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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我们需要托洛茨基才能理解苏联发生的一切”

——访谈“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组织者、古巴学者加西亚

薛定谔猫 译 吕杨鹏 校


  2019年5月6日至8日,“第一届列夫·托洛茨基国际学术会议”( Firs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vent on Leon Trotsky)在古巴哈瓦那举行。来自墨西哥城“列昂·托洛茨基学术、研究和出版中心”( Center of Studies,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简稿CEIP)的巴勃罗·奥普里纳里(Pablo Oprinari)采访了大会组织者弗兰克·加西亚(Frank García Hernández)。


  你对古巴举办的托洛茨基学术活动的评价是什么?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活动。我知道,如果我们在巴西或墨西哥举行这个活动——这两个国家可能是第二届和第三届的举办地——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尽管我们由于古巴的各种经济问题而没有太多财力,但是我们以高水平的主持人实现了非常高的国际参与度,比如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保罗·勒布朗(Paul LeBlanc)、苏西·魏斯曼(Suzi Weissman)和埃里克·图桑(Eric Toussaint),包括您也在内。还有那些来自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研究中心(Karl Marx Center for Socialist Studies)、托洛茨基博物馆(Casa León Trotsky Museum)的朋友。来自巴西三所最重要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已经抵达。那些因其政治组织存在传统争议而在其它时间没能会面的参与者和学者们也来了,因为古巴是属于所有人的。

  托洛茨基、古巴当前的国家形势,这两个话题引来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自印度、伊朗、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德国、法国、英国、阿根廷、加拿大、西班牙、美国、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巴西的人们。来自哥伦比亚和巴基斯坦的学者迈克尔·洛威(Michael Lowy)和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也想出席,但最终无法参加。还有至少其它十位嘉宾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会。活动实际上应该持续四天,但这却是不可能的,返回的行程也无法安排。我们的交通状况非常糟糕,因此无法接待外国观众。这一点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们劝一些朋友不要来,这绝不是出于政治原因,更不是由于个人恩怨。要是我们全部接受公开管道收到的192个参会申请,我们的会议根本应付不了;实际上,你看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这个活动我唯一不满意的就是没有多少古巴公众,我认为这是由于管理不善,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且这会让人误以为古巴人无意了解托洛茨基。另外,时间仓促造成第一天的会议准备不足。

  但对我来说,尽管存在这些问题,这个活动依然是一个全面的进步。哲学研究所承诺出版本次会议的文集;要不是这个为托洛茨基而存在的研究所,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感谢会议举办地——贝尼托华雷斯之家(Casa Benito Juárez)的经理。我们还要感谢古巴的胡安·马里内略文化研究中心(Juan Marinello Cub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search),该研究中心预计也会参与会议文集的出版工作。

  如果文集成功出版,这将是古巴第一次有一本书专门写托洛茨基,和围绕他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托洛茨基的文字上一次在书籍中出现,还要追溯到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激进分子于六十年代发布的出版物,这些激进分子属于第四国际波萨达斯特(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Posadista,由第四国际拉美分支负责人波萨达斯Posadista(1912-1981)在1962年建立)。那本书并未在全国发行,因为它遭到当局的封禁。

  托洛茨基的其它文章或材料出版了吗?

  在古巴,只有下列托洛茨基的文章在没有遭到审查的情况下发表:1960年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Guillermo Cabrera)在《革命》(Lunes de Revolución)报的文化副刊“革命星期一”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七二六运动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对《俄国革命史》的简短引用。

  在2014—2015年,《列宁的最后斗争》(Lenin’s Last Struggle)在古巴出版,这是列宁的著作和信件的汇编,最初由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ublishing)出版,后来将其权利转让给社会科学出版社;这里面出现了一些托洛茨基给列宁的信。在我2016年11月开设关于列昂·托洛茨基的研究生课程——这个课程在古巴是首次,并且对学生群体产生了很大影响——差不多两年后即2018年1月红军成立一百周年时,圣克拉拉文化杂志(Santa Clara cultural magazine)发表了托洛茨基关于建立红军的讲话的节录。

  因此,会议文集的出版将是一个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托洛茨基作为一种政治禁忌在古巴成为历史。托洛茨基在古巴的遭遇与秘鲁作家赫克托·贝贾( Héctor Béjar)所描述的情形相似:“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所有人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但却没人告诉我们托洛茨基是无罪的。”(贝贾曾于1966年获美洲之家论文奖Casa de las Américas Essay Prize )

