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为什么需要辩证法？为什么是现在？或者说，如何在资本主义现在中研究共产主义未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2003）

【155】

　　从公有地上偷鹅的男人或女人
　　遭到了法律的监禁，
　　而偷窃公有地的大恶棍
　　却公然逍遥法外。

　　——无名氏，15世纪，英国

一

　　公有地当然是村里每个人共同所有的土地。到中世纪末期，封建地主声称这样的土地是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在今天的大学里，我们能够看到两种对立的学问：研究从公有地上偷鹅的人的学问（“离开公有地的鹅的研究”〔Goose from Off the Commons Studics〕或简称GFOC），和研究偷窃公有地的人的学问（“离开鹅的公有地的研究”〔Commons from Under the Goose Studies]或简称CFUG）。如果说现实中每一个学科的主流几乎都是由前者构成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关于后者的最主要范例。
　　但是，看到某人从公有地上偷鹅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你只需在那儿睁开眼睛看一看就行了——而看到某人偷窃公有地就不容易了。那时不容易，现在也不容易（今天的俄国或许是个例外）。这里，偷窃只是逐步完成的。偷窃者通常是其他人的代理人，他们使用了暴力，但也使用了法律和意识形态。简单地说，要看清一个CFUG案件，人们必须既把握更大的背景，又把握这种盗窃所花费的更长的时间。这不是容易的事，但却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并且无论苏联和中国发生了什么事——马克思主义将继续【156】与我们有关，直到我们从已经盗窃并且至今还在利用不受处罚的权力盗取公有地的那些人手中收回我们的公有地。
　　当最近一些天文学家宣称发现了被他们称为“巨大的引力场”（Great Attractor）的东西时，我们知道了要把握更大的背景究竟有多难。这是一个由许多星系组成的巨大的结构，它对我们的星系并因此对我们的太阳系和我们所居住的行星施加了巨大的吸引力。当被问及为什么如此巨大的东西没有被更早地发现时，其中一位天文学家回答说，正是因为它太大了才延迟了被发现的时间。这些科学家太专注于它的部分了，以至于不能看见它们究竟是谁的部分。
　　资本主义是与这个“巨大的引力场”极为相似的巨大结构。它同样对在其内部活动的一切东西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太大、太普遍了，以至于几乎没有人看见它。在资本主义中，这个系统是由人们之间复杂的一系列关系、他们的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及其产品构成的。但这种相互作用也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这一系统包括这种相互作用自始至终的发展，向后包括它的起源，向前包括它正在形成的任何东西。所以，人们在认识资本主义——和认识GFOC研究中产生的案例——时的问题，就来自于理解以这种方式和规模发展的如此复杂的一系列关系的困难。
　　当然，没有人会否认，社会中的一切是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的，并且这样一个整体也在以某种方式和某种速度发生着变化。然而，多数人是试图通过一次只考察社会的一个部分，把它从其余部分中孤立和分割开来并将其看成静止的存在，来理解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的。这种部分之间的联系，像它们真实的过去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一样，被认为是外在于每个部分现在实际上是什么的，因而对完整地或者是充分地理解任何部分都是不必要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寻找这些联系及其历史变得比本来就不得不面临的困难更加困难了。它们被放到了最后，或完全不予考虑，而且它们的重要方面被忽略、曲解或弱化了。这是一个或许可以称为一经损坏就再也无法修复的问题。在损坏以后，不仅要把那可怜的东西的碎片重新放到一起极为困难，而且要找到它们的合适位置就更加困难了。每当我们把日常经验的各个部分当成独立于其时空背景的存在时，每当我们赋予部分以独立于整体的本体地位时，所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

