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饿乡纪程》（1920）

饿乡纪程

瞿秋白

（1920）

绪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跋

绪言

　　阴沉沉，黑黝黝，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一点半点阳光，——我直到如今还不知道阳光是什么样的东西，——我在这样的地方，视觉本能几乎消失了；那里虽有香甜的食物，轻软的被褥，也只值得昏昏酣睡，醒来黑地里摸索着吃喝罢了。苦呢，说不得，乐呢，我向来不曾觉得，依恋着难舍难离，固然不必，赶快的挣扎着起来，可是又往那里去的好呢？——我不依恋，我也不决然舍离……然而心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滋味呵！这才明白了！我住在这里我应该受，我该当。我虽然明白，我虽然知道，我“心头的奇异古怪的滋味”我总说不出来。“他”使我醒，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儿，他变成了一个“阴影”朝朝暮暮的守着我。我片刻不舍他，他片刻不舍我。这个阴影呵！他总在我眼前晃着——似乎要引起我的视觉。我眼睛早已花了，晕了，我何尝看得清楚。我知我们黑甜乡里的同伴，他们或者和我一样。他们的眼前也许有这同样的“阴影”。我问我的同伴，我希望他们给我解释。谁知道他们不睬我，不理我。我是可怜的人儿。他们呢，——或者和我一样，或者自以为很有幸福呢。只剩得和我同病相怜的人呵，苦得很哩！——我怎忍抛弃他们。我眼前的“阴影”不容我留恋，我又怎得不决然舍离此地。
　　同伴们，我亲爱的同伴们呵！请等着，不要慌。阴沉沉，黑黝黝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同伴们，请等着。这就是所谓阳光，——来了。我们所看见的虽只一线，我想他必渐渐的发扬，快照遍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请等着罢。
　　唉！怎么等了许久，还只有这微微细细的一线光明，——空教我们看着眼眩——摇荡恍惚？难道他不愿意来，抑或是我们自己挡着他？我们久久成了半盲的人，虽有光明也领受不着？兄弟们，预备着。倘若你们不因为久处黑暗，怕他眩眼，我去拨开重障，放他进来。兄弟们应当明白了，尽等着是不中用的，须得自己动手。怎么样？难道你们以为我自己说，眼前有个“阴影”，见神见鬼似的，好像是一个疯子，——因此你们竟不信我么？唉！那“阴影”鬼使神差的指使着我，那“阴影”在前面引着我。他引着我，他亦是为你们呵！
　　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居然露出一线，那“阴影”跟随着他，领导着我。一线的光明！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红花染着战血，就放出晚霞朝雾似的红光，鲜艳艳地耀着。宇宙虽大，也快要被他笼罩遍了。“红”的色彩，好不使人烦恼！我想比黑暗的“黑”多少总含些生意。并且黑暗久了，骤然遇见光明，难免不眼花缭乱，自然只能先看见红色。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他必定会渐渐的转过来，结果总得恢复我们视觉本能所能见的色彩。——这也许是疯话。
　　世界上对待疯子，无论怎么样不好，总不算得酷虐。我既挣扎着起来，跟着我的“阴影”，舍弃了黑甜乡里的美食甘寝，想必大家都以为我是疯子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知道：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乡；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饿乡”。我没有法想了。“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

1920年11月4日。哈尔滨。

一

无涯

蒙昧也人生！
霎时间浮光掠影。
晓凉凉露凝，
初日熹微已如病。
露消露凝，人生奇秘。
却不见溪流无尽藏意；
却不见大气潆洄有无微。
罅隙里，领会否，个中意味？
“我”无限。“人”无限。
笑怒哀乐未厌，
漫天痛苦谁念，
倒悬待解何年？
知否？知否？倒悬待解，
自解解人也；
彻悟，彻悟，饿乡去也，
饿乡将无涯。

1920，12，1，哈尔滨。

　　山东济南大明湖畔，黯黯的灯光，草棚底下，一张小圆桌旁，坐着三个人，残肴剩酒还觑着他们，似乎可惜他们已经兴致索然，不再动箸光顾光顾。其中一个老者，风尘憔悴的容貌，越显着蔼然可亲，对着一位少年说道：“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那少年答应着站起来。其时新月初上，照着湖上水云相映，萧萧的芦柳，和着草棚边乱藤蔓葛，都飕飕作响。三人都已走过来，沿着湖边，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时，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种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叫人何以为情呢？
　　我离中国之前，同着云弟景弟住在北京纯白大哥家里已经三个年头；我既决定要到俄国去，大约预备了些事物，已经大概妥当之后，就到济南拜别我父亲。从我母亲去世之后，一家星散，东飘西零，我兄弟三个住在北京，还有两弟一妹住在杭州四伯父跟前，父亲一人在山东。纯哥在京虽有职务，收入也很少。四伯做官几十年，清风两袖，现时中国官场，更于他不适宜，而在中国大家庭制度之下，又不得不养育全家，因此生活艰难得很。我亲近的支派家境既然如此，我们弟兄还不能独立，窘急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所以我父亲只能一人住在山东知己朋友家里，教书糊口。在中国这样社会之中既没有阔亲戚，又没有钻营的本领，况且中国畸形的社会生活使人失去一切的可能，年纪已近半百，忧煎病迫，社会还要责备他尽什么他所能尽的责任呢？我有能力，还要求发展，四围的环境既然如此，我再追想追想他的缘故，这问题真太复杂了。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将来”里的生命，“生命”里的将来，使我不得不忍耐“现在”的隐痛，含泪暂别我的旧社会。我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我因此到济南辞别我亲爱不忍舍的父亲。
　　当那夜大明湖畔小酒馆晚膳之后，我父亲的朋友同着我父亲和我，回到他家里去。父亲和我同榻，整整谈了半夜，明天一早就别了他上火车进京。从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呢！
　　济南车站上，那天人不大多，待车室里只有三四个人。待车室外月台上却有好些苦力，喘息着。推车的穷人，拖男带女的背着大麻布包，破笼破箱里总露着褴褛不堪的裙子衣服。我在窗子里看着他们吸烟谈笑，听来似乎有些是逃荒出去的，——山东那年亦是灾区之一。——有的说，买车票钱短了两毛，幸而一位有良心的老爷赏给我半块钱，不然怎能到天津去找哥哥嫂嫂，难道饿死在济南破屋子里么？又有一个女人嚷着：“买票的地方挤得要死，我请巡警老爷替我买了，他却要扣我四毛钱，叫我在车上拿什么买油果子吃呢！”——“怎么回事……”忽听着有人说，火车快来了。我回头看一看，安乐椅上躺着的一位“小老爷”，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上身一件半新不旧的玄色缎马褂，脚上缎鞋头上已经破了两个小窟窿，正跷着两腿在那里看北京《顺天时报》上的总统命令呢。我当时推门走出待车室。远看着火车头里的烟烘烘的冒着，只见一条长龙似的穿林过树的从南边来了。其时是初秋的清早，北地已经天高风紧，和蔼可亲的朝日，虽然含笑安慰我们一班行色匆匆的旅客，我却觉得寒风飕飕有些冷意，看看他们一些难民，身上穿的比我少得多，倒也不觉得怎么样冷。火车来了。我从月台桥上走过，看见有一面旗帜，写着“北京学生联合会灾区调查团”，我想他们来调查灾区，——也算是社会事业的开始。——也许有我们“往民间去”的相识的同志在内。过去一看，只见几个学生，有背着照相架的，有拿着钞本簿籍的，却一个也没有相熟的。火车快开，也就不及招呼，一走上车了。
　　我坐的一辆车里，只五六个人。中间躺着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工头模样，一个广东女人，他的妻子，两人看来是搭浦口天津通车到天津去的。英国人和他妻子谈着广东话，我一句也不懂。停一忽儿，茶房来向他们说了几句话，意思是说，今天火车到天津了，讨几个酒钱。英国人给他一块钱。茶房嫌少，不肯接。英国人发作起来，打着很好的上海话说道：“你们惯欺外国人！你可得明白，我在中国住了三十多年，什么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必得给你两块钱？不要就算了。”我听得奇怪——这种现象，于中英两民族交接的实况上很有些价值，因和他攀谈攀谈，原来他也是进京，就那东城三条胡同美国人建筑医院的豫王府工程处的工头之职，谈起来，他还很会说几句北京话呢。
　　一个坐在车里，寂寞得很，英国人又躺下睡着了。我呆呆的坐着思前想后，也很乏味，随手翻开一本陶渊明的诗集，看了几页又放下了。觉着无聊，站起来凭窗闲望。半阴半晴的天气，烟云飞舞，一片秋原，草木着霜，已经带了些微黄，田地里禾麦疏疏朗朗，显得很枯瘠似的，想起江南的风物，究竟是地理上文化上得天赋较厚呵。火车的轮机声，打断我的思潮，车里却静悄悄地，只看着窗外凄凉的天色似乎有些雨意，还有那云山草木的“天然”在我的眼前如飞似掠不断的往后退走，心上念念不已，悲凉感慨，不知怎样觉得人生孤寂得很。猛然看见路旁经过一个小村子，隐约看见一家父子母女同在茅舍门口吃早饭呢。不由得想起我与父亲远别，重逢的时节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家道又如此，真正叫人想起我们常州诗人黄仲则的名句来：“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这天当夜到天津，第二天就进京，行期快了。其时正是1920年10月初旬光景。

二

　　生活也好似行程。青山绿水，本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疾风迅雷，清阴暖日，就是平平常常一时一节的心绪，也有几多自然现象的反映。何况自然现象比社会现象简单的多，离人生远得多。社会现象吞没了个性，好一似洪炉大冶，熔化锻炼千万钧的金锡，又好像长江大河，滚滚而下，旁流齐汇，泥沙毕集，任你鱼龙变化，也逃不出这河流域以外。这“生命的大流”虚涵万象，自然流转，其中各流各支，甚至于一波一浪，也在那里努力求突出的生活，因此各相搏击撞涌，转变万千，而他们——各个的分体，整个的总体——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转变在空间时间中生出什么价值。只是蒙昧的“动”，好像随“第三者”的指导，愈走愈远，无尽无穷。——如此的行程已经几千万年了。
　　人生在这“生命的大流”里，要求个性的自觉（意识），岂不是梦话！然而宇宙间的“活力”，那“第三者”，普遍圆满，暗地里作不动不静的造化者，人类心灵的谐和，环境的应响，证实天地间的真理。况且“他”是“活力”，不流转而流转，自然显露，不着相而着相，自然映照。他在个性之中有，社会之中亦有，非个性有，非社会有，——似乎是“第三者”而非第三者。
　　“生命大流”的段落，不能见的，如其能见，只有世间生死的妄执，他的流转是不断的；社会现象，仍仍相因，层层衔接，不与我们一明切的对象，人生在他中间，为他所包涵，意识（觉）的广狭不论，总在他之中，猛一看来，好像是完全汩没于他之内。——不能认识他。能认识他的，必定得暂舍个性的本位。——取第三者的地位：“生命大流”本身没有段落，可以横截他一断；社会现象不可认识，有个性的应和响；心灵的动力不可见，有环境为其征象。
　　在镜子里看影子，虽然不是真实的……可是真实的在那里…
　　“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楼。”社会吞没了一切，一切都随他自流自转。我如其以要求“突出生活”的意象想侵犯“社会”的城壁，要刻划社会现象的痕迹，要……，人家或者断定我是神经过敏了。
　　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学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家族生产制，及治者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二十四史”。中国周围的野蛮民族，侵入中国文化，使中国屡次往后退，农业生产制渐渐发达，资本流通状态渐渐迁移，刚有些眉目，必然猛又遇着游牧民族的阻滞。历史的迟缓律因此更增其效力。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国，才瞢瞢瞳瞳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汽船上的汽笛唤醒他的痴梦，汽车上的轮机触痛他的心肺。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穷”不是偶然的，虽然因家族制的维系，亲戚相维持，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谁救得谁呢？我母亲已经为“穷”所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物。我的心性，在这几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大家族制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澌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松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虽然如此呵！惨酷的社会，好像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内的要求”驱使我，——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我决然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亲友而西去了。

