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十九章 萧条时期的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之后的积累过程，首先就会看到，下一个再生产期间是在缩小的规模上进行的。社会生产受到限制。这里，由于“生产部门的连带关系”，生产过剩究竟在哪个领域里爆发，都没有任何区别。主要领域里的生产过剩，意味着普遍的生产过剩。因此，生产性积累停止，利润向资本的再转化没有增加，生产资料的使用没有增加。即是说，生产性积累消失。但是，个人的积累和各个产业领域的积累是怎样的呢？生产尚在继续，虽然规模已经缩小。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企业，首先是各个领域内技术生产能力最强的企业，其次是生产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和其产品消费不能过于减少的领域，仍然获得利润。这种利润的一部分可以被积累。现在利润率下降了，它的下降也可以使积累率减少。同样，利润量下降了，它也减少了积累的可能性。此外，如果一部分资本家取得利润，另一部分就遭受损失，若要免于破产，就必须通过追加资本进行补偿。但是，在萧条期间，实际生产不会扩大。因此，如果发生积累，那也只能是货币形式的积累。那么，货币是从哪里流向进行积累的资本家呢？
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再生产的公式：
Ⅰ. 4 000c+1 000v+1 000m=6 000
Ⅱ. 2 000c+500v+500m=3 000
这是由于危机已经缩小的生产。但是，资本家生产的不是货币，而是商品。如果资本家要取得货币，而且要多于他已经支付的数额（因为否则就不会发生货币积累），那就必须把商品转化为货币，而放弃向商品的再转化。如果第Ⅱ部类打算从它的500m中拿出比如250用于积累，那就必须出卖生活资料（而且是第Ⅱ部类的成员向本部类的其他成员出卖，因为第Ⅱ部类的m交易是在第Ⅱ部类内部进行），而自己不购买其他成员的商品。因此，第Ⅱ部类内部仍有250m卖不出去。如果一方出售成功，他方的产品便没有销路。于是便发生货币资本的重新分配。卖者从买者那里取得了货币，但货币却没有回流到买者手里，因为他们没能将自己的250商品出卖。
如果我们假定第Ⅰ部类的资本家将其剩余价值的一半用于积累，那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时，他们可以把具有生产资料形态的1 000v+500m卖给Ⅱc。后者为此支付货币1 500。但是，由于Ⅰm现在不购买2 000生活资料，而是保持货币500，所以Ⅱc现在只能卖掉1 500。因此，它剩下生活资料500，减少货币500，后者被留在第Ⅰ部类手上积累起来。但是，如果Ⅱc没有预付1 000货币购买生产资料，而是假定第Ⅰ部类开始这一过程，于是，第Ⅰ部类购买1 500生活资料，而第Ⅱ部类用这一货币购回生产资料1 500，为第Ⅰ部类余下500生产资料没有卖掉；它的积累愿望没有实现。第Ⅱ部类进一步压缩生产，用1 500c开始再生产过程，并相应减少了自己的可变资本。如果说它曾有货币2 000用来中介与Ⅰc的交易，那它现在只使用1 500，而从前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500便闲置起来了；此外，以前被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也减少了。
事实表明，在生产规模缩小或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社会规模的纯货币积累是不可能的。只能发生个人的积累，而这只不过意味着，一方的积累仅仅是他方货币资本分配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必然引起对再生产的新的干扰。当我们考察黄金生产者本身时，也不会有所改变。当然，直接的货币积累在这里是可能的；但是，这种货币积累直接受该生产部门积累的利润量的限制。这种积累的货币额同时也是其他产业缩减的销售额，因为货币确实被积累和以贮藏形式保存起来。顺便指出，不管如何考虑这一因素，它在数量上对一般意义上的积累都太小了。
在这方面，信用并不带来什么变化：2 000（v+m）Ⅰ必须向2 000Ⅱc出卖。但是，货币积累意味着，虽然第Ⅰ部类出卖2 000，但只从第Ⅱ部类购回1 500。不管这种交易是否以信用为中介，如果第Ⅱ部类从第Ⅰ部类购买2 000，第Ⅰ部类才能积累500货币、信用货币或对未来生产的收入的凭证。只有在第Ⅱ部类以自己的商品进行支付（这按我们的假定是不可能的）或由货币准备基金进行支付（这里，第Ⅰ部类只能积累第Ⅱ部类之所失）时，它才能从第Ⅰ部类购买2 000。因此，说萧条时期的闲置资本是由以货币形式或信用形式积累起来的货币资本购成，是错误的。它是由生产紧缩而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这种资本从前为实现交易服务，在生产缩小时又成为多余的了。货币资本的闲置同生产资本的闲置是相适应的。由于生产紧缩，生产力只有一部分被利用。新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被堆在仓库里，不能投入生产使用。货币资本和现有信用组织的能力，同被限制的交易相比，变得过大了。货币资本悠闲地待在银行里和等待着被利用。它们被利用的前提是生产规模的扩大。
