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据报道,红军人数在今年年底会达到100万。
7.马海德,显然完全相信延安最高领导所说的,"现在是决定蒋介石和共产党胜负的时候,我们现在既有选票又有子弹,如果美国给蒋介石以武力或经济上的援助而不是支持我们,那么美国会为在中国发生的结果付出代价,并将影响以后与中国的关系"。
8.我清楚地发现前些天延安对蒋介石和美国的态度变得强硬了,这主要体现在当地一些强烈反蒋的杂志中。
9.因为我的联络人和参谋都说,日本人会对延安和西安发动袭击,当地人认为不久蒋介石也会加入这一袭击,尽管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攻击即将来临。
10.联络人今天说,魏德迈和莫克莱尔现在都到这里来了。
如果罗斯福对他发出邀请,周恩来就会乘飞机去美国,但这封信在1月10日到达重庆,就再没有像毛泽东和周恩来期望的那样传达到"美国最高领导"。实际上,当时赫尔利与魏德迈将军都把它留在重庆,只是在14日给罗斯福的六页纸的信中的第五页提起这件事。在那封信中,赫尔利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谈判的破裂归咎于莫克莱尔和包瑞德曾经的许诺。他的信并没有表明他知道伯德的计划,赫尔利给总统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在魏德迈离职期间,"他麾下的某些官员起草了一个关于在共产党统治地区使用美国伞兵部队的计划,还计划在游击战中由美国人来指挥共产党的军队。他们就根据美国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确定了计划,完全绕过了国民政府。美国的补给直接装备共产党的军队,这恰恰是给了共产党想要的,他们自己的身份得以确认,又装备了他们自身,同时毁了国民政府"。赫尔利说虽然他对这一计划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但他不知道这一计划已经交给了共产党,直到共产党想让魏德迈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罗斯福见面他才知道。赫尔利觉得他们要求魏德迈对此向国民政府和他保密很让他恼火。
在他告诉罗斯福这些事态进展的时候,赫尔利知道共产党想绕过他,但他不相信他们已知道他知晓此事。不过他还是声称准备继续谈判,准备说服蒋介石尽可能地让步,使共产党能够加入联合政府。他希望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能够赞同立刻整编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并致力于在战后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这样关于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关于确认中国共产党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关于管理中国政府的所有党派代表,关于中国政府的自由主义化、加快民主进程、树立人权基础及重新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这些事宜都会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那时,赫尔利觉得总统应该会见蒋介石和毛泽东,如果他们在会面之前已经就统一中国的问题达成共识,而这也正应是与总统会面的主要目的。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判断,赫尔利发现毛泽东和周恩来谋划着背着他去华盛顿,还得知莫克莱尔和包瑞德的建议,以及他们正致力于其他行动,他认为这也是想避开他,因为这些事他才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的确,延安的领袖确实想通过美国其他驻华官员来绕过赫尔利,并且想通过宣扬国民党准备跟日本人讲和来争取美国对他们的援助。他们不敢告诉他蒋介石可能要投降,因为他们知道他不会相信。而且,他们还曾经让朱德直接向多诺万申请2000万美元的贷款,虽然后来也没成功。这些钱打算用于"加强伪军中破坏分子的行动"。这些钱严格限制用途,并要求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偿还。
这些令人惊异的提议说明了共产党在争取赢得美国支持和国际合法地位方面做了多少努力。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应该避开蒋介石和赫尔利,以便直接把他们的情况呈现给他们认为"友善"、"进步"的美国。显然他们相信可以唤起总统的理解,因此他们对直接与他接触非常感兴趣。如果他们真的成功了,结果会如何,这就是一个有趣的猜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华盛顿之行或许会使延安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更疏远,同时使共产党不像起义者而更像一个在战事中独立的参与者。
设想如果任何一个共产党的建议被采纳了,历史是否会发生改变,的确是件有趣的事情。过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或许日本投降后的三年内战会缩短或完全避免。很多人认为,共产党的合作对战败日本是很关键的。至少在1944年或1945年的一部分时间中,如果有人相信这一判断,他就不会自动成为在思想上亲共产党的人。那些看重军事力量的人希望美国能给延安以帮助,这样国民党就会被推翻,这些人相信这样的改变是有利于中国的。也有人认为,让僵硬的共产主义取代现政权是没有必要的,也许因为没有多少人相信延安的中国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他们来说,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代表的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农民运动的胜利,而并不是意识形态上坚定不移的人。这一理论因此预测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不一定会令共产党因为美国支持国民党而反抗美国。这些种种不同的政策,对美国领事官员和其他支持共产党的人的困扰可能要比对早期认定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美国人的困扰要小一些。
1945年9月,在阿诺德·达迪安离开延安之前,他通过翻译黄华与毛泽东进行了交谈。毛泽东问达迪安对延安的印象怎么样,又表示了他很关心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未来的关系。他不明白既然中国人民支持他的革命,为什么美国的公共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如此消极。达迪安对此解释说,美国长期有反共产主义的传统,并且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的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又问道:"那为什么美国又总坚持认为我们是土地改革者呢?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达迪安把这些谈话都报告了重庆的迪奇上校,他建议就不要把这一段放在报告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