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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通信
列夫·托洛茨基
原文原载于《火星报》76号，1904年10月20日
（人民教育基金。追求理想的无产阶级大众和受过教育的“乡下人”。自由主义报刊和民族自由主义报刊……）
小苏沃林[1]的《罗斯报》恐怕是谎言合唱团里第一个起来响应那臭名昭著的“信任”演讲的媒体，它和早夭的《俄罗斯报》一样，是从他的“圣父”老苏沃林的《新时代》那里分离出来的。关于这次分离的原因，有一些含混的传言。据说，老苏沃林主动对儿子说：“我的心感受到了新的春天，也许很快我就会被召去向我的人民预告它。但我一生当中预告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春天，所以我担心这次我的人民不会相信我。所以，拿起你的权杖，准备出门旅行吧，从埃尔捷利巷出发，到意大利大街去预告春天吧！[2]”不管事实真的是这样，或者，小苏沃林先生打从在娘胎起就受了形形色色的诱惑，自己感受到了春天，及时离开了《新时代》这艘漂泊多年的老船，还是说，“父与子”这出好戏是以某个第三种方式在苏沃林家的屋檐下上演的，但重要的是，如今《罗斯报》表现出了彻底的大无畏精神，预告了春天的到来。
小苏沃林先生显露出一种毋庸置疑的天赋。他不仅是拥护和等待春天，而且试图在春天的气氛中围绕他的报刊组织起一种社会的、差不多是“全民族”的运动。没受过太多教育但是识字的阶层在漫长的时间当中累积起了一种情绪，如今的战争又把这种情绪凝聚了起来，这一大群人因为受压迫而模糊地感到不满，他们的情绪在政治上还未成形，但是在寻求言语和行动来表达自身。为了利用这种情绪，苏沃林先生喊出了我们一切不幸的原因：愚昧无知！并且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资助教育！
小苏沃林并不是第一个试图在战争期间搞“社会”动员的人。即使是在他自己那有限的政治视野范围当中，都已经有两个人这么试过了。
第一个这么做的人是老苏沃林，他署名给舰队[3]捐了钱，希望用这种办法笼络因为战争和它带来的灾难而激动不已的“民族”。苏沃林在这张认缴单据上投入了某种像是爱国主义“反对派”的思想。社会给了政府这支舰队，社会想要控制自己的财富，希望把舰队看成自家的东西。《新时代》确信地说，“每个人”都会做出牺牲（它唯独把1.4亿居民当中的4000万“蛮子和个人”除籍了，因为他们出于某种原因不会为“作战舰队”的建设出一分力），但实际上它是乘机利用了一小部分捐款的巨头，而“社会监督”意味着这些捐了千百万卢布的资助人可以向政府提出一些条件，比如哪怕是要撤掉阿列克谢耶夫[4]的职位也可以，而这正是《新时代》明确支持的运动。
接下来是全地方自治局的卫生组织。这又是试图把特权阶层的成员团结在协助政府的合法爱国事业周围，它希望加强自己、组织起来，明确表示“把地方自治局的工作统一起来是非常重要而且有益的”，它希望掌握住一部分国家事务，使得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自己……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就会看到，地方自治局的议员先生们竟要把数以百万的人民扔进战争的熔炉里，然后才敢下定决心请求政府把这尚未封顶的楼房给修完。
地方自治局的卫生组织必然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抓住了自由主义反对派里最重量级的因素，而小人物是没有容身之地的。要知道，司徒卢威先生去年就提醒过我们，除了地方自治局的贵族，自由派政党还可以指望“平民知识分子、第三等级的代表和在劳动中觉醒了政治自觉的农民”（《解放》第17号）。
《罗斯报》也指望着这些更广泛的圈子。“人民教育基金”确实获得了成功，《罗斯报》的编辑写道，“俄罗斯社会里来自各个阶层条件各异的人们，从神甫到男爵、从无业游民到街边妓女”都慷慨解囊了。许多报纸自愿或是不自愿地承认了《罗斯报》的倡议，就连《俄罗斯公报》也宣布向莫斯科人民教育基金认捐。斯塔修列维奇先生、列斯加夫特阁下、雅罗茨基阁下[5]和其他的许多自由派显贵都对这项“美好的创举”表示祝福。“教育是一切的基础。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源于教育匮乏。”密密麻麻的俱乐部营造出一种自由主义文化万能论的气氛，字母歌构成的蒸汽氤氲在基金的周围。连一点政治思想的影子都没有，专制制度也被遗忘了。反对派的情绪都集中在了“有益的”教育工作这条道路上。
