利及其手下都错误地以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可以妥协。
当赫尔利知道就在他不在中国期间,魏德迈的酒友和牌友罗伯特·莫克莱尔与他的好朋友包瑞德向中共表示,美国的直接援助可能就要有了时,赫尔利对"迪克西使团"及其目的的态度更加消极了。赫尔利生气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没有通知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立场与那些外交人员的立场是相似的,他们抱怨他拒绝告诉他们有关他与中共谈判的情况。尽管魏德迈同意可以这样做,但大使也没有冲过去与魏德迈分享或咨询。
事实上,赫尔利不高兴所有去过延安的人。假如观察组组建时他在位,他肯定不会同意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然而在莫克莱尔和包瑞德失败后他也没有建议或要求解散使团。但在延安见识过他粗犷的西部风格的人向魏德迈汇报说,共产党认为他是个小丑。当多姆克听到他讲重庆话时,他给彼得金写信说,这个小白胡子就像美国国内竞选公职的某人一样乏味。
当卢登去阜平回来后去见赫尔利时,赫尔利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问他为什么被第一批派往延安。卢登给大使带去了一个从延安带回来的精美的马刀,但他对大使缺乏兴趣是如此的失望,他让艾奇逊转交给赫尔利大使。卢登觉得许多在重庆政府里供职的有风韵的妇女都对赫尔利着了迷。
在谢伟思看来,赫尔利爱信口雌黄。他在延安待了三个月后返回重庆,与赫尔利待了一个半小时。在大部分时间里,大使告诉谢伟思他与总统的谈话和人们是如何说他亲华和反史迪威。实际上,他说,他明白史迪威的难处,并认为他不是完成该工作的合适人选。赫尔利说他肯定要为共产党争取武器。"先生,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得到武器,而且他们也会得到武器。我知道也要学会对付他们,我知道,人们总是告诉我,而他们不知道我有很多经验,他们认为我是个小孩!"谢伟思想告诉他,中国共产党非常顽强,而且坚持他们的主张,但赫尔利不是一个喜欢问为什么的人。
因为谢伟思的延安报告,他注定要在一些时间里成为赫尔利泄愤的特别目标。甚至包瑞德都警告他:"你自视很高,当成了哈曼,小伙子!"谢伟思回答说:"戴维,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就直说吧。我只是把我认为的真相说出来而已!"
1945年12月,当赫尔利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他辞职的原因作证时,他说艾奇逊和谢伟思都暗中破坏他统一中国的努力。他不能控制谢伟思,因为"他说他在史迪威将军手下工作"。赫尔利作证说,谢伟思1944年10月曾建议让国民政府垮台。而且他还说,"在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是德国和日本。今天帝国主义是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苏联报纸《真理报》(Pravda)在报道这次听证会时,将赫尔利贴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喉舌"的标签。
赫尔利错误地认为,一旦他让球滚动起来,就可以让双方走到一起。当他看到生活在延安的共产党与生活在重庆宫殿里的蒋介石的差别时,他可能已深信国民党人更好,因为他们同他更相似。
赫尔利常说"我们在中国的政策",有时候也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另一方面他宣称,美国必须支持国民政府。他的不一致弄得埃默森把他看成一个机会主义者,他随风倒。作为一个消息不灵通的人,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看成像共和党和民主党那样,它们能够为同一个政府服务"。赫尔利说,"我能对付这些家伙,他们就像墨西哥人,因为我能对付墨西哥人"!
当1944年11月赫尔利到达延安时,多尔在场,他觉得丑陋的美国人的传闻就是从赫尔利开始的。就在赫尔利到达延安后,一个小型的茶话会在离机场不远的一个小房子里进行。赫尔利站在六七个人中间,转向周恩来说:"喂,你在这儿是干什么的?"
不是所有"迪克西使团"的人都对赫尔利没有好感。高林的升职就与赫尔利有关。他离开使团而变成了赫尔利的随员。高林觉得他能给予大使缩短战争的信息。他还相信,往往源于赫尔利的错误实际上应归咎于罗斯福总统。总之,罗斯福总统挑选了一位对中国完全不了解,只关心自己形象和前途而不关心外交本身的人。赫尔利的战争叫嚣遭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回敬。后来离开的有些人指出高林也是个机会主义者。通过拍摄大量包括他自己的照片,他最初引起了赫尔利的注意。照片使他能够有机会陪同赫尔利坐私人飞机飞回美国去过圣诞节。
赫尔利对"个人外交"的信仰使他在处理中国存在的微妙复杂的情况时进行拙劣的选择。"当我想我能冒险告诉委员长一桩脏笑话时,我就知道我的能力了"这反映了他的风格。他的战争叫嚣让中国共产党将他看做一个小丑,而这一印象又因为他称蒋为"Shek先生"、称毛泽东为"MooseDung"而加强了。为此,战略情报局给他的代号为"信天翁"。
赫尔利的傲慢可能掩盖了一种虐待心态。他告诉为作战情报处工作的曾经在使团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麦克拉肯·费舍尔(MacCrackenFisher),"麦克,你是这个机构里惟一没有啐过我的人"!他多变的个性使在中国的美国军官瞧不起他。使馆人员叫他"胖上校!",并说他是"粗鲁的傻瓜",是一个"笨蛋"和"一个想成为伟人的草包"。他的人将他看做"50%或大于50%的公牛"。他们和中国人称他为"吹牛大王"或"纸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