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毕舍和佩克欧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十六章毕舍和佩克欧尔

　　路易·勃朗在著作中强调“协作”原则是解放劳动力的手段，这无疑是受了菲力浦·约瑟夫·本杰明·毕舍（1796—1865年）的著作的影响。毕舍常被尊为法国合作运动之父，是一位医学博士，一生事业几经变化，在思想方面也经历了若干阶段。他和巴扎尔同为法国烧炭党的主要奠基人。1825年，他以密谋反对政府的罪名被捕受审，幸因缺乏证据而被开释。后来，他又同巴扎尔一道参加圣西门派；在他的大部分著作中圣西门的影响非常明显。他为圣西门派的杂志《生产者》撰稿，圣西门派的经济观点就是在这个刊物中首先形成的。可是，他并不附和圣西门主义者在安凡丹领导下所进行的宗教探讨。他原是天主教徒，由于激烈反对安凡丹的主张又恢复了正统信仰。他在1829年脱离圣西门派以后就着手创立一种新天主教“社会主义者”学派，并企图继续宣传圣西门关于工业和建立欧洲联邦的主张。1831年，他创办了《欧罗巴人》杂志宣扬自己的观点；两年以后，他发表了一部精心刻意的著作，书名为《历史科学导论》，其中的历史观点大部分渊源于圣西门。毕舍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四个时代，每个时代都以宗教大革命作为标志；他又把每个时代再分为三个时期，认为在这三个时期中先后起主导作用的是“欲望”、“理智成就”和“应用”。他相信有一条连绵不断的进步线索贯穿各个时代。第四个时代以基督教的出现为开端，并且注定会以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慈善三原则充分应用于社会组织而结束这个时代。天主教会本应完成这一使命，但是并没有做到；因此，必须利用其他手段使基督福音弘扬普世。毕舍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这一过程的起点，而且希望在今后的革命事业中注入基督教精神。
　　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推动者，他同圣西门派决裂以后，便日益寄希望于工人之间的协作。1831年，他创办了一个家具匠协作组织，后来这个组织成了许多生产合作社的榜样。同时，《欧罗巴人》杂志也愈来愈成为合作运动的喉舌。这时，毕舍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他年轻时所信奉的革命主义，开始相信通过协作制，而不必通过革命，就能在现存社会中孕育出新社会。
　　除了在《欧罗巴人》杂志上发表著述以外，毕舍在1833到1838年出版了一部巨著《法国大革命议会史》，这部著作是他同卢-拉维涅合写的，后来卡莱尔在论述大革命的著作中曾大量引用其中的材料。继之，毕舍又发表《天主教与进步观哲学总论初稿》（1839—1840年）。在这部书里，他认为人的德性并不是一种属于自然领域的固有概念，而是神的启示所赐予，由于它直接从上帝那里进入人的思想，所以是真实无疑的。他就是这样竭力把天主教义同进步论调和起来，并从基督教出发系统地说明自己的民主信念。
　　毕舍的信从者1840年创办的杂志《工场》成了促进生产者协作组织的主要刊物，一直发行到1850年。毕舍本人则同自由主义刊物《民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同路易·勃朗一起工作，他们两人有很多相同之处。由于同《民族》的联系，毕舍担任了1848年法国革命以后成立的制宪议会的主席；但是他在任内的表现说明他没有担任公职的才能，并且在新制度向右转的时候很快就失掉了他的地位。此后，他退出公共活动，继续写作，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社会科学政治论文》是他逝世后不久（1866年）出版的。
　　相对说来，毕舍是合作运动史上的人物，而不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人物。但是，我们在论述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时说过，在毕舍的时代，这两种运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毕舍很像傅立叶和欧文，而不同于圣西门主义者和路易·勃朗。他的主要信念在于采取自愿行动而完全不指望国家，虽然他由竭力主张政治改革，而且也不反对路易·勃朗所设想的那种国家行动。他的“自愿主义”深受他的宗教观的影响，因为他相信，只有以基督教的博爱原则作为坚实的基础，协作制才能成功地解放劳动者。正是毕舍学说中的这一因素吸引了J·M·勒德罗，而勒德罗又把他从毕舍那里学到的东西传给了F·D·摩里斯，并且主要借助毕舍及其学派的学说建立起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金斯莱受拉梅耐的影响很大，E·V·尼尔受欧文的影响至少也同样多，而勒德罗则几乎完全师承毕舍的学说。同样，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促进者”所创办的协作组织主要也是效法毕舍早期在法国所搞的实验。毕舍不是一位伟大人物，也不是伟大的群众领袖，但是他对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席卷法国的思潮的贡献却不容忽视。
　　像毕舍一样，康斯坦丁·佩克欧尔（1801—1887年）也深受圣西门派的影响；而且他的社会哲学也是以基督教作为基础。但是不同的是：毕舍认为“协作”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佩克欧尔却是首先系统地草拟集体主义纲领的人物之一。佩克欧尔虽然完全反对古典经济学，但是对这门学科却十分精通，他也深深懂得产业革命意味着大企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备置昂贵的资本工具，而劳动者用自愿互助的方法还不可能获得这些工具。因此他指望国家承担起整个生产事业的责任：由国家拥有工业和管理工业，使企业中的工人成为国家雇员。由此可见，他不同于路易·勃朗，也不同于毕舍。我们已经谈过，路易·勃朗希望国家在发起创办国民工场以后就把工场交给劳动者自己去管理，只听从他所建议设立的每种工业的全国性公司统一调配。1848年，佩克欧尔和他的合作者弗朗斯瓦·维达尔应路易·勃朗之召，参加了卢森堡委员会的工作，在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中起了领导作用，