三

　　小小的院落，疏疏的闲花闲草，清早带些微霜，好像一任晓风漫拂摇移，感慨有些别意，仿佛知道，这窗中人快要离他们远去万里了。北京四年枯寂的生涯，这小小的院落容我低徊俯仰，也值得留一纪念，如今眼看别离在即，旧生涯且将告一段落，我也当有以安慰安慰这院落中的旧伴呵。可是呢。我没离故乡之前，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母亲去世，一家星散，我只身由吴而鄂，由鄂而燕。黄陂铁锁龙潭的清波皓月，也曾使我低徊留恋；以至于北京南湾子头的新柳，丝丝的纤影，几番几次拂拭我的悲怀诗思。我又何独对于这小院落中奄奄的秋花格外深情呢？“自然”向不吝啬他自己的“美”，也未必更须对我卖弄，——我只须能尽量享用，印取他的“美”意，自尉偏枯悲涩的心怀，离别便离别，一切不过“如是而已”。
　　我离山东回到北京之后，匆匆的整理行装，早夜疲乏，清晨起来没精打彩的坐着，不知道辜负了这小院秋花的多少好意。我纯哥的家庭，融融泄泄，安闲恬静的生涯虽说不得，隐隐地森严规律的气象，点缀些花草的闲情雅意，也留我许多感想。我因远别在即，黄昏时归来就同哥嫂家常闲话，在北京整整的住了四年，虽纯哥是按“家庭的旧道德”培植扶助我，我又被“新时代的自由神”移易了心性，不能纯然坐在“旧”的监狱里，或者有和他反背的意见，——纯哥当初竭力反对我到俄国去，以为自趋绝地，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到现在一切都已决定，纯哥亦就不说什么，勉励我到俄国后专门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辍。兄弟的情分，平常时很觉泛泛，如今却又有些难舍。——人生生活的剧烈变更，每每使心理现象，出于常规，向一方面特别发展。我去国未决定以前，理智强烈，已决定后，情感舒展伸长，这一时期中总觉得低徊感慨之不尽。然而走得已决定走的了。我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同“出世”一样，一切琐琐屑屑“世间”的事，都得作一小结束，得略略从头至尾整理一番。哥嫂的谈话，在家事上也帮助我不少。
　　应整顿的事繁琐得很。母亲死时遗下的债务须得暂时有个交托，——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不让说是无赖呵！——旧时诗古文词稿，虽则已经视如敝屣，父亲却要他做个纪念，须得整理出来；幼时的小伴，阔别已经好几年，远在江南，不能握别，须得写封信告辞。总之当时就知道俄国远处万里，交通梗塞，而且我想一去不知道甚时才能回来（生命于我无所重轻），暂时须得象永告诀别似的，完一番“人间的”手续。于是抽出这几天晚上整理整理。
　　儿时的旧伴，都已星散了，谁还管得谁？然而我写信时，使我忆及我一少寡的表姊。他现在只他一人同一遗腹子孤苦伶仃的住在母家，我姑母受儿媳的供养已是很为难，何尝能好好周顾到他呢。姑母家是地主，然而生活程度随着渐渐欧化的城市生活增高，农业生产，却因不能把他随着生活程度增高的雇工价值核计，不会处置变态中的农地生产资本，而且新由大家族经济变成个人经济，顿然现出濒于破产的现象。于是我表姊的寄生中之寄生生涯，精神苦痛不可言喻。还有一个表姊，从小没有母亲，和我一处长大的，他家亦是破产的“士的阶级”，丈夫是小学教员，儿女非常的多，非但自己创不起小家庭，还非得遵从家庭经济的原则，所谓仰事俯蓄，艰难得很。我表姊感着“中国妇女的痛苦”，每每对于生活起疑问。他又何尝能解决他呢？
　　夜深人静，灯光黯黯的笼罩着人的愁思。晚风挟着寒意，时时到窗隙里来探刺。握着笔要写又写不下去：旧话重提有什么意味？生活困难，心绪恶劣，要想得亲近人的慰藉，这也是人情，可是从何说起！亲人的空言虽比仇人的礼物好，究竟无益于事。况且我的亲友各有自己阶级的人生观，照实说来，又恐话不投机，徒然枉费。中国的社会生活，好像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像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他们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与以慰藉！几封诀别的信总算写完了。
　　我记得，我过天津的时候，到亲戚家去，主人是我世交，又是我表姊丈。他们知道我有远行，开瓶白兰地酒痛饮半宵。我这位表姊，本是家乡的名美人，现在他饱经世变，家庭生活的苦痛已经如狂风骤雨扫净了春意。那天酒酣耳热，大家吃着茶对着烟灯谈话。表姊丈指着烟盘道：“我一月赚着五六十块钱，这东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么过？”表姊道：“他先前行医也还赚几个额外的钱。他却懒得什么似的，爱去不去，生意怎么能好？铁路局里面的事情，还是好容易靠着我们常州‘大好老’（这是常州话，指京里的大官说的）的面子弄着的，他也是一天去，两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么样！”他女儿丰儿忽然插话对我说道：“双舅舅，双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罢？去看三姨，三姨上次来我家里，和娘娘谈天，后来不知道怎么还淌眼泪来呢。”茶已经吃完了，烟也抽了不少了。我的醉意也渐渐醒了。那天从他们家里回客栈，不知怎么，天津的街市也似乎格外凄凉似的。
　　我记得，北京西城一小公寓，短短的土墙，纸糊的窗格，院子里乱砌着鸡冠凤仙花，一见着就觉得一种极勉强极勉强的城市生活的光景。我那天去看亲戚，进了他的屋子，什物虽收拾得整整齐齐，地方究竟太窄些。我告诉了我这表舅母快要到俄国去的话。他道：“这样亦好。你母亲一世愁穷，可惜等你学好了本事，他再也看不见了。”我道：“这也罢了！我是很爱学的。穷迫得紧，几乎没有饿死，学不成学得成又是一事。一点希望本只在自己。第一次从常州出门求学，亏得你当了当头借给我川资。这次出去求学，也刚巧借着了钱。究竟穷是什么事，暂且不放他在心上。”我去国的志愿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能表示出来，现在中国社会思想，截然分了两个世界，新旧的了解是不可能的。——表舅母接着问道：“你在天津看你二表姊去没有？他姑爷还吸鸦片么？”我道：“怎么不吸？”他叹道：“像我们这样丝毫没有的人家也不用说了。他们这般公子少爷，有了财产拼命浪费；——也难怪他，他父亲不会教训，和儿子是一样的货。‘有’的时候，不知道上进。现在‘没’了，看怎么样。他却还吸烟！现今还比得从前吗？像你表舅，从小没钱求学。现在一家两口，东飘西走，一月进款三四十元，够什么！这个那个小机关上的小官员，如此景况的人成千成万。现在的世界，真不知道是什么世界！”接着又问道：“三小姐到京了，你去看他没有？”我说我看见过了。他道：“三小姐这桩亲事，真正……小孩子时候就定亲许人家，最坏事。幸而他们夫妻还亲爱。不过姑爷中文都不大好，又不能做什么事，生计是……将来很艰难呵。”
　　我记得，我心灵里清纯洁白一点爱性，已经经过悱恻缠绵的一番锻炼。如今好像残秋垂柳，着了严霜，奄奄地没有什么生意了。枯寂的生活，别有安闲的乐趣。然而外界偶然又有感触，即使一片云影，几朵落花，也能震动我的心神。我的心神现在虽已在别一个世界，依旧是……何况，这又和旧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是旧社会生活的遗迹，感动了我别方面的感慨，更深了我的“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呢？这一天，我看三妹去，他说：“我刚从南边来，你又要到北边去了！我一个人离母家这样远，此地好像另一世界似的。满北京只有一两个熟人。西城的你的表舅母，却到我这里来过了，你近来看见他没有？他是我们家乡旧时的熟人。我总盼望他来谈谈话。冷静得教人烦闷。家里母亲大姊不知道怎样？他（指他的新婿而言）又懒，我又不会写信，你替我写封信给你姑母和天津的二姊罢。你几时动身到俄国去，俄国离中国有多远，在什么地方呢？”我答道：“我大概一两礼拜后就走。你有空到纯哥那里看看，明后天我在家。信，容易得很，我写就是了。我在天津，看见二姊，丰儿要想到北京来看你呢。呀！时光过得真快，丰儿都这样大了。我们一别，不是四五年了么？现在又得分手，人生还不是驿站似的。”半晌大家不言语。我无意的说道：“妹婿要能在什么衙门或是银行找个事情才好，三妹，你看怎么样？”他道：“自然呢！不过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托托人情才行。我真为难，我还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现在样样事要担些斤量，怎么样好？”我答道：“不要紧，事情慢慢的找就是了，一切不知道的，你可以去问问纯哥纯嫂。”——做新妇的时代，是中国妇女一生一世的紧要关头。——“你的小叔子，小姑娘还算是好的。”他道：“也就这样罢了。想起我们那时在环溪，乡下地方，成天的一块儿玩，什么亦不管……”我这天去看他，本想早些回家，不知不觉谈到黄昏时候。北京城南本来荒僻，我从他那里回家到东城，路却不少。出了他们大门，正是秋夜时分，龙泉寺边的深林丛树时时送出秋声，一阵一阵萧萧的大有雨意，也似催人离别。满天黑云如墨，只听得地上半枯的秋草，飕飕作响。那条街上，人差不多已经静了，只有一星两星洋车上的车灯，远远近近的晃着。远看正阳门畔三四层的高洋房，电光雪亮的耀着……
　　过去的留恋，心理现象情绪中的自然状态，影响于人的个性却也不少。况且旧社会一幅一幅的画呈显于吾人之前，又是我们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对象。个性的突变没有不受社会环境的反映的。可是呢，“过去的留恋”呵，你究竟和我的将来有什么印象，可以在心灵里占一不上不下的位置呢？我现在是万缘俱寂，一心另有归向了。一挥手，决然就走！

四

　　二十世纪的开始，是我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中国香甜安逸的春梦渐渐惊醒过来，一看已是日上三竿，还懒懒的朦胧双眼欠伸着不肯起来呢。从我七八岁时，中国社会已经大大的震颠动摇之后，那疾然翻复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当，非常之明显了。幼年的社会生活受这影响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国文化的产物；更加以经济生活的揉挪，万千变化都在此中融化，我不过此中一份而已。
　　二十年来思想激变，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反，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
　　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际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饭碗问题间接的解决法。同时却又到黄陂会见表兄周均量，诗词的研究更深入一层；他能辅助我的，不但在此，政治问题也渐渐由他而入我们的谈资。然而他一方面引起我旧时研究佛学的兴趣，又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这三四个月的旅行，经济生活的要求虽丝毫没有满足，而心灵上却渐渐得一安顿的“境界”。从此别了均量又到北京，抱着入大学研究的目的。当时家庭已经破碎，别无牵挂，——直到如今；——然而东奔西走，像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产的“士的阶级”社会中之一社会现象呵！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心灵之外。学俄文是为吃饭的，然而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
　　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会服务会的同志：我叔叔瞿菊农，温州郑振铎，上海耿济之，湖州张昭德（后两位是我俄文馆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我和菊农，振铎，济之等同志组织《新社会》旬刊。于是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所以我曾说：“现在大家，你说我主张过激，我说你太不彻底，都是枉然的……究竟每一件东西，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得认个清楚；主观客观的混淆，使你一百年也不能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
　　此后北京青年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我们组织一月刊《人道》（Humanité）。《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瞭，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人道》的产生不久，我就离中国，入饿乡，秉着刻苦的人生观，求满足我“内的要求”去了。

五

　　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谟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谟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谟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掉模糊影响的弊病。经济上虽已和西欧物质文明接触了五六十年，实际上已遵殖民地化的经济原则成了一变态的经济现象，却还想抄欧洲工业革命的老文章，提倡“振兴实业利用外资”。——这是中了美国资本家新式侵略政策的骗，及听了罗塞尔偶然的一句“中国应当振兴实业”的话，所起的一种很奇怪的“社会主义”的反动。当然又因社会主义渐落实际的运动，稍稍显露一点威权，而起一派调和的论调，崇拜“德国式”妥协的革命，或主张社会政策。——这又是一种所谓“社会主义”。两派于中国经济上最痛切的外国帝国主义，或者是忘记了，或者是简直不能解决而置之不谈，却还尽在经济问题上打磨旋。学术上：二十余年和欧美文化相接，科学早已编入国立学校的教科书内，却直到如今，才有人认真聘请赛先生（陈独秀先生称科学为Mr.Science）到古旧的东方国来。同时“中国的印度文化”再生，托尔斯泰等崇拜东方文化说盛传，欧美大战后思想破产而向东方呼吁，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国新思潮中的问题。于是这样两相矛盾的倾向，各自站在不明确的地位上，一会儿相攻击，一会儿相调和，不论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的思潮都没有明确的意义，只见乱哄哄的报章，杂志，丛书的广告运动，——一步一步前进的现象却不能否认，——而思想紊乱摇荡不定，也无可讳言。
　　我和诸同志当时也是飘流震荡于这种狂涛骇浪之中。
　　我呢？以整顿思想方法入手，真诚的去“人我见”以至于“法我见”，当时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我成就了我世间的“唯物主义”。决然想探一探险，求实际的结论，在某一范围内的真实智识，——这不是为我的，——智识和思想不是私有权所能限制的。况且我幼时社会生活的环境，使我不期然而然成一“斯笃矣派”（Stoiciste），日常生活刻苦惯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这虽或是我个人畸形的发展，却成就了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这是1920年10月15日晚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我刚从北京饭店优林（Urin，远东共和国代表）处签了护照回来，和当日送我的几位同志——耿济之，翟菊农，郑振铎，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说的话。
　　十月十六日一早到北京东车站，我纯哥及几位亲戚兄弟送我，还有几位同志，都来和我作最后的诀别。天气很好，清风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触目都成异象。握手言别，亲友送我，各人对我的感想怎样，我不知道；我对于各人自有一种奇感。“我三妹，他新嫁到北京，处一奇异危险的环境，将来怎么样？我最亲密最新的知己，郭叔奇，还陷在俄文馆的思想监狱里？——我去后他们不更孤寂了么…”断断续续的思潮，转展不已。一声汽笛，忽然吹断了我和中国社会的万种“尘缘”。从此远别了！
　　天津重过。又到我二表姊处去告别。张昭德及江苏第五中学同学吴炳文，张太来三位同志都在天津，晚间抵足长谈，作我中国社会生活最后的回忆。天津的“欧化的都市文明”：电车汽车的吵闹声，旅馆里酒馆里新官僚挥拳麻雀声，时时引入我们的谈资，留我对于中国社会生活最后的印象。
　　十八日早，接到振铎，菊农，济之送别的信和诗：

追寄秋白宗武颂华

　　民国九年十月十六日同至京奉车站送秋白，颂华，宗武赴俄，归时饮于茶楼，怅然有感，书此追寄三兄。

济之，振铎。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
但是……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松柏依旧青着，
秋花依旧笑着，
燕都景色，几时再得重游？
冰雪之区——经过，
“自由”之国——到了。
别离——几时？
相隔——万里！
鱼雁呀！
你们能把我们心事带着去么？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九，十，十六，晚十时。

追寄颂华宗武二兄暨秋白侄

菊农

回头一望；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
——你们却走了！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只是盼望你们多回几次头，
看看在这黑甜乡酣睡的同人，究竟怎样。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
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太戈尔道：“变易是生活的本质。”
柏格森说，宇宙万物都是创造，——时时刻刻的创造。你们回来的时候，
希望你们改变，创造。我们虽和你们小别，
只是我信：
我们仍然在宇宙的大调和，
普遍的精神生活中，
和谐——合一……我没有什么牵挂，不知，你们有牵挂也不？

　　我因覆信，并附以诗，引我许多自然和乐的感想。——他日归来相见，这也是一种纪念。信和诗如下：

“Humanité”鉴：
　　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朦的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
　　你们送我们的诗已经接到了，谢谢！
　　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题号里。
　　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你们以为如何…附诗。

秋白。1920年10月18日。

去国答《人道》

秋白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天津倚装作。

　　当日覆信寄出之后，晚上就别了炳文，太来，昭德，上京奉车。同行的有俞颂华，李宗武。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往俄国去的路通不通。“中华民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同着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恰巧也是这时候“启节”，我们因和他们结伴同行。预备先到哈尔滨再看光景。
　　其时通俄国的道路：一条是恰克图，一条是满洲里。走恰克图须乘张库汽车。直皖战争后，小徐办的汽车已经分赃分掉了。其余商办的也没有开。至于满州里方面，谢美诺夫与远东革命军正在酣战，我们却不知道，优林的秘书曾告诉我，如其能和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直达赤塔。我们信了他的话，因和领事结伴同走。
　　当天在天津上车，已是晚上十一二点钟光景。我同宗武和颂华说：“现在离中国了，明天到满洲，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赤都’（莫斯科）呢…我们从今须暂别中国社会，暂离中国思想界了。今天我覆菊农的诗，你们看见没有？却可留着为今年今月今日中国思想界一部分的陈迹……”车开了，人亦慢慢的睡静了。瞿秋白渐渐的离中国——出山海关去了。

六

　　十九日晨醒过来，火车刚走近山海关。远望一角海岸，白沙青浪映着朝日，云烟缭绕，好似拥出一片亚洲大陆的朝气。傍晚时到奉天，车站上一片嘈杂的声音。行李搬出车子之后，却看不见一个中国脚夫。对面望着大和饭店雪亮的电光，传出些丁丁当当的刀叉声，好不热闹。我们等了半天，才来了一个日本人，好容易找着了脚夫，把行李搬到站里。宗武寄在行李车的一件行李却又失了。我赶紧又同了他到外面去找。等到找着，回到大和吃饭，其时颂华已经吃完了，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匆匆忙忙吃了些面包，赶去结好行李，来一位日本西崽一手包办，料理我们上了南满车。——一路车上职员完全是日本人。此行幸亏颂华懂得日本话，不然又得多许多麻烦。——上车之后已经很疲乏。倒头便睡了。
　　我现在已入满洲，出中国；仿佛记得中学地理教科书上写着，这满洲三省还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一出山海关到了奉天站，——他那繁华壮丽的气象，与北京天津不相上下，——却已经另一世界似的，好像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也许奉天现在已经割给日本了！然而原住奉天的许多中国劳动人民，想必一时还没有来得及死尽，怎么奉天站连中国脚夫都很少很少呢？原来日本铁道车站上的中国苦力，他们劳作也受“日本的”节制的。帝国主义的况味，原来是这样！
　　二十日一早到长春车站。走出车站一看，已经萧然天地变色，确似严冬气象了。车站前一片大旷场，四围寒林萧瑟，晓霜犹凝，飕飕的西北风吹着落叶扫地作响，告诉我们“已经到了北国寒乡了”。天色阴沉沉的竟有雪意。车站门外停着好几辆俄国式马车，马夫也有俄国人，头上已戴油腻不堪的皮帽；风吹他帽上丝丝的毛乱动，时时掩拂他的长眉毛，越显得那俄国式的面貌愁惨。我们先又到大和饭店吃了点心。回到车站上，要换车上哈尔滨去。从长春以北就是中东铁路。——其时形式上已经收归中国管理。车上一切职员却还大半是俄国人西伯利亚的那种所谓中流社会，或是真正的“俄国的乡下人”（Russky mujik）。车站虽然很大，比着日本的奉天车站气象大不相同。污秽杂乱，还不及江苏横林洛社的小车站整齐。
　　我们一到车站，有一俄国人要替我们买票，不知怎样又多算了几块钱去，好容易弄清楚，买好票上车。中东铁路的车身非常宽大，可是三等车简陋得很。我先走进三等车一看，横七竖八，俄国人也有拖男带女，背着大麻包袋的；满地纸烟头痰沫；还有一股臭味。
　　后来走进二等车那天只有两辆——里面简直没有人坐，我们一进去，就有一俄国管车的来开了两间车房。——我当时一看，二等车原底子装修得很讲究，而且是单间的，我以为三等车和二等车差得太远了。然而进去坐下一细瞧，椅子上灰尘足有半寸厚，窗子，窗帘，小桌子，没一处不是破敝败落的。车子开动了，车里摇晃颠簸得很厉害，两天行旅已觉得疲乏，一晃就睡着了。
　　将到哈尔滨时，车上又来了一位警察，谈起来才知道，其时中东铁路警察，总算是换了中国人；日本护路警察却还强和中国警察同驻路旁，双方不时起些小冲突，好不麻烦。他又说他是驻哈尔滨的，此次出差到沿路小站走了一趟，又赔了些钱。他说起哈尔滨生活程度怎样高，一个月的薪水也不够浇裹，后来我问他哈尔滨离车站近的有什么客栈。他就说了一个福顺栈，并说那栈不错。
　　车到哈尔滨站，已是晚上八九点光景。趁了一乘马车就往福顺栈来。一出车站，寒风凛冽，竟已是严冬气候。到了客栈一看，糟不可言。其中有两种房间，一种是一大敞门，上上下下横排着许多炕，来往小客商都住在那里，——所以一走进客栈，就闻得一种臭不可当的“北边人”气味。还有一种是单间的，一间可住四个人，三个人不等，每天五角钱宿费。房里就只四张铺一张板桌，凳子都没有，窗子是不能开的，空气坏极。我们要住下，就只能包了他一间房，每天二块钱。颂华当时看了又贵又不好，主张换地方；然而时候已是不早，只能住了，明天再想法搬到别处去。我当夜又到车站取行李。（哈尔滨车站已纯是俄国式，三等待车室里，横七竖八的行李，满地泥水，头二等待车室里还供着希腊教的神像。）晚上一句钟，才把各事料理清楚，睡下。可怜，可笑，“我们”这样“文明化的”中国人，一入真正的中国生活，就着实觉得受不了；而且半欧化的俄国文明也使我们骇怪：“原来‘西洋人’也有这样的。”
　　我们初到哈尔滨，本预备至多只住一礼拜。这一礼拜中必须打听好，前途怎样进行。因此我就主张暂住五六天光景的事情，就是福顺栈也可以将就。颂华那时却还想搬。不过一时找不着房子，只得罢了。于是将就找着两张板凳，房间里的闲人，却想法子请他们出去，决定包下一间，就此住下。黯黯的一盏电灯，密不通风的大窗子，一张桌子两张凳，四张板铺——我和宗武，颂华各占一张，一张放行李，满屋子，桌子上凳子上床上，堆着报纸杂志笔墨纸砚，脸盆，牙刷，高高低低像乱山似的——这就是我们哈尔滨寓所的一幅景象。天天早晚还得出去吃饭，买东西，打听消息。
　　从天津到哈尔滨，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哈尔滨简直一大半是俄国化的生活了。

