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二卷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 从哈利法克斯到彼得格勒的行程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就像穿越了一条隧道。这确是一条通往革命的隧道。瑞典留给我的记忆只有粮食配给证，这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芬兰，我在车厢里遇上了王德威尔德和德·曼，他们也是去彼得格勒的。德·曼问我说：“您还能认出我们来吗？”我回答说：“噢，当然了，虽然人们在战时的变化都很大。”在这种不太恭敬的暗示下，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德·曼在青年时期想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对王德威尔德进行过强有力的攻击。战争期间，他在政治上放弃了自己青年时代淳朴的追求，战后，则从理论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变成了政府的爪牙，而且也仅仅是一个爪牙而已。至于说王德威尔德，他在第二国际领导集团中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之所以被选为主席，仅仅是因为既不能选德国人也不能选法国人。在理论方面，王德威尔德只不过是一个编纂者，他就像他们的政府处理与列强的关系一样，巧妙地周旋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之间。他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从来没有任何威望。从一个演说家的角度来讲，他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战争期间，他用第二国际主席的交椅换取了皇家部长的宝座。我在我的巴黎的报上向他发起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作为回应，王德威尔德号召俄国革命者向沙皇制度投降。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邀请革命的俄国在协约国的阵营中取代沙皇政权的位置。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别洛奥斯特洛夫车站，由国际主义者统一组织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团来迎接我们。孟什维克方面，甚至就连他们当中的“国际主义者”，如马尔托夫，都没有一个人露面。我和老朋友乌里茨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早在世纪初我们就在西伯利亚认识了。他曾是巴黎《我们的言论报》在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固定撰稿人，并在战时负责我们与国内的联系。这次会面的一年之后，他就被一个年轻的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了。在这个代表团中我第一次遇见了卡拉汉，他后来成了苏联著名的外交家。布尔什维克派来的代表中还有费奥多罗夫，他是一名五金工人，很快就当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分会的主席。在到达别洛奥斯特洛夫车站之前，我已经从最新的俄文报纸上了解到，切尔诺夫、策列铁里和斯科别列夫加入了同盟国的临时政府。各个政治集团的营垒立刻就变得十分清晰了。此刻，一场同布尔什维克合作，与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分子的殊死斗争展开了。 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乌里茨基和费奥多罗夫发表了讲话。我在答辞中，就我们的第二次革命的准备情况展开了论述。当人们突然把我抬起来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哈利法克斯，在那里我也曾处在同样的情况下，只不过这次抬起我的那些手是友好的手。四周到处都是挥舞的旗帜。我看到了妻子那激动不安的面庞和孩子们那惨白惶恐的小脸。他们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革命已经欺骗过他们一次了。在后面，在站台的尽头，我发现了王德威尔德和德·曼。他们故意落在后面，显然是不敢加入人群中。新的社会主义部长们没有为他们的比利时同事准备任何欢迎仪式。人们对王德威尔德昔日所扮演的角色仍然记忆犹新。 出了车站，我立刻就投身于一个漩涡之中。在这个漩涡中，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事件都一闪而过，就如同滚滚洪流中的稻草一样。越是重大的事件中，往往在个人记忆中越是空白的：记忆以此来减轻自己过重的负荷。我似乎是径直去参加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的。当时的会议常任主席齐赫泽冷淡地和我打招呼。因我曾经在1905担任过苏维埃主席，布尔什维克建议把我选人执行委员会。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分子窃窃私语，那一时期他们在各个革命组织中还占有压倒性的多数。最终决定把我选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我得到了自己的代表证、一杯茶和一份黑面包。 