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2007）

第一章导论

　　哪里有大量的学习渴望，哪里必然会有许多争论、许多著述、许多观点；因为优秀的人的看法，不过是正在形成中的知识……有些叹息，我们应当感到高兴。……不过，正是这些人强调反对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

　　约翰·弥尔顿，1644

　　“俄国问题”^[1]绝对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指出的，它将是“自称革命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态度的试金石”^[2]。因此，至今尚未有一个学者试图全面、系统地评估和描述1917年以来苏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就更令人吃惊。^[3]与总体上并不发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编史工作相比，很可能涉及这一特殊问题领域的文献空白更大。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数年前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Consideration on Western Marxism）一书中总结道，马克思主义接连变异和转型的原因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勘察。^[4]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史中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5]
　　然而，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文献，而且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第二类文献，也是相当广泛和丰富的，比如从本书末尾的参考书目中，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验证。总体来看，相关文献分属于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有关某一特殊理论的家族谱系研究。国家资本主义论往往受到特殊青睐。^[6]第二，关注据认为重要的一些理论（通常带有争论目的）的比较研究。^[7]第三，关于某一特殊的马克思主义作者的理论研究（占大量比例）。大部分这类工作集中在俄国和苏联的早期批评者身上，比如卢森堡（Luxemburg）、潘涅库克（Pnnekoek）和托洛茨基（Trotsky）。但是，更多论及的是像巴罗这类当代作者。第四，还有极少量对多样化的理论进行客观盘点和总结的尝试。这一类型中最好的样板是基尔德· 迈耶尔（Gerd Meyer）的教科书，它寻求提供“对该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解释的最重要的模式”的总体概览；在迈耶尔的著作中，形形色色的观点首次通过文本的各个片段呈现出来，然后，这些观点在作者本身的理论中得到评判，最后被纳入或放弃。^[8]
　　从许多相互对立的不同理论的有关文献看，这些著作中明显存在着一种把可利用的材料塞进一个先验图式中去的强大诱惑。例如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就是这种不良方式的例子，当时他只划分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中“偏向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划分的一边或另一边”这两种主要思潮。结果，一种标签被不适当地强加在那些认为他们自己实际上外在于这两个阵营的作者身上。^[9]同样的倾向表现在勒内·埃尔伯格（René Ahlberg）的著作中，他区分了三种趋势（过渡时期社会、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集体主义），并因而将希勒尔·迪克亭的分析强行打上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标签。^[10]
　　在这一研究中，我已试图避免这种强求一致的方法；而由于我所积累的大量研究材料，这一任务也变得更为容易。通过确立初始部分的优先地位，就可以更精确地追溯传统中的连续性和转折点，结果分类标准问题本身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我逐渐认识到，埃尔伯格和众多作者建立的（我起初也相信是正确的）三种理论类型的划分，过于简化了苏联问题研究的发展；至少，它不可能使我们很好地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相关发展。尽管如此，在准备这一研究中，我显然极大地受益于这些早期有相同目的的成果，从而可以评估这些成果的性质究竟是怎样变换的。
　　我本人的探索与早期研究不同，其目的是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批判横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从1917年至今）、在一个广大地区（西欧和北美）的发展。在这一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区分中，我已通过关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它们对较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某些方面有重大的偏离或补充），尽力确保其全面性。^[11]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评价早期的成果及它们对我本人理论的效用，尽管由于这一重释的进展，一些方式显而易见比其他方式更好地经受住了批判的检验。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使用。一般认为，它涉及一个西方作者群体，他们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的研究与批判。这一解释会排除掉各种分析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权力等问题的作者。^[12]不过，这种强调有时被政治地理学所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因此被理解为在西方的“非苏联的或非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13]。这第二个定义就是我所理解的那种定义。它对称地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问题：在这一研究中我的探索涉及在政治上独立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如何在理论上解释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那些发展。
　　但是，“非苏联的或非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概念本身需要更精确的定义。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以恰当的方式提问，“非苏联的”和“非准苏联的”术语真正提出了什么问题。在这一研究背景中，我已将这两个术语有效地定义为：（1）不顺从于官方的苏联意识形态的；（2）不把苏联的社会结构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或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其次，更困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指什么的问题，尤其是因为过去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一个作者指责另一个作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式进行争论。^[14]我把所有这些作者都看作是他们自己同样认为的“马克思主义者”，部分地绕开了这个整体问题。虽然，一些作者从来不明确地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些情况下，我采取了霍华德·伯恩斯坦（Howard Bernstein）的解释，他区分了五个“核心概念”，这些概念的结合意味着一种对待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式：