七

　　初到哈尔滨的时候，还只听见一种谣言，说谢美诺夫横梗在满洲里赤塔之间，火车不通，只有专车能经过。我连日买俄文报看，起先消息还不清楚，后来过了不多几日，谢军和赤塔民军剧烈冲突的消息盛传，赤塔满洲里中间桥梁也已经毁坏了。天天去看陈总领事，他也迟迟无行意。于是才知道没有快走的希望。目的地还没达到，中途又生阻梗，实在很烦闷。三人之中不时发生退回北京的提议。哈尔滨生活程度异常之高，一间房二块钱一天，一顿饭——很坏很坏的——一元几角钱，我们三人一天至少五六元化费。看看天气又冷，天天坐在层冰严结的水晶宫里——窗子上的冰，一天一天厚起来，难得一天天气好，化得开的，——也是无聊的很。然而我们抱着坚决的意志，本当百折不回，商量又商量，决计静候时局，再定行止。
　　幸而不久就得到赤军占领赤塔的消息，听说远东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满洲里方面战事虽还正在胜负未分之际，于我们却已有一些希望。因此大家也渐渐定心了。可是天天打听消息，延宕又延宕，一瞬已是十一月中旬。我们在哈尔滨居然住了这许多时——一直到再动身北进足有五十多天，——也正出始料之外。然而哈尔滨一游，恰可当“游俄”的绪言，我且略记当时的感想。
　　哈尔滨久已是俄国人的商埠，中国和俄国的商业显然分出两个区域。道里道外市面大不相同。道外是中国人的，道里是俄国人的。我们到哈尔滨时，俄商埠已经归中国官厅管理。道里也已设中国警察局。其余一切市政，俄国援向例组织市政会参与行政的。欧战后俄国商业一天凋零一天，市面差不多移到道外去了。日本人趁此机会努力经营，道里的市面几乎被他占了一半。俄国市面，从革命后新旧党争，常常纷扰，俄卢布纸币（帝国时代的）跌落得不成样子，日本金票骤起夺他的市面。以前哈尔滨商场向以俄卢布为单位，现在卢布跌落，日本金票几有取而代之之势，幸而中国银行（哈尔滨）钞票有信用，居然变成中国银元的单位，哈尔滨中交银行且发辅币票，新铜元，概为十进制度，很整齐不紊乱。所以当时中国人的经济势力还算站得住。然而其时中东铁路正在所谓国际管理与移归中国争论不决的时候，中东铁路关系哈尔滨甚大。——俄国人已完全失其经济上的威权，况且劳农及远东两政府屡次声明要归还中国，事实上俄国人在哈的经济权已经早就打破了一大半，中东路权的转移就足以证明，——可是日本人却趁此机会想取得中东路，日本人若得中东，哈尔滨就快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我们从奉天到哈尔滨沿路触目惊心，都是日本人侵略政策的痕迹。日本连年经略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内政，扰乱珲春治安，其志不小，竭力想吞并满蒙西伯利亚，这一问题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解决呵。我们常和哈尔滨人谈起，凡当地红胡子出没的所在，差不多总有日本人的踪迹。
　　哈尔滨市面上居然也有日本警察。俄国势力倒了——旧俄帝国已死——日本却又来了。我们有时街上闲走，常常听说中国人欺侮俄国落伍兵士警察，日本警察就来干涉。哈尔滨有日本商品陈列所，日本报馆，杂志，对于哈尔滨市政，调查得比中国人俄国人都清楚。我们还到过一日本客栈，颂华和那客栈主人谈话，我在旁看着：那客栈主人——老妇的脸上，一丝一丝皱纹里却寻不出什么帝国主义的光线出来。妓馆饭馆，日本人开的也尽有，日人的经商确是精明，而且待顾客很和气，只有颂华有一次去看一日本新闻记者，和他谈起中东路问题，他却大显其狡猾的形容语气，——俄国人说：这些都是世界资产阶级的仆御，诚然不错。我们每天在小馆子吃饭，饭馆主人和我们也熟了，我因问他“为什么哈尔滨饭食这样贵？”他说：“呵！不用说。哈尔滨什么都贵。日本货便宜些。我们吃的米都是东京米。呵！贵得很！怎么比得我们山东。更不必说你们南边了。”原来南满横梗在中间，中国货物经过该路，化的运费非常之大，所以竞争不过日货。于是日货就充斥哈尔滨了。中国人所得苟延残喘的一点经济势力未必见得保得住呵！况且中国人的商业全靠几家火磨（面粉厂），当地的出产如豆，麦，油等，自从俄国断了通商关系之后，销路日隘，往南运去又非得经日本的南满铁路不可。如若中国不赶紧和远东恢复通商，结一经济同盟，其势决敌不过日本的帝国主义的。
　　中国人在哈尔滨经商的大半是奉天人山东人，多数是小商人。湖北人，宁波人也有，湖北人剃头的居多，宁波人是做西装裁缝或皮鞋的小手工艺。那地的中国人生活，上等人是半俄国化的，——很有些俄国洋行的西崽出身立致巨富的，现在还住着几层高的洋房，娶的俄国媳妇，其余就是北京去的官僚，奉天黑龙江去的武夫。下等人大半是纯粹北方式的生活。中国苦力大半是铁路工人，也有些组织，住的地方叫三十六棚。其余工人，佣工者大概生活还不十分艰难。其地工价非常之高——一半是俄国工会的功劳。我曾到邮政局去调查，据说每月中国山东直隶等省小工寄回去的钱，总数总在一万元以上。——也足见那工人生活勤俭能储蓄了。那地方南边人非常之少。那天我们同到一小饭馆吃饭，忽然听着苏州话，问起来，才知道只有这一家。灰色的中国人生活到哈尔滨更变成黑色的了。哈尔滨生活尤其有沉默静止的特征。全哈中国学校不过三四处，报馆更其大笑话。其中只有《国际协报》好些，我曾见他的主笔张复生，谈起哈尔滨的文化来，据他说，哈尔滨总共识字的人就不多；当真，全哈书铺，买不出一本整本的《庄子》，新书新杂志是少到极点了。上等人中只有市侩官僚，俄国化的商铺伙计。上上下下都能讲几句“洋泾浜”的俄国话——哈尔滨人叫做毛子话。然而他们下等社会静止的生活却依旧漠然不动，即使稍受同化，却又是俄国式乡下人的污糟生活。这种地方住着未免烦闷呵。
　　俄国人在哈尔滨的经营历年也不少。到现在道里及秦家岗一带差不多都是俄国人的生活。商铺也还有不少。俄革命后亡命者的白党，资本家将军都聚集在此地。成天在街上只看见俄国人，那些亡命的资产阶级却还是高楼大厦的住着，吃得饱饱的肚皮，和日本人鬼鬼祟祟串些新鲜把戏。各派俄国社会党在哈尔滨联络一中东路工党联合会，多数党少数党社会革命党都在一起，而以中东路工人联合会及哈尔滨城市工人联合会为实力上的后盾。哈尔滨的劳动运动，以这一联合会为中心点。他为俄国工人，青年，以及中国工人举办好些事业——教育卫生等。中俄两国民族的接近，确比日本人及其他欧洲人鞭辟入里得多。中国苦力心目中的俄国人决不是上海黄包车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级人民互相间的融洽比高谈华法、华美文化协会的有些意思——他们大家本不懂得“文化”这样抽象的名词，然而却有中俄文化融会的实效。——不过并不是什么文明进步的意义罢了。
　　哈尔滨道里的俄国化生活使人想到上海天津等欧化景象，彼此截然不同。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哈尔滨盘据着中东路的要津，已经根深蒂固，如今一旦动摇，他们就起恐慌，阴谋诡计百出。革命后各处的俄国亡命客又都聚集在哈尔滨。于是哈尔滨，就变成俄国新旧党的纠葛地。新党（各派社会党）自有组织，努力于工人运动，和中国劳工结合。旧党分子也非常复杂，旧党机关报如《俄声》（Russky Golos）及谢美诺夫派报馆《光明》（Sviet）专和新党机关报《前进》（Vperiod）反对，差不多天天打笔墨官司。《前进报》总经理国尔察郭夫斯基（Gortha-kovsky），我们见过好几次，谈及中东路问题及工人运动，他常发很恳挚的言论，——已见那年《晨报》通信，现在时过境迁也不再及，——他为人非常蔼然可亲。常常发一种疑问：“俄国劳动人民对于中国国民未尝有丝毫的恶意，白党在哈尔滨勾结日本人暗杀新党首领，——国氏本是中东路工党联合会的会长，也曾遇过两次险，——不但扰乱治安，而且他们一旦得势，全满洲都成日本的殖民地，我们同是东方被压迫的民族，何以中国政府不知道果断实行而还是这样优容旧党，养痈遗患呢？”我们自己也不懂得，始终不能答复他。却有一次，我为好奇心所激发，以新闻记者名义去访《光明报》主笔。《光明报》是谢美诺夫的机关报；其时我听见谢美诺夫和赤塔军队打仗已连败数次，退到离满洲里不远的地方，而同时又有日本驻哈总司令赴满洲里的消息，我要知道谢军的实力，究竟如何，日本的接济能否维持他。所以去见《光明报》主笔探探他的口气，——或者间接能知道我们的行期：假使谢军确实预备退出满洲里，我们就可以动身了。他听我问到“谢将军”，他说：“呀，谢将军是真正的俄国民主主义者，可恨社会党，过激党胡闹。现在日谢同盟仍旧很巩固，不过满洲里形势异常……他们已另定有计划，换一方面或竟换一地点进行。可是‘谢美诺夫民主国’，如其成立之后，希望中国了解远东问题的重要，能和‘新俄’及日本结三国同盟，抵御美国的侵略……中东路，只有‘俄国’日本中国有过问之权，岂容欧美人插嘴……”我当时就知道他所说另一地点，或者是海参崴，也就不以为意。他说到“三国同盟”的时候，笑嬉嬉脸，放出油光闪闪的狸猫眼睛，不断的看着我……谈话非常之客气，真正资产阶级的招牌挂得起呵！现在谢军差不多一败涂地，也不过一场春梦罢了。
　　哈尔滨的大概情形，我在哈时所做的几封《晨报》通信也曾略略叙及。这是要专门调查研究的。我此地不过随便写几句感想，零乱无序，也无从整理了。
　　在哈等待出行的时期，非常烦闷心焦。每日出去访俄国朋友，调查调查俄国的工人组织，并且搜集些俄文书报，以为研究劳农政治的材料。寓所里龌龊污秽得很，坐不住，也常常出去散步。——似乎生活很不适意。然而眼前横着一种希望，也便耐心等候。初次和俄国党人接触，得着的教训，也就不少呵。