二

　　另一个选择，即辩证法的选择，是以把整体作为既定的东西为开始的，这样，构成整体的内在关系和变化就被看成是与任何事物的性质不可分离，内在于事物的生命之中，因而对于充分地理解事【157】物是必不可少的。在思想史上，这一直被称为“内在关系哲学”。我们没有引入新的事实。我们只是以考察任何问题时不轻视或贬低而是突出它们的方式，来认识每个人都承认的，存在于世界上的复杂的关系和变化。孤立的和本质上是死的“事物”的世界，在我们的思想中，变成了“处于相互依存关系中的过程的世界”。这是辩证的思考过程的第一步。但我们对这些关系的了解仍不具体。
　　为了更加接近我们研究的主体，下一步就要抽象出多数变化和相互作用发生的范式。许多与辩证法有关的特殊词汇——“矛盾”、“量变—质变”、“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否定之否定”——都与这项任务有关。这些范畴在按照事物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方式来反映实际范式的同时，也可以充当为思考的目的而进行组织的方式，并对任何它们所包含的东西进行研究。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就永远不会忽视整体是如何存在于部分之中的，以及整体是如何帮助建构部分，给部分以地位、意义和方向的，我们就能以这样的方式来研究我们所关心的具体条件、事件和问题。随后，我们可以用对部分的认识来加深对整体的理解，包括它是如何发挥功效的、如何发展的，以及它正朝哪里去。分析与综合两者都显示了辩证的关系。
　　被称为“辩证方法”的东西或许可以分成六个连续的阶段。一是本体论的阶段，与世界事实上是什么有关（结合起来组成结构松散的整体或总体的无数相互依存的过程——没有明晰或固定的边界）；二是认识论的阶段，解决如何组织我们的思想来认识这样的世界（正如已经指出的，这涉及对内在关系哲学的选择，以及抽象变化和相互作用发生的主要方式，及其发生于其中或其间的主要的部分）；三是研究的阶段（这里，以对所有部分之间内在关系的假定为基础，人们将表达这些范式的范畴与从马克思理论中获取的一系列优先选择一起作为帮助来进行研究）；四是思维重构或自我厘清的阶段（这里，人们为他们自己把这种研究的结果整合起来）；五是叙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们试图运用考虑了其他人如何思考和知道什么的策略向特定的受众叙述这种对事实的辩证理解）；六是实践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无论自我厘清达到了何种程度，人们都以此为基础自觉地在世界上活动，同时改变它和检验它，并加深自己对它的理解）。
　　这六个阶段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走过去，而是要反反复复地经过，因为，每一次理解和阐述辩证的真理并遵循真理的努力，都在增强我们辩证思考的能力，以及更进一步和更深入地研究我们自己也处在其中的相互依存的过程的能力。因此，在有关辩证法的写作过程中，人【158】们务必非常小心，不要——像如此之多的思想家所做的那样——以牺牲其他阶段为代价而挑选出任何一个阶段。只有在它们的内在联系中，这六个阶段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和极富价值的辩证方法。
　　那么，为什么需要辩证法呢？因为它是研究由处于不断演进之中的相互依存的过程所构成的世界的惟一明智的方法，也是解读这一方法的最主要研究者马克思的惟一明智的方法。正是对于以下方面而言，辩证法是必要的：理解巨大而又复杂的资本主义、理解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从事离开鹅的公有地的研究、帮助我们发展一种收回公有地的政治策略。资本主义总是并且完全是辩证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资本主义也总是必要的，而辩证法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又总是必要的。

