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德国的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二十章德国的社会主义——开端

　　直到1848年爆发革命的那一年为止，法国无疑是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在马克思以前，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中不是法国人的唯有罗伯特·欧文一人而已；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安凡丹、勒鲁、卡贝、布朗基、路易·勃朗、毕舍以及蒲鲁东，无一不是法国人，拉梅耐也是法国人。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除了罗伯特·欧文这个唯一的例外，堪与这些人媲美的只有：英国的反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霍尔、汤普森、霍吉斯金、格雷和约·弗·布雷；基督教欧文主义者约翰·敏特·摩根；德国的威廉·魏特林（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德籍人魏特林，因为他本人很少在德国）。诚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德国还有少数学者也有权跻身于上述诸人之林。例如约·哥·费希特就是其中的一个，就他同本书所论述的其他思想家的关系来说，他即使算不上一个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也是一个社会改革者。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费尔巴哈以及各个“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兄弟、莫泽斯·赫斯、阿尔诺德·卢格等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有一群群德国流亡者寄寓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他们在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是马克思的合作者（到后来，往往又成了他的敌人）。当然，还有像葛德文和潘恩那样的杰出人物，他们很难被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毕竟是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先驱。此外，还有像托马斯·斯宾士和早期土地改革运动的其他倡导者那样的次要人物以及皮尔塞·雷文斯顿之流的无名人物。
　　虽然上面提到这些例外人物，但这并不影响这样的结论：1848年以前，巴黎是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学说的发祥地，在那里，各种学说展开无尽无休的论战，并接受论敌的非议诘难。这不仅仅是一批批人数有限的狂想家和“好事者”躲在隐蔽之处进行的活动，而且也是人们在影响广泛的报刊上，在成员众多的俱乐部和社团中，在小册子和传单招贴上，在咖啡馆和十字街头——事实上在每一个场合———当众进行的活动。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法国———特别是巴黎——曾经是1789年大革命的舞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都经历了深刻的巨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时并没有出现真正稳定的新秩序足以代替“旧政权”，国家及其制度的整个前途仍是日常辩论的课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十八世纪的法国是两种哲学思想的主要策源地：一种探究的是科学所显示的蒸蒸日上的应用知识的力量；另一种探究的则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人伦关系中的人和自然界关系中的人，以及既作为自然物又作为改造自然的创造力量的人。孟德斯鸠和拉·梅特里，伏尔泰和狄德罗，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杜尔哥和孔多塞等人对大辩论的开展都起了推动作用，为吉伦特派同雅各宾派之间的争执以及为1789年以后其他各个集团就法国和人类的前途问题展开的争论扫清了道路，从而也为拿破仑失败以后随之而产生的新论战扫清了道路。十八世纪的德国，在莱布尼茨的后继者之间以及在伊曼努尔·康德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之间，也曾就人类及其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法国的辩论在“旧政权”的统治下就已经转入了社会和政治方面。而在德国，辩论还停留在高深的哲学领域中，所考虑的是认识过程，而不大讨论行为的动机。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1789年以后，法国的城市居民认识到他们拥有采取爆炸性行动的强大力量。在拿破仑的统治下，这些力量曾一度转向军事冒险行动，战争一结束，这些力量立刻又跃跃欲试。圣西门曾打算把这些力量全部纳入“工业生产者”的范畴，其中既包括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和工程技术的力量，也包括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获得了土地（或者说获得了大部分土地）的农民已经不再是爆炸性的因素了；城市——尤其是巴黎——成了新时代的行动中心和言论中心。同法国相比，德国既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也没有情绪激昂的无产阶级。德国的哲学，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正在社会和经济的真空中蓬勃开展，哲学家主要关心的是概念而不是物质的现实。