八

　　哈尔滨这个地方，中国本部人初到的时候，总不免有种种奇异的感想。俄国旧日的经营西伯利亚一直到北满一带，生生开辟出来的荒地，历年以来，虽渐渐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化，一方面孕育劳动运动，始终经济生活还是保存落后民族的特性。如此“非现代的”经济生活里，如西伯利亚，如哈尔滨，怎样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这是一个疑问。再则，我就经济现象想来，最容易显现出生产关系的，除非是“交易单位”（各地的货币制度交易汇兑方法）。而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往往使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另成一种特异性。经济生活的研究，我们就最粗浅的现象观察，观察当地的“财政资本”流通的状态（即银行经济在市面上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感受资本主义的痛楚。——何况在殖民地的特异经济中呢，自然尤其显得出帝国主义的功能。我就旅哈身受的经验想起：从天津到奉天，北京天津的中交票不能用了，要换日本朝鲜银行钞票，从长春到哈尔滨，中东路未收归中国管理之前，还不得不换俄国卢布买车票，现在虽可用中国银元，然而天津钞票已不大行，非得哈尔滨钞票或日本钞票不可。同样差不多在一范围内的经济生活，何以必须经三重“国家”的麻烦呢？人类经济生活，生产消费各得其当，便完了；像这样“殖民地的”剥削政策下之经济，依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怎么样整顿呢？——这是第二个疑问。这两个疑问，虽然不是我现在所能解决，然而却引起我心灵中的变化；我预想社会改造既在俄国实现，事实上他们——俄共产党——必定有确切实际生活的方法。
　　抽象的“真”“美”“善”的社会理想，决不能像飞将军似的从天而降。——因此我个人的哲学概念，推广这种实例；由主观立论，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立论，更确定我的“世间的唯物主义”。劳工神圣，理想的天国，不在于智识阶级的笔下，而在于劳工阶级实际生活上的精进。心灵的安慰，物质与精神的调和，——宇宙动率的相映相激——全赖于人类的“实际内力”。“实际内力”能应付经济生活的“要求”及“必需”，方真是个人，民族，人类进化的动机。
　　我“回向”实际生活。我且就在哈尔滨的感想，所处的环境随笔记一记。那经济学问题，哲学问题，暂且搁下，留在此做我心理变迁史中的一鳞一爪的痕迹。
　　黯黯的天色，满地积雪，映着黄昏时候的淡云，一层一层春蚕剥茧似的退去，慢慢透出明亮严肃的寒光来；嘁嘁喳喳私语的短树，林里穿过尖利残酷的寒风；一片空旷的冬原，衰草都掩没在白雪里，处处偶然露出些头角，随着风摇动，刷着雪丝作响；上下相照，淡云和积雪，像是密密诉说衷肠，怨叹生活的枯寂，哈尔滨秦家岗南头，俄国人住家多数在那里，热闹的市面已经过去了。我走去看一俄国朋友并访他的妹子马露西霞（Raigorodsky Marucya），才走到这段地面。向来厌恶哈尔滨小城市生活的繁猥，到此也稍有安慰了。“呀！你们来了。”他们赶紧招呼预备茶点，大家坐下，就谈起来。他们知道我要到俄国去，随便替我说些俄国文化的趣事，怎样不和西欧相同，怎样宗教的势力很大等等。——马露西霞是一托尔斯泰派。——谈到苏维埃政府，他们也不知道详细情形，莫斯科生活如何，他们也很想去看一看，可是苏维埃俄国穷困不堪，大家是知道的，所以要回籍须得政府的许可，因此他们却不比外国人，能容易入境。我因他谈及俄国文化，就随便问问他，住在中国许多年，对于中国文化有怎样的感想。他们都说：“我们没到过中国。你们以为哈尔滨是中国么？俄国侨民的生活却完全是俄国式的。——和中国文化接触的机会很少。就是在俄国商务中学念过点中国史。东方古国的文化非常之有趣。也很想到北京上海等处去走一走。”我和俄国人的交际虽因俄语程度太坏，不十分广，却也认识十几个人——有是党人，有非党人的。我们请他们吃过一次中国饭，他们羡慕得不了；——原来住在中国地方，一直没有真确知道中国生活，中国文化。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人只有一般苦力，小商人呵。当天晚上七八句钟回寓，走出他们家门，街上已经很冷落。天气很冷，走了好一段路，才看见一辆马车。我叫了他一声，只听得回答道：“Kudai？”我才知道是一个俄国车夫，随即和他说了地方，坐上车去，相离不到一里半地，却要五角大洋，读者如其是中国内地人，不要以为是上海汉口的马车，这是破旧不堪的俄国式马车，却要得如此之贵，——中国车夫要得便宜些。我因随口问问这一车夫家计怎样，据他说哈尔滨样样东西都贵，所以车费不得不昂，一天却也可以赚得五六元钱，——俄国车夫大半只知道要日本金票，不要中国洋钱，我这里是和他折算的。他也没甚功夫去到俄国工会所设的俱乐部，音乐会。一路谈着，忘其所以，抬头一看，却走到秦家岗南头去了。——和我们的寓所背道而驰。其时云影翻开，露出冷冰冰亮晶晶的一轮明月，四围还拥着寒雾，好像美人出浴披着轻纱软帔似的；马路旁寒林矗立，一排一排的武装着银铠银甲，万树枝头都放出寒浸浸的珠光剑气；——贪看着寒月雪影，竟忘告诉车夫，走错了路。愈走愈远，——错误偶然与人以奇遇：领略一回天然的美，可是寒意浸浸，鼻息都将冻绝，虽则沉寂的寒夜，静悄悄已没一点半点风意，宇宙的静美包涵在此“玻璃天盒”里，满满的盛住没起丝毫震荡，然而大气快成冰水，“干冷”的况味，也不容易受。我才唤醒车夫，叫他拨转马车，赶回寓所。他却还咕噜着说：“……中国人……中国人今天怎么忽然不知道哈尔滨街道的俄国名字…叫我跑这许多冤枉路。”我心上想，你在中国地面赶马车，却不知道中国街道的中国名字，等到到了福顺栈，才说：“晤，原来是这个地方，为何不早说清楚！”那又怎么说呢？
　　哈尔滨道里及秦家岗两部分，完全是俄国化的，街道都有俄国名字，中国人只叫第几道街，第几道街而已。俄国人住在这里，像自己家里一样。可惜年来俄国商务，道里市面，不大繁盛了。却是，俄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和日本人勾结，日本人商界实业界努力搏取哈尔滨的经济势力；劳动阶级一方面，组织运动却有一步一步兴旺起来的趋势，和赤塔新党暗中互通消息。那一天我从前进报馆出来到七道街江苏小饭馆吃了饭，沿着俄国人所谓中国大街（Kitaiskaya ulitsa）回家，已是傍晚时分。走过一家俄国报馆，看见许多中国卖报的，领着报，争先恐后的跑到中国大街去抢生意做，——抢着跑着，口里乱喘，脚下跌滑，也顾不得，逢着路人，喘吁吁叫着：“买《Novoctijizni》呵！买《Vperiod》呵！买《Zarya》《Russky Golos》呵！”——为的是生活竞争。沿大街两旁，俄国人，有相偎相倚坐在路旁椅子上的；有手搀手一面低低私语指手划脚，一面走着的；有在铺子里买着东西，携着一大包裹出来的；雪亮的街灯，电灯光底下，男男女女一对一对穿花蛱蝶似的来来往往，衣香鬓影，紫狐披肩，蓝绸领结，映着大商铺窗帘里放出的电光，还想努力显一显西欧化的“俄国资产阶级”文明。还有一阵一阵俄国青年学生和女郎散步的踪迹；我走着，看见大街对面，乱乱落落俄国人影的背后，雪亮的电光，从窗子里映出来，照着很清楚两个金字在玻璃上：“朝日”，却是俄文，细看窗子里面，有日本女郎的影子，窗口露着一端一端的日本绸布呢。中国大街尽头，一转弯就是一日本的哈尔滨日本商品陈列所，我们走过时却不见门口有电灯，已经关门了，然而我记得陈列所里商品很丰富，除农业品平常不足论外，工业品却应有尽有，形式上看来和“西洋”货无毫厘差别。过了这陈列所，离我们寓所不远，却走过我们天天吃饭的小饭馆，饭馆主人是山东人，看见我们就问：“为什么今天不进去坐坐呢？”我们和他说已经吃过了。正谈着的时候，忽然听着背后有人哼着：“Milocti……Milocti”（请赏……）回头一看，却是一俄国乞丐。饭馆主人给他两个冷馒头，我也给他一角钱钞票（在哈尔滨难得用着铜元，身上竟不大找得着）。他画着十字尽说：“谢谢，谢谢，上帝佑你……上帝呵！中国人比俄国人还好多着呢……？咕噜着去了。饭馆主人说道：“给不得他们，天天来歪缠，昨天还有两个毛子，不知什么地方偷来一丈多黑绸，要卖给我们；少他的呢！毛子真不好打发。先生们，呵，知道不知道，在这儿俄罗斯毛子穷人多得很。先生们想，要是俄国穷党（北方人俗称‘布尔塞维克’的名字）一来，这般人都得抖起来罢…”我笑一笑，也没回答他，就顺路走回寓所了。
　　蔚蓝的天色，白云似堆锦一般拥着，冷悄悄江风，映着清澄的寒浪。松花江畔的景色，着实叫人留恋。那天我同着俄文专修馆的同学特地去游一游，趁着小船从道里到道外。在江中远看着中东铁路的铁桥，后面还崇起几处四五层的洋房，远远衬着疏林枯树带些积雪，映着晴日，亮晶晶光灿灿露出些“满洲”的珠光剑气。在船上谈起俄文馆同学，原来在哈尔滨我们同学很多，审判厅，俄白党报馆，中东铁路，戊通公司在在都有。不但哈尔滨，从奉天到满洲里以及中东路小站都有我们同学。他们的教育程度是“如此”，他们的生活也比上海洋行买办式的英文学生甚至于北京天津研究英法文的“大学生”寒俭得多。然而大家是知道的，满洲三省文化程度几等于零，他们还要算此地的明星呢。我这次到松花江畔，本是顺便找我的俄文馆同学，——一个船长，可惜他没有在那里。所以趁此乘小船逛一逛，到道外上岸——沿着中国地界的茅屋土舍间污秽不洁的小路转回寓所。俄国的哈尔滨，俄国的殖民地，——可怜的很，——已经大不如天津上海，马路上到处堆着尿粪。——在中国人眼光里还只见他辉煌壮丽的大商铺。再一到中国“北方”人生活里，更加污糟不堪。道外这种远僻街巷，沿松花江边，几间土屋，围着洋铁皮木板乱七八糟钉成的短墙，养着几只泥猪；这就是中国人的写生。文化不是天赋的，中国民族应当如何努力；并欧洲人所笑的野蛮的俄罗斯人都不如。经济生活，生产方法不变，一方面既不能有文化的要求，以进于概括而论的文明，另一方面更不能有阶级的觉悟，担负再造文物的重责。东方古文化国的文化何时才能重兴？所谓“改造”，根本的意义，通筹统计原在于“为全人类文化而奋斗”。如此黑暗的民族，不是须经更深切的资本主义化，就得行“新式的”无产阶级化。在满洲三省尤其重要。且不谈那总解决的大问题，就是目下急切的零星解决，满洲的文化运动，也就紧急必需“往民间去”的先锋队。可惜在此地的智识阶级只有一般中了“北方式”官僚教育毒的俄文馆派。只好任那松花江里帝国主义的血浪，殖民政策的汗波，激扬震荡，挟着红胡子似的腥秽的风暴，丘八爷似的严酷的冰雪，飞吼怒号罢了。
　　哈尔滨旅馆生活一瞬已有一月多了，天气一天一天冷起来，街上的积雪，树梢的寒意，和着冷酷陈死的中国社会空气，令人烦闷。北地严寒，渐渐的显他的威武。可是我心苗里却含着蓬蓬勃勃的春意：冒险好奇的旅行允许我满足不可遏抑的智识欲，可爱的将来暗示我无穷的希望。宇宙的意志永久引导人突进，动的世界无时不赖这一点“求安”的生机。你如其以“不得知而不安”就自然倾向于“知”。天气的温度降低，他的密度失了均势，以压力不平而不安，汽质就自然倾向于凝结。社会组织失了根据地，自然就动摇，借着怪物的“社会声浪”，鸣他心意的不平。自“不知”动而至“知”。自汽动而至冰。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动而至社会主义，至“新式的”现代的无产阶级化。全宇宙不过只这一“求安而动”的过程。安与不安的感觉，又只在前“五识”及第七识上显现，以为行为最后的动机。第六识（意识）的动机是粗象而且虚伪谬误的。而社会的意识（社会的第六识）尤其常常陷于伪造幻象错觉。动的过程只在直觉直感于“实际”时显其我执（第七末那识）的功能。我旅俄的意义，实是我直感的反射动作。第六识的分别，计较成败所影响于行为的极少。
　　凄凄的寒月，冷冷的寒风，映着晶晶的寒雪，澈影我的心神，——照见我就是“斯笃矣”主义（Stoicisune）也只是求精神生活安宁，甚至于还是求物质生活安俭的倾向而已。我自念我的内力，实际所有的才能，在当时实无一利于社会，同时于我个人的生活意趣，有极不安宁的状态。所以因求安宁而愿蹈危险。“至于冒险而去，成败究竟如何？”并不是不应当问，而是不必问。或简直是不问。意识万能，本是迷信；何必起计较分别。至于极粗的心理现象“意志”，更不足论。所以我冒险而旅俄，并非是什么“意志坚强”，也不是计较利害有所为为社会——而行；仅只是本于为我的好奇心而起适应生活，适应实际精神生活的冲动。生活不安的程度愈高，反应冲动的力量亦愈大。既无益于抽象的中国社会文化，又无味于具体的枯燥生活。当然，除出那一部分薄弱的意识作用：有无利益于社会，而心理上突然呈一种猛进的状态。“宁死亦当一行”。
　　如其还有“社会”“文化”观念，求为人而劳动，那只是第七识的我执所驱策。每天工作完，同着颂华散步，荒地上凄凄的月色，雪影稀微放他“自然”的动机，往往就谈及这些兴味浓郁的问题。哈尔滨寓所狭隘不堪，我却常常说到莫斯科，有这样一间屋，三个人住住也就可以了。那时所说莫斯科食粮缺乏，燃料不足，又常常说笑话：“颂华，我们去了，不但冻饿，还有别种危险，兴兴然而去看‘新奇’，也许不幸奄然而就死。”颂华道：“你为什么说这种不祥的话，扫兴得很！”

