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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向》一书中所包含的文字，是托洛茨基在1923年写的，已经有三十五年了。但是这本书的重大意义在于：非但不因时距的延长而有所减损，反而因世事进展而愈益增大，并且愈益显出其新鲜，有益与迫切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古典著作，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解剖学与病理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诸阶级斗争的动力学。至于资本的政治与经济统治被推翻之后，由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国家，并着手建设新社会新制度之时所将和所能引起的种种问题与困难，乃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与困难，那是很少在那些著作中谈到，根本也不可能谈到。
问题只当在客观条件中被提出时，才能具体与深刻地进入思想家的头脑中，并获得解决方案。
列宁自然触及了而且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新问题。但因他逝世太早，对于工人国家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官僚化堕落问题，虽有机会见到，而且在他最后的年月中会将之当作主要课题来谋取解决，却终于不曾来得及在思想与行动上对此多所贡献。
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一章，即关于工人国家的解剖病理学，以及此一政制下诸阶级（或阶层）之间斗争的动力学，主要是由托洛茨基来研究和完成的。
时至今日，世界的一大半虽仍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但是“大势所趋”，这个过了时因而极端丑恶的制度，总在其日益走近其寿终时辰了。这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不久就会自行灭亡，更不是说，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即批判与推翻资本主义的那个思想体系与行动纲领已经过时，或渐归不重要。不是的，决不是的。资本主义在其死亡挣扎中，必然要更加反动与丑恶，必然要以更大力量来抵抗社会主义的进攻，因之，“古典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过时或不重要，反而是更加重要了。
不过目前历史向人类提出的大问题，显然已不限于如何“除旧”这一点，而更在于（至少是同时在于）如何“创新”这上面。
苏联存在的四十年历史，以及近十年左右欧亚二洲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至少已经打破了一个天真的想法：只要资本制度打倒了，人间就建起了天国。事情是远非如此的。在这些国家里，我们固然看见了理想的事情，同时却看见了非常不理想的，非常丑恶的，有时甚至比“旧国家”里所见过的更丑恶的事情。
我们应该如何来了解这些国家？如何认识它们的问题与困难？如何能推进理想的，打倒非理想的因而造成真正的人间天堂呢？这些问题在全世界先进人士的头脑中，决不会，也决不应该比如何打倒资本主义问题更不重要些。
而二十余年来，研究上述问题并解决它们而有巨大贡献者，主要是里昂·托洛茨基。
《新路向》一书是他作此项研究与解决的第一个成果，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关于这本小书的重要性，该书英译者夏赫脱曼在其长长的说明文中扼要的指出，他说：“里昂·托洛茨基的《新路向》促成了一次斗争，那斗争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史上标志出了一条分界线。”他又说：
“如果不把这个富有启发性的，光辉四射的文件作一番最精辟的研究，那简直不可能充分懂得俄国所曾发生过的事情，事实上——并非夸张地可以说——也不可能懂得此书写成以来全世界发生过的事情。”
除了“促成了”那三个字有点语病（因为这本书不仅促成了一次大斗争，在相当限度内，它又是早已发生的党内斗争的结果）外，夏赫脱曼这两段话是说得很恰当的。“新路向”标志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堕落成斯大林主义的一个重要界线，它在理论上深刻地预示出工人政党染上了官僚主义恶症之后所能达到的种种后果。
三十余年（1923年——1958年）的苏联历史与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历史，将近十年来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历史，以无限丰富的例子，从正反二面证实了托洛茨基这本著作中的论点和预言。它们证实了官僚化如何危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它们证实了工人民主如何地成为政治的与经济的需要。特别是联共党第二十次大会上公开和秘密地暴露出来的事实，多么清楚地证明了斯大林主义者们正是因为违反和排斥托洛茨基的《新路向》，使布尔什维克党与苏联如何蒙受了可怕的与致命的祸害。
今天，从东德，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和中国的近事表明出来，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不可能成为相当稳固的制度，它不但和劳动大众的政治民主要求不相容，而且愈来愈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发展相冲突。工人阶级主力，以及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便日益不满意于那专横，贪婪，褊狭，愚蠢的官僚制度了。在层出不穷的危机中，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寻找一个新路向，一种新解决，它既能保持财产关系上的新形式，又能免于政治和一般文化生活中的诸丑恶的。
