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即将召开的巴塞罗那大会（1937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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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即将召开的巴塞罗那大会

（1937年3月20日）

　　巴塞罗那大会^[1]预定于5月1日召开，但是考虑到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的形势，对于它能否如期召开，我没有把握。关于这次大会，由于我根本得不到半点消息，很难提出什么意见，只能提出一些笼统的想法。

　　事态的发展，对一切集团、流派、派别进行了严酷的考验。我们已经目睹了纯粹文化上的极左主义（波尔迪加派）在西班牙事变的打击下瓦解了。我们已经目睹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开始还做出毫不妥协的样子，才过了几周，他们就变成了可耻的逃兵（反对打入主义的施密特^[2]、斯丁·德·泽乌^[3]、米斯蒂^[4]等人）。我们还目睹了另一些坚决反对打入主义的人，他们昨天还同施密特、斯丁·德·泽乌、米斯蒂等人一起反对我们，现在却在向统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寻求政治支持，想借此反对我们（比如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这些教训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不止于此。

　　当斯大林主义暴露出它已成为工人运动的名副其实的毒瘤时，独立工党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却变成了斯大林派。伦敦局——同它调情的不只有施密特，也有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气数已尽，或行将断气。形形色色的半吊子集团被自己的自相矛盾给吓坏了，便在最后一刻向西班牙革命求助。独立工党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部领袖，在他们支持宁同我们斗争的时候，就是在拼命地阻止西班牙革命的胜利。他们现在以为自己能躲在英勇的西班牙无产阶级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背后，借此掩饰自己的彻底破产。真是痴心妄想。通向胜利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我们曾反复指出的那条路。无论是宁、安德拉德还是戈尔金都必须急剧改变他们的政策，也就是要从马尔托夫的道路回到列宁的道路上，否则他们就会使统工党陷入分裂，甚至是惨败。空有革命的话语（社论、郑重的演说等），并不能让革命走快半步。统工党工人进行着英勇的斗争，然而，没有一个坚定的领导层，他们的斗争就不可能胜利。问题的关键在于用最大的勇气唤起群众，同背信弃义的领袖作斗争。这样才能打开智慧之门。

　　资产阶级的傀儡仍留在人民阵线之中，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群众进行自己的革命，必须与这些人彻底决裂。这是目前的首要任务。资产阶级部长们是保卫私有财产的稻草人，而无政府派、斯大林党和社会党的领袖不愿同这些部长决裂，必须唤起它们的群众去同自己的领袖作斗争。这是第二步。做不到这一步，其它的一切就都是空话、废话、谎话。他们本来有五年的时间来落实列宁主义的政策，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他们还能有五个月、甚至五个星期的时间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吗？恐怕没有。

　　斯内夫利特在跟伦敦局调情之后，如果还想跟宁一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那就太糟糕了。他的下场只会更惨，而且会一事无成。

　　巴塞罗那大会如果能开成，你们一定要参加。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要像那些“打入主义的反对者”那样，拒绝参加大会。我们参加也好，不参加也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不是原则问题。你们必须明白自己在大会上该怎么做。像费雷肯和斯内夫利特那样参加大会，将会造成致命后果。在参加大会时，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不放过其他参加者的最小的错误与过错。当然，我们应当根据西班牙的具体情况，以及尚未追随我们的那部分工人的思想状态，来选择揭露与批判的方式。我认为，莫斯科审判是一块试金石，可以检验任何一个自称拥护革命原则的团体的成色。普通的工人或许对莫斯科审判没有意见；我们应当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真相。但是，对于那些企图建立新国际的“领袖们”，必须穷追猛打，不能让他们像布兰德勒和瓦尔赫尔那帮渣滓一样，同格伯乌站到一块。在大会上，你们至少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大会必须宣布完全支持成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如果这个建议遭到多数参加者的拒绝，就要退席抗议。如果得到了多数参加者的支持，你们就要发表声明，痛批反对这个建议的少数派，在声明中要列出所有格伯乌特务的名字，还要写下他们的特征。我们不想听那些骗子说什么为了西班牙革命的利益，我们不能争论俄国问题——按照那个可耻的马屁精马尔罗^[5]的说法，这是“个人问题”。正是为了西班牙革命的利益，正是因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才必须让革命派、甚至是真诚的半革命派半中派主义者同伪造者划清界限；这些伪造者是波拿巴主义阶层的特务，而莫斯科审判已经证明：这个阶层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

　　在讨论纲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我们既要毫不妥协，同时又要对那些敢于拿出最起码的勇气、反对莫斯科的波拿巴分子的人保持十分冷静、甚至是十分友善的态度。在跟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得随时准备反击。

　　我在这里只谈策略性问题，因为我们的同志在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已经武装得足够好了。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需要改动和修订的。我们只需要对自己从实际经验中学到的东西做一些调整，使其适应目前的形势。关于巴塞罗那大会，我从这里就只能提出这些看法。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国际局（International Bureau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于1937年7月出版的《信息公报》，署名为“伦德”（Lund）。

^[1] 1936年10月，伦敦局在布鲁塞尔大会上通过了统工党的建议，决定于1937年5月1日在巴塞罗那举行大会，但这次大会未能召开。——中译者注

^[2] 佩特鲁斯·约翰内斯·施密特（Petrus Johannes Schmidt，1896—1952），早年曾居住英国，接近英国独立工党。返回荷兰后于1932年3月创立独立社会党，1935年独立社会党与革命社会主义党合并后任主席，并曾当选为北荷兰省议会议员与阿姆斯特丹市议员。1936年9月被开除出党。二战后在联合国工作。——中译者注

^[3] 斯丁·德·泽乌（Stien de Zeeuw），本名克里斯蒂娜·安娜·德·泽乌（Christina Anna de Zeeuw），1932—1935年任荷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1935年任荷兰独立社会党执委会委员，1935年随独立社会党参加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6年被开除出党后返回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中译者注

^[4] 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米斯蒂（Abraham Johannes Muste，1885年1月8日——1967年2月11日），出生于荷兰的吉里克泽（Zierikzee），父母都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属于加尔文派）信徒，六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即担任牧师，在曼哈顿一带传道，他的神学思想受“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思想影响较大，并逐渐倾向激进运动，一战期间参加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1919 年参加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罢工，从此参加工会运动，并于同年发起成立美国纺织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 Textile Workers of America），1921 年退出该工会，在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 Labor College）任教，1929 年发起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Conference for Progressive Labor Action，CPLA），1933 年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改组为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1934 年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WPUS），1936年米斯蒂退出美利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返回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5] 安德列·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年11月3日——1976年11月23日），法国著名作家。——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