　　1．物质因素和经济社会力量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2．历史由一个连续接替的社会形态的特定系列组成。
　　3．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个辩证过程。
　　4．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伴随着阶级斗争。
　　5．平衡和停滞是虚假的；现实本质的变化和改造是社会常规。^[15]

　　在这些问题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我始终如一地使用这五个概念作为标准；一个例子是，基于此，我把这类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个作者〔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rm）〕包括进来，他将自己的著作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评价。
　　我只讨论来自北美和西欧的作者，以及其著作已在北美及/或欧洲出版的或通过翻译得以让人理解的那些来自其他地区（特别是东欧和苏联）的作者。^[16]
　　进行这一研究本质上是一项长期观察。通过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从1917年到2005年的发展演进，我旨在分析长期持续的发展和变化，即如果采用一个较短期的框架则仍然会是模糊不清的那种变化。
　　这里提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关于苏联的分析，主要是一种文本分析。正如所有的文本那样，这些分析在许多不同的背景线索中演进发展，从它们与作者的意图、生活和其他著作的联系，到围绕该作者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都是纷繁多样的。^[17]虽然，对一个文本的“这一个”背景线索进行全面检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呈现脉络关系而进行一种历史—批判的评估仍然是重要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既有的文本获得了其特定的内容。比如，在关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本质的主题的例子中，最多的相关脉络发展关系很可能首先是政治经济关系。因此，在这一研究中，我采纳的工作假说即受三组脉络线索强烈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理论解说。
　　1．社会形式（生产方式）及其演进的总体理论及其演进。这一发展线索涉及许多方面，但是在下文关于苏联的争论中渐渐明朗化的是，各种社会类型的演变顺序问题尤为重要。从大约1917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1）直到1930年代初，各种不同的解释并存：有些人，包括政治上有分歧的人如考茨基和列宁，相信发展是以一种单线方式——即通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序——产生；另一些人（the Aziatchiki，指那些相信俄罗斯的亚洲成分比欧洲成分更大的人。——译者注）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讨论基点，确认第二种可能的发展线索；少数人（如魏特福格尔）进一步采纳了这一观点，并设想了三种可能的历史发展道路。（2）从 1930年代到1950年代下半叶，尽管单线论思想几乎处处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仍继续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3）至1950年代末，统一的发展顺序（单线论）的概念开始瓦解了。经历一个最初阶段后，“亚细亚生产方式”被重新发现，并被许多人看作是解决分析难题的万应灵药，随后的理论发展风暴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生产方式的“发现”，最终导致对生产方式旧有理论本身的合法性的质疑。这一事态演进过程对该研究主题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持续演变的）生产方式的总体理论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先在前提，它已决定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苏联社会怎样被指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如果自始至终坚持运用单线论思想，那么苏联社会只可能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但是，如果苏联社会被定义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式，那么这同时意味着抛弃单线论。