即使在费希特和黑格尔转入政治思想方面的时候，他们对待事物的方法仍然是从唯心主义思维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着眼于普通人及其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急务的实际政治家或社会革新家的角度出发。费希特也许曾努力唤起德意志民族精神去反对法国侵略者，但是他所呼吁的对象是整个民族，而不是“工业生产者”或工人阶级。黑格尔可能创立了一种新的极权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在他的国家学说中，经济因素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并没有产生任何崭新的理论。只有在法国，哲学的发展同经济与阶级关系的发展汇成巨流，产生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辩论，把学者带上筑有街垒的街头，把爱好思索的工人引向探讨研究，把神学家变成反对崇拜圣像的叛逆者，把工程师变成社会设计者，并且使各种力量和思想彼此交织，互相影响，令人惊叹不已。流亡国外的海涅和后来的亚历山大·赫尔岑对此都曾作过深刻的评论和记述。
　　我们在以后的某一章中将会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英国在经济学方面比法国先进得多，而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方面为什么没有显示出相应的繁荣景象？英国社会也有深刻的不满情绪，甚至也有秘密会社、密谋和起义。英国还有罗伯特·欧文这样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擘划者，也曾指出过反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发展的道路（在这个领域中，只有西斯蒙第堪与匹敌）。但是，伦敦从来就跟巴黎完全不同：英国根本没有像巴黎工人那样的群众能使这个国民生活的中心长期动荡不安。无论是英国的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没有强大到足以从根本上推倒英国社会的支柱或者至少是动摇这些支柱——哪怕只是暂时地也罢。首先，法国在政治事务或经济事务方面都是中央集权的，而英国则不然。英国贵族政府的力量分散在全国；伦敦是政府所在地，但从来不是政府权力的发源地。此外，新的工业制度是在远离伦敦的北部和密德兰地区壮大起来的，因此，工人阶级势力的主要中心不在大都市，而在遥远的地方，因而不能对聚集在议会和政府中的政治家们直接施加影响。在法国，巴黎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活动中心，外省中给予支持的只有里昂和马赛（后者的支持很小）；而在英国，动力的源泉有曼彻斯特、伯明翰、纽卡斯尔、诺丁汉、里茨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伦敦倒反比较次要，在大多数情况下警察就能轻而易举地控制局面，只是偶尔才需要军队支援。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和法国的无产阶级集中在巴黎这一实际情况，大大有助于法国成为“不断革命”的根据地。任何其他国家的状况都跟法国截然不同。只有在法国，革命才是一种青春常在的活力，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或忘怀的。
　　本章所要论述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和德国人中间的发展情况，涉及的时期直到马克思创立那种具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为止，这种社会主义很快就控制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意识形态，把那些旧式的社会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似地赶出阵地，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已经把那些早期的学说排除殆尽，而是说它确实把其中的大部分遂出社会主义运动，另到他处去寻找出路，例如到合作运动和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中，甚至到所谓的“激进社会主义”（叫做“社会激进主义”更恰当）和天主教会卵翼下的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中去寻找出路。那些旧式的社会主义即使在马克思给它们贴上“空想主义”的标签以后仍然继续存在，不过马克思主义毕竟把它们赶出了辩论和组织的中心阵地。那么我们要问，马克思主义本身究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呢？在理论和实践的领域中究竟是以什么前提为依据的呢？
　　凡是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谁也不会怀疑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德国特色的学说。它同黑格尔主义的联系非常明显，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的用语中，也表现在马克思思想的根本结构中。马克思本人在叙述自己学说的发展过程时就强调它的德国基础，同时他也归功于法国人，认为是法国人使他懂得了他所继承的哲学的社会和经济含义。
　　然而，在马克思以前就有一位最重要的思想家一向被誉为德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他也是先于黑格尔的哲学家，曾提出一种同黑格尔的哲学大相径庭的唯心主义哲学。这位思想家就是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1762—1814年）。他的哲学见解师承康德，而黑格尔的哲学却跟康德完全不同。有时候，费希特和黑格尔同被看作是形而上学的极权主义国家观的先驱者，例如伯特兰·罗素在所著《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就是这样看的，但事实上，费希特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远远不是国家崇拜者，他所主张的学说把社会置于国家之上，而且他在颂扬“集体”时，是从民族精神的角度来看待集体的，这种精神体现在各种社会制度和传统的整个复合体中，而不是体现在任何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中。即使是费希特的民族主义也决不是排他性的，尽管他热情歌颂它。他希望每个民族就根据本民族的精神与传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出贡献以发扬人类精神。费希特在他的名著《告德意志民族书》（1807-1808年）一书中，号召德意志人民起来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并不是要求建立德意志人对其他民族的政治统治。