三

　　为什么是现在呢？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特征是，它比以前要复杂得多，其变化和相互作用比以前要迅速得多。但如果说社会从来没有如此充满着辩证法，那么，阻止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努力也从来没有如此切实可行或有效——所有这些都使辩证的认识在现在比以前要更加不可缺少。
　　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不同的替代，社会主义却突然丧失了它的可信性，其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垮台，这一点还给了马克思主义者以更多地关注辩证法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因为许多社会主义者，甚至有一些曾一直是苏联的批评者，对近来这一历史的转折所作出的反应是质疑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或许并不奇怪，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种“未来的羞怯”（“futurc shyncss”），它已经使今天的许多左翼著作深受其害。如果不使用任何伴随而来的社会主义观，那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会是什么样的呢？它会描述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说明谁受了“欺骗”以及被骗的程度，对这种情况进行道德谴责，描绘——不得已而求其次——改良主义的解决方案，而且，因为这些不再起作用，就陷入一种情绪上的绝望和犬儒主义。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马克思将不会感到高兴，因为，尽管没有一本专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论著，但是马克思的著作，不管多小，都为我们提出了关于这种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一定暗示。如果说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出现又在黄昏消失，那么，马克思的却无处不在，宣布着新的黎明。马克思对未来的这种想象的重构，不仅遭到了他的敌人的尖锐批评，而且遭到了他的许多后继者的尖锐批评。例如，爱德华·伯恩施坦（Edward Betnstein）（1961，204—205和209—211）和更近的埃里克·奥林·赖特（1995），二人认为这坠入了乌托邦主义，玷污了马克思本来科学的事业。但是，难道所有对未来的讨论都必定是“乌托邦”吗？与罗莎·卢森堡（Rosa 1uxemburg）【159】（1966，40）及其他人一起，我认为，相信一个质量更好的社会是可能的，或者希望它的到来，这不是乌托邦。乌托邦是指从这种愿望中建构这样的社会，换句话说，是指相信这样的社会是可能的仅仅是出于你的愿望，除此没有任何其他理由或根据。
　　作为对这种乌托邦方法的反对，马克思坚持认为，共产主义“隐藏”在资本主义中，而且能够通过分析把它揭示出来^[1]（1973，159）。而且他还在别处说：我们“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1967，212）。这与其说是一种道德上的谴责，不如说马克思对“旧世界的批判”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再生产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过程中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而与此同时——并且是通过同样的发展——正在为其后的新社会的产生创造条件。新世界以一种巨大而又尚未被开发的潜在形式存在于旧世界之中。马克思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的，即把其中正在显示出来的向对立面（共产主义）转化的潜在凸显出来。作为这种方式的一部分，马克思并不反对描绘这种潜在的实现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仅仅是以普通方式的话。^〔1〕
　　潜在在辩证思想中的中心地位已经被各类思想家注意到了。詹姆士（C．L．R．James）把现实性与潜在性之间的内在关系称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部的秘密”（赋予了马克思辩证法以同样的意义）（1992，129）；马尔库塞声称，就在马克思用来分析现在的概念的含义中，他发现了现在与未来之间无法解释的联系（1964，295—296）；马克斯米里恩·鲁贝尔提出了相似的论点，他半认真地说，马克思发明了一种新的语法形式，即“预期的陈述”（anticipative-indicative），在这里，指向他面前事物的任何努力都预示着尚不存在的其他事物（1987，25）。但这仍然没有解释清楚马克思是怎么做的。准确地说未来隐藏在现在的哪里？以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如何帮助他揭开未来的？
　　简单地说，多数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的根据在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而且能够被每一个人所看见。它就在已经处于社会主义边缘的条件中，例如，工人和消费者的合作、公共教育、市属医院、政治民主，以及——我们今天的——国有化企业。然而，它也存在于那些似乎在它们周围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因素的条件之中，例如，我们发达的工业、巨大的物质财富、高水平的科学、职业技术、有组织的结构、教育和文化。我们也能够在一些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中找到社会主义的根据，例如，失业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马克思和他的后继者来说，十分清楚的是，正是包含着所有这些条件的资本主义环境使它们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并实现真正的人类存在。从这种环境中进行抽象，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看到我们的巨大财富和创造更多财富的能力，并预见到物质欲望的终结，或者看到我们有限的和运转不灵的政治民主，并预见到每个人都能民主地管【160】理全社会，或者看到不断增加的失业，并预见到人们共同负担所要完成的工作、工作更少的时间和享受更多的自由时间的可能性，等等。不幸的是，其他许多面对同样根据的人看不见这种潜在，甚至在处于社会主义边缘的部分中也不能看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看不见是重要的。
　　研究潜在就要对更长的历史时期进行考察，既要向前看到它可能发展成什么，又要向后看到它是如何发展到现在的。然而，在做这种长期的考察之前，必须把握更为广阔的视野，因为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不能独自变化，而只有在与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密切关系中，即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的部分，才能变化。因此，无论当前我们感兴趣的对象是多么有限，研究它的潜在都要求我们对它所属的复杂而又完整的系统的发展进行思考。每当我们把部分与它周围的系统分割开来，或把那个系统与它的起源分割开来，并把潜在观应用于这样的部分的时候，潜在观就会变得使人迷惑不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潜在”就只能是一种偶然意义上的可能性，因为，从现实的联系性和过程性特征中获得的所有必然性都被排除了，这样就没有更多的理由期待这一种结果而不期待另一种结果。
　　所以，在认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根据方面，多数人面临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所使用的现在观，他们的现在是被有效地与未来相隔绝的现在，至少是与任何认为未来是现在的有机产物的观念相隔绝的现在。他们根本不把现在看成这样的环节，即通过这个环节，生命以及作为生命的条件的其余现实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如果有人完全迷失在过去或者未来，那么，我们会轻而易举地认为，这是一种大脑疾病。但是，把现在要么与过去完全隔离要么与未来完全隔离（或同时与两者都隔离），这样的现在也会成为一种思想的牢笼，尽管把这种状况称为“异化”要比将其称为“神经病”更为准确。受到这种状况影响的人，仅仅把事物当前的表现当作它的实在、全部和惟一可能。因此，除了科幻小说中的小机械以外，多数人所谓的“未来”尽是一些平常的社会特征，仅仅是在它们现在的表现和作用基础上做了极小的改变而已。
　　有了这样的思想倾向，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探索任一事物作为一个系统——甚至当他们承认这样的系统存在时——的部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因为，据说没有任何关于这一事物的实质的东西要靠这样做去认识。同样，运用这种狭隘的、孤立的，同时也是静止的部分，就很容易一方面承认有一个过去和将会有一个未来，而另一方面，在试图理解现在中的任何事物时又将两者忽略掉。因此，如果人们不能从他们周围的存在中看到社会主义的根据，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抽象资本主义的因素并想象这些因素在别处将如何发挥作用的能力。相反，而且更为根本的，是他们在其周围看到的状况似乎根本不属于任何社会系统，所以就不存在把它们从中【161】抽象出来的系统，同样，也就不存在把它们纳入进去的系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那些允许做这种思考的系统的和历史的特征就这样被完全忽略了。