九

　　十二月初得到确实消息，谢美诺夫的兵已败退，日本人出来调和，护送谢氏到沿海滨省，满洲里方面总算肃清了。我们行期，好容易有一点希望。一鼓作气从北京到哈尔滨，忽然中途停顿了这五十多天，锐气恐怕有所消磨。得着这种消息，勃勃的生气又振作起来。去看了陈广平，知道他的专车已经办妥，行期也定在十二月七日离哈尔滨。
　　启程了！启程了！向着红光里去！苏维埃俄国，是二十世纪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究竟如何情形，虽有许多传说，许多宣传，又听见他们国内经四年欧战三年内乱，总不知详细，只是向着自由门去，不免起种种想象。此去且要先经新造的民主主义的远东共和国，为苏维埃俄国之缓冲地，行民主主义制度而执政党是共产党——布尔塞维克；亦是研究的兴趣盎然。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可以有研究的机会了！而还没有研究。请先得共产党一点空气（atmosphere），回转去说一说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纪念的盛况。
　　十一月七日是彼得城发生世界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日子（俄国向用希腊历，比西历迟十三天，十一月七日乃俄历十月二十五日，所以谓之“十月革命”）。我当时还在行止未定，得一俄国友人的介绍去参观他们的庆祝会。会场是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劳工大学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中国警察厅的许可，召集大会。会场里人拥挤得不了，走不进去。我们就同会长商量，到演说坛上坐下。看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International），声调雄壮得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演说的庆贺苏维埃政府，俄罗斯共产党，第三国际（Ⅲ International），世界革命。末后又得赤塔远东新政府亦在这一日宣告正式成立的消息，还有从莫斯科刚到的一个共产党报告，大家更激昂慷慨，欢呼万岁。最有意思的是：一少数党代表宣言中东路一带少数党以至于赤塔，趁此不参与多数党反对的策略，在远东方面两党可共同协济。其时有一社会革命党宣言的意思，“大致也相仿佛”，可是他指摘多数党许多谬误，甚至于说他专制残酷。坛下就陡然起了“嘶……嘶……”的斥骂声……。大会完之后我们就到俄国友人——一多数党——家里去晚宴。屋子里放着盛筵，电灯上包着红绸，满屋都是红光，红光里是马克思，列宁，杜洛次基的肖像。吃饭的时候，大家痛饮欢呼。席中有许多俄国女郎，靠我坐的身上香气浓郁，都凑近来问中国，北京，上海的风俗人情，絮絮不已。忽然席间来了一位刚从莫斯科到此的共产党，又站着演说：“我们在此地固然还有今夕一乐，莫斯科人民都吃黑面包，还不够呢。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重任，竭力设法……大家须想一想俄国的劳动人民呵。”我因问和我谈话的女郎是不是共产党，他回说不是，然而是对于共产党表同情的。他却问：“你是共产党不是？中国政党有多少，有像我们共产党这样大的没有？”我说中国政党的情形，又说：“中国社会党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只有像你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时的许多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会。”他道：“中国政党原来这样，难道只有张作霖一个人管政事么…”酒阑兴尽，站起身要回寓，颂华却因不懂俄国话，和一个刚来的人谈英文，那人听说罗素已到北京，想赶去听讲，却很倾向于基尔德社会主义呢。我叫着颂华回去。十月革命的庆贺算完，要待到莫斯科过第二次十月革命纪念了。
　　启程的日期已到，陈广平却又迟延。他说从哈尔滨到莫斯科虽是专车，恐怕劳农政府要车费，一个人约摸要三四百块钱，我们没法，三人共给他一千元，又因莫斯科食粮缺乏，托他买一百元面。——那一千块钱，后来到了莫斯科四五个月之后，陈广平说：“哈满运面费二百二十六元，我虽没付出，外交部一定要在公费内扣算的，还有，‘什么要多少钱，什么要多少钱’，我算来该还你们四百五十几元。颂华已经拿去五十五元。这里有苏维埃钱四百零七万卢布（其时一万七八千苏维埃才能兑一块中国钱），请你们收了，写张收条罢。”这一千元的公案是这样完结的。我们赴俄，知道那时俄国禁止商业，沿站什么也没有买的，自己备了火酒炉，陈广平又答应我们共同吃饭。后来算帐，他却要了我们买的面十铺德（中国秤合有三百斤面），算三个人在车上一个半月的伙食。带的面居然大有用处。我们后来在莫斯科的食用消费都靠他。这都是后话。
　　十二月八日才搬到专车上住下。又等两天方才动身，那几天料理一切，交旅费，买食粮，委琐不堪的事情使人烦恼。这才尝着现实社会生活的滋味。所以说：世故，人情，经验。原来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没有经验，就该受骗。懂世故人情，有经验的人都受过“骗的教育”。我却后悔不曾多受几年东方古文化国的社会教育，再到“泰西”去。
　　十二月十日开车，又离哈尔滨往北去了。
　　同车一共六个人，我们同伴三个，莫斯科领事馆三个。在车上没有事就随便谈话。这次旅俄“和领事同行”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因此略知中俄外交以前的经过，中国在俄的外交界向来的态度，在俄京外交团里的地位，在俄国华侨里的口碑。别一方面，截然两个世界两个社会的人聚在一块，精神上的接触，发生种种的痛感，绝不投机的谈话，费了无限的宝贵光阴，双方各自隐匿了真面目，委蛇周旋也夺去我不少精力。
　　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中国公使刘镜人和协约国外交代表取一致行动，留在彼得城没有什么作为。其时华侨的事情，一半却还是华侨联合会办的。华侨联合会会长那时就是现在的副领事刘守清。守清自己说，他留学彼得城莫斯科前后好几年。中国公使馆在俄京外交团向来有一种特别态度。人家在外交上总有跳舞会等的交际，中国公使不但习于沉静的生活，而且以节省交际费起见，常处于隔离的状态。守清当留学生的时候，有事情就到使馆抗议，公使见着留学生作向例的惧态——守清自己说的，很可一笑呵。战时俄国华侨困苦，北京曾经募捐十万元接济，其时还是黎元洪总统时代，老黎亦捐了不少钱。捐款到刘镜人手里，听说吞没了一个大大半，至今没有下落。可怜中国的穷苦侨民，一点儿没有受着国内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之些许恩惠。十月革命一起，公使团退出彼京，别国公使多少总料理自己侨民归国，或是自己带着走。中国公使自己得了一辆专车，赶紧偷着就跑，生恐侨民和他“纠缠”；有些留学生得信早的，挤上了同走，公使却想向他们讨车费，禁不起一番抗议，也就罢了。那时战事紧急，枪林弹雨里刘公使固然得逃了一条性命，贫困的侨工十数万人——除了华侨会救出一些之外——至今转侧困苦，饥寒冻馁呵。谈及这一次总领事的赴莫，原是两年前华侨会举刘守清为代表到京请愿的结果。此去的职任，第一就是遣送华侨归国。我听说陈总领事以前在刘镜人公使馆前后七年。谈起来才知道，他非但对于俄国文化丝毫不了解，外交政治上的大势也不知道，连几句普通的俄国话也就有限得很——简直一句都说不完全。中国本和苏维埃俄国还没有条约的关系，领事到后，还不知行使什么样的职权呢。
　　我们离哈尔滨往西北进，沿途经过齐齐哈尔等站，穿行黑龙江全省向满洲里进发。途中和领事等谈话外，就和颂华商量调查俄罗斯的方法。新闻记者的职任，照实说来，我是无能力的；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可怜中国现代的文化，这种调查考察一国文化，一种新制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却令我这学识浅薄，教育不成熟的青年担负，——这是人才的饥荒。我与颂华说，请他负通信事务指导的责任，我当竭力帮助，——成败不问，尽力而已。我个人呢，定了一勉力为有系统的理论事实双方研究的目的。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车已离哈，从此渐入佳境，也就渐渐感觉责任的斤量。
　　闲着无聊，望着车窗一片雪色，往往几十里内绝无人烟，令人感慨。西伯利亚直贯满洲的铁道，欧亚大陆的血脉，几十年才垦出这点荒地。地力的开发，还存着莫大的富源，何以中国自己闹人满之患，却等别人来经营呢。盲目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消费分配，一件都不能有计划的。满哈道上沿站多少都有存积的粮食，原来自从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商务关系断绝，交易就停滞。世界经济整个的身体里，血脉忽然不流通，自然就成臃肿的病状。沿站一堆一堆禾麦，盖着积雪，愁惨惨对着凄凉的天色，好一似病人四肢困顿——南边遏于“南满铁道的手铐”，北边锁着“谢美诺夫的脚镣”——血气壅滞，颜色死灰，奄奄就毙了。车行飞掠，听着狂吼的北风，震颤冰天雪窖的严壁，“红色恐怖”和东方太阳国的财神——资本主义——起剧烈的搏战，掀天动地呢。
　　十二月十三日晚到满洲里站，那天正是中国边防处派驻俄军事代表张斯麂中将回国，亦到满洲里站。我们见张斯麂，据他说，中俄外交本是极有希望的，可惜中国政府畏葸，没有确定的计划方针：“俄莫斯科政府，很愿意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开始友谊的谈判，恢复通商。政府不给我以全权，我的事情也是办得有头无尾。俄政府招待外国代表向来是非常之优待的，——我亦在优待之列。不意‘段督办’一倒，中央政府特电伦敦，说我不是正式代表，劳农政府几乎当我是间谍，……一切开始的交涉都成泡影……”中国侨民在俄国的确很困苦。可是，中国人对于法纪，“政府”的抵抗力，好一似生物学里所谓“抗毒素”，是中国人天性中的物质。劳农政府在军事时代采严厉的集权制，正在禁止投机商业（specula-tion），中国奸商却还趁机作恶，竟有卖鸦片的；或者呢，简直入共产党，以便倚势妄为；穷极无聊的困兽，也有去当红军的在南俄最多——施其残忍杀掠。就是张斯麂的随员中也有因为投机商业而被捕入狱的。这都是张斯麂的随员，其中有我俄文馆的老同学，随便谈及的，也有以后在俄国华侨中听见的。如此严厉的政制之下，中国人仍有取巧作弊的本领，真是天赋。“社会力强制的非正道的抑遏天性的制裁，所得几千年的遗毒，就成为个性横溢于邪道的本能呵。”
　　和张斯麂中将同回国的，还有一位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长刘绍周。他是在俄留学生最出色的一个人才。他曾经对我们说许多华侨的事情；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欧俄经过三年大战四年内乱，经济状况破坏得不了。那时却正是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的关键。蓝格尔已经败退，东纳（Don）煤区已入赤军之手，从此波兰战事亦已停止，可以努力于经济改造了。当时——据刘君说已比一九一九年冬天，人民生活要好得多。国内三种人：一，兵及工人，国家所最注意的，二，农民，是当时俄国中最富有的，三，智识阶级，也有很苦的，也有受优待的。至于一九一九年冬天刘君还吃过两个月马食料呢。苏维埃俄国现在学校不收费，儿童公育。可是国家穷困，经费不足，一时也不能普遍，成绩不能十分好。
　　自从到哈尔滨一个半月，先得共产党的空气，现在到了满洲里能遇着刘君绍周，得知劳农政府的事实上的经济状况。可惜于研究学问的过程中，不得不受实际社会生活的影响，耗我精力呵。

一〇

　　车到满洲里又停下，张斯麂的专车已往南去，陈广平的专车却欲进不进。张斯麂在莫斯科奉政府撤回命令时就报告劳农政府，另有总领事赴莫，劳农政府只说一声“中国既派代表来，俄国亦要派代表去。”欢迎是一定欢迎的，可是中国总是由伦敦转电，劳农政府不得正式通告，何从预备，又况远东共和国呢，——他更不知情由了。所以在满洲里还要等待赤塔政府回电，才能前进。再则呢，满洲里方面初经战事，张斯麂回国的车是战后第一次自赤塔至满洲里的车。我们的车，却是战后第一次自满洲里至赤塔的车，途中桥梁毁坏，还有危险呢。
　　在满洲里停顿四天。天气寒冷，纷纷的大雪，我们偶然上站闲步；买些东西，其贵不可思议，俄国理发处，一人要一块钱。站外荒荒落落，街道也是俄国式的。以前此地也算中俄交界第一商埠，几经战事，凋敝不堪。我们曾到邮政局访一俄文馆的同学，他住的地方非常寒俭，一张木桌几本《列国志》而已。走进一家山东馆子。“你老来呀！请坐请坐！”吃一些极无味的菜，三人总共化了四块钱。那堂馆絮絮叨叨说，那地俄国人怎样多，谢美诺夫的兵怎样蛮横，穷党来了，又不知道怎么样？“现在倒又忽然平静了！”……我们那天吃完回车，因不认得路，雇一辆俄国马车，走几步路就到，却要五角大洋。
　　十二月十六日得到确实消息，方才前进，经中俄边境，出满洲，到俄属的西伯利亚了。那天晚上又是大风雪，沿途战争中所毁铁道，都只暂时在冰上架了临时铁轨。因此车行非常之慢，车身簸荡，厉声作响，好像替冤死于“白祸”的俄国劳动人民，哀诉于东亚初临的贵客。黑夜里望着窗外，乌洞洞暗沉沉，微微远见惨白的雪影映着，约摸知道是一片荒原。偶然一阵厉风，刮着火车烟筒里的烟，飞舞起来，掠过窗外，突然闪过万丈红光，滚滚的往东去。十七日早晨还只到活洛汶站（Oloviannaya Station），车又停住了。前面看得见一顶铁桥已经齐腰折毁，桥下压着破火车。——谢美诺夫的成绩。我们的车只能在河里冰面上搭的铁轨上走。慢慢的，慢慢的，挨着过去，只听着“轧只”“轧只”的冰响，突然一震，硼然一响……“车要出轨了！车下冰碎了！”好容易看着没有事，走过了。离此不远，又有一村，山色四围；金顶的教堂，还努力放他“中世纪”的光彩呢。十八日到赤塔，——远东共和国的新都城。从此又须费许多手续，致电莫斯科得覆电，再转北京政府，领事专车才能前进。我们三人亦须向远东外交部请签护照。赤塔离中国很近，是中国“消极的殖民地”——和南边的南洋群岛一样的性质，所以中国人非常之多，中俄两国劳动人民密接的文化关系，很有趣味。
　　赤塔车站前，就是一片空场。我们到后仍住在车上等消息，天天上去调查调查，天气却非常之冷，每走到空场中间，——离车站不过五十步——大氅上就已满身结霜。我有肺弱的病，每每觉着呼吸困难，温度也确已到列氏寒暑表零点下四十余度。我们调查，首先注意赤塔的社会生活。
　　荒落落的赤塔车站尽头，停着一辆火车，顶上五色的中国国旗，趁着寒风招摇，熹微的晨光，映着旗上的霜影，放出不自然的奇彩，要显一显他是新产生的西伯利亚之小主人——远东共和国——之第一位来宾。四围山色如屏幕，拥着全赤塔都城，居高临下，合抱而来，直到车站。山顶苍翠的松杉，隐在积雪之下，遥遥的含笑望着五色旗，时时放出清澈无比的“绿意”。车站上许多人忙忙碌碌的来往。身上穿的都是破敝不堪的重裘，满身油腻。待车室的门一开，便放出许多热汽。闲步走过待车室，必定闻着“俄国乡下人的臭味”。出车站空场上，远远就看见东零西落的房屋，战争时烧毁的建筑，残石剩础，凄然的哀诉资本主义的破产呢。脚下冰滑，——经冬满天满地都是冰雪，不到春末不消的。由此东去就近市场，远远听着嘈杂的人声了。
　　歪斜不整，污秽杂乱的街道，曲曲斜斜折入一个市集，屋角檐梢时时看得见五色的中国国旗。乱杂的人声里，只听得“东腔西调”的中国式的俄国话。严冬的清早，满市腾着“人雾”，街左一间小铺面，低低的屋檐下贴着淡红色的纸联，上面写着歪斜不整的中国招牌。原来是一家中国茶馆，门窗开处冒出一阵阵的烟雾浊气。油腻褴褛大羊皮袍的俄国“苦力”，满嘴嚼着白沫，两手抹着胡须，时时从他家门走出走进。市场进口又有一中国理发馆。我进去剃了一个头。和那理发师谈起来，他们亦是湖北人。他们说：“以前赤塔市面好得多呢，三番两次的打仗，闹得不成样子。我们要走也走不掉。穷党来了，安静了些。可是中国那班山东奉天的红胡子暗中捣乱。前天这里晚上还听得枪声，一个中国人被抢了几十元钱。他……”我道：“听说穷党政府要没收商货，中国人的怎么样？”他们道：“知道他呢！说是只说，每家商货只要登记起来。中国领事还要抗议‘办公事’哩。俄国人自己不敢做生意，还托着中国人的名儿。”又一个中国人，亦是来剃头的，插嘴道：“那陈老三可不是这样发财的么！”进了市场，——只是一片旷场，横七竖八的小摊子。中国小买卖很多。俄国人的货物都是旧鞋旧袜。还有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背着一两件旧衣服兜卖的。我看见有苹果，顺便问一声，回道：“二十毛钱！”（俄国小银元，值中币一元。新政府还没发新币。）我道是一斤，他说：“二十毛钱一个呵！”我就不敢买了。
　　赤塔上乌金斯克（Werhne Udinsk）一带，从一九一七年革命以来，常常闹乱子，有钱的人——资产阶级——都已逃走了。军事时代中，经济上向例是起恐慌的，何况几次三番的这样乱呢。我们到时，正值乱事刚刚平静，还没恢复，黄昏时分静悄悄的街上，只偶然见一盏两盏电灯，寒气侵人，脚下尽是冰雪，飕飕的风声，越显得市面的萧条。我们同到赤塔一戏院去看戏。这里却又是资产阶级的遗产，完全的文明化，不过规模小些罢了。休息室里雪亮的电灯，门口站着守卫的红兵。男男女女围着室内散步簪花，一样有穿得很讲究的。我随便和同伴赤塔副领事葆毅——俄文馆的同学——谈起资产阶级在革命后所受影响，他道：“也不过如此。”一忽然他的思想一变，对我说道：“我劝你不要到莫斯科去……”却不回答我的问题。他同着的一个俄国女郎说道：“可怕得很！可怕得很！莫斯科去么…”女郎披着紫狐披肩耸耸肩，慌慌张张的。看完戏出来，那女郎又对我说，他家有一所房子，现在一大半充公了，自己只留四五间住的，其余尽让新来官员住，还有工人，……弄得一塌糊涂。我笑一笑也没回答。他又说：“这是赤塔布尔塞维克初来的光景，以后还不知怎样。莫斯科更不必说了。”资产阶级的心理，生来如此。
　　可是赤塔这个地方本不是工业区域，而是西伯利亚农业国的市镇而已。所以那地方土著的资产阶级很少，大多数只是“农业的”小资产阶级，外来的如中国人等，也是私人商业经济，小买卖小手艺等等。我在哈尔滨认得一俄国人，他在我临动身时给我一封介绍信，并托我带东西到赤塔亲戚处去。我因此在这家人家见着西伯利亚居民生活之一斑。
　　赤塔北郭已在山腰。松林寂寂，垂着银幕，铺着银毡，山气清新，丝毫城市文明的浊气，都已洗濯净净。我找着这家人家，走进栅门，就是一大院落，院子里拴着牛马，旁边放着牛奶桶。房屋都是纯粹俄国式的“木屋”，又精致又朴实。到了里面，也有小小一间客厅，收拾得很干净。女主人看见我们是带信给他的，殷勤招待，还懂得几句法文，见我们俄国话说得不大熟，夹着俄法文问长问短。“……哈尔滨生活怎样？我们亲戚都好吗？”我们也随便和他谈谈赤塔的生活等。他说：“呵！赤塔么？生活比哈尔滨还要贵呢。糖也没有，茶也没有，几时你们中国才能运茶到我们这里来呢？以前这里茶也是很便宜的，面是本地出产，不用说了。现在面包贵得不成样子。离中国这样近，一斤茶都买不着。真正奇怪！你们还不知道呢，赤塔市面上钱没有。谢美诺夫在这里的时候，发了许多纸币，现在一个钱也不值，简直就是废纸。我这里还有一百几十万卢布呢。”说着就拿出一大包纸币给我们看，还送我们几张五百卢布一百卢布的。说着话，他的小孩子醒了，我们看他喂小孩子牛奶，——糖也没有，只用小匙子舀着一瓶预储糖水给那孩子。小孩子却尽噪着要吃糖呢。说着话已到傍晚，主人回来了，又说了许多感谢我们的话。请我们吃饭，那黑面包却还可口，我和宗武说：“到莫斯科要是有这样的面包吃，也就不差了。”当晚他家又来了一位亲戚，是伊尔库次克（Irkutsk）派来购买食粮的。那客人不断的骂布尔塞维克，他本来是智识阶级。我们当晚回车，因不认得路，同那客人一路同走，又顺便问问他伊尔库次克的情形。据他说，那地方情形比赤塔坏得百倍。“唉！什么共产主义！布尔塞维克只会杀人。还有什么……”淡淡的月光拂着云影，映着寒雪，照见他智识阶级式的武断的头脑，——蓬松的头发胡须，油腻的颈项下，拖着破烂的领结，拥着乌黑的皮领，还点头摆脑咕噜着：“他们自己吃好的穿好的，还说是共产党……呢？”
　　赤塔新政府成立，多数党得握政权而宣言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一方面固然是缓和外交的冲突，对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为缓冲地，别一方面也是恰合于西伯利亚实际的经济生活——小资产阶级的农业国。于是通商问题所首先接触到的中国侨工会，却枉然费了一番惊惶：中国商人以为多数党一握权政，就要没收他们的货物，——那时恰巧又是赤塔政府行第一步整顿经济的计划，——令私人工商企业家呈报存货数目。固然不差，中国俄国两民族在赤塔有实际生活上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阶级性”也相仿佛，都不是工业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既有也很少很少。然而国家经济的总计划，——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共产党民主主义政府在相当范围内所当采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不得不侵及小资产阶级一部分的所谓“营业自由权”。我因这问题问及中国在赤塔的侨民问题，曾问过赤塔华侨联合会会长，看他的回答，就可见在西伯利亚华侨的生活，又可见小资产阶级适应实际经济生活要求的政治能力之限度了：
　　“赤塔有一华侨旅俄东部西伯利亚总联合会。在后贝加尔省共有分会十二处，侨商总共有七万人，赤塔当地有四千多人。那时华侨的商务，屡经战争，已很凋敝；到满洲里的交通断绝已久，侨商所有货物，都是旧存的。如其再有半年，交通不能恢复，赤塔以及各地华人商铺都得倒闭。至于中国侨商，在此地的自己颇能维持秩序——据他这样说。以前捷克斯拉夫，谢美诺夫，日本人一直到现在的多数党政府，无论那一种当权的人来，都和华侨会联络，信任他们。华侨会向来能自己组织巡防队之类的商团武装起来抵御红胡子。现在——就是我们在赤塔的时候——有些红胡子却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然而无论如何，华侨会必定竭力维持‘国人’的利益。我们华侨会费尽心血，却还要听许多闲话，也真难说了。”——这却是的确的。我就听见许多穷苦的华侨，华物被赤塔政府依官价征收去了，官价一时发不出来，华侨会，赤塔中国领事又不肯认真帮他们办交涉，因此怨骂华侨会和领事。华侨会本身的组织本是代表“有”的阶级之利益的，“有”得愈多，愈能被选为会上的职员，——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功能，也无足怪。所以当此赤塔政府下令调查呈报商货的时候，华侨会又和领事馆联合竭谋抗议，保护“他”一阶级的利益。华侨在赤塔很有经济上的势力，和当地的俄国人民利益相容，很倾向于共同对于新政府表示他的政治上外交上的能效呵。