不只是孩子们，就连我和妻子都对彼得格勒街头的俄语和墙上的招牌感到新鲜。我们是在十年以前离开首都的。当时大儿子才一岁多，而小儿子是在维也纳出生的。 彼得格勒的城防力量规模庞大，但十分脆弱。士兵们高唱着革命歌曲、胸前佩戴着红布条从街上走过。这一切都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恍若梦境一般。电车里挤满了士兵。在宽阔的马路上还正在进行着操练。士兵们时而卧倒，时而跃起冲锋，一会儿再次卧倒。在革命的背后还矗立着战争这个庞然大物，它在革命身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然而，群众已经不再相信战争了。军事操练之所以还在进行，大概是因为人们忘了停止它。战争已经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对此，不仅是立宪派，就是所谓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领袖们也不能理解。他们都死命地抓住协约国的裙摆，惟恐脱手。 我对策列铁里了解得不多，对克伦斯基更是一无所知，对齐赫泽了解得多一点，斯科别列夫曾经是我的学生，与切尔诺夫曾多次在国外的报告会上进行过论战，与戈茨是第一次见面。这就是苏维埃的民主领导成员。 策列铁里无疑比其他人要胜出一筹。我第一次遇见他还是在1907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当时他是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团的代表。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了，有着深厚的富有吸引力的道德修养。几年的苦役提高了他的政治威望。当他重返革命舞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即刻就在同志和同盟者中间占据了领导位置。在我的对手中，他是惟一的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人。但是，正如历史上并不罕见的情况一样，需要用革命来证明策列铁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为了不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迷失方向，就应该从世界的而不仅仅是俄国的角度来看待俄国革命。而策列铁里却是从格鲁吉亚经验，再加上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经验来看问题的。他的政治视野是如此致命地狭隘，他所受到的教育是肤浅的书本知识。他在自由主义面前表现得必恭必敬。他以被文化的发展吓得胆战心惊的、仅受过有限教育的资产阶级眼光，去看待势不可挡的革命动力。在他看来，觉醒了的群众越来越像是造反的贱民。他一张口，我就明白，他是我们的敌人。列宁把他叫做“笨蛋”，这种称呼虽有些刻薄，却也恰如其分，一针见血。策列铁里是一个有才华、诚实但鼠目寸光的人。 列宁把克伦斯基称为吹牛大王，现在还可以对此再做些补充。克伦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偶然因素造就的人物，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风光一时的人物。每一股强劲革命洪流总会吸引不少不明是非、天真的群众，它也总会暂时地把一些所谓的英雄推到前台，这些人直到今天仍然被当初昙花一现的光环映得晕头转向。克伦斯基深得加邦和赫鲁斯塔列夫的真传，他体现了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他最出色的演说也不过是用华丽的竹篮打水。而在1917年水沸腾了，化做了蒸气，气团看上去就像光环。 斯科别列夫是在维也纳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时他还是一名大学生，在我的领导之下。后来，他离开了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回到家乡高加索，参加第四届杜马竞选并获得了成功。在杜马中斯科别列夫处于孟什维克的影响之下，后来与他们一起参加了二月革命。我们的关系早就断了。当我在彼得格勒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当上了新任的劳工部长了。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志得意满地走过来问我对此做何感想，我回答说：“我想，我们很快就会战胜你们。”不久前，斯科别列夫还笑着向我提起这一友好的预言，六个月之后它就成了现实。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斯科别列夫就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我和列宁都反对吸收他人党。现在，不用说，他已经是斯大林的人了，这当然也是符合逻辑的。 我和妻子、孩子们费尽周折才在一个叫“基辅公寓”的地方找了房间，安顿下来。第二天，来了一位派头十足的军官。“您不认识我了？”我确实想不出此人是谁。“洛吉诺夫”。这时我才从这位体面军官的身上想起了1905年的一个年轻钳工。 1905年他加入了战斗队，曾在街上和警察交手。他满怀年轻人的激情追随着我。1905年之后，我没再见过他了。到现在我才从他那里了解到，实际上他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洛吉诺夫，而是姓谢列布罗夫斯基，当年是理工学院的学生，是一位富家子弟，青年时代被工人彻底同化了。