　　如前所述，费希特被尊为德国社会主义的鼻祖，我们这里只是就同这一提法有关的方面来讨论费希特其人以及他的哲学和政治学。这一提法的主要依据是他大量著作中的两部：《闭关自守的商业国家》（1800年）和他在1813年的《国家学说》讲稿。在这两部著作中，费希特依据他的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特别强调那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作行为表现出来的个人创造性活动——提出了一项要求，即向每个人提供手段，使他在跟伙伴协作，从事适合其天性的劳动时能发挥个性。他论证说，这就涉及到取得生产资料的权利，因为取得生产资料才能保证劳动者获得他的劳动产品。为了做到这一点，社会应该建立一种自治生产协作社的制度，通过协作社之间的协议来统筹安排力量，交换产品。这些协作社应该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自治机构，主管社会的经济生活，掌管政治的国家不应干预。费希特在后期的著作中修改了自己的学说，指出国家有责任创办他所提议的协作社，并规定它们的职权范围，但是他从未建议过国家本身应该管理生产。他后期的建议同路易·勃朗就“国民工场”和政府的关系所提出的主张相近，也同二十世纪奥尔雷奇-霍布逊派的国民基尔特主义者的想法相似，因为后一学派主张那些管理工业的国民基尔特的建立和活动，应该以国家制定的规章为依据。当然，主要的区别在于，费希特没有想到把他所设想的协作社建立在工会或任何富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上，实际上也就是没有建立在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任何形式的协作组织的基础上。他考虑问题不是从敌对阶级之间的夺权斗争或反抗剥削的角度出发，而仅仅是从确立个人社会权利出发，旨在使个人得到一切必要的条件，以保证他们在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时有机会发挥个性。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费希特的想法是保证人人都能达到“国民的最低标准”，但他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并没有提出他所主张的协作社实行民主管理。
　　费希特是在德国还没有成熟到重视社会主义的时候构思出“社会主义”的。他之所以发生巨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民族主义，在于他在知识和道德的理论领域中发展了康德的哲学，而不在于他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事实上，费希特的影响在于他以强烈的主观主义发展了康德的伦理哲学，而摆脱了康德思想中直接师承卢梭的那些因素，在道德和思维的范畴中，费希特几乎同在他之后的马克斯·施蒂纳一样，强调个人精神的合理性是特别重要的因素；而费希特的弟子由于非常不愿意让人的个性消失在“宇宙精神”中，于是便全神贯注地用理性来建立个人的伦理天地。费希特的“社会主义”的伦理基础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便更容易淹没在黑格尔所发起的攻击的洪流中，黑格尔从形而上学出发，对费希特的整个主观主义观点进行了攻击。黑格尔认为国家在社会之上，而费希特则相反，认为社会在国家之上。黑格尔也曾建议成立协作组织来管理工业，但是黑格尔所设想的协作社只是“文明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地位较低，受国家最高意志这条普遍法则的支配。费希特在后期系统陈述自己的观点时，就没有这种形而上学的内容。他所主张的协作社始终是为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需要服务的，而不是任何高于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力量进行合作的个人——的统一体。
　　可是，费希特虽然不是一个极权主义者，却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相信国家是一个实体，国家本身并不包含组成国家的个人，而是用一种伦理境界去激励个人，使个人在个性的自我发挥和成就方面臻于上乘。从这种精神出发，费希特坚持必须建立一个统一规划的社会，一个构成自给自足的体系的社会，这个社会同其他社会的关系应服从于它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的需要。在费希特的著作中，显然可以看出，他不仅想建立一种旨在保障这种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贸易保护制度，而且也要求采用一种集体主义手段来循序实现这种制度。这种想法虽然没有使他成为纳粹所指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者，倒是使他成了那种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的鼻祖。他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计划主义者，因而信仰民族“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他的这部分学说对卡莱尔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拿破仑彻底失败以后的那个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并没有得到发展，甚至连革命组织也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得到发展。