我上面说，连一点政治思想的影子都没有。但事实上，这恰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算计或者说政治本能。一边是地方自治局反对派和自由派媒体的合法小圈子，另一边是激奋的人民构成的宽广得多的圈子，这两者之间没有真正的桥梁。这就让新闻领袖和地方自治局的政治活动家没办法直接地依靠那些宽广的圈子：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他们弄出一个非法组织、提出更坚决的口号，但他们办不到——因此，他们的处境把他们推向了一条拐弯抹角的路。把各种因素团结在教育基金周围，并且让基金本身从属于地方自治局（大多数“有能”人士都坚持这一点——斯塔修列维奇先生说，“因为地方自治局是我们唯一的民意代表。”）或者是由知名社会人物自发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这意图正是要找一个渠道，然后通过它就可以把尚未成形的反对派运动从社会民主党那边引向自由主义或是民族自由主义的方向。
我们党的工作就是要给城乡群众提出革命性的政治口号，其中也包括人民“教育”这样的文化口号。做这样的工作也就是顺带着釜底抽薪，把小苏沃林们和其他一些子承父业的人立足的基础给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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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各式各样的捐赠人当中，有两个形象在《罗斯报》的报页上清楚地凸显出来：城市工人和受过教育、精打细算的“庄稼汉”。
工人比其他的捐赠人高出整整一个头。他们对知识有着巨大的、理想化的需求，想要理解一切，理解现实情况和应该争取什么，这促使他们加入了这个和他们格格不入的运动。非法文学不足以满足他们所有的精神需求，革命工作也无法“在平日里”完全吸引住每一个工人群众，所以他们就带着满腹抱怨和一腔希望到《罗斯报》的报页上找答案。
一位工人写道：“光是艰苦的体力劳动没法满足我们；一天漫长的劳动之后，我们需要些能让我们身心爽快的东西，能激发我们对生活的兴趣……我们渴望教育……不想当死气沉沉的生产工具。”另一位工人写道：“工人同志们！你们知道教育有多重要，因为你们自己就渴求着它。对知识和真理之光的渴求开始在你们中间盛行；你们四处奔波，想为出现在眼前的问题寻找答案……那就捐款吧，同志们！”第三个人写道：“我们贪婪地咀嚼非法文学，又进行了地下宣传，结果只换来了逮捕和流放。忽然间有了基金，我们又可以进行宣传了，但这次的结果会更好、更有用。”一群女工则这样写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行捐款吧！”
工人们便捐款了。谈到教育的好处时，他们经常重复斯塔霍维奇们、神甫们和教师们所散播的那套老生常谈，但是工人们在这套话语里放进了不同的内容。他们主观地认为，自己给教育捐款和散发传单、印刷非法册子、在小圈子里和革命者谈话这类行动是同等性质的事情，也就是社会生活当中一切能体现他们本质上“非法”感情的事情。他们捐款的时候没有想到，筹集的资金会被用来建一所学校，而他们的孩子在里面受的教育会“有利于教会和专制的祖国”。
对于这些工人，“四处奔波，想为出现在眼前的问题寻找答案”的工人，我们要这么说：同志们！不要在这里寻找问题的答案。识字教育（不只是专制制度，就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不会给你们更高的教育了！）不会让你们的孩子摆脱“死气沉沉的生产工具”的地位。不要在自由派的吝啬鬼那里浪费你们宝贵的精力。你们的任务是不同的，你们的道路也是不同的……工人同志们，不管你们带来了多少振奋精神的“星星之火”，对于资产阶级的文化万能论这捆发霉的干草来说都是一样的，你我所需要的那种不灭的火焰不会在它上面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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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教育的、同时生活设施自然也十分齐全的乡下人对教育、法制和秩序深信不疑，坚决地支持它们，同时又反对村社。他们重视教育，因为它就是力量，能帮助他们出人头地，所以他们给基金捐了三两个卢布，又自豪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农民。
他们是爱国的公民，希望祖国能够胜利和征服，但是他们也是受过教育（“指用五戈比铜币来搞迷信”）[6]的公民，他们明白征服需要教育和国库充盈，想要国库充盈就需要首创精神和自由自主，而想要这种积极性就需要一部宪法。他们还没有说出这个词，但也不会被这个词给呛住。他们是秩序和法制的支持者，也是狭隘的实用主义者。他们希望控制国家资本，让经济的运作不无根据，不浪费、不盗窃、不混乱。“上面”把社会的控制叫做宪法对吧？那就制定一部宪法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没什么用处，也没法吸引他们。如果他们的教育水平能更高些的话，他们理想中的国务专家和改革家应该是某位姓伊藤的侯爵[7]——小苏沃林精彩地描述说，他“有一双野蛮人式的实在的双眼，欧洲的思想家能看到统御的神灵，他在同一个地方却只看到一堆普通的砖块。”