顺便指出，危机理论家们恰恰把货币资本的闲置视为再生产扩大的最强有力的动因，这也是一个奇怪的见解。[1]带有自己物质损耗和精神损耗危险的机器停转，意味着不仅利润丧失而且还继续亏损的一般固定资本利用的减少，似乎不是比货币资本利息的减少更强大得多的生产扩大的动因。问题并不在于危机之后积累动机在货币闲散影响下得到加强，而是在于再生产的扩大客观上是否可能。通常，危机过后立即出现大量的货币闲散。尽管如此，还是要经过若干年后，繁荣才能完全出现。[2]
看一看资产阶级报刊上商业专栏作家的看法如何随周期现象的转换而转换，是很有趣的。在德国报纸上，最近的危机几乎完全被归咎于货币昂贵或货币资本短缺。现在，尽管有持续不断的、国际性的货币闲散，但萧条还在继续；人们逐渐发现，繁荣并不完全取决于货币市场的状况。[3]
关于萧条期间货币闲散的原因以及这种货币闲散对克服萧条的意义的错误看法，归根结底在于：在关于经济的形式规定性问题上，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的分析中所揭示的社会生产的物质规定性。人们仅仅使用“资本”、“利润”、“积累”等等一些经济学的概念，以为只要指出据以使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的或必然引起干扰的量的关系，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这里忽略了：与这些量的关系相适应的还有质的条件，不仅彼此可以直接通约的价值量互相对立，而且在生产和消费中必须具有一定属性的一定种类的使用价值也互相对立；在分析再生产的过程中，不仅一般资本部分互相对立，以致例如产业资本的过剩或不足可以通过货币资本以相应部分来“补偿”，也不仅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互相对立，而且也涉及特定的（技术上特定的）种类的机器、原料和劳动力，为了避免干扰，它们必须作为这些特种使用价值而存在。[4]
事实上，我们在危机期间看到的，一方面是建筑物、机器等等闲置的产业资本，另一方面是闲置的货币资本。造成产业资本闲置的同一原因，也使货币资本闲置。货币资本之所以没有进入流通，没有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是因为产业资本没有执行职能。货币之所以闲散，是因为产业闲散。“芬尼克斯”公司停产并不是因为自己资本（货币资本）短缺，它重新开工也不是因为它现在支配绰绰有余的货币资本。相反地，货币之所以存在过剩，是因为生产缩减了。货币资本的“短缺”仅仅是由于已经发生的生产过剩所造成的流通过程停滞的征兆。
信用首先取代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次使货币转移更容易进行。从理论上说，假设有必要的金属量用于纯金属流通，暂时舍弃信用还是可以的。
由利息率的变化来解释周期现象，而不是相反地由生产关系来解释货币市场的现象，是差不多所有现代危机理论家的特点。[5]其原因是不难发现的。货币市场上的现象是一目了然的，报纸上每天都在议论并对交易所和投机的活动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借贷资本的供给在每一瞬间都表现为而且也必然表现为一定的量，因为否则仍无法说明供给和需求如何能决定利息。人们忽略了，借贷资本的供给取决于生产状况，而且首先取决于生产量，其次取决于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对商品流通时间从而对信用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人们还忽略了，流通信用和资本（银行）信用一般职能上的差别。由于银行券的发行似乎抹杀了这种差别，以及一切信用随银行制度的发展都表现为银行信用，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但是，如果忽略这种差别，货币市场现象的发展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了。现在，这种依赖关系仅仅简单地表现为生产的扩大需要更多的资本。资本多少有些含糊地被与货币资本等同起来。生产扩大，货币资本需求增加，利息率提高。最后，出现货币资本短缺，高利息率使生产利润消失，新投资中止，危机开始。然后，在萧条时期，货币资本被积累起来，而没有立即转化为固定资本——这是一种空泛的想法，因为机器、船坞和铁路不是由黄金生产的。利息率下降，货币资本家不满足低微的利息，于是重新将货币投入生产，繁荣重新开始。
经济学家们的这种想法是以可怕的混乱为基础的，他们把货币、机器、劳动力称为资本，所以现在可以立即使一种资本即货币转化为另一种资本即机器等等和劳动力，或像他们所说的，使流通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撇开这一点不论，这种著名的“理论”忽略了，即使从纯粹的计算上来看，他们的论断也是荒谬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我们以官方贴现率的波动幅度2％至7％为基础来判断，那么，利息率变动幅度至多为5％。这里，按照我们的看法，由于进行限制的银行立法或贴现政策的缺陷，这种波动幅度会提高到经济上合理的幅度以上。现在，生产资本家需要货币资本来扩大生产；这即是说，被借入的价值转化为生产资本，进行增殖，产生利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的大小取决于价格。但是，在周期期间，商品价格的波动完全不是5％的波动。浏览一下价目表就会知道，波动幅度为50％、100％或更大，并不稀奇。利润现在之所以没有以同样的程度提高，是因为成本价格增加了。但是，无论如何，在繁荣和高度繁荣时期，产业资本家的利润的提高远远超过5％。如果产业资本家的利润不是出于其他原因而降低，那么，7％的利息率实际上不会使积累停止。例如，如果莱茵威斯特法伦煤业辛迪加能以高度繁荣时期的价格出售他的全部开采量，那么，即使为借入资本（这只是它们资本的一部分）支付10％的利息它也毫不犹豫，因为它就是用这一部分资本也还会赚回超过利息率的企业主收入。[6]