这个寻找中的新路向被发现为三十五年前托洛茨基所曾提出的“新路向”，我们相信不过是略早略晚的时间问题。
历史一定会证明这一点。
可惜的是，《新路向》这本书相当难读。因为它是热烈的论争的产物，并非有计划地，系统地与安闲地写作而成。倘对1923年前后苏联及联共党内部情形没有多少认识的话，读起来有时会茫然无头绪。英译者曾写了一篇较译文更长的文章；题为：《为新路向而作的斗争》，附于书后。那是很好的说明，它详尽地描述了托洛茨基此书所针对和所牵涉的人物与事件。除了临末二节里英译者发挥他个人对苏联目前性质的见解外，本都值得推荐给一切想认真了解托洛茨基此书的读者。但因它文字太长，我们现在无法做这个工作。为了补救此缺憾，这儿且将《新路向》写作前后的一些大事，罗列于后，使读者们能看到纵使粗疏但有很主要的脉络：
一九二一年
二月十一日，斯大林擅令红军侵入乔其亚。
二月二十一日，托洛茨基在乌拉尔，要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送个备忘录去，关于侵略乔其亚事件，要求说明：“究竟行动何时开始，谁下的命令……”
三月八日至十六日第十次党大会举行，关于职工会的讨论到达高潮；工人反对派与民主集中派要求党内民主，采取新经济政策；禁止党内派别存在，克龙斯达暴动。
三月十八日，克龙斯达暴动被压服。
一九二二年
三月间，列宁健康日坏，
五月十日，列宁首次患中风。
十月间，列宁病愈销假，发见了政府和党机关内日趋严重的官僚化，向托洛茨基提议缔结联盟，“一般地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地反对组织局”——即反对斯大林及其所控制的机构。
十二月十六日，列宁第二次中风，他的职务由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及斯大林三人（“三头”）代替。
十二月二十五日，列宁口授遗嘱。
一九二三年
一月四日，列宁补写遗嘱后记——即无论如何要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
三月五日——六日，列宁口授一信，与斯大林断绝一切同志间的关系。
三月九日，列宁第三次，即最后一次中风。
春——夏间，德国革命局势成熟，联共党内为此发生不同意见。
四月十七——二十五日。党第十二次大会召开，列宁不能出席，斯大林成了三头首脑，事实上握到了列宁的权利；党机关被彻底整顿（依照总书记意思）；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对付反对派党员的秘密警察。
八月至十二月间，发生了好几个有组织的反对派，反对党的领导机关，为党内民主恢复而斗争。
十月十五日，四十六名共党老领袖发表联合宣言，反对当时日渐官僚化的党制，结果被三头控制的中央委员会所斥责。
十月十一——二十三日，德国共产党人暴动失败。
十月二十三日，托洛茨基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论党内民主。
十一月七日，三头对党内的民主要求被迫作表面让步，齐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撰文，宣布党内有民主存在，号召全党进行讨论。（宛如今天北京号召的“大鸣大放”。）这次讨论被导演成全面的“反托洛茨基”斗争。
十月——十一月间。托洛茨基卧病，未能参加讨论。
十二月五日，政治局起草了采取新路向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通过，该项决议斥责官僚，反对特权，重申党员享有讨论和批评权利等等。
十二月八日，托洛茨基写了论新路向的信，给各地党组织会议。齐诺维也夫指责托洛茨基“叛逆”，主张加以逮捕。
一九二四年
一月十六——十八日，党举行第十三次临时大会，一般地谴责争取民主的讨论，特殊地谴责托洛茨基。
一月八日，托洛茨基离莫斯科赴高加索养病。
一月二十一日，列宁逝世，时托洛茨基正途次梯也夫里斯，斯大林电请他继续行程。
十月，托洛茨基的“十月教训”一书出版，攻击齐诺维也夫与加明尼夫二人在十月革命中的行为。
一九二五年
一月七日，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斥责托洛茨基。
四月，托洛茨基被撤去军事人民委员长（即目前的国防部长）职。
四月二十七——二十九日，第十四次党临时大会召开，斯大林与齐诺维也夫——加明尼夫派决裂，改与布哈林——赖可夫——汤姆斯基派联合。
十二月十八——三十一日，第十四次党大会，托齐——联合反对派产生。
（以上大事记系摘自英文托洛茨基著斯大林传附录。）
上面罗列的一些大事自然太简略，也太浮面。读者从这里没法看出那重要五年间发生于苏联和国际的大转变——从革命局势变成反动局势，从工人专政变成官僚独裁，从最革命的政党变成为保守反动的集团。不过目前我们只能提供这么一点参政资料了，因为要详细写出那几年的时代背景，至少得写一本与《新路向》等长的书，这在译者目前所生活的条件下是办不到的。我这儿只想对真有兴趣研究《新路向》的读者们作如下建议：请找一本我们出版过的托洛茨基自传来对照吧，该书的最后几章（从“采行新经济政策……”一章起）会帮助你了解《新路向》许多牵涉到而未加阐明的事实问题。
我个人最近对《新路向》一书有了更浓重的兴趣，并且急不及待地要将它译成中文，当然有一点原因。我一直重视这本书，因为这里所提出的两个立场，（我们已可称之为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很少有关乎特定事件的战略和策略，（在托洛茨基的其他著作中，却多数是在此类战略与策略上批评斯大林主义。）这本书里所论到的多数是关于工人政权与工人政党在其存在和运行中若欲保持其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人们所必须依循的一些原则问题。简言之，乃关于一个工人国家和革命政党生死攸关的民主诸原则问题。这些问题，就时间性言是较为永久的，就重要性而言则是更为根本的。托洛茨基在其他著作中对斯大林批评有时与有些地方会过时；但本书中所作批评，却似乎时间越久越合时。这是我从来重视此书的首要原因。