反动时期他成了一位工程师，早已经远离了革命，战时当了彼得格勒两家最大的国营工厂的厂长。二月革命触动了他，使他回想起自己的年轻时代。他从报纸上得知了我回国的消息。现在他站在我面前，热情地邀请我搬到他家去住，马上就搬，越快越好。我们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这是一座宽敞富丽的厂长豪宅，住着谢列布罗夫斯基和他的年轻妻子，他们没有孩子。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在这座食不果腹、破败不堪的城市里能有这么一个住处，真是像进了天堂一样。但是，当我们的谈话涉及政治的时候，情况马上就变糟了。谢列布罗夫斯基是一个护国主义者。后来我发现，他对布尔什维克怀有刻骨的仇恨，而且认为列宁是德国派来的奸细。谈话一开始，他就碰了钉子，当然他说话就小心了些，但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和这样的人住在一起了。我们离开了这位十分好客但与我们却是陌路人的豪宅，回到了“基辅公寓”那只有一个房间的住所。谢列布罗夫斯基后来又邀请我的孩子们到他家去做客。他用茶点和蜜饯招待他们。出于感激，孩子们给他讲列宁在集会上的演讲。他们激动得小脸泛着红光，谈话和蜜饯使他们心满意足。这时主人却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要知道，列宁可是德国派来的奸细呀。”什么？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孩子们扔下茶点和蜜饯跳起来。“简直是头猪！”大儿子气愤地说。可能在他的词典里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词了。这让主人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此结束了。十月胜利之后，我介绍谢列布罗夫斯基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在为苏维埃工作期间人了党。现在，他是斯大林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是这个制度的一根台柱子。既然在1905年他去追随无产阶级，那么现在他就更可以去追随布尔什维克了。 在“七月事件”(关于此事后面还要谈到)之后，首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散布着针对布尔什维克的谣言。我从国外流亡回来两个月之后，被克伦斯基的政府抓了起来，又进了早已十分熟悉的“十字架”监狱。阿默斯特的莫里斯上校如果在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感到十分得意，而且有此同感的绝非他一个人。但是孩子们却十分不满，他们生气地问母亲：“一会儿把爸爸关进集中营，一会儿关进监狱，这叫什么革命！”他们的母亲也同意他们的看法，这的确还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是，苦涩的怀疑主义情绪慢慢浸透了他们的心灵。 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监狱里出来之后，我们在一栋资产阶级的大楼里租了一套小房子，房主是一位自由派记者的遗孀。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面展开，我当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可是我的名誉却遭报刊、杂志肆意诬蔑。在我们住的那栋楼里，到处都是仇恨和敌视的目光。我家的厨娘安娜·奥西波夫娜去居委会领面包时，竟然遭到家庭妇女们的围攻；儿子在学校里也受人欺负，因我这个爸爸也被叫做“主席”；妻子从木工工会下班回家，门房的头头一直用仇恨的目光紧盯住她不放，上楼梯简直就像受刑讯一样；房东会时不时地打电话问家具是不是被毁了。我们想到了搬家，但是又能搬到哪里去呢？城里根本就没有空房子。情况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了。可是突然有一天，真称得上是美妙的一天，我们住所周围的包围圈土崩瓦解了，就如同是有人用万能的巨掌把它们给推倒了一样。门房的头头看见我妻子的时候就深深地鞠躬，这可是最有权势的住户才能享受的待遇。居委会发面包的时候也不再故意拖延和刁难，当着我们的面再也没有人敢把房门摔得震天响。这一切是谁干的呢，究竟是施了什么魔法？原来是尼古拉·马尔金干的。在此我得谈谈他，因为正是通过他，也就是通过许多像马尔金这样的人，十月革命才取得了胜利。 马尔金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个水兵，是一名炮手，同时也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他并没有马上暴露身份，因为到处张扬可不是他的个性。马尔金也不是一个演说家，他都不太会说话，而且他还很腼腆、忧郁——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力量所引起的忧郁。马尔金是由一种材料铸成的，而且是一种纯粹的材料。当他担起照顾我家庭的担子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他与孩子们相识了，还请他们到斯莫尔尼宫的小咖啡厅喝茶、吃夹馅面包，尽可能让他们得到一点点快乐，要知道，在那严酷的岁月里就是这一点点的快乐也是很难得的。他经常悄悄过来看看这里的情况是否正常。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个人。