关于利息逐渐吞噬企业主收入的离奇见解，还受到充满“利润”、“企业主收入”、“监督工资”、“利息”以及“股息”等等范畴中的绝对空话的支持。随着股份公司的推广，这种混乱还有所增长。股息表现为利息；但与每一瞬间都是固定的借贷利息相比，却又表现为一种令人惊奇的波动的利息。借贷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区别不再表现为带来利息的资本和生产利润的资本的区别。毋宁说，二者都表现为带来利息的资本。区别只是在于：“流动”资本总是产生每天由交易所公布的每一瞬间是一定的利息，而“固定”资本产生人们由股息通知书中得知的利息。于是，收益可靠性的区别，归结为“流动”资本即货币资本和“固定”资本即产业资本的区别。如果说这样混淆了所有质的差别，那么，关于量的区别产生一些最离奇的见解并自诩为在利息率的波动中找到了能够阐明周期转换机制的充分说明，也就不奇怪了。
[1] 不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而且奥托·鲍威尔也在他的对马克思危机理论作了如此敏锐和令人兴奋的论述中（《新时代》第23卷第1期第133页以下），被这个由经济现象本身所产生的诱惑所蒙骗。
[2] 例如，1890年以后的萧条时期，情况就是这样。整个1893年是一个具有异常充裕的货币供给和利息低微的年头。1894年2月底，伦敦银行的贴现率为2％；而3月中旬，私人贴现率为1％。1895年1月中旬，伦敦的私人贴现率在0.5％至0.875％之间。尽管在长时间内存有异常大的闲散货币，但高涨期只是从1895年下半年才开始。
[3] 近来，一般地说，由于忽视理论考察方法，一种恶习大大流行起来：根据短短几年间的一些观察中便推导出一般结论，把一个产业周期某部分阶段的现象，充其量是一定特殊周期的现象，提高为普遍“规律”。由于这种原因，其他人便拒绝任何一般的认识，并以等着瞧（qui vivra verra）的处世之道来宽慰自己。他们故意把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贬低到低级趣味的笑话的水平。
[4]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危机理论中的这种混淆达到了极点。这种理论只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而忽略了一切生产（不管它们的历史形式如何）共有的自然条件；因此，便得出仅仅为生产而存在生产的奇怪概念，消费则仅仅成为一种累赘的附属物。如果说这已经是“荒唐的想法”，那它却有“方法论”，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因为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的形式规定性的分析正是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是疯狂的马克思主义，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它使杜冈的理论如此奇特而同时又如此令人振奋。此外，杜冈本人也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他不了解它。他对自己论敌的“健全的理智”展开如此激烈的攻击，即是由此而来。
[5] 这不仅是自今日始。“政治经济学的浅薄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4页。）
[6] 下述例子证明，高利息率并不造成危机：1864年，英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由于美国内战，棉花供给中断。因此，由东部印度和埃及供给的棉花增加，从这两个国家的进口迅速膨胀起来：从东印度的进口额由1860年的1 500万英镑增加到1864年的5 200万英镑；从埃及的进口额由1 000万英镑增加到差不多2 000万英镑。于是，银行提高自己的贴现率以阻碍黄金外流。在1864年间，贴现率在6％至9％之间波动。尽管如此，危机仍仅仅限于货币市场。商品市场上，价格提高不大。”尽管存在着过去只是在货币奇缺时才碰到的高贴现率，商业和工业却没有受到重大的震动。”“虽然发生持续的棉荒，英国贸易在这整个时期内丝毫也没有受到压抑。”（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研究》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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