一一

　　到赤塔后，又是迟滞不进。领事往北京，莫斯科两方面所发电报，等来等去不得覆音。时时听欧俄危苦的传言。车子一时没有前进的希望。于是我们三人中又发生改变计划的问题。在哈尔滨时亦因迟迟不行，想留哈研究俄文和共产主义，开春再定计划。到此听说赤塔亦可以找一私家（Pension）寄住，于是又发生这一计划。想在赤塔住下，研究远东共和国的政体及共产主义，俄文俄语也可以有练习的机会，这是我和宗武两人的办法。至于颂华呢，他不习俄文，就想回国。此行沿途都有阻滞，也真焦闷。幸而后来机会好，不然，目的地恐怕就此走不到了。
　　在此等待期间，除为社会生活调查之外，也曾访问远东政府的要人谈话。最初我们在远东电信通信社遇见一波兰兵官，他稍懂得几句英文。彼此谈起来也很有趣。有一天我们在远东电信通信社谈着，和通信社里几位记者说起中东路，他们说，我们最好见一见交通总长。波兰人欣欣然的说道：“我介绍你们去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Chatoff）的办公室，空堂堂的一间屋子，疏疏朗朗排着几张椅子。波兰人不脱帽子大氅，拖着泥腿的烂靴，一闯一闯的就进去了。他坐下，就伸手拿沙都夫桌子上的烟，说声：“Mojeno？”（可以么？）就抽起来了。我和颂华两人就和沙都夫谈话。沙氏能说英国话，盛气凌人的说：“请发问罢！”我们申述来意并说关于中东路问题，哈尔滨工党联合会会长也屡次和我们谈及，我们表同情于革命的俄国劳动人民，总算还能代表他们正当的利益，在中国舆论界上说几句话，此来经过赤塔，还要到莫斯科去呢，——愿意知道知道远东新政府对于中国中东路的政策。他听说着，“总长”的气焰渐渐低下去，才和和气气的和颂华说：“中东路，赤塔政府决定主张以条约的形式归还中国，中俄有密切的邦交，必须协力抵抗日本的帝国主义，中东路一旦落于日人之手，大非远东各小弱国之福……。”我们辞别出来，第二天又由波兰人介绍见食粮部总长葛洛史孟（Grosman）。葛氏很直率，有诚意，和我们解释新政府在食粮上的社会政策：“俄国认中国为全世界最亲密的友邦，愿意和中国为同盟国，——远东共和国尤甚，——竭诚希望和中国通商，不过俄国因为久受封锁，货物甚少，容易发生投机商业，所以不得不以食粮等营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凡是商人都必须呈报存货的数量，并受政府监督卖价，中国商人如能遵守这两条件，尽可自由营业。就是日本，亦可以和他通商，只要他抛弃侵略政策。商业之必须受政府监督，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远东国体本是民主共和国。不过投机商人私藏货物，市面上缺乏的时候，再高价出售，贫苦的劳动人民，就要受饿……”葛氏一面和我们谈话，一面办公事，忙碌得不堪。我们同着波兰人出来。波兰人扬扬得意说道：“你看！我们这里非常之自由平等，‘我要见总长就见总长’，可不是么！”
　　当时远东共和国新成立，国民议宪大会方在召集，暂时只算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克腊斯诺史赤夸夫（Krasnochtchekoff）兼国务总理。我们到赤塔已两次求见，他正有病，不能会客。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方是新年，忽有外交部部员传信给我们，说总理请见。当天晚上，我们到他家里就在外交部。融融的灯光，映着丝罗的帷幕，穿过客厅，转入卧室，迎面来一晚装轻盈的少妇，——克氏的夫人，说着很纯熟的英语，和我们说，克氏有病，请勿过于多谈，恐怕他劳神。我们进卧室之后，见克氏躺在卧榻，很魁梧的体干，刚直的面貌，不像俄国人，却大有美国人的风度。我们问他的问题，早已交给他秘书。他虽觉精神不十分振作，却一一回答我们的问题，丝毫不棼；——最主要的意思是：“远东政府，虽共产党在内，然依本国经济组织，决采共和民主政体，不日召集国会——‘国民立法大会’——着手于新国家之建设事业。远东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是一协约的同盟国，一切自主，唯外交得与莫斯科政府协商。对于中国，竭诚希望缔结密切的友谊的条约……”其余无关紧要，已有颂华的通信，此地再多谈，也无意味。克氏谈吐非常之诚恳，说到意思重要的地方，虽言语喘急，还尽以英俄文重复再四解释。时候已是九十点钟，我们道谢告辞出来。秘书对我们说，他们的国民立法大会，是采普选制的，凡十八岁以上的男女，不论财产的多寡，都有选举权，这次选举，共产党很有把握。
　　“社会生活切近的感受，再比之于‘外交式’的考察，使我得一结论：如其仅仅为政治外交上的交涉，大关节目的考察，或是有了‘抽象名词爱’的社会调查家，那么，就是重要人物的谈话，参观，访问也就足够足够了，——况且这是‘新闻记者’的责任；假使除此之外，还想为实质社会生活的了解，要了解人类文化意义之切实隐掩的深处，以至于人生的价值，个人与社会间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结构，那就不如以一无资格的‘人’，浸入于所要考察的社会里，一方面又得于考察时，提出自己的观点，置之于可能的最高限度的客观地位上，然后所得才能满足自己的希望，宁可比较的不完全些，不广泛些。”——所以我决定从此多留意我自己冥求人生问题答案的目的，至于“新闻记者”的责任，只能在可能的我的精力限度以内略略尽一些罢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赤塔后，一晃又是十多天，虽则我们一方面为社会生活的调查，一方面做新闻记者“官样的”事务，足以安慰我的“失业苦”，然而我们同领事同行，同住在一车上，谈及中俄外交，所聆诸位领事的清教，又是“纯粹的中国式答案”：一面说得太抽象的，无着落的结论——“贪”“廉”，“爱国”“卖国”，这公使是“好人”“坏人”；一面又说得太具体的，无原则的事实——“俄国人不请吃饭，看不起他，”“俄国不信他的话，什么什么事不和他表同意。”不能回答我，中国外交界方面在某一时期，处什么地位，取什么态度。（譬如说：克伦斯基政府时，中国公使是中立，还是承认？）亦不能回答我，中国外交方面对俄革命有什么具体的意见，留俄华侨当如何处置。（譬如说：陈领事去莫，将行使何种职务，负何等外交上的责任？）亦许他们掩藏，而实在我们自己也不懂。同时，日常一处起居，无谓的应酬话：“我在北京那天打麻雀输多少多少……”等，——这是我所谓中国式的实际社会生活，——因为彼此渐渐亲狎，也就得费许多宝贵的光阴去听他。可是就中却知道了中国外交界几件逸事——笑话！
　　陈广平领事在哈尔滨时，预先付印留俄华侨的护照。那一天护照印好了，印刷局的人送来，陈某赶紧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把他收起来，锁好，又打开，打开又锁上。到了晚上，陈某又把箱子打开，翻看护照，忽然拿着一张，一掀一掀的给刘守清看，说道：“到了莫斯科，这就是钞票呵！”护照费的意义原来如此。我现在想象，他说这话时的笑容，还俨然如在目前呢。
　　那时的赤塔管尚平领事，以前在伊尔库次克领馆里，因为和馆员分护照费不均匀，相打起来，因此撤差。现在在赤塔和商会（华侨会）倒还合得拢。反正赤塔亦没有别国领事，尽他一人，和远东搅罢。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和我谈话，灰白色的头发，皮笑肉不笑的脸，打着无锡调的官话，和我这常州人谈话呢：“赤塔这样乱，幸而好，侨商一毫没受损失……幸而好，……哈哈哈！”唉！官僚！官僚！
　　这种绝对两个世界的人，——无经验的青年和陈死人的官僚，——相处在一起，日日谈些面是心非的话，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很大，却还可以借此一窥中国旧生活的内幕。赤塔的生涯也便如此。寒风凛冽，西伯利亚的色彩已鲜明了；“民主共和的”中国的代表，亦决定日期起程前去，叩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俄国的大门了。一九二〇年完了；一九二一年开始了。赤塔车站上鲜明的中国国旗，时时映照“民主共产”的远东之穷苦国民的颜色，他们寒颤颤拥着泥烂敝裘，挽着筐子篮子，对着“银烛”高烧的中国专车，闻着“朱门”的酒肉臭呢。“中国人过年了。”在这时却还要些点缀，赤塔领事馆和莫斯科领事循例道贺。这还不算。“中国的”消遣品——麻雀牌，牌九之类——非得请出来“以光佳节”不可！于是我更落于精神的监狱里：一面不得不应酬应酬他们，一面心上挂念着种种须整理的材料。
　　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我们许多书籍杂志，我在他们赌博的余暇中，勉强翻阅翻阅。所得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如第三国际之杂志《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史》等，披阅一过，才稍稍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新年过了，一月四日，启程的诸事停妥，又开车西进。一切停滞的计划都打消，安心向目的地进行罢。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

一二

　　阴沉的天色，几万里西伯利亚的广原，蒙着沉寂冷酷的雪影，寒意浸浸，天柱地轴都将冻绝。“冷酷”“严肃”的天然隐隐限制生活之迫促，虽令人失冥幻想象的乌托邦乐及优游余暇的清福，却能消灭“抽象名词爱”的妄想的所谓智识劳动的奢侈毒。宇宙的本质结晶于假设的现实世界，——生活的意义只有两端：在此现实世界内的世间生活，与超此现实世界上的出世间生活。如其无能力超脱一切，就只能限制于“现实”之内，第六识（意识）的理解所不能及之境界，却为最浅薄最普通的“现实感觉”所了然不误的。显现生活的情感（空气atmosphere），虽不与人以切实的了解，却也不生意识上的错觉。传达思想的文辞（理论），表示情况的名物（事实），却都只能与人以笼统抽象的概念，不见现实生活是绝对不能明白了解的，而且常常淆乱人的思断。人类表示思想，传达事物的言语文字本来只能在某一限度内抽出一相对合于“现实”的概念，因此思想的本身也受这“惰性化”的影响，只凭主观概念中的理解去思索论断现实生活。——于是往往使现实生活堕于抽象的恶化。“当使现实了然显现，以立真理之世间的一方面，必须令理论的文辞，事实的名物服从于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因得自此映现的情感之助，而能驾驭得住文辞中的理论及事实之抽象性。”身离赤塔，不日入“赤国”，我实行责任之期已近，自然当立此原则。从此于理论之研究，事实之探访外，当切实领略社会心理反映的空气，感受社会组织显现的现实生活，应我心理之内的要求，更将于后二者多求出世间的营养。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干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堂罢。
　　寒气浸浸的车舱里，拥着厚被，躺在车椅上，闭眼静听，澎湃的轮机声，怒号的风雪声，好一似千军万马奔腾猛进，显现宇宙活力的壮勇，心灵中起无限的想象，无限的震荡；一东方古文化国的稚儿，进西欧新旧文化，希腊希伯来文化，剧斗刚到短兵相接军机迫切的战场里去了：炸爆洪声，震天动地，枪林弹雨，硫烟迷闷的新环境，立刻便震惊了“东方稚儿”安恬静寂的“伪梦”。——新文化的参谋处，一面要定攻击西欧旧文化之战略，一面要行扑灭东欧半封建文化遗毒的抗拒战斗力之计划。正是军书旁午千钧一发的时机，何况战略的玄妙在于敌人反抗力之利用，新建筑的构成在于安顿基础之苦功，请看他所负责任的重大——全人类新文化的建设！他所为工作的艰苦——数十重“文化落后障碍物”的排除！无怪搏战所用的力量如此之重，战争过程活现得如此之剧烈。“东方稚儿”！你只待春梦初醒，冷眼相觑，那战线渐渐展开，炮弹远度之所及，不由得你不卷入旋涡呵！
　　四日离赤塔，当晚到上乌金斯克。睡梦之中，听见上乌金斯克华侨商会会员上车来见总领事，诉说那地方红胡子哄着俄国多数党反对商会，派兵搜查，诬蔑商会长，剥去上下衣勒索，要求总领事办理。他们絮絮叨叨咕噜着，那实实在在中国北方人的笨声音诉说个不了。——这件事后来不知道怎样结果。五日深夜到色楞河边，远东及苏维埃俄交界的地方。到此一带真是黑暗阴幽的所在。现在在政治地理上是民主的远东国与苏维埃的俄国交界之地；文化上是东西杂色的俄国积极殖民地文化，与北方中原的中国消极殖民地文化融会之处。经连年战乱，刚刚平定，奄奄一息，正如久病之后，勉强得一点生机，元气亏耗，病根还没有全去，未来的命运恰在当地劳动人民之手呵。“查票了！护照，护照！”寒梦惊醒，黯黯的烛影，寂寂的风声，车已停住，听着窗外轻轻的一阵一阵雪花簌簌的飞转。人声嘈杂，车上的人都检护照。我出来把护照验过，深夜寒甚，又复睡下。听着隔舱人声，似乎查票的没有走。朦胧睡梦中，只偶然听到断断续续的谈话：“这是什么？有Cognac（白兰地）！”——听着一人答道：“有便怎么样！这是外交人员的特权……你想……我不……”这确像是中国人说俄国话的声音。接着极粗笨的俄国人声音，声浪很重，可是语音模糊：“……你们中国……没有；我怎么没见上面来电……本来不能放……”——“怎么样？”寂然半晌，语声不可辨。忽听又一个俄人的声音：“我们打电到伊尔库次克……走罢！那边自有办法。”天色渐渐明亮，车又开了。
　　六日清早醒来，已到美索瓦站（Mezovaya）。极望一片雪色，浩无边际，道旁疏疏落落几株槎杈的古树带着雪影，绝好一幅王石谷的《江干七树图》。车进站后停下，就有三个中国人上来求见总领事，说他们许多苦状。美索瓦是苏维埃俄东方边境第一站，到此当换车头，原有车头要退回远东，所以车停足有四五点钟。因此那三个中国人要求总领事接见当地全体侨工。总领事极力安慰，说“不好太费事”。我们顺便和那三人谈谈。美索瓦有中国侨工二百多人，大概都是做苦工的。他们说着，颜色凄然：“……不能回去，有什么法想呢！一个月我们现在得了三十斤黑面包，只够半个月吃。大家都得做活，不做活的呢，更坏！‘登’上大狱。要到别处去也很难……”
　　车停在站南头等着开发。我们在车里吃饭，旁边走过去好几辆运兵的车，一个一个，穿着褴褛不堪的兵衣，顶着油腻污秽的皮帽，都伸长着颈项看中国专车里的白米饭，牛肉，白菜呢。过了一会，一辆车停住在我们车窗前面，就有几个兵向我们车窗里做手势要香烟吃，我们给了他们几支，千谢万谢着去了。
　　我们的车原是因为误了趟，远东交通总长沙都夫特派一单车头送过来的。车手得到了美索瓦站站长另派车头引车西去的消息，他就上车来道别，回赤塔去，要几支烟。他说：“可怕可怕……生活真难呵！我一个月薪水七百元苏维埃卢布，买一盒洋火倒要二百元。”
　　“赤色”的火车头来带着我们的车进苏维埃的新俄了。七日一清早，朦胧睡梦初醒，猛看见窗外一色苍白，天地冻绝，已到贝加尔湖边。蜿蜒转折的长车沿着湖边经四十多个山洞，拂掠雪枝，映漾冰影，如飞似掠的震颤西伯利亚原人生活中之静止宇宙，显一显“文明”的威权。远望对岸依稀凄迷，不辨是山是云，只见寒浸浸的云气一片凄清颜色，低徊起伏，又似屹然不动，冷然无尽。近湖边的冰浪，好似斗奇石突兀相向，——不知几时的怒风，引着“自由”的波涛勃然兴起，倏然一阵严肃冷酷的寒意，使他就此冻住，兴风作浪的恶技已穷，——却还保持他残狠刚愎倔强的丑态。离湖边稍远，剩着一片一片水晶的地毡，澈映天地，这已是平铺推展的浪纹，随着自然的波动，正要遂他的“远志”，求最后的安顿，不意不仁的天然束缚他的开展，强结成这静止的美意，偶然为他人放灿烂突现的光彩。凄清的寒水，映漾着墨云细雪，时时起无聊畏缩的波动，还混着僵硬琐碎的冰花，他阵阵的绉痕，现于冷酷凄凉的颜面，对着四围僵死冻绝的乡亲，努力表示那伟大广博的“大”湖所仅存的一点生意：“呵！不仁的‘寒’神震怒，荡漾狂澜几乎全成僵绝的死鬼，所剩我这‘中心’一毫活泼的动机，在此静候春风；和煦的暖意，不知甚时才肯惠临……”