四

　　辩证法作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所有状况予以系统化和历史化的方法进入了这一画面，以便把它们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内在相连的要素，这个有机整体本身也只不过是其组成部分如何产生又发展成什么中的一个最显著的要素。这样一来，现在就不再是思想的牢笼，而与过去和未来一样，成了一个暂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与这一过程的其余阶段有着必然的和明显的联系。正是通过分析被以这样的方式加以思考的现在，马克思才自信能够看见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显著轮廓。
　　马克思用来研究内在于资本主义现在的这种未来的辩证方法有四个主要的步骤。（1）寻找现阶段我们的社会的主要资本主义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2）力图在过去找到这些关系本身——此时被看成相互依存的过程——的必要前提，把他所揭示的这些前提当作导致了现在的发展过程的开始；（3）然后，对这些被再组织为矛盾的内在相连的过程进行思考，从过去经由现在而进入未来。这些思考从当前的未来到作为这些矛盾的可能解决方式的中间未来，再到可能继之而来的更加遥远的未来的社会形态；（4）然后，回过头来，把他已经达到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当作重新考察现在的角度，这时的现在被逆时扩展以致包括了它自己的过去，它们此时被当成了这种未来的必要前提的总和。
　　在详细阐述这些步骤之前，有必要指出两个限定条件并澄清一个问题。第一，必须清楚，解释如何研究未来与实际上进行这种研究是不同的。对前者而言，这正是我们这里的情况，所有列出的细节都旨在说明方法，而不能被当作已经完成的研究结果，尽管我一直注意只使用现实的例证；第二个限定条件与亚里士多德的警告有关，他说，进行任何研究时，我们不能期待比我们研究主体的性质所允许的更大的精确度。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潜在确实是足够的，但它通常是不明晰的，而且往往是不准确的，这既涉及到它将要发展而成的具体形式，又涉及到所期待的变化将要发生的时间。简短地说，在现在中研究未来时，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坚持一个永远都不能被满足的认识标准。
　　需要澄清的问题与下面的事实有关，即马克思通过思考社会矛盾的产物而揭示的未来不是单一的。马克思各种各样的思考使我【162】们有必要把未来分成四个阶段，共产主义只是其最后的阶段。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由过去的前提产生的现在中的一个系统，通过这种分析，马克思也思考了它的当前的未来（或它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的发展），短期的未来（或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的到来），中期的未来，或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即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以及长期的未来或共产主义。马克思如何使用他的辩证方法来研究未来事物会有某种不同，这取决于他所关注的未来的阶段。我们这里的兴趣局限在我所谓的“中期的”和“长期的”未来，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对“当前的”特别是“短期的”未来的论述不能被完全忽略，因为马克思对它们进行思考的结果融入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期待之中。