　　佩克欧尔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社会经济学》（1839年），副题为《论应用蒸汽以后工农商业及整个文明的利弊得失》。这部著作之所以特别重要，是由于它着重强调了经济条件对于阶级结构以及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佩克欧尔在这部著作和第二部著作《关于物质的改进》中扼要地提出的理论，在许多方面都成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学说的先声。佩克欧尔根据技术进步的过程论述了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演变；他着重指出，资本家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所造成的资本积累和集中这一因素，乃是现代无产阶级成长的背景。他还指出这些发展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结构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觉悟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现象。但是，跟马克思不同，佩克欧尔没有把自己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对正统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还保持着它的大部分主导观念）的批判上，而是力图完全摆脱正统政治经济学，自成一家之言。他在这样做的时候采取的方针同马克思截然不同，他的基督教观点和唯心主义使他无法构成一套把阶级斗争当作建立新制度的手段的学说。他也像早期其他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求助于伦理学，把自己所主张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管理建立在对正义和基督教原则的尊重上。这就使人们低估了他对马克思的影响，并使人们企图在他的社会进化“技术”论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界限。马克思和佩克欧尔之间的区别是根本性的，但是很难说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马克思也十分强调技术因素，佩克欧尔和马克思的不同之点在于佩克欧尔拒不接受这样的观点：技术因素是以一种完全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决定人类关系的，实际上，佩克欧尔认为，虽然技术力量必然决定社会关系，但是技术力量产生这种作用的方式却取决于人类如何掌握这些力量。因此，国家可以在技术因素起作用的总限度内改变社会结构。由此可见，佩克欧尔不是一位决定论者，而是相信自由意志的基督教信徒。正是这一点遮蔽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眼睛，使他们看不清佩克欧尔所作的关于物质条件影响阶级结构的分析以及他从历史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发展所作的论述的根本重要性。
　　圣西门派对佩克欧尔的影响很大，巴扎尔就圣西门的历史发展观点所作的阐释对他的影响尤其重要。佩克欧尔的历史学说，就像巴扎尔一样，主要是技术主义的，同时也像圣西门一样，强调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创造性作用，而反对那种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完全取决于物质力量的观点。但是，他不同意圣西门派不信任普通人的看法，也不愿意让技术人员变成新社会的不受控制的主宰。
　　佩克欧尔之所以脱离圣西门派，主要是由于他信仰民主。他反对圣西门派主张建立一个由工程师管理和指导的工业社会的思想，坚持技术人员一定要在民主的控制下管理生产工具。在他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1842年）一书中，他结合自己的社会正义伦理观发展了一套民主集体主义学说，把集体主义说成是在现代工业条件下从基督教伦理法则推演出来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他也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正像欧文的劳动价值论一样，他的学说也是以“劳动时间”这一概念为基础的，不过只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交换。他跟英国的反李嘉图派和马克思不同，并没有想提出在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下如何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的学说。理论上的这一缺陷他促使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低估了他的重要作用。
　　除了经济学著作以外，佩克欧尔还有许多关于和平问题及国际关系问题的著述。他非常厌恶暴力，并极力鼓吹建立欧洲联盟来防止战争。在这一点上圣西门对他的影响又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论和平》（1842年）一书圣西门主义的色彩极浓。
　　1848年以后，佩克欧尔的影响日益衰落，他同法国当时的局面格格不入。他的基督教伦理观使他同那些信从马克思学说或蒲鲁东学说的团体断绝了关系，在他的《人民的获救之道》（1849年）一书问世以后，他虽然又活了将近四十年之久，但是再也没有发表过什么重要著作。事实上，佩克欧尔不失为现代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学说的先驱者，只是由于十九世纪后期这种学说经过重新修订，他早期的贡献大都被遗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