一三

　　七日下午三时车到伊尔库次克，站长命令教把中国专车摘下来，停在车站尽头。随即上来了几个人，口称得到边境来电，中国专车带有秘密文件，须得扣留检验，扰扰半天，查不出什么东西来，刘守清又骂了他们一顿，才算掩旗息鼓的下去了。那副领事刘守清气狠狠坐下说道：“他们现在那里来这许多犹太人，真歪缠得很！这还不是那天要白兰地没要着的小子弄的鬼么？今天一闹又闹晚了。明天非得去找当地的外交当局不可。”我听了才想起那天晚上听见的谈话，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在内呢。车离车站足有四分之一里远，我只听得他们来来往往的上车站打电话。到晚上十二句钟才听说，电话打通了，那边认错，答应好好接待，一有通车，就可以挂车前进，只待明天当面再谈一谈罢了。大家的疑虑才烟消云散。
　　冷清清漫天的雪色，镇着死神似的沉寂，清早的严寒，掩没了熹微的晨光，云影滞凝，死也不愿开展，反令人觉着死沉沉的暮气。只有那疏疏密密的枯枝，时时战颤，忍着百般痛心切骨的苦恼，静待遥远未来的春意呢；偶然残酷的北风拂拭簌簌的雪响，好一似力尽声嘶，耐不住疼痛，突然漏出一些畏怯的呻吟。车站外长河已经冰冻着一半，架着木板的码头，满盖着冰雪。从此桥渡河进伊尔库次克城，一走尽桥端，上“苏维埃渡船”，一只小小的火轮，也已征收公用，不费渡钱，可是不但桥上冰滑，再三再四几乎滑下冰里，就是船上也是污泥痰秽，烟气迷闷。站出船头，宁任寒战风侵，也比闷闷的站在舱里好些。回看阴阴凄凉的天色，近车站高岗上的树影，还远远的含笑点头致意呢。我同刘守清渡河，经此二十分钟就到“彼岸”。刘君想找西伯利亚外交委员，我也得去验一验我们来俄的种种文件，——得知道知道他们招待的态度。上岸之后，只见荒凉的街市，一片雪影，足迹都非常之少，可怜的店铺掩着双扉，从外面看去，好像都是没人住的。沿着道旁慢慢的走，偶然遇着行人，问一问街道，大概都不能清楚回答，走得精疲力尽，想找一辆马车，也找不着。转过三四个弯，远远一条长街只看见三四个人，蹀躞着，缩头缩颈歪斜着走；却有一辆冰橇停在路旁，我们赶紧去问一问，要的价钱贵得可怕，不能坐，又往前走。好容易问着一人同到外交委员家里。我们一进院子，看见一女郎穿得很整齐华丽（那一天是希腊教耶稣降生节），自己捧着木柴拿斧子在那里劈呢，院子东角上两间小屋前站着两个人，远远的看不清楚。忽然听着中国话的声音，抬头一看，那两人已经走近，原来是中国人。我们正在谈话，听得那女郎高声叫道：“华西里（中国人的俄国名字），唉！帮一帮我，Radi Boga？（意为‘看上帝面上’——俄国俗语）”那一中国人就去帮他劈柴；还剩一个，拼命的拖我们到他屋子里去，他媳妇也是俄国人，出来见我们，彼此问长问短。他们同外交委员住一院子里；外交委员住“上房”，他们住“下房”。那天外交委员不在家，只得留话便走出来，同着那中国人，找到留伊的副领事薛君处。
　　现在已经进了俄乡了。俄乡的滋味却还没尝着。可是，在伊尔库次克，赤军刚刚占领不到半年，兵燹之后，余烬还没全熄，一切建设都还在草草初创，或者一毫都没动手呢。那地经济状况，在那时为全国最窘急的地方。他们在薛君处第一次吃着“苏维埃的黑面包”，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人尝过的，也没有一人能想象的。可是那天席间还有些鸡鱼。据他们说，布尔塞维克来了之后，商业一概禁止，这是乡下有熟人偷买上来的。我们因问起工人职员（官吏）的生活，据说口粮分好几等：从每月十五斤（俄一斤抵中国一斤之四分之三）到每月四十五斤黑面包。薪水最多的不过八千卢布，依那时卢布的行市只抵到中国的八角钱。吃完了饭之后，觉着身体轻松了好些，冷风里跑了三四个钟头，得在软椅上躺着，又饱又暖，听着桌上“自暖壶”细细的私语，随意谈话，听来都感新奇的奇闻，这也是饥寒之国的一瞬间的乐趣。薛君所住的房屋，还有一工程师及一中国医生；电灯房费都很便宜，房子是后来简直完全免费了。他们介绍我见那工程师，走进屋子，只见烟沉沉的依稀映着一老瘦的人面。旁边还坐着他几个亲戚——女人，工程师恭恭谨谨的请我们坐，我心上想：今天第一天进赤色的苏维埃俄国的城市——饿乡，怎能不知他们主张“饿”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观，因问工程师是不是共产党。工程师放下烟斗，破壳的喉咙里发出嘲笑的声音，而又带着愁惨的声调，说道：“我？共产党！咦！”旁边有人插嘴，指着一女郎道：“他是共产党。”我就回身问他共产党的党纲；并看他脸上涂脂抹粉的，很可笑的形容。那女郎楞着，只是笑，勉强说着一两个字，又顿着不说，似乎害羞不好意思。工程师抢着说：“党纲好极了！好极了！可惜梦想，幻想；枪，监狱，监狱……”老工程师在铁道局办事，屡次怠工，唾骂布尔塞维克，下狱三四次，依旧如此，劳农政府没有技师，也只能听他。他又说：“乡下人的鸡鱼鸭肉一概都行集权制，怎么办得了，又不准做生意。办事的人才有饭吃，不办事的，——也许他不高兴，——可不行了。好罢，看着罢！究竟怎样…”可惜他所说都是零星片断，不能给我一明晰的观念。那天谈着，不觉得已经是晚上八九句钟了，辞了主人就回车上。
　　九日上午八时，一切都已接洽妥贴，开车。在伊不过两日，只得一闪烁的印象，一切还留在我幻想中。社会的实际生活，卖书买面，极普通极平常，不如理论的深奥万倍，粗看虽只见“黑面包”一极具体的事实，而意味深长，要了解他须费无限的心灵之努力。——反不如社会主义深奥理论的书籍容易呵。冻澈的轮机声随着我的幻想颤动，从此又西去了，渐渐的入欧俄了。
　　十一日过乌客（Uk），砦木沙尔（Ｚamzor），十二日晚过克腊斯诺雅尔斯克（Krasnoyarsk），十四晚过新尼各拉叶斯克（Novo Nikolaevsk）——正是俄历新年，在车里亦没能看一看俄国旧俗，十五日过发腊宾斯克（Farabinsk），十六日到沃木斯克（Omsk）。沿路车行甚慢，只有漫漫的雪色，阵阵的风声。到沃木斯克又要办交涉，因此再停顿。
　　车站上行人很多。我们上站走了一走，离站不远一荒场上聚着许多人，似乎是市场，我买一盒俄国烟，价值倒要一千七百五十卢布。市场上的俄国人都穿得褴褛不堪，看见中国人来都围着兜卖。遇见一中国工人，谈起来，说是：一九二〇年春天那地方还可以做小买卖，后来全充公了，强逼做工，一天一斤半黑面包，现在商业禁止，这市场上的小买卖还可以做，可是从前每每因为工人缺乏，全市场都赶进工厂做工，这两天才稍为松些。中国人有二千多，新尼各拉叶斯克有四五百，做工还好，不做工的很苦，也只得偷做些生意。华工会发的护照勉强可以保护工人，可是非钱不行。我听着有无限的感触；极目荒凉，黯黯的夕阳，投着散乱的人影，寒气浸浸，回头一看，已经满身都是霜了。
　　在伊尔库次克时外交委员答应打电到沃木斯克可以领些食物，到此交涉好久才出官价二千多卢布买了面包牛肉鸡子等。可是当天（十六日）晚上，车停在车站尽头，我们货车上的锁被人扭断，偷去面十铺德，陈广平咆哮大怒，噪了半天，也就无法可想了。
　　十天以来我的生活一发无味枯燥。西伯利亚快过完了。生活上的感想，只觉得全宇宙盖满了阴沉沉的肃气。我主观的人格抑郁到极处，应当豁然醒悟：请看恬静可爱的“俄国乡下人”百年来奋斗争取自由……到现在不容他口口声声否认，不得不承认外围的社会力。梦想！幻想！离社会求个性，个性在什么地方呢！
　　社会是整个的具体的，假使了解他，或者还嫌“社会”一字，抽象的名词为多事呢。西伯利亚中世纪的社会，半封建的经济组织，离共产主义有多远！俄国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力竟渐渐的侵犯蚕食他。我只见实际生活：俄皇政治，欧洲大战，国内战争，在宇宙的大海内涌起巨波，震荡西伯利亚的小舟。社会革命，俄国的社会革命，不是社会思想的狂澜，而是社会心理，——实际生活“心”的一方面，——及经济生活，——实际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映成的蜃楼。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
　　“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是极粗的现象。”西伯利亚的人民在严厉的教师之下，自然的学习呵。
　　主观的我在客观的物之中，何容你呓语连篇的求解放呢。

一四

　　十天以来，伊尔库次克暮霭沉沉中的晚钟，沃木斯克追赃查贼时的骂呓，沿途褴褛瑟缩的人影，车行风掠雪碾的厉声，中古神教威权的想象，现代国际公法的痴念，远东泰西西伯利亚人文的混合，帝国主义狂暴之下的呻吟，人类文化热病之中的喘息，——一切一切融和会杂复映而成我的心灵之印象。亲亲热热抱着这一印象来到“现代的文明的”欧洲之遥远荒僻，“现代性”（contemporanéité）色彩还很淡很淡的边境，——十八日离沃木斯克，二十日到都明站（Tiumen），欧亚的交界。当晚到嘉德琳堡（Catherinburg），那地矿产非常之丰富，宽洪大量的“天然”，含笑看着：人类因“家事”扰攘，蜗角牛斗，还竟没闲暇去聘请他（“天然”）以奏天下太平的盛乐呢。依稀恍惚的幻想，伴着震荡飞掠的旅梦，掩没在寒衾里，二十一日清早醒来已在乌拉岭（Ural）上郭同站（Kordon）。白雪四山掩抑那丰富的“天然”，不见无产阶级实业家的轮椎，却只见诗人呼啸清新的美意。
　　长林迥密，随着高低转折的峰峦，蜿蜒漫衍，努力显现伟大雄厚的气概；闪铄晶光的雪影映射着寒厉勇猛的初日，黯云掩抑依徊时，却又不时微微的露出凄黯的神态；松杉的苍翠披着银铠晶甲的圣衣，固然明明轩昂有骄色，表示他克己能耐忍受强暴的涵量，倏然忽起狂吼的怒风，号召四山的响应，万树枝头都起暴动，簌簌的雪花不由的纷纷堕落，虽则越显得寒厉的“冬之残酷”，然而散见零星的翠色，好一似美人的眉飞目舞，已确然见温情蜜意的“春之和畅”之先声。一干一枝拥着寒雪，只觉得冷凄凄的外围掩抑他的个性，渴望和润的幻想虽充满了他的内力，究不敌漫天盖地宇宙的伟力。等到万树长林，震荡巨波泛滥的风暴，才能群起蜂涌，摇展飞动。其时虽得不着内力充分的发展，——本是盲然蠢动，何尝立刻得饮春风中的甘露，却也如巨潮澎湃，嚣然不可复当，暗示天意的回转。何况他们占东半球大陆的领袖地位，据高临下，安镇乌拉岭崇峻的峰头，为大地之脊，上接飞舞的长云，下临寒澌的小流，暗示全世纪以宇宙伟大的动力呢。
　　长蛇蜿蜒的火车在乌拉岭上缓缓的游行，山色清新时时投入车窗，成飞掠转折翠白相间的画影。顺山麓西下的时候经一小站。在山凹密林的中间，当窗突然显现可爱的俄国乡村。琐居复凑的木屋，盖着一片白雪，中间矗立希腊教堂的塔影，铜顶的光彩光铄不定，和四围万树的雪枝相语，只有午钟初动，传响山壑时，突然打断他们密密相诉的情话。车窗外有一老人，掘着铁轨中的死雪，模糊的须影里露着忠诚朴实的面貌，披着破旧油腻皮氅，把着铁铲，勤勤恳恳的一铲一铲抛那雪块。笑嬉嬉手搀手飞跑来了两个小孩，约摸七八岁。老人似乎和他们说着几句话，一个小孩就拿起雪铲帮着铲雪，那一个两手捧着雪块搬运；大约有十几分钟，铲雪的放下铲子，从破口袋里掏出来一块黑面包，捧雪的忙忙的抛下雪块赶来要着半块面包；两个小孩相对着吃，笑嬉嬉的似乎谈什么事情；忽然捧雪的捡起一块雪掷去，掷在那铲雪的肩上，两个又扭在一块，相打起来；一个翻倒在地，一个往前就逃，翻倒的站起来就追；那时老人举起铲子，只看见他蓬松胡须的嘴唇乱动，似乎说着一大篇话似的，小孩子却头也不回。我正看得出神，忽然“嘟”的一声汽笛，车已动了，那老人和小孩都渐渐不能看见了，只有那老人体力工作时和蔼沉静怡然自乐的笑容和小孩子活泼天真的神态，还在我心里留一印象。
　　二十二日晚下乌拉岭西麓。经小站，有一俄国村妇携着一筐鸡子要换食盐，——我们带的盐却很少——只得出三万苏维埃卢布买了他一百枚。问他为什么不愿意要钱，他说：“这样的布尔塞维克的钱有什么用处，反正什么也买不着，只有外国人带点子‘product’来就换些用用。盐呢，糖呢，布呢，少得很呵。那……那花花绿绿的纸票，干什么！我们自己也是拿东西换东西，‘上面’还不准呢。”从此往西，每站都稍须有些东西买，只算是偷做的生意。伊尔库次克到乌拉岭，沿路火车站上是绝对没有小买卖。到此才见物物交换的原人经济。此后共产党改变经济政策，三年来喘息方定，才着手于经济改造，经济组织因工商业的恢复，或者渐渐的进步到现代的文明，建筑起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这已是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的话。）那时呢，还只见一般可怜的“偷做生意者”呵。二十三日晨，经维阿德嘉（Viatka），二十四日到复洛葛达（Vologda）。愈往西愈近俄国的工业区，已出中世纪而进现代，所以西来渐渐觉着有生意，车站上往来的行人也穿着得比较好些，整齐些，不像东西伯利亚的穷窘形状了。简单的物质文明的进步观念，原来在人类文化上有很大的意义的。“克己复礼”爱人如己的废除私有制，唯心的社会主义，究竟只侥幸他身家好，受祖父几世的教育文化，铸成这样社会主义家的慈善心肠，那知就这点教育文化也是唯物的经济组织中剥削劳动而得来的呢。只有这一带新俄罗斯居民，因经济组织的落后，虽政权入了共产党之手，何尝就能全无私有观念的人呢。不仅如此，这一区（欧俄东部）入苏维埃版图，还有十月革命一年及一年半之后。风起潮涌的自由战激励他们驱逐地主，打破封建遗毒的偶像。等到农民得胜，初赖共产党的指挥操纵，分到了土地，小资产阶级心理发现，屡次为白党利用扰攘多时。实际生活的教训和社会心理的内力如此之显著呵。唯心的“社会主义试验家”，也只好干笑罢了。
　　复洛葛达离彼得城六百余俄里（一俄里抵中国二里），是北线（Sieverney ligne）的腰站，从此折往南四百七十俄里就到莫斯科。
　　车轮雷辗，鼓动热烈的声浪，血气奋张，含着不定的希望，舞手蹈足似的前往，经俄国大河复尔嘉（Volga）的上流，铁桥两面，望去已经隐约看得见两两三三的工厂的烟筒。二十五日早起，忙着整理什物，四十多天的火车生活快完了。天色清明，严肃的寒风，裹着拥锦的白云越发谨饬，宇宙含笑融容，都和煦我的心灵，使勿太沉寂。满目雪色长林，欣欣然迎我这万里羁客。苍苍的暮霭，渐渐地漫天掩地的下罩，东方故国送别的情意，涌出一丸冷月安慰我的回望。轮机轧轧，作谐和的震动，烟汽蓬勃喷涌，扑地成白云缭绕；夹着木柴火烬的飞舞，星星在长林墨影冻堤白雪上显现灿烂勇武的“红光”，飞掠的车龙更抛拂他们成万条宛转的金翼。沿铁道两旁，行近莫斯科郊外的地方，夹着两排疏疏密密的雪树，车行拂掠着万条枝影前进，偶尔掠过林木的缺处，就突然放出晶光雪亮的寒月，寒芒直射，扑入车窗，如此闪闪飞舞突进，渐近莫斯科。已经遥遥看见城中电光明处，黑影中约略还辨得出喘息稀微的工厂烟汽。几分钟后已到莫斯科雅洛斯拉夫站（Yaroslavsky Wokzal）。那时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晚十一时光景，太阴历的庚申年十二月十七。寒月当空，嘈杂的人声中，知道已到“饿乡”了。
　　赤国的都城也就是四世纪前俄罗斯莫斯科时代皇朝的旧宫。处于欧洲无产阶级“心海”的涛巅，涌着俄罗斯劳动者心血热浪，颠危震荡于资本主义风飓之中的孤岛已经三年有余了。“赤都”第一夕的心影，留一深切的印象，东方稚儿渐渐自觉他的内力，于人类文化交流之中求一灯塔的动机已开，饿乡之“饿”如其不轧窒他的机括，前途大约就可以见平风静浪的海镜，只待于百忙之中，将就先镇定了原人时代海运的帆篷舵索，稳稳的去探奇险。
　　社会革命怒潮中的赤都只是俄劳动者社会心理的结晶。社会结构的幼稚，或者可以说现代人类文化的程度不过如此，群众心理的表现，大部分还只能如婴儿饥渴求饮的感觉。三年以来，奔腾澎湃的热浪在古旧黑暗的俄国内，劳动者的“生活突现”，就只在勇往直前强力怒发的攻击，具体的实现成就这一“现代的莫斯科”。他们心波的起伏就是新俄社会进化的史事，他们心海的涵量就是新俄社会组织的法式。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心理变迁再变迁，前进再前进，遥远的未来如果能允许俄国劳动者以胜利，也得先立条约：以他们在“实际生活学校”中的成绩作预支“胜利基金”的信用（credit）。
　　赤色的旗帜之下——新莫斯科——只能见很稀很少的唯心派社会主义试验法的痕迹。社会进化史是社会心理变迁的记录，就是只显露情感感觉流动的“阴影”；他不是社会思想，社会学说的学案，并无理性分别计较试验的公式图表，本来群众心理还非如个人心理之有理性意识（第六识）作用的表现。