五

　　将这些限定条件和这个澄清清楚地牢记于心，我们就能回到马克思把未来的秘密从其在现在的藏身之处搜寻出来的四个步骤上。第一步，正如我说过的，探询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有机的相互作用的主要线索——尤其是关于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的线索。为了集中于我们现在的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马克思不得不抽象掉了（省略了）那些作为诸如人类社会（人类的全部历史）、阶级社会（全部阶级历史时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最近阶段）、此时此地存在的具体社会（此时和此地的情况）等其他系统的部分而从属于我们社会的性质——它们同样是现实的，并且，对于不同性质的问题而言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每一个社会以及其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属于这些不同概括层次的性质构成的。把它们堆积到一起——多数人就是这么对待它们的——它们就会构成一个令人困惑的、不合适的碎片拼凑物，这就使存在于任何单一层次上的系统的联系很难被认识到。马克思决定从他的意识中排除所有非资本主义的概括层次，以便暂时集中于他面前的人、活动和产品的资本主义特征。从这一决定出发，马克思在完成他作为我们资本主义的最主要分类者的工作过程中，避免了人类社会或阶级历史或所提到的其他层次在他途中设置的障碍的羁绊。
　　那种普遍存在的，认为资本主义是我们社会中所有事物的总和而不是它的资本主义“切片”的观念，造成了对马克思的反复抱怨，最近这种抱怨主要来自于后现代主义者和关于社会运动的理论家。他们抱怨说，马克思忽略了种族、性别、民族和宗教的作用。马克思忽略它们，至少在他的系统的著作中，是因为它们都是属于前资本【163】主义的，并因此不能成为关于资本主义的特殊内容的一部分。尽管所有这些条件都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以附和它们作为阶级社会或人类生存期的部分所具有的形式，但它们最重要的性质仍然属于后一种概括层次，并且就是在那里（以及对我们，就我们属于这些层次而言）它们才有着最大的影响。然而，作为马克思努力研究的主要目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规律的揭示完全要求一个更具限制性的中心。
　　把资本主义特有的性质放在研究的中心，马克思继而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现在中最重要的相互作用，尽管经济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作为研究角度和被研究的材料都具有优先性。过于重视或过于贬低是大多数片面研究的标志。为了避免这种问题，马克思依次从每一个侧面研究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对他所论述的所有重要关系，马克思都运用了这种方法。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即马克思认为，内在关系存在于所有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这样，所有进入马克思研究范围的条件都与影响它们或被它们影响的人有着紧密的联系。人也是如此——他们总是被放在一定的环境中来理解，而这种环境的基本因素被认为是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是什么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自为存在的资本就是资本家。”^[3]（1973，412）
　　通过这种方式重构了资本主义的现在以后，马克思寻求揭示未来的第二步是，考察这种现在在过去中的前提。如果说对现在的辩证研究是把主体看成如此之多的关系，那么，对过去的辩证研究则要求我们把这些关系也当成过程。历史因此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各种条件的不断的——虽然是不均衡的——发展。过去当然发生在现在之前，并且人们在重述这个故事时往往是从起初开始并向前进行的。但是正确的研究顺序应该是现在在前。正是马克思重构现在时的发现引导了他对过去的研究，帮助他确定了要寻找的是什么，以及在寻找它的过程中应该向后走多远。这样引发的问题是：为了使现在成其为现在，在过去必须发生什么？这里不是要表明过去所发生的事是注定了的（尽管或许有充足的理由这么说），而仅仅是要表明过去所发生的事确实发生了并导致了这些结果。正是循着这种路径马克思回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并认为多数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六