他从孩子们和安娜·奥西波夫娜那里得知我们家正处在敌视的包围圈中，就到门房头头和居委会那里去了一趟，并且好像还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带了一帮水兵。他可能是说了一些有分量的话，因而我们周围的环境立刻就变了。还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在我们住的那栋资产阶级的大楼里，就已经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我们孩子的朋友、波罗的海的水兵们干的。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刚刚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的时候，敌视我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依靠私人印刷厂的厂主剥夺了苏维埃的机关报。我们需要有一份新报纸。我找来了马尔金，接受了任务之后，他就消失了，去了他该去的地方，对印刷厂那些私人厂主们说了他该说的话。没过几天我们就有报纸了。我们给它起名叫《工人士兵报》。马尔金没日没夜地守在报社里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十月革命的那些日子里，马尔金的魁梧结实的身影和忧郁的面孔总是在最紧要的关头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马尔金到我这里来，只是为了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妥当或者来问还需要办什么事情。马尔金还推广了经验——在整个彼得格勒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街上的渣滓们开始劫掠首都和宫廷里的酒窖。这项危险的活动是有人在幕后指使的，他们企图用酒精烧毁革命。马尔金很快就察觉到了危险并立即投入战斗。他尽力保护着，对于不能保护的酒窖就打碎。他穿着高统胶鞋，在齐膝的名贵葡萄酒水和玻璃碎片里瞠来蹬去四处巡查。那些葡萄酒混着雪水顺着沟流进涅瓦河，酒鬼们就趴在沟边舔酒喝。马尔金拿着左轮手枪，为清醒的十月而战斗。他经常浑身湿淋淋地散发着酒香地回到我家，我的两个儿子正在紧张地等着他。马尔金终于打退了反革命分子发动的酒精攻势。 当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担子落在我肩上的时候，我发现根本就没办法工作。上自部长助理下到抄写员都消极怠工。文件柜全部锁上了，而钥匙却不知去向。我求助于懂得直接行动秘诀的马尔金。在两三个外交官被关了一天一夜之后，第二天马尔金就拿来了钥匙，请我到外交部去办理公务。而我当时正在斯莫尔尼宫为全面的革命工作忙得难以脱身。于是，马尔金就一度成了没有名分的外交部长。他用自己的方式迅速摸清了委员会的机制，并以强硬手段清除了那些出身高贵但行为不端的外交人员，建立了全新的办公机构。他没收了所有利用外交邮件继续从国外运来的走私品，用以帮助那些无助的人们。他挑选一些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机密文件亲自加以注释，印成单行小册子予以公布，并为此承担一切责任。马尔金没有正式的学位证书，甚至连写字都会出错，但他的注释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思想性令人称奇。总而言之，马尔金牢牢地运用自己拥有的外交契机，而且运用得十分恰当。甚至就连屈尔曼男爵和切尔宁伯爵也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尔金的黄皮书。 后来国内战争开始了。马尔金堵了不少的漏洞。这时他把无产阶级专政扩展到了遥远的东方。他指挥舰队在伏尔加河上驱赶着敌人。如果我知道在某个危险的地方有马尔金在，我心里就会感到塌实和温暖。但另一时刻终究还是来了。在卡马河上，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尼古拉·格奥尔吉耶维奇，马尔金，他健壮的躯体倒在了地上。当我收到他阵亡的电报时，就像是一座坚实的花岗岩柱子在我面前崩塌了。在我的孩子们的桌子上还放着他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缀有飘带的水兵帽。“孩子们，孩子们！马尔金阵亡了！”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孩子们那因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而变得苍白扭曲的面孔。忧郁的尼古拉与孩子们平等相待，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生活讲给孩子们听。他眼含热泪向9岁的谢辽沙讲述他长时间热恋的女人是如何欺骗了他，因此他一直黯然神伤。谢辽沙含着眼泪不安地把这个秘密悄悄告诉了母亲。这个亲密的朋友像对待同辈一样向他们敞开心扉，但同时他又是老练的水手和革命家，像最传奇的故事中的英雄。难道阵亡的真是那个在部里的地下室教他们使用手枪和卡宾枪的马尔金吗？当这个噩耗传来之后，在寂静的深夜里，两个幼小的身体在被子里面颤抖着，只有母亲听到了他们那伤心的抽噎。 生活在集会的漩涡中飞速旋转。我在彼得格勒遇见的许多革命的演说家都已经嗓音沙哑，或者干脆已经讲不出话了。1905年革命教会了我要保护嗓子，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退下火线。在工厂、学校、剧院、马戏场甚至是街上和广场上到处都举行集会。我常常到了半夜才能拖着精疲力竭的身子回家，在半睡半醒之间突然又想起反驳对手的最有力的论据。