一五

　　白雪的沉影下，盖着六层的大楼，一面遥对克莱摩（kremlin）皇宫的殿阙，一面俯接帝国大剧院院顶上雄伟的铜马，这是旧时莫斯科最大的旅馆，现时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四层楼上，一间办公室，窗帘华丽而破旧，稀微的雪影时时投射进来；和软的沙发，华美的桌椅时时偶然沾着年久的尘埃，欣欣然的欢迎远客；打字机声滴答答不停，套鞋沾着泥雪在光滑可爱的地板上时时作响；办事员都裹在破旧的皮大氅里手不停挥的签字画押，忙忙碌碌往来送稿；兴兴勃勃热闹的景象中，只有大病初愈的暖汽管，好一似血脉尚未流通，时时偷着放出冰凉的冷气，微微的暗笑呢。这就是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Yason）的办公处。杨松微微含笑对着远来的新客道：“我们这里怎么样！可是很冷呵，你瞧我穿着皮大氅办公呢。中国的劳动人民自然是对我们表很亲密的厚意，可惜协约国封锁以来，谣言四布，他们未必得知此地的实情，或多误会。诸位到此，正可为正直的中国人民一开耳目，为中俄互相了解的先声。我们能不竭诚欢迎吗！不过我们处于极窘急的经济状况，一切招待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原谅。”
　　到莫斯科的第三天就得到外交人民委员会发给的“膳票”，并且派一人同往外交委员会的公共食堂。饭菜恶劣，比较起来，在现时的俄国还算是上上等的，有些牛油，白糖。同吃饭的大半都是外交委员会的职员。我看他们吃完之后各自包着面包油糖回去，因问一问同行的人。他说俄国现在什么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每人除办事而得口粮外，没处找东西吃用，所以如此。“譬如你们这种‘双喜’烟，我已经一年多没抽到这样好的烟了。你们通信，可不要写俄国的坏处呀……哼哼……”他忽然低声的问道：“你们有鸦片烟吗？”……“怎么！竟没有！我听说此地的中国人常常有抽的……”公共食堂是以前的旅馆，外交委员会职员大半都住在里面，却是很方便的。过不到几天（二月二日）外交委员会就派汽车送我们到一公寓。这公寓亦是旧时的旅馆“Knyaji Dvor”。我们三人占了两间屋子。桌椅床铺电灯都很完全。草草收拾整理停妥，房间汽炉烧得暖暖的，吃饭在公寓里有饭堂。饱食暖居，凭窗闲望，金灿灿辉煌的大教堂基督寺的铜顶投影入目，四围琐琐的小树林，盖着寒雪，静沉沉的稳睡呢。这种物质生活的条件，虽然饮食营养太坏，亦满可以安心工作了。我想一切方便，都赖旧时旅馆的结构处置，公共居住公共消费，也可见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打得一好基础呵。可惜三四个月之后，劳农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食粮停发，饮食的方便，在我们公寓里，因此就消灭了。——这是后话。
　　东方稚儿已到饿乡了。回看东方的同胞在此究竟“如何”。我们到莫斯科十天之后，就刚值全俄华工大会。会中从俄国各地到的代表约有近二百人。所代表的人数尽在欧俄的总有四万多。他们有从法国德国欧战时逃回国没成而流落此地的，有向来在俄经商作工的。现在呢，工作的物质生活条件很窘，往往迫得营私舞弊。一百多代表中“识字知书”的很少，可是穿着倒还不错，——真可佩服的中国人的“天才”！然而他们听说我们来了，异常之高兴欢迎。长久不听见中国国内的消息，他们也正如渴得饮。我们随便谈谈国内的学潮，却也只激出几句爱国的论调。陈领事不敢出席，——不知因为什么，——各代表都不满意。会议中的要案，因为当时还禁止经商，大家都想回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回国问题”。——结果都推在领事身上。至于其余的组织问题，乱七八糟，不用说自然是中国式的组织！大会之中我因此得认识些中国侨工，后来也常往来。只可怜饿乡里的同胞未必认所居地为饿乡呵。
　　饿乡！饿乡！你还是磨炼我的心志，还是亏蚀我的精力呢？工作开始了，看着罢。
　　我们的工作条件是不很困难的。杨松介绍我们许多地方，可以搜集材料，访问要人。第一就见着俄罗斯共产党机关报《正道》（Pravda）的主笔美史赤略夸夫（Mechtcheryakoff）。他指示我们参观的手续，一切种种，从他开始。同时东方司还派一翻译郭质生，他懂中国话，生长在中国，所以有中国名字，虽然他不能译得很好，我们也另有英文翻译，亦是外交委员会派来的，自己又可以说几句俄文，本来用不着他，然而后来我同郭质生竟成了终生的知己，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革命中的奇闻逸事。实际生活中的革命过程。因此我们正式的考察调查从那天见美史赤略夸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调查也从那天见郭质生起。
　　雄伟壮丽的建筑，静悄悄的画室，女郎三五携着纸笔聚在一处一处大幅画帧之下。——这是德理觉夸夫斯嘉画馆（Trityakovskay gallereya），我们在莫斯科第一次游览之处。那地方名画如山积，山水林树，置身其中，几疑世外。兵火革命之中，还闪着这一颗俄罗斯文化的明星。铁道毁坏，书报稀少，一切文明受不幸的摧折，于此环境之中，回忆那德理觉夸夫斯嘉（Pavel Mihailovith Trityakovskay，1832—1898，这画馆的首创者）的石像，还安安逸逸陈列在他死时病榻之处，正可想起“文化”的真价值。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社会之文化是社会精灵的结晶，社会之进化是社会心理的波动。感觉中的实际生活教训，几几乎与吾人以研究社会哲学的新方法。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一六

　　荒凉广漠的大原，拥抱着环回纤折的峦谷，冷风凄雨，严霜寒雪，僵绝的冰流澌澌的溅裂，飞舞的沙砾阵阵的扫掠，一切“天然”的苛酷累年积月，层层抑遏，却有兀傲猖狂的古树，翘然矗立于其中。臃肿的伟干，蜷曲的细枝，风伯雹神恨他的猖獗，严刑酷罚一日不离这“天然之叛贼”，飕飕微动就已震颤，点滴僵石，却又木然，唉！积威之下，难道他畏怯至此！年龄无量数，幅员无量大，经受尝试无量苦，——不知道天地的久长，宇宙的辽阔，鳏寡孤独的惨戚。只时时遥拂自己的万里长枝，零星琐叶，从容徘徊于此惨忍不仁的“天然”间。似乎是已经老态龙钟，枝叶委琐，雨侵虫蚀，靡靡难振，然而又未尝闻斧斤之声而有丝毫转侧，受啄木之喙而起细微呻楚，确也崛然强项。只有凄微的风色，匿黯的日影，重云摩顶，孤鹄啼枝，添绘了几许悲愁的景象！回忆小阳春时几微流转些将近暖谷的和风，偶尔沾惠些尚未凝霜的甘露，虽则凄惨依然，预觉“严冬之恶神”狂暴，却还有余力作最后的奋斗，试一试防御的战术，居然能及时自显伟大的“春意之内力”；那时何等光荣！殊不知道一切都如梦呓，到而今枉然多此悲叹。然而！然而这春意之内力，他是自信的，不过何日得充分发展，何道得出此牢笼，他那时也许未尝想及。然而……然而他是自信的，神圣的古树呵，自有他永不磨灭的自信力。
　　果不其然！在荒原万万里的尽端，炎炎南国的风云飚起，震雷闪电，山崩海立，全宇宙动摇，全太阳系濒于绝对破灭的危险恐怖，天神战栗，地鬼惊啸。此中却还包孕着勃然兴起，炎然奋焰，生动的机兆，突现出春意之内力的光苗，他吐亿兆万丈的赤舌，几几乎横卷大空。我们的老树，冰雪的残余，支持力尽，远古以来积弱亏蚀，——况且赤舌的尖儿刚扫着他腐朽的老干，于是一旦崩裂，他所自信的春意之内力，趁此时机莽然超量的暴出，腐旧蚀败的根里，突然挺生新脆鲜绿的嫩芽，将代老树受未经尝试的苦痛。
　　可惜，狂波巨涛，既卷入深曲的港湾，转折力尽，又随“天然”的惰性律而将就澌静。赤舌的光苗于此渐黯渐黯。他国新林中的鲜芽受不足春之热力，又何从怒生呢？孤另另这一棵古树中的新枝，好不寂寞凄清。何况旧时残朽的枝叶，侵蚀的害虫，还有无数的遗留，苛酷的天然，依然如旧，或者暴风霹雷之后，天文的反动，更加暴虐苛刻，冷酷非常。春意的内力呵！你充满宇宙，暂借此一枝不自然，超其能量而暴发的新芽，略略发泄。还希望勇猛精进抗御万难，一往不返，尤其要毋负这老树兀岸高傲的故态呵！

跋

　　几世纪几千年的史籍，正象心血如潮，一刹那间已现重重的噩梦，印象稀微，何独不因于此。人类社会的现象索回映带，影响依微，也不过起伏震荡于此心波，求安求静，恃生活力为己后援。一切一切都放在这“实际上，好一似群流汇合于心波的海底；任凭你飞溅临空，自成世界，始终只成一抽象的空间之点，水落时依然归于大空，不留半毫痕迹，那时自知框然。
　　心海心波的浪势演成万象，错构梦影。醒时愈近，梦象愈真，亦许梦境愈恶。心海普通圆满，心波各趁奇势；所以宇宙同梦，而星神各自炫耀他自己的光彩。其中梦短者不必多羡长梦中的“旧时歌舞”，已可先见后来恶鬼的狞脸：——只须经过中加速几秒，跳过几重类似的梦影，——咱们同梦者还得同醒。假设心海的波涛，展荡周遍，“趋平”之机成熟，这自然是可能的。
　　唉！资本主义的魔梦，惊动了俄罗斯的神经，想求一终南捷径，早求清醒。可惜只能缩短分秒，不容你躐级陟登。西欧派斯拉夫派当日热烈的辩论，现在不解决自解决了。中国文运的趋向，更简直，更加速，又快到这一旧步。同梦同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在俄在华原是一样，少不得必要打过这几个同样的盘旋。
　　我这东方稚儿却正航向旋涡，适当其冲，掌舵得掌稳才好。我还有我个人心理的经过，作他浮浆前依拂的萍藻，更成交流中之交流；必得血气平静，骇浪不惊，又须勇猛镇定，内力涌现。
　　我寻求自己的“阴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何况孑然飘零，远去故乡，来此绝国，交通阻隔，粗粝噎喉，饿乡之“饿”，锤炼我这绕指柔钢，再加以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一切，人间的关系都隔离在此饿乡之“乡”以外。如此孤独寂寞，虽或离人生“实际”太远，和我的原则相背，然而别有一饿乡的“实际”在我这一叶扁舟的舷下，——罗针指定，总有一日环行宇宙心海而返，返于真实的“故乡”。

1920年10月稿竟。

　　这篇《游记》着手于1920年，其时著者还在哈尔滨。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而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因工作条件的困难，所以到1921年十月方才脱稿。此中凡路程中的见闻经过，具体事实，以及心程中的变迁起伏，思想理论，都总叙总束于此（以体裁而论为随感录）。至于到俄之后，这两部分，当即分开。第一部分：一切调查，考察，制度，政事，拟著一部《现代的俄罗斯》，用政治史，社会思想史的体裁。第二部分：著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琐闻逸事，拟记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记，笔记的体裁。只要物质生活有保证，则所集材料，已经有极当即日公诸国人的，当然要尽力着手编纂，在我精力范围之内，将所能贡献于中国文化的尽量发表。成否唯在于我个人精力能否支持，——可是我现在已病体支离了。

瞿秋白志于莫斯科Knyaji Dvor，病榻。
192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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