这个新人想用上好的砖块给自己修一栋楼，像缅希科夫说的那样，他在里面可以“觉得自己稍微有点像个主人”。这会是个冷酷无情的主人。
“同日本交战的时候，我们要把日本人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用利息（‘限制定额’）逼迫犹太人，而要消灭饥肠辘辘的声音，我们就要出动四万名警卫……这样我们就会拥有平静和秩序了”——哟，这不就是墓地里能找到的东西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从外国人那里学来了各种各样的词，出现了好多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有一大堆别的主义者，但我们却忘了自己是谁。”这样下去的话，保不准“我们罗斯就要就着牛奶吃面包了”。我们需要知识，没什么好怕的。“知识会教导我们劳作。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需要权力和秩序，所有真正的俄罗斯人都会起来保卫它。”以上就是一位维亚特卡的乡下人写下的意见。
第二个人说：“在无知和村社秩序的管理下，我们这里冒出来好多下流家伙、醉鬼、寄生虫和诸如此类的无产阶级……但请赋予农民这种自由吧，他会用这种自由造福自己和你们。”
第三个农民写道：“我们需要1）让农民不挨饿，2）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3）我们的内外敌人必须尽可能少，4）我们必须把工业和贸易提高到欧洲大国的水平。而要做到这些，就要解除对农民的管束，给予他知识。”
一个普斯科夫的乡下人写道：“这样一来我们社会生活的整个结构都会变化，这样一来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我们的国家会更强大，机会对每个人都开放，比起那些占着位置不干事、拖延妨碍社会工作的人，我们当中的聪明人一定会得到更高的职位。”
根据新出版的“人民的”《俄罗斯报》（零售价为一个戈比！）报道，所有农民在写给编辑部的信里都声称，他们“希望完全自主地拥有一小块土地，完全不站村社那边”。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靠自己的智慧生活，依靠自己的力量、知识和头脑”。这些个人主义的“乡下人”是村子里最有公民意识的人，也明显是资产阶级办法的代表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影响力会非常显著，因为在当下的整个村落当中，他们至今还是唯一一批相当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而且好像也知道该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没有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能在不控制他们的情况下控制农村，社会民主党则将不得不控制农村来对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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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天，我们的“民族自由主义”报刊，比如《罗斯报》、《交易所公报》、《俄罗斯意见》等等，正在热心地追捧这些受过教育的乡下人。教育基金的头上飘扬着乡下人的旗帜，因为《罗斯报》正是用一笔现金会费和“一位普通的俄罗斯农民”寄来的信宣告了基金的启动，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农民原来是彼得堡一处批发仓库和首都近郊一处“小庄园”的业主，并且在《新闻报》上表示，他对《罗斯报》“把他变成一个农民”这事很不满意。
民族自由主义报刊（这个词也是那个《罗斯报》想出来的）正在走上坡路。它赤裸裸地暴露着自己资产阶级的胴体，甚至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遮掩的必要。它不过是在被“本性”驱使着发言。比起我们“纯粹的”知识分子自由派报刊，它的巨大优势就在于此，因为前者走过了对人民和对工人的爱，由此移除了某些“偏见”，对共同的理念怀有尊重——或者至少它的读者觉得它是这么想的——也愿意相信宪法不是一堆“普通的砖块”，而是“统御道德和法律的神灵”意志的表露。
民族自由主义报刊并不根据任何政治“世界观”制定一套确切的纲领，而且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它只是凭经验摸索，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反对派等待时机的举动让它很不舒服，它想立刻和政府达成协议，并且为此大声疾呼。这就是资产阶级“秩序”日渐壮大的力量。