早晨7点，有时甚至更早，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敲门声又会把我从睡梦中给拽起来，叫我去彼得戈夫参加集会，或者是喀琅施塔德派汽艇来接我。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住了，但一开始讲，就好像是有某种潜在的精神力量爆发出来，我又能讲一个小时，甚至是两个小时。而在我演讲的时候，我已经被别的工厂或区里派来的代表团团地包围了。原来，还有三五个地方的数千名工人已经等了我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在那个年代，被唤醒的群众是多么耐心地等待着新的言论啊。 在摩登马戏场上的集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对这些集会，不仅是我，就连我的敌人都抱着特殊的态度。他们认为，那里是我的最牢固的阵地，他们甚至从未企图在此发表演说。每当我在苏维埃的会议上向妥协分子发起攻击的时候，有人就会恶狠狠地打断我，说：“这里不是你的摩登马戏场！”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我在马戏场的演说。我一般都是晚上甚至深夜在摩登马戏场发表演说。听众总是工人、士兵、劳动妇女、街上的半大孩子，全都是首都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马戏场内的每一块地方都站满了人，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小孩子坐在父亲的肩上，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吸着奶水。没有人抽烟。严重超载的看台每分钟都有倒塌的危险。我总是要从狭窄的人体巷道里挤到讲台上，有时甚至是被人们从头顶上抬过去。在人们欢呼的热烈气氛中，不时爆发出阵阵的喊声，这是摩登马戏场特有的热烈吼叫。在我的四周甚至头顶上方，肩肘、胸膛、头颅挤成一团。我就像是在由人体组成的温暖的缝隙里发表演讲。有时候，我做出动作稍大的手势就会碰到人，对方尽量做出善意的动作，让我不要在意，不要中断，继续讲下去。在这么热烈的群众的强力感召下，无论怎样的疲劳，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需要知道、明白并找到自己的出路。有时候，好像我的嘴唇就能感到这些融为一体的人群的渴望心情。在这种气氛的烘托下，我事先准备好的那些言词和论据就会不知不觉地退到一旁，而那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更加缜密的语言和论据就会脱口而出，这对演说者来说是一种意外，却正是群众最需要的。这时我好像感到自己也是站在演说者身旁的一名听众，拼命想跟上演说者跳跃的思维，惟恐自己的声音会把这个像梦游者一样的人打断，使他惊醒跌人深渊。 摩登马戏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它有自己的表情——炽热的、温柔的、甚至是疯狂的。婴儿安详地在母亲的胸前吮吸着奶水，而胸膛里时不时地进发出欢快的叫声或者是愤怒的呼声。整个人群也像婴儿一样把干枯的嘴唇贴在革命的乳房上，婴儿也就快速地长大成人。离开摩登马戏场要比进去的时候更加困难。人群不想破坏自己的团结，久久地不肯散去。精疲力竭、昏昏沉沉的我不得不被无数双手托着从人们的头顶上游向出口。有一次，我在人群中认出了我两个女儿的面孔。她们跟着母亲住在不远的地方，大的15岁，小的14岁。我只来得及看着她们那激动的眼光点了点头，抑或是在行进中拉了拉她们那温柔滚烫的小手，立刻就被人群挤散了。当我走出大门的时候，整个马戏场的人群才在我身后动了起来。喊叫声和脚步声唤醒了深夜中的街道。一扇大门打开了，我被拽了进去，然后又关上了。原来是朋友们把我拉进了芭蕾舞演员科舍辛斯卡娅私宅，这宅子是当初尼古拉二世为她建造的。现在这里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指挥部。在缎面座椅上坐着身穿灰色军装的人，沉重的大皮靴踩在很久没有打蜡的地板上。这里，可以等人群散去之后再走。 一次会后走在空旷的街上，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昨天也是这样，而且这好像是第三天了。我手握勃朗宁，猛地转过身，迎上去两步，大声问道：“你要干什么？”我看到一张年轻而诚恳的面孔。“请允许我护送您，到马戏场来的也有敌人。”他是大学生波兹南斯基。从那时候起，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在整个革命的年代里，他在我的身边完成了各种各样的任务，而且还都是一些事关重大的任务。他当过我的贴身警卫，建立了流动秘书处，寻找被遗漏的军用仓库，弄来需要的书籍，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组建了后备骑兵连队。他曾经在前线冲锋陷阵。后来，他被划入了反对派的行列。现在他正处于流放中。但愿未来能使我们重逢。 12月3日，我在摩登马戏场做了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报告。我对当时公布沙皇和克伦斯基的外交信件的意义做了说明。我告诉我那些忠实的听众，在苏维埃里，妥协分子在回答我关于人民不应该为他们没有签订、没有看过甚至也没有见过的条约流血的时候，对我喊道：不要用这种语言跟我们说话，这里不是你的摩登马戏场。我把我对妥协分子的回答重复了一遍：我只有一种语言，一种革命的语言，我用它在集会上跟人民说话，也用它对协约国和德国人讲话。报纸在报道中特别强调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与摩登马戏场的联系直到2月我搬到莫斯科后才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