　　2．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和活力的认识。一般而言，这一认识自 1917年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1）在第一阶段——它终结于1950年代初——一种理解模式突出地强调一般商品生产所主导的制度的腐败、衰落和瓦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短暂的经济恢复，接踵而来的是一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在1929年达致极点。随后的“大崩溃”只是到1930年代下半叶才得以战胜。但是其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紧接着的战后年代根本没有表明正在形成一个普遍的和长期的恢复；经济增长仍然疲软，而1950年代初期的美国似乎有可能陷入一场更严重的衰退。因此，发现资本主义的活力在这整个时期都是微乎其微的，并不令人吃惊。^[18]在马克思主义者阵营，从十月革命到大约1952年左右这一时期，都被资本主义“行将灭亡”和“崩溃”的思维所主宰。一个众所周知的和极端的例子是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他在1920年代末设计出一个公式，他据此相信，如果其模式中种种变量（“因素”）的数值可以确立，他能够估算出资本主义最后崩溃的时间。^[19]极其典型的还有托洛茨基的估计，他在其1938年的《过渡时期纲领》（Transitional Programme）中对世界形势作了如下描述：“人类生产力走向停滞。新的发明和进步已经无法提升物质财富的水平……资产阶级自身看不到任何出路。”^[20]
　　（2）第二阶段始于1950年代初，大约持续到1960年代末。这一历史空前的经济增长期，成长的繁荣和低失业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达成了实现某种程度的变化的共识。除了马克思主义者之外（他们尽管相反表现出继续坚持那个时期的早期概念），越来越多的新理论家出现了，他们越来越怀疑经典的危机理论的有效性。^[21]在关于利润率的经验研究的一个评论中，吉尔曼（Gillman）在1957年举例假设:“在大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数年中，历史统计学似乎完全支持马克思的这些理论，而那场战争后的系列研究则总体上表明，运行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展望正相反。”^[22]几年后，巴兰（Baran）和斯威齐（Sweezy）进一步采纳了这一观点，总结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由于该体制的发展，其剩余趋向于绝对地和相对地上升”^[23]。
　　（3）在自1960年代末以来的第三阶段，再次存在一种关于资本主义不可逃脱地快速走向经济危机的普遍信仰。
　　（4）虽然从那以后这一信仰没有消失，但是许多人在1990年代归结出，资本主义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统治世界。
　　3．认识到苏联社会的稳定性和活力的方式。这一发展线索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因为每一阶段都将在本研究的过程中详尽讨论，我在这里仅仅给出一个简短的提示。（1）第一个时期持续到1930年代初。社会在这一时期似乎组织得非常混乱和糟糕。（2）第二个时期到1956 年，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真相的那一年。在这一阶段，斯大林主义似乎已经巩固了它的权力，而苏联社会似乎已经被改造成为一个“计划的”总体。（3）第三个阶段从1950年代开始，显现出社会的断裂、日渐明显的政治和经济调整的困境，以及在许多重要方面不断失败的改革尝试。（4）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后阶段，阐明了一场非常深重的危机正在发生，它最后以一次总崩溃告终。每一个阶段或许都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如同我将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试图证实的那样。
　　这三条发展线索对于创作有关苏联本质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作者共同发挥着影响。然而，必须注意到这一点：这些作者一般并非孤立行动，而是思考这类政治问题^[24]的一个更广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组成部分。
　　本研究安排如下：第二章至第七章提供该文本的内容，重新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的争论。第八章拟定这一重释的主要线索，而第九章提供了所描述的这一发展中最初的元理论模式。该研究的结尾提供了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关于1917年以来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本质的理论著作的参考书目。
　　最后，是关于几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我充分意识到，对于这些文本的分析不存在任何被普遍接受的规律（超过了尽可能地精确表述我所研究的那些著作的需要），我试图通过每一位作者去找到一个对我的研究主题来说是根本性的少数几个问题的答案，这几个问题是：（1）在交替演进的生产方式形态中，哪一个位置是留给苏联的；（2）如果是这样，被认为存在于苏联社会的基本的阶级对抗是哪一类；（3）作者认为苏联社会的动力（发动机）是什么？^[25]在一些情况下，我不可能证实一个既定的作者对所有问题的全部清晰的答案。在重新解释各种不同的说法中，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被检验话语的独特风格的直接印象，我毫不踌躇地引用了简要的段落。
　　长期使用一个笔名的作者〔罗拉、托洛茨基、杜娜耶夫斯卡娅（Dunayevskaya）、克利夫（Cliff）〕，用其笔名标示。引文原文为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荷兰语版本的文本，已参考原来的文本译成英语。原文看起来更贴切的地方，就取代已发表的英译文。在语言上有困难的场合，或作者的原始文本无法得到的地方，我已在译文中标出，并同样在注释中进行了说明。