在1815年以后重新组成的德意志各邦中，出现过一些自由主义运动，但是这些运动并不具有任何社会主义色彩，工人阶级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小。事实上，关于“社会”的思想——譬如在弗兰茨·冯·巴德尔的著作中——主要是同非常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政治原理混在一起表达出来的。仍以巴德尔为例，他在吁请保证“无产阶级”（这是巴德尔本人的原话）能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水平时，就认为这种保证在新时代不过相当于封建地主对其从属者生活福利的宗法责任，并力主保存等级和行会制度来阻挡自由民主主义观念的发展。巴德尔和另一些同样具有社会意识的政治反动派，始终从一种以农业和小手工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着眼去考虑问题。事实上，除了一些熟练的手工艺者组成的旧式社团以外，德国就没有工人阶级运动可言；如果说这些旧式会社有什么政治色彩的话，那也只是依附于争取改革宪法的自由主义运动而已。到了1830年，建立起资产阶级君主政体的法国革命才在德国引起某些回响，使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在德国略有传播。圣西门主义者曾派人到德国宣传他们的学说，但是效果很小。即使有些新思想，主要也是从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论战中产生的；而且在书报检查制度下，即便是这些人也只有非常有限的言论自由。然而，在这些抽象的辩论中已经孕育着精神反抗的种子。特别是在居于主导地位的黑格尔学派的思想中，左翼观点的阐释已经露出端倪，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逐渐蔚然成风，不过直到四十年代初期才达到极盛的顶点，当时费尔巴哈的影响已经很普遍。
　　德国人对经济和社会制度既缺乏新概念，于是法国人的思想便在1830年以后开始渗入德国，并且在德国工人中寻找信从者，起初同“左翼”哲学家并没有什么接触。这种由法国人启发而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威廉·魏特林（1808—1871年）。他是法国军官和德国女仆的私生子，后来当裁缝，在裁缝工人俱乐部——当时受激进思想影响最深的社团——赢得很大的声望。魏特林按照本行业的习惯，走遍德国许多地方，争取信从者，但是不久就为逃避兵役而离开了普鲁士。1836年左右，魏特林在法国定居下来，受到分别以布朗基和卡贝为首的团体的影响，并同旅居巴黎的费立克斯·舒斯特尔领导下的德国流亡者取得了联系。魏特林曾为舒斯特尔起草了宣言《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由于受到1839年布朗基起义事件的牵连，魏特林逃往瑞士，并在那里发表了他的最重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 1843年，他在瑞士被监禁，并被引渡给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为了摆脱他，允许他移居美国。赴美途中，他在伦敦逗留了一个时期，同莫尔、沙佩尔和埃卡留斯所领导的德国社会主义流亡者组织建立了联系，并赢得了很大声望。他还在布鲁塞尔消磨了一个时期，同马克思有所争论。1846年，魏特林到了美国，但1848年又回到欧洲，在德国革命失败后再去美国，从此一直在美国工人中从事宣传工作。
　　马克思最初对魏特林推崇备至，赞扬他是德国无产阶级最有权威的声音。但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流亡国外的德国社会主义团体由于思想意识的对立而陷于分裂，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也同魏特林发生了冲突。在马克思看来，魏特林实质上是一个“空想主义者”。魏特林从巴贝夫、布朗基和卡贝那里吸取了绝对的社会平等学说，在著作中又力图把这种思想同原始的基督教教义联系起来。魏特林是一个彻底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的信徒，并且相信布朗基以武装政变为手段建立所梦想的社会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合乎当时德国条件的见解；马克思反对那种必然会招致失败的暴动，而赞成支持德国自由派，认为这是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于是马克思对魏特林的势力展开斗争，但是直到魏特林去美国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等地的德国流亡者团体中占了优势。
　　魏特林事实上深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他的共产主义显然带有不信任“知识分子”的色彩。“到头来他们会吃掉我，我吃掉你”，这就是他在谈到那些对立的社会主义派别时所说的话。他对自己的劳工身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也许正是因为他父亲是非无产阶级出身，他的这种意识就更加强烈。他始终坚持，劳工的解放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完成。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的确是一种非常朴素的人类友爱的学说，完全没有精微奥妙之处；他也讨厌那些黑格尔派哲学家，他们正忙于把德国的社会主义变成一种同实际政治完全脱节的学说。他要求劳工行动起来——本着新约基督教教义的精神行动起来。他发现自己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智穷力竭，于是便报之以不信任，认为他们对群众缺乏真正感情，是自取灭亡的诡辩者。