　　在重构了资本主义现在的有机的相互作用并确定了其在过去的起源以后，马克思准备把他在那里发现的趋势向未来进行思考，使之进入未来的这个或那个阶段。作为马克思方法的第三步中的一部分，马克思将这些趋势再抽象（再组织，再思考）为“矛盾”，强调了它们作为相互之间同时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破坏的过程的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占优势的是破坏性的方面。充当马克思这种【164】实践的基础的根本假设是，现实是一个有时空限度的内在相联的整体。分开的和孤立的事物（如果这是人们的看法的话）不能处于矛盾之中，因为矛盾意味着任何部分中的重要变化都会使整个系统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正如静止的事物（同样，如果这是人们的看法的话）不能处于矛盾中一样，因为矛盾意味着将会在前方发生碰撞。在形式逻辑中使用矛盾以及用矛盾指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间的一些关系（系统辩证法的范围，见第11章），与其说是一种例外，不如说是一些例证，表明马克思愿意——通观他的著作，这是明显的——仅仅用一个概念来表达他所理解的全部含义的一部分。最后，以研究现在和过去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马克思的矛盾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包括的是经济内容，而且也包括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
　　马克思的矛盾以如下方式来组织资本主义中（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的现在状态，即揭示这些关系集合是如何发展的、正在打破它们的现有平衡的压力，以及它们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通过这些矛盾，现在就开始以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助于认识其他阶段的方式包含了它真实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在马克思事业的早期，他把社会中的问题与代数学的问题进行对比，在代数学中一旦问题获得了适当的公式，它就获得了解（1967，106）。马克思相信，一旦用矛盾形式将资本主义的问题再现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就会变得清清楚楚。他把对这种矛盾的思考向未来延伸，直到或超出它们被解决的时候，而那时，它们的解决方式的特征就显示了其后的社会因素。主要就是依靠这种思考，马克思才得以看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矛盾的解决可以是部分的和暂时的，也可以是完全的和永久的。在前一种情况下，有关因素只是以推迟后一种情况的到来的方式被重新组织了一下，资本主义特有的危机中的情况就是典型例子。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完全地和永久地改变所有资本主义的重要矛盾的那种解决方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充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4]（1963，218）。其中比较重要的矛盾包括以下这些：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以及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竞争与合作的矛盾、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矛盾、政治民主与经济奴役的矛盾，以及——或许是最有决定意义的——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或者是有人所改称的“生产的逻辑反对消费的逻辑”）。在所有这些矛盾中可以发现，我先前所指的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的根据”，已经被重新组织成了如此之多相互依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趋势。这些趋势被看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矛盾的部【165】分，它们的现在形式仅仅代表了一个更大的潜在在显露中的一个一时的要素。
　　马克思论证了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那些条件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再生产，而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我们在马克思对处于我所谓的短期的未来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考中所看到的任何必然性（最好理解为可能性）都是这种论证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包含在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中。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这些矛盾表明，资本主义正逐步变成破坏性的、无效率的、荒谬的和最终不可能的，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却正逐步变成实际的、理性的、可想象的、必然的，甚至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所有异化的生活条件和庞大的意识形态部门都在竭力歪曲这种事实。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新兴阶级的组织、意识和策略带来的所期待的转变，只是一个时机问题。

