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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生活(8)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卡斯伯格走遍了方圆几百里的地区。他有时感到心理上的孤立和孤独。他帮助撤退伤员并照料他们,也给中国人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对病人进行护理。卡斯伯格也同一些记者交友,如毛里斯·沃塔(MauriceVotaw)、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和在他之前几天来到日军封锁线后的哈里森·富尔曼。
  当卡斯伯格回到延安时,他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并由包瑞德将它送到中缅印战区总部。报告中除了卡斯伯格关于医疗情况的专业考察外,还有一份中共军队进攻一个日军占领的村庄的记录。卡斯伯格还向马医生和八路军指挥将领叶剑英阐述了他的观点。当他说到他在旅途中所看到的医疗系统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时,他们都被逗乐了。卡斯伯格认为,他所看到的医护水平有巨大差异,因为一些医生是在协和医学院(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接受训练的,而其他的没有受过这种训练,因此就很一般了。当医学院的教授离开时,他随身带走他的设备,因此有时候一所医院里什么医疗设备都没有剩下。
  卡斯伯格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总是将伤员一起撤走,甚至包括那些明显无法救活的伤员。他希望他们将一些受到更好训练的医生安排到离前线近的地方,这样他们可以对治疗提出建议,而不是因为没有其他药物,只能靠医生使用鸦片来治疗。他也建议增设一些特别的救济医院,少数有专长的医生就可以为更广地区的人服务。卡斯伯格看到,当这样的医院建立起来时,医生们在一些窑洞里工作。一个设在战场附近的小型战地医院会占用大约12个窑洞,伤员就可以在至多三到四天内被送到医院里。门很容易被搬动,在危急情况下,门被卸下来放平,病人就可以躺在上面,被转往山里躲藏。护士们拿起枪,埋好地雷,骑上马,开始上路撤离。护士们也会架起大炮,藏在战壕里,从那里她们可以控制公路。
  在卡斯伯格离开后,朱利叶斯·伯米朗兹(JuliusPomeranze)替代了他的位置。彼得金团长很喜欢这位新来的医生,因为他很快就改善了伙食和卫生条件,与中国人友好相处,并对他的职业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彼得金写信给迪奇说,伯米朗兹计划为当地医院做一些事,他认为这可以发展友好关系,而且美国人有时候也需要使用当地医院。使团中的一些人害怕生病和到当地医院去接受治疗。这就是1945年3月,野村患急性阑尾炎时的情况。彼得金总结说,使团的人在美国医生面前会感觉好一些。
  美国人在延安期间,在多次医疗危机中帮助了中国人。例如,1946年1月爆发了一次传染性脊膜炎。当地医疗专家们忙得不可开交。"迪克西使团"当时也没有常驻于此的医生了,因为卡斯伯格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已经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杨照辉作为伊顿不在时的执行指挥官,提供了磺胺嘧啶,并向上海发电报,要求送100单位的盘尼西林过来。他还把所有在延安的使团成员都隔离起来,因为当地中国人中已经有18例病例,其中两人死亡。杨照辉请求美国医药帮助共产党并不让人觉得非同寻常。红十字会的医疗物资经常通过美国飞机运过来。
  卡斯伯格和马医生并不是延安惟一的外国医生。那里还有汉斯·米勒(HansMueller)、一位名叫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阿洛夫(AndreYakovlevichOrloff)的俄罗斯人,以及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傅莱(Fry)。傅莱于1942年从天津飞过来,为共产党工作。这些人都没有药,但傅莱非常有创造力,他发展了盘尼西林文化,将它用在严重感染的伤口上,尽管这些药并不纯。傅莱相信针灸的功效,不论是预防性还是救治性的,他声称用针灸治好过疟疾。尽管卡斯伯格并不与傅莱一样对针灸充满信心,但傅莱非常渴望获得卡斯伯格的医学知识。卡斯伯格送给傅莱一件军用雨衣和几双行军时穿的靴子以替换下他的手工编织的草鞋,这让傅莱很高兴。但让那些欧洲医生最为高兴的是卡斯伯格带来的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副本。
  阿洛夫是一个外科医生,他于1938年被召入俄罗斯军队。他在诺门汉(Nomanhan)湖工作过,并参加了芬兰战役,1942年他被批准离开三年,之后飞抵延安。他并不与"迪克西使团"的人接触,但卡斯伯格能在医院见到他。一次卡斯伯格问他觉得穿着军靴在外国的感觉如何,阿洛夫回答说,在延安要比在芬兰好。
  俄罗斯新闻机构塔斯社(TASS)在延安有两名代表。人们知道的是他们的中文名字,柯立(KuoLi)和孙平(ShengPing)。柯立的原名叫普罗申科(Proshenko)。孙平的真名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PeterVladimirov)。1944年时,他们分别大约为26岁和40岁。他们在两年前接替了原来派到延安的记者。尽管他们声称他们只通过重庆发送新闻,但他们雇用了中文翻译。他们好像收集了许多东西,像要去走私一样。中共的通讯顾问林迈可曾参观过俄罗斯人的住所,他说他们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只有一台接收器。
  对于约翰·谢伟思和"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来说,阿洛夫、弗拉基米洛夫或是普罗申科是否对毛泽东有特殊的联络任务好像并不重要。谢伟思不相信阿洛夫和其他俄罗斯人是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们都不会说汉语,也没有"中国通"的称号,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关系好像也并不亲近。谢伟思后来说每个人都知道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派来监视的人,但他在很多年里都对中共当时做的一些事一无所知。例如,共产党在延安北部种鸦片,拿到日军占领区的城市进行交易,以换取药品和其他中共所需的东西。谢伟思本人也是直到1993年才听到这种商贸往来的。"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时,在冈野进(OkanoSusumu)看来,俄罗斯人并没被给足"面子"或是身份。他是日本共产党员,这段时间里大都在延安。俄国人只在重大的社交场合才出现,那时他们只是一大群人中的一部分。除了一些从其他城市,如天津来的白俄罗斯难民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当成可疑的日本间谍来对待,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其他俄罗斯人会在延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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