其次，目前中共的许多情况和作为，确实太易教人想起1923年前后的苏联。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和苏联的诞生，无论斗争方式，思想与组织的领导，阶级基础，乃至政策性质，都有非常大的，甚至根本的差异。详细研究这些差异，并依之判断两种革命以及两个国家的性质不同，我们曾经做过，今后仍旧要继续去做。在研究中，我们有过较正确的看法，也有过错误的论断。我们一定要对它有恰如其实的认识，从而采取正确的态度与此同时实践。在这里，我们自不能详细说明我们这方面的意见。
不过，有几个结论可以指出来：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次群众性的革命结果；二，这个群众性的革命是受中共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的，但此种控制显然不敢与不能明白违反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而且在最初，群众的革命要求显然还越出了共产党的控制，使后者去适应前者；三，中国共产党是长期受着斯大林主义（包括政治思想与组织方法）之束缚的，毛泽东的领导层正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模型中锻炼和成长为一种特殊官僚等级的（远在全国政权获得之前就已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久已成为一个单纯的官僚集团，早已完全失却了革命性，早和广大群众脱节，早已弃绝了社会主义的精神和政纲。事实并不如此。事实是：不管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主义的道路上堕落得多么深远；但它仍吸收着与包含着中国广大的真诚革命者（工农出身的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这些革命者不但要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而且要把独立和解放的中国推向社会主义。四，因此，中国共产党还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主要的经济措施上还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要求的一种国家，不用说，这里的所谓代表是以非常畸形，非常野蛮，非常官僚化，因而是非常僭妄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根据我们上述的认识，托洛茨基这本小书对于中国革命者的重要性与合适性不言而喻了。中共建立其全国政权以来的八年中，所表现于国家机构和党机关中的一个顶重要现象，便是我们上述诸论点中那些消极因素日渐增强，积极因素日渐减弱。换言之，官僚的控制和特权飞速加大，真诚革命者和觉悟工农却愈益遭受排斥和压迫。这情形大体上和1923年前后的苏联是颇为相似的。
当然，这儿有个根本的不同点。在苏联当年，开始遭受迫害的革命派原本居于领导地位，官僚主义则是那时内外反动势力抬头所及于党内的影响。在今天的中国革命派却一向居于被领导地位，最多居于半领导。至于最革命的一群，即自觉与不自觉的第四国际份子，则从来遭受残酷镇压的。党的领导集团，二十余年来不管是王明当权或毛泽东得势，都是十足与死硬的官僚主义者。因此，目前中国的反官僚主义斗争，迄今还不曾有一个有组织的派别（这自然与中共的特务控制有关），也还不曾有明确的纲领。
这一点不同，使中国今天的反官僚主义的战士，比1923年苏联的同志们，处于更不利地位。不过这却不等于说，他们的斗争比苏联反对派的斗争更无前途，更有可能要归于失败。
不是的，因为今天的国际形势（无论共产主义运动内外）与1923年前后的有更大不同，这个不同却补偿了中国反官僚主义派的不利地位，且使他们有胜利前途。
国际形势有什么不同呢？首先，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远非三十五年前的可比；第二，推翻资本统治，在生产工具国有基础上建立的制度，现在已不限于落后的俄罗斯一国，而且遍及于欧亚二洲了；三，经济落后的苏联已变成生产量占世界第二位的先进国；四，因此，即令在官僚等级占绝对统治的地方，今天也普遍地让人嗅到了民主要求；五，由民族问题促发出来的，“卫星国”中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今天正在由实践转化成理论，由民族的变成为国际的，终于会使官僚对民主问题（连同一般的斯大林主义对马列主义问题），尖锐地提出于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之前，特别提出于共产党国家的革命派之前，因而促成更深入与更明确的反官僚统治的斗争。
上列五种情形，都将帮助中国的（以及国际的）反官僚主义派终于走上成功道路。不用说，这条道路是悠长而艰难的，中国本身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使毛泽东的官僚统治会从各个方面获得其力量，支持和辩解。他会一次再次地用野蛮方法把“内部矛盾”与“群众闹事”镇压下去。但毕竟我们这世界已成“一家”了。国际因素起更大的决定作用。那五个有利的国际因素将大大冲淡北京官僚制度所依以巩固的国内因素。
最后，但非最不重要的因素，乃是苏联反对派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经验与政纲，二十余年来第四国际反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思想，必然会给国际以及中国的反官僚主义者以一个头脑和一面旗帜。他们一定会从自身斗争的经验来认识并接受这面旗帜，同时反过来，这面旗帜一定会使他们的思想与行动迅速提高，迅速成熟起来，以此去达到他们的，亦即我们的胜利。
明乎此，则作为共产党国家中反官僚主义斗争第一个完整纲领的《新路向》，其重要性与及时性便充分显现出来了。
我们谨以此译本，首先献给中国共产党内外反官僚主义的战士们。
又：我们这个译本系根据英国麦克思·夏赫脱曼的英译本重译，该译本出版于一九四三年。
书中的注释，亦自该书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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