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赫尔利在中国的任务就是要把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起初他是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开始他的任务的,但谈判破裂后,他就公开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了。为了应对他态度的转变,共产党改变了与美国打交道的方法。从1944年12月中旬到1945年1月上旬,他们试图绕过赫尔利和蒋介石,并和他们认为比较友善的美国人直接合作。但在这期间,很多美国支持与延安合作的人丧失了影响力,于是共产党就开始寻求与华盛顿的直接接触。他们也表示了对来自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军事援助的兴趣,并且倚重"迪克西使团"或战区总部。共产党显然始终相信美国迟早都会认识到他们对抗战的贡献。但除了做出一些调和的姿态,美国的政策一直都只着力于削弱共产党的权力,他们通过与苏联合作或支持国民党来达成这一目的。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945年6月。
在延安,1944年12月初的一个午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马海德秘密会见了"迪克西使团"的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中共方面要求他亲自给华盛顿的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ErnestJ.King)送一封信。
希契的回答是:"好啊,主席先生,但在这儿的我可不是海军的首领。我在重庆还有上司,而且我的上司还有上司,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在美国的海军和军界渠道。我的上司从魏德迈将军那里得到许可后我才能这样做。"
毛泽东误认为希契这样说是因为他不想做这件事,但其实他很乐意带这封信,他认为他了解这封信的内容。他说,"说真的,这件事对于你们来说很重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中国方面说他们理解他目前的处境,但还是强调他一定要对"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保密,对包瑞德也要保密。
约翰·戴维斯是希契认为值得信任的人,此时他恰好在延安。希契去找他请示,"约翰,我有些事情必须要告诉你,你别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包括包瑞德上校也不能告诉。我本可以劝杰瑞尔(Jarrell)上尉来做这件事的,但我不认识魏德迈将军,因为在我到延安之后他才到中国,所以,我需要你帮助与他联系"。
戴维斯回答说他准备回到重庆,他们可以一起乘飞机去。希契就去找包瑞德请假去重庆,说他有事要和上级军官谈谈,包瑞德批准了。希契拿着共产党人的信件,登上了飞离延安的下一趟班机。他一飞抵重庆就与杰瑞尔取得了联系,告诉了他共产党人的意图。杰瑞尔上尉同意引见。希契于是和约翰·戴维斯取得联系,他们一起拜见魏德迈。三人长谈了大约三小时。
这时,为报复盟军对他们海岸船只的袭击,日本人准备向中国纵深进攻。魏德迈将军为此十分担心,并在商议一条从重庆经中国北部或西藏撤离的路线,以防日本会在攻取重庆的过程中占领他的总部。希契在和本书作者谈及此事时,推测当时魏德迈由于对这方面问题的担心,他个人会特别容易同意传达毛泽东的信件。
魏德迈用摩尔斯码写了一封介绍信说,尽管他本人并不了解希契,但约翰·戴维斯对他的评价不错。他问希契要何时离开,希契说他还得回延安告诉毛泽东,他已经得到了传递他信件的许可。魏德迈说:"好,我会尽最大可能给你便利条件,希望你能把这封信尽快带到那儿。"
希契离开重庆前,给杰瑞尔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他对延安共产党的印象。也就是他在日军战线的后方观察到的这一地区的军情、共产党的武器状况和内部交流合作情况,还有他们是如何对待战俘的以及他们聪明才智的潜力。他是以这样的评价结束报告的:
《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表述了一段慎重的观察,"这些人都是毫不设防的坦率并且直言不讳"。这无疑是真的,可能也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总能给凡是有机会了解他们的人以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他们坚强如铁和直面现实也是真的,只不过并不明显。那些在占领区的人慢慢地深信不疑地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他们不怕物质生活的艰苦,并非全盘接受共产党的教条,但他们至少是希望再次成为自由的人,希望从日本人的控制和腐败的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将来仍会是中国国内政治架构的潜在重要要素之一,因为他们的自力更生、他们的无畏精神,还因为他们倡导的运动等种种原因吸引了众多来自华北和华中地区的人们。
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评也不能否认那些从"万里长征"走过来的人的组织能力,也不能否认共产党领导和党员的严明纪律。或许由于诸种原因,以后这不再真实,但今天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解救数以百计的美国人的性命。未来的美中关系也许取决于目前美国政府与他们打交道时所采取的路线,或许会因为没有将他们考虑在内而受影响。
希契用了十来天才写完了他的报告。完成后,魏德迈将军派飞机送他到延安。希契穿着他的制服上路,他认为这是合适的告别装扮。毛泽东给了他两封信,一封是英文的,另一封是中文的。"你留着英文的这一封,"这位中国领导人说,"把中文的这一封带去让他们翻译。"希契又回重庆,整理了他的衣服,跟几个朋友通了电话就踏上了归国之路,他希望个把月后能带着海军部的回话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