　　魏特林除了是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外，又是热烈的国际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他大力强调全人类的兄弟友爱，同时大力强调工人阶级运动必须是世界性的。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容易激动，而且往往思路混乱。但是他的真诚和深厚情感是不容置疑的；他虽然爱以“大人物”自居，但是仍然受到广泛的敬爱和尊重。在美国，他创立了“解放同盟”和一家德文杂志《工人共和国》（1850—1855年），并大力鼓吹建立“劳工银行”。他在欧洲的影响1846年以后就消失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几乎忘掉了他的姓名。
　　在德国国外，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组织于1832年左右开始在巴黎出现。在巴黎、布鲁塞尔、伦敦以及其他中心城市，有许多有手艺的德国工匠从事劳动，其中包括那些在1830年动乱以后逃亡出来的人。最早的团体好像是在鞋匠艾弗拉海姆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他在1833年左右出版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呼吁组织一个包括所有各行业协会的联合会。艾弗拉海姆领导的团体不久就加入了“流放者同盟”，同盟是1834年在律师西奥多尔·舒斯特尔领导下成立的，舒斯特尔曾深受圣西门派和西斯蒙第的影响。流放者同盟中除了有许多流派的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包括一批非社会主义的温和派；到了1836年，社会主义者退出同盟，仍在舒斯特尔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新团体“正义者同盟”，同布朗基的“四季社”建立了密切联系。正义者同盟不久就受到魏特林的影响，但是内部仍然存在着对立的派别：一派主要是共产主义者，目的在于通过革命暴动建立完全平等的共和国；另一派则赞成首先展开要求普选权的运动。魏特林在1838年写的小册子《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就是为正义者同盟起草的。
　　正义者同盟由于1839年布朗基发起暴动失败而解体。恩格斯在多年后谈到这个同盟时说，它一直秘密存在到1847年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为止。如果事实是这样，正义者同盟的活动的确是极其秘密的，以致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更大的可能，是它的盟员在1839和1840年间分散到各地去以后仍然保持联系，而没有任何正式的组织形式存在。大多数盟员都到了伦敦，并同原先在那里工作的其他德国人联合起来。卡尔·沙佩尔，约瑟夫·莫尔和亨利希·鲍威尔在侨居伦敦时，同裁缝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建立了意义十分重大的联盟关系。埃卡格斯本人已经在英国工会运动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后来成了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担任第一国际的书记，不过以后又脱离了马克思的影响，专心致志做工会工作。1842年，恩格斯到达英国后就同这个德国流亡者团体建立了联系，这个团体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另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已在布鲁塞尔站稳了脚跟；此外还有许多德国社会主义者一直留在巴黎，有的是在1839年以后到巴黎的。留在巴黎的团体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处在卡尔·格律恩的影响之下，格律恩同蒲鲁东关系甚密，曾把蒲鲁东的某些著作译成德文。马克思被逐出德国后，在1843到1845年间也旅居巴黎，他到巴黎不久就同格律恩发生严重对立。马克思这时正同蒲鲁东友好，试图说服蒲鲁东同格律恩分手，但遭到严厉拒绝，不久马克思又同蒲鲁东发生了激烈争论。1845年，马克思被逐出法国，移居布鲁塞尔，除了1845年同恩格斯一起到英国逗留了一个时期以外，他在布鲁塞尔一直住到1848年。在那里，他着手把那批德国流亡者拉过来，按照伦敦工人教育协会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1844年在巴黎相见以后，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恩格斯曾经向马克思当时编辑的《德法年鉴》投过一篇批判正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可以认为这篇论文主要是吸取了英国的反李嘉图派经济学家的论点写成的，同时也预示了马克思在演讲稿小册子《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以及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加以发展的学说。毫无疑问，马克思是通过恩格斯获得已经在英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初步知识的；同时也正是恩格斯向马克思指出，他的哲学探讨在当时仍然远远脱离实际事物，需要用有关英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丰富知识来加以充实，因为英国当时是遥遥领先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恩格斯当时正在写《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845年1月这本书以德文出版。而马克思访问英国的目的则是想亲自观察英国的状况以便补充恩格斯所能告诉他的东西。