^[1] 专有名词。“俄国”和“苏联”在这一研究中由于文体风格的原因，到处交替使用。

^[2] “导论”，载Castoriadis1973，第18页。

^[3] i>Beyerstedt 在1987年对1924-1953年时期做了有用的尝试。但是，该作者错误地断定，在英国那类国家中，“对描述苏联没有做出任何值得注目的贡献”（第21页）。

^[4] Anderson 1976，p.1。

^[5] 因此，汉森（Hansen 1985，p.143）写道：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像它们作为其一个部分的更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观那样，已经在思想史中导向一种边缘的存在”。

^[6] Jerome and Buick 1967; Farl 1973; Olle 1974; Ambrosius 1981。

^[7] Bellis 1979; Binns and Haynes 1980。

^[8] Meyer 1979。

^[9] 例如B.里齐，见 McLellan 1983，第173-176页。

^[10] Ahlberg 1979, p.87。

^[11] 没有提供新观点的、重复旧思想的出版物不予讨论，但是经常在参考书目中提到。

^[12] 见Anderson 1976; Russell Jacoby 1981。

^[13] Merquior 1986, p.1。

^[14] 在这一研究中，我区分了“马克思的”思想（它在确切的意义上等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后者伪装追随马克思的一般方法，尽管在特殊情况下它可能大大地偏离了马克思本人的观点。

^[15] Bernstein 1981, p.445。

^[16] 我已进行了努力，去获取对瑞典、挪威、丹麦、德国、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相关著作文献的总体概览。我没有试图去概括俄罗斯最近的讨论，也没有包括1920年代曾在苏联小范围传播的而现在渐为人所知的那些更陈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文本。

^[17] Lacapra 1983。

^[18] 这只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适用。见Cannadine1984，第142-143页。

^[19] Grossmann 1929, pp. 198-225。

^[20] Trotsky 1938c, p.1; 英文版，第111页。

^[21] “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两个人的认识转向，他们在1930年代曾是非常有影响的，相信资本主义理想共和国不可避免的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一个人是John Strachey，其著作《正在到来的权力斗争》（The Coming Struggle for Power）在大萧条中成为最好的卖点，另一个是莱易斯·科里（Lewis Corey），其著作《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Decline of American Capitalism, 1932）声称，由于利润率不断降低，一场无可挽回的危机已经到来。20年后，两人均成为混合经济及经济规划——但正如科里提出的，它‘并非中央集权制’——的支持者。”见Bell 1988，pp.137-8。

^[22] Gillman 1957, p. Vii。

^[23] Baran and Sweezy 1966, p.72。关于“剩余”，巴兰和斯威齐不是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产品和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别的意义上去理解的。

^[24] 该问题本身使人想到，关于这一研究中运用库恩（Kuhn）的“范式”（paradigm）概念是否能被接受。简言之，我不这么认为。“范式”概念已经运用在表示理论形态的所有类型的方面。但是这一概念的广泛应用意味着，它不再属于任何特殊的事物。围绕该术语的这一混乱，可能要部分地归咎于库恩自己，他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中，在不少于21中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Masterman 1977, pp. 61-5）。库恩后来承认这一模糊造成的问题，试图提供一个更合适的定义。在1969年他的书出版的后记中，他写道：“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成员，并且，反过来，科学共同体组成了共享范式的人。”（Kuhn 1970，p.176）范式在这里被定义为科学实践，其中，根据其最初著作中给定的描述，“法律、理论、应用和使用的工具一起”形成一个有严谨内聚力的总体（Kuhn 1970，p.10）。在库恩1969年的后记中，“科学共同体”本身被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是为自己为并被其他人视为独立向一套共享目标的追求负责的人，包括培训他们的继承人。在这个群体中，交往相对充分，专业评判相对自主。”（同上，p. 177）虽然这些描述在总体上还不能被认为摆脱了含糊，但它们至少确实澄清了这里最好避免的那种范式概念。首先，我所讨论的苏联批判决不能与库恩脑子里已有的那些自然科学中的理论相比较，甚至正是因为这些批判不赋予经验研究一种逻辑转换的方法；如果要说区别的话，在批判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存在一条深远的鸿沟。而且，库恩的“科学共同体”不曾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例子中，后者既不是一个学术的共同体，也不是一个相互共享目标和尺度意义上的共同体，还不如说，它所包括的主要是政治参与者，多多少少组织成小的政治群体，或属于围绕一个刊物的圈子，他们相互就许多主题展开争论，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相互之间根本不交往。这样，在这一研究中使用“范式”概念将会是误导性的，而不是有帮助。我更愿意使用如（政治）理论、话语和争论这类概念。在我看来，这些概念要比范式概念造成更少的误导性联想。

^[25] 由于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政治理论，这里提及的许多作者不仅分析了苏联，而且也解释了其后的有关社会主义战略的思想。我在叙述各式各样的观点中，不过是聚焦于已做出的那些分析，而不是那些战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