七

　　马克思关于革命以后会发生什么的观念主要来自于他对资本主义的重要矛盾在新的统治阶级，即工人阶级那里可能的解决方式的思考。此时，工人阶级由于参加了一次成功的革命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们主要在其阶级利益的指导下进行所有重大的决策。他们最重要的利益就是，要将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所受到的剥削连同作为这种剥削的巩固基础的那些条件一起废除。当然，他们能够以怎样的速度完成这一伟业是另一个问题。所以，问题就不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要做这件事？”而是“为什么——既然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掌握政权后要做其他的事呢？”
　　要使阶级利益能够真正具有如此思考未来所赋予它的重要性，我们就必须把此前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利益，纳入将现在与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的主要矛盾中。只有理解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如何决定我所谓的资本主义中“社会主义的根据”的形式和作用的（第一步），以及，为了满足这些利益，所有这一切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的（第二步），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形式和作用是如何迅速变化以回应具有不同利益的新的统治阶级的要求的（第三步）。换句话说，当资产阶级（以及此前的封建贵族和奴隶主）获得了根据他们的阶级利益来塑造社会的权力时，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并且工人阶级同样也会这么做。如果说工人阶级对政权的掌握，与他们从资本主义中继承的物质条件一起，使我们看到了社【166】会主义的可能性，那么，工人阶级特殊的阶级利益，与资本主义条件下阻碍我们认识这些利益的任何障碍的废除一起，使我们看到了多数的社会主义必然性。
　　如果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或中期的未来观）主要来源于资本主义的矛盾，那么他的共产主义观（或长期的未来观）则不仅来源于这些矛盾（即，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实现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的思考），而且来源于阶级历史的矛盾，以及从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阶级结构的意义上说，甚至是社会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特别是当每一个人都成为工人、所有生产资料都社会化了、民主发展到了各个阶层的时候——自从阶级产生之初就一直存在的矛盾（与劳动分工、私有财产、国家等等的一般形式有关）开始逐步得到解决。与此同时而且是在同一过程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阶级社会仍然具有的矛盾（与它自己的劳动分工、私有财产、国家的形式有关，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这些形式作过概括）也得到了解决。正是所有这些相互重叠的时期——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连同与它们有关的异化形式的解决，标志着发生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质的飞跃，也正是它使得后者对于今天的多数人而言是很难被设想的。
　　概括地讲，马克思从探索资本主义现在的主要的、有机的内在联系开始研究未来。然后，他在过去中寻找现在的前提。并且对两者中存在的，此时被抽象为矛盾的主要趋势进行思考，直到并超出它们的解决，由此得到了他所关注的未来的阶段。研究的顺序是现在、过去和未来（这与多数未来学的努力不同，他们试图按照从现在直接到未来的途径来审视未来；也与乌托邦的努力不同，他们完全脱离现在而直接进入了未来）。