“纯粹的”自由派报刊，比如《俄罗斯公报》，在民族自由主义面前没有什么优势，没有勇气和一贯的信仰。但它也不像民族自由主义那样极其不知羞耻。历史因素把它和“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关联起来，这种关联让它不得不在表面上显得有点爱惜羽毛，再多多少少做点反对以及观望的活动。它在面前的这个时代里还有点影响力：这个时代是要消灭沙皇制度，或者是要和它达成协议。但在一个自由或是半自由的俄罗斯，它很快就会让位给民族自由主义的报刊。它日思夜想了那么长时间的新闻自由会让它丧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会追击它，把它从它的意识形态避难所里撵出来，尽可能地占据它的阵地，而在占据不了的地方就把它推向资产阶级最终的堕落。
今天，《罗斯报》已经把它的“霸权”强加给了《俄罗斯公报》，因为这“纯洁的”，但又贫血的报纸既没法掌握主动权，也不能奋起抵抗。它和所有“纯粹的”自由主义一样，注定要扮成那个品德高尚的说教人物，等到苏沃林父子二位先生饰演的情侣初次登台，就出来发表一通大道理。
注释：
[1] 阿·阿·苏沃林（小苏沃林，生于1862年）是著名的反动记者，他的父亲阿·谢·苏沃林是《新时代》的编辑和出版人。80年代末，小苏沃林从大学毕业后，作为责任编辑参与了《新时代》的工作。然而他很快就从中退出了，因为他不完全支持该报的极端君主主义路线。1903年12月他创办了半自由主义的报纸《罗斯报》，在彼得堡出版至1908年。1905年革命期间，《罗斯报》本质上是一份街头小报，迎合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需求。——《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2] 埃尔捷利巷是圣彼得堡契诃夫街1923年前的名称，这个名称来自于一位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俄国将军。《新时代》的报社本部就在这条街上。意大利大街则是圣彼得堡中心地区的一条主要街道，靠近涅瓦大街。——中译者注
[3] 指当年10月2日出发增援远东战场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该舰队由原波罗的海舰队拼凑而成，于次年5月的对马海战中被日军击溃。——中译者注
[4] 阿列克谢耶夫是沙皇的海军将领，关东地区陆军和太平洋海军舰队的总司令和指挥官。从1903年起还是沙皇派驻远东的总督。他在任期间极端敌视日本，支持俄国企业家向朝鲜扩张的愿望，准备与日本政府断绝关系。1904年1月28日，他被任命为全部陆海军力量的总司令。俄国军队的一系列重大失败迫使政府撤回了任命给他的总司令职位。1904年12月12日，在沙河战役失利之后，他把总司令的职位让给了库罗帕特金。——《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5] 米·马·斯塔修列维奇（1826-1913）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为一份“厚重”的杂志《欧洲通报》担任编辑长达42年时间（1866-1908）.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907年的彼得堡选举中，他被自由主义反对派初步指定为国家杜马的候选成员，但没能入选杜马。1909年起，他把《欧洲通报》的管理权交给了阿尔谢尼耶夫和科瓦列夫斯基。
彼·弗·列斯加夫特（1837-1909）是著名的解剖学家和教师。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解剖学的作品，在人类学和儿童体育教育领域做了很多工作。他在彼得堡建立了一个生物实验室，并且在实验室开办了高等教学课程（彼·弗·列斯加夫特课程）。
瓦·加·雅罗茨基（生于1855年）是一位经济学教授。他1883年在亚历山德罗夫中学（皇村中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和金融法，后来又去军事法律学院讲授同一课题。他向许多杂志投稿，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他是《大百科全书》政治经济篇的编辑。他和楚普洛夫、卡雷舍夫、波斯尼科夫、卡布卢科夫等人同属于一个俄罗斯经济学家流派。——《托洛茨基文集》编者注
[6] 俄罗斯传统认为铜币可以治愈疾病，同时还有护身符等一系列作用。——中译者注
[7] 此处指伊藤博文，他于1895年8月升为侯爵，至1907年9月升为公爵。——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