　　就恩格斯同马克思的早期合作关系来说，我认为恩格斯的贡献完全不下于马克思，可是他从一开始就乐于接受马克思的领导。正是恩格斯打破了马克思脱离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的局面；同时也主要是恩格斯力促马克思投入斗争，建立一个德国人领导的而又具有国际性目标的新团体，以代替并超越已经解散了的正义者同盟。他们两人的合作是以共同参与一系列论战开始的，他们对德国哲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集团以及当时流行的“左翼”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了批判。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兄弟）而发表的《神圣家族》和长期没有发表的两卷《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这个思想澄清过程中的里程碑。经过这场论战的锻炼，再加上恩格斯所掌握的关于工厂工业和英国情况的知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准备去领导一场空前的无产阶级运动，并且满怀热情地认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懂得怎样去组织和领导这场运动。
　　魏特林离开以后，他们少了一个劲敌，工作顺利地展开了，尽管格律恩仍然留在巴黎反对他们。早先，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社团曾经邀请恩格斯加入，但是恩格斯谢绝了。到了1847年，莫尔从伦敦来到布鲁塞尔邀请马克思合作，以便把各个中心地点的德国人社团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觉察到欧洲的革命已呈现出山雨欲来之势，于是便同意参加。1847年夏，恩格斯在伦敦出席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步骤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时以德国人为主，但其目的在于开创一个国际运动。会议还决定起草和公布一项宣言，宣布新团体的原则和目标。几个月以后，马克思亲自前往伦敦，在民主派兄弟协会组织的一次支持波兰的示威游行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参加了社会主义团体召开的另一次预备会议。会上，马克思接受委托，承担下起草拟议中的《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会议曾讨论了宣言的措词，并大致规定了马克思起草宣言时应该遵循的方针。马克思拿着恩格斯及其他人准备的初稿回到了布鲁塞尔，于1848年1月完成了撰写《宣言》的工作，正好赶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革命运动实际爆发的时候把它发表了。
　　关于这个著名文献，我们必须另辟专章加以分析。在我们开始分析以前，还必须略略探讨一下《宣言》的意识形态渊源和马克思从开始时的黑格尔主义到“颠倒过来的黑格尔主义”——唯物史观的演变过程。
　　我们已经谈过，在马克思崛起以前的时期，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一般都把他们的探讨范围局限在哲学和神学的领域内，而在他们大胆踏入经济和社会领域时，往往又摆脱不了辗转得来的法国概念。“青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学派的思想跟德国工人的思想虽然并不是截然分开，毫不相干，但是双方的距离毕竟很大，德国工人或是深受魏特林的影响，或是在流亡中进行工作时成了布朗基、卡贝、路易·勃朗或法国的其他一些社会主义领袖的信徒。流亡国外的德国工人眼见自己的祖国没有实行和平改革的希望，自然就倾向于革命思想，而革命思想又很容易同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空想交织在一起。与此相反，马克思不但深信这种空论无补于事，而且深信在1839年遭到失败以后，由坚定的少数派发动武装政变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和恩格斯不得不反对自己打算施加影响的那些团体中的空想主义，同时也不得不反对它们那种从发动无产阶级起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思想倾向。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革命派；他们并不反对革命理论，只是反对人们认为工人中有阶级觉悟的部分已经强大到足以独立完成革命使命的想法。他们至少肯定德国的革命在开始阶段，必须主要是一种反对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希望，革命一旦爆发，工人就会变得十分强大，既足以在帮助资产阶级推翻旧政权时保持自己的独立，同时又能够在获得胜利后迅速转过来对付他们的同盟者，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觉悟分子及其知识阶层中的支持者所领导的第二次革命。
　　由此可见，为了创立自己所向往的那种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彻底纠正各个德国工人协会忠于各种牌号的空想主义的立场，扭转它们单纯从无产阶级暴动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倾向。他们不得不向布朗基主义（布朗基本人当时在狱中）、伊加利亚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流派的宗派主义学说展开斗争。但是，如果他们公开地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就根本没有赢得必要的支持的希望。因此他们只有把自己说得非常革命，不招致布朗基主义者的反对，才能攻击各种各样的空想主义。《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慷慨激昂的词句，肯定就是由于这种需要才写出来的。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要求有一个明确的革命号召，而当时的革命运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又已沸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满心愿意发出这种革命号召，而且在《共产党宣言》中也不强调，革命——特别是德国的革命——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