  古巴的情形与秘鲁相似:在苏联解体后,我们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却没有人指出托洛茨基是清白的。这就是这次活动的意义。在古巴可以开始说,以前关于托洛茨基的说法没有一个是正确的。而在学生们使用的历史书中甚至都没有提到托洛茨基。也许大学生认识他,但是高中生很难了解他。

  毫无疑问,古巴作家帕杜拉(Padura)的作品《爱狗之人》(The Man Who Loved Dogs)引起了人们对托洛茨基的关注,但是并没有合适的书籍帮助他们做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朋友兼同志桑特玛利亚(Celia María Hart Santamaría)无法在古巴传播托洛茨基的思想。这种情况使她最终成为“塔顶的狙击手”。没人注意到她,没人能发现她,却都为她精准犀利的批判所折服。

  请谈谈会议的进展及收到的回馈吧!

  会议的学术水平很高,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此向所有出席会议的朋友致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同北美著名电影人林迪·劳布(Lindy Laub)的合作。林迪在1999年参加过哈瓦那拉美电影节(Festival del Nuevo Cine Latinoamericano)。她和她的制片人苏兹·魏斯曼(同时也是这次会议的讲者)共同为我们带来了一部名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The Most Dangerous Man in the World)的纪录片。该片虽然还未制作完成,但在短短42分钟中已包含了许多从未发布过的珍贵影像。电影是在青年导演展厅(Young Directors Exhibition)内的一个小房间里放映的。遗憾的是,现场的古巴人比较少,但这部电影在古巴的放映本身即具有重要的意义。

  托洛茨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对古巴许多学生团体都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学生们从古巴圣地亚哥、从圣克拉拉、从马坦萨斯等地方赶来参加这次会议,有些人甚至连路费都负担不起。今天,在圣克拉拉和哈瓦那,学生们在认真研读您和其它与会者带来的书籍数据,但他们目前只有两部书可以看。为此我请求大家本着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将更多的书籍、杂志和资料捐助给他们。

  其中一部书是《托洛茨基拉美著作集》(Escritos Latinoamericanos)。作为古巴历史学家,该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托洛茨基对当时古巴政治局势、特别是古巴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析文章。对我正在编写的古巴托洛茨基主义历史来说,这部分资料更是意义非凡。本周五,《托洛茨基拉美著作集》和另一本由加布里埃尔·加西亚·伊格拉斯(Gabriel García Higueras)撰写的《历史镜子中的托洛茨基》(Trotsky en el espejo de la historia)将被正式捐赠给美洲之家图书馆。著名的知识分子如科塔萨尔(Cortázar)、贝内代蒂(Benedetti)、加莱亚诺(Galeano)都在这个图书馆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时至今日,美洲之家依然是这片大陆上的一个思想汇聚之地,图书馆里经常有许多哈瓦那的知识分子。同样在这周五,《托洛茨基拉美著作集》还会捐给哲学历史学院图书馆和哈瓦那大学中心图书馆。

  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是一次关于托洛茨基本人及他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的学术会议,而不是在倡议什么国际托派大联合。应当视托洛茨基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将他的理论同葛兰西、罗莎·卢森堡、列宁、马克思、马里亚特吉( Mariátegui)的理论相结合。不论是古巴的年轻人、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或是那些使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现实的人们,都普遍接受这种看法。一些官僚总想给我们戴上“托派”的帽子,对此我要声明,虽然我大体上认同托洛茨基主义,但也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有所保留。不要忘记,“托派”这个词最早是斯大林发明用来抹黑左翼反对派的,为了让人们相信反对派不是列宁主义者,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反革命分子。

  我们怀念托洛茨基。我们需要托洛茨基来理解苏联发生的事情,因为我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指称,以及切·格瓦拉或菲德尔·卡斯特罗,出于不同原因都无法对发生的事情作出系统的解释。托洛茨基自1936年以来就一直勇于这样做,勇于开展一项我们所不了解的社会学分析,而我们古巴人对此非常感兴趣。

2019年5月27日



  原文题目:“In Cuba we needed Trotsky to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in the Soviet Union” – Interview with Frank García
  原文链接:https://www.leftvoice.org/in-cuba-we-needed-trotsky-to-understand-what-happened-in-the-soviet-union-interview-with-frank-garc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