八

　　马克思研究未来的方法还没有结束。在第四即最后一步上，马克思回过头来，将他已经达到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作为角度，重新考察此时被当成（连同它自己的过去）这种未来的必要前提的现在。这最后的一步，尽管几乎没有被理解，但仍然是不可缺少的途径，马克思通过这一步给了他的资本主义分析以“最后的加工”（“finishing touches”）。同样，这也是马克思研究未来的方法的一部分，因为我所描述的过程是处于不断进行之中的。以通过一系列的步骤所获得的认识为基础，马克思重新开始了这一舞蹈——辩证法的舞蹈。因为，在过去中寻找现在的前提，预测其可能的未来，在此时被看成过去的延伸的现在中寻找这种未来的前提，这种重构现在的工作永远都不会真正得到完成。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5]【167】（1904，300），这同样适用于社会前后阶段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我们的现在提供了理解过去的钥匙，未来（即可能的未来，在我们所能确定的范围之内）以同样的方式提供了理解现在的钥匙。例如，正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实际上这是没有完成的——帮助他把资本主义看成了人类历史的过道而不是终点，并使他更容易地把现在社会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特有的性质（那些充当社会主义前提的性质），从它具有的作为阶级和人类社会的实例的性质中区分开来。共产主义还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据以发现现在中的大部分不够格的标准，和一个确定研究和政治活动重点的标准，把资本主义可以吸纳的变化与促使过渡力量开始起作用的变化作了区分。
　　社会主义社会体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观念中的明显的阶级特征，也使理解资本主义中更加隐蔽的阶级特征变得更为容易了。因此，我们不应该对下面的主张感到奇怪，即，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它标榜有什么民主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一点的强调，是警示人们反对改良主义政治危险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在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从他们的纲领中将涉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删除时，他们就蒙受了理论上的损失）。
　　更有甚者，以现在的可能的未来为角度重新审视现在，可以使遍及现在的正好是这种未来的潜在具体化并因此明显化。对威廉·福克纳（Willian Faulkner）所假定的“过去不是死的——它甚至不在过去之中”的论断，马克思可以补充道：“而且未来不是未来的——它甚至不在未来之中。”潜在是未来存在于现在之中的形式，但直到此时它仍然只是没有具体内容的形式，因为它对每一个可能的内容都是开放的。此时，人们四处观看时，他们看到的，不仅有是什么，而且有能够是什么以及实际上能够是什么，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希望如此，而且是因为上述分析表明了会如此。把资本主义的“事实”看成社会主义的“根据”，这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有力辩护。而且，把隐藏在工人阶级受压迫的日常生活之中的非常的可能性告诉他们，并使他们对此变得敏感，正如它会增加他们能够成功的自信心一样，将会通过指出如何行动和与谁一起行动（所有那些将会因为这些可能性的实现而立刻获益的人们）而极大地增强他们举行政治行动的力量。总之，通过用共产主义充实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辩证分析“解放”了潜在，使它得以在帮助解放我们的过程中发挥其不可缺少的作用。
　　总之，未来被证明在理解现在和过去中与在理解未来中一样重要。并且，从未来回到现在总是会引发从现在到过去再到未来的又【168】一系列的步骤，并用刚刚获得的认识来拓宽和深化在每个阶段上的分析。

九

　　在结束之前，有必要强调的是，运用这里列出的方法所获得的对未来的预测仅仅是一种高度的可能。并且，甚至那时，这种变化发生的速度和具体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地点的特点，取决于变幻莫测的阶级斗争，还取决于预先完全可知的机遇。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马克思认为，“愚昧状态”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可能的继承者，尽管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并且对它的关注程度比我们在经历了过去的世纪里那些使人心惊胆战的事件后所需要的要小得多。
　　为了避免对我在本章中所做的努力的其他可能的误解，我愿意补充说明的是，我既不打算使我对马克思方法的说明成为完全的，也不打算使它成为最后的，它仅仅是——在跟上马克思自己的叙述方法的过程中——向着它的主体的最初的接近。而且，我相信，利用矛盾思考现存的潜在，不是马克思用来在资本主义现在内部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的惟一方法；它只是主要的一种。我们也不能把这种研究未来的方法与马克思叙述他的发现的方法相混淆，并因此与他实际出版的著作相混淆，这些著作往往涉及他考虑到受众的特点所做的一定数量的调整。我也没有主张，这就是马克思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方式。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对它的独特运用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然而，一旦马克思建构了开始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因素，那么，为了研究未来，给这种未来提供他用它来解释关于现在的分析时正好需要的那种程度的清晰性和必然性（解释他在“离开鹅的公有地的研究”中的分析），将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向前扩展就【169】成了他的首选方法。它也是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的社会主义未来的最好方法。也只有在这以后，遭到近来事件沉重打击的社会主义才能完善它自己的潜在，而成为我们在阶级斗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把这一武器交到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的人们手中，教导他们如何使用这种武器——这么做以反对这个时代的所有压迫——是我们需要辩证法的主要原因。并且，在世界被资本主义弄得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是我们现在比以往更需要辩证法的原因。

辩证法的舞蹈（撰文及编舞：伯特尔·奥尔曼，设计：费兰·摩兰）

注释

^〔1〕根据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主体的分散论述来重构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的努力，请见我的著作《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1979），第3章。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0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416—41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262页。

^[4] 《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975年版，第21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