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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持久的革命

〔南〕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

1985年



  本世纪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革命产生了,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历史对它的期待和希望、还没有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体系。资本主义还有力量通过其内部的变革(首先是依靠科学和国家)一直统治着世界舞台,尤其是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原因简单得出乎人的预料。社会主义迄今主要是在比较落后或者完全落后的国家中扩展。革命力量在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前提下取得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经济基础与全社会的、特别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之间出现某种矛盾。上层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匆忙地走在了历史的前面,超过了其经济基础。
  由此首先产生迄今的社会主义的困难,甚至是双重的困难:其一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足而出现的内部困难。结果是作为新社会的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不够发达,民主意识、文化意识不够发达以及科学不够发达。所有这些问题迫使社会主义发展在第一阶段要解决那些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已大部分完成了的任务。社会主义的这一早期阶段不能发展新的社会关系,不能扩大那些使消灭劳动分工成为可能的人类“财富”,而必须在先锋队的极其明显的政治支配权下去解决有时甚至是人的基本需要问题。这又说明,社会主义必须尽可能地加快经济发展,这常常是首要的社会主义任务。
  其他的困难是外部性质的因难:资本主义仍是人类的发达部分,以致无产阶级到现在为止不得不面对由资本统治着的、发达的世界市场,面对发达国家的科学文化潜力。这种局面迫使社会主义接受一种发展的逻辑,而如果社会主义是在经济和文化上统治世界的各国出现,这种发展逻辑就会是大不相同了。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存在着侵略形式的资本主义(例如法西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必须加强军事潜力,同样也加重了克服经济与文化落后的困难。社会主义是在落后条件下产生的,加上民主传统薄弱,工人阶级特别是在管理社会方面经验不足,它在历史上开始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存在的。这一事实决定了迄今的整个社会主义过程。这种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后人所称的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如果把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形态固定下来,就更不一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无产阶级在一定的时间内需要国家来保卫革命成果,同时他们又看到,自由生产者联合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景,国家必然也随之消亡。
  这也是列宁的基本观点。他不仅在革命前夕写的论述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阐述过这一观点,而且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也多次阐述过。在当时的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心目中,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型的国家,同时也是对国家的否定。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上首次取得突破,历史的钟摆就越来越多地向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政治力量方面摆动,并且,随着这些力量取得了日益增大的优势,社会主义就采取了一种极其明显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
  社会主义的这一缺陷,特别是那些同作为更公正、更人道、更自由、更团结的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历史使命相抵触的现象,削弱了整个社会主义阵线,这在那些自由和民主的意识战胜了极权和屈从意识的工业国家内尤其如此。接着应该指出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到现在还在对社会主义变革的速度和方向起着消极的作用,甚至经常损坏其名誉。不改正这些错误,不去深刻地、批判地理解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就会给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带来不必要的困难。
  在迄今的发展形式中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战略上的错误结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至关紧要的.革命时期总是充满着浪漫主义和唯意志论。尽管人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却总是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关系。一般是一种抽象,是具体的空想(布洛赫语),是一种能激励革命力量去改变历史的指导思想。然而历史不是统一的实体,而是在形形色色的人民群体中呈现出来的,这些人民群体有着自己特有的传统和习惯,有着自己特有的心理,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平。因此,特殊范畴在历史实践中非常重要,并起着决定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没有中介形式,没有媒介,一般,即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观念就不可能一下子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和剥削等等的社会。但社会主义进步力量的责任是要重新创造性地揭示在每一个国家实现这种消灭的速度和方式方法。
  革命的唯意志论促使人们想要超越这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这是一个错误,它引导社会主义者、更确切说共产主义者得出后果极其严重的错误结论。历史的坟墓是不会靠拍胸膛奋力一跃而跳过去的。
  这种唯意志论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苏维埃俄国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实现了工业、商业和农业经济的国有化。这些措施引起了衣民的反抗,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官僚机构和警察机构的加强,这最终不是引向社会主义,而是引向背离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小型工业和商业的国有化明显地降低了社会生活的质量。
  另一个错误结论是低估了理论的作用,对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缺乏理解。首先是低估了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的作用,认为上面颁布哲学和理论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对自由对话在发展哲学和理论方面的意义给予应有的评价。
  范畴总是历史地确定的、相对的。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进步还是退步,都是相对的。批判已经断定,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和异化的根源,但这不是意味着生产资料的任何社会化(到现在为止它还只是国有化)都是正面的,有生产效率的,就像任何私有制并不都是起负面的作用一样。共产主义的目标固然是消灭和扬弃生产资料私有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在过渡时期只具有负面的含义。相反,迄今为止的全部经验说明,无论是国有化经济还是国营服务性企业都不能马上完全地代替分支广泛的、小的私有成份或私有经济。这是非辩证地和非历史地理解历史范畴的结果。抽象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会认为一个虽然贫穷和不发达、但忠于原则的社会,比其它任何社会都重要。
  完全可以理解,在发展私有成份方面仍然必须有某些限度,以便一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经受住考验。私有成份和私有制总是具有加强自身领域和征服其它领域的倾向,但限制它们的最重要的办法是要成功地发展社会化成份,成功地发展消除雇佣关系、消除劳动者异化状态的社会主义自治的社会关系。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工人们更喜欢的总是自己的自治状态,而不是私有成份中的某种雇佣关系。当然,只有通过大大缩短劳动时间,自治才能成为人们在理论上对自治所期望的东西,同样,也只有全面发展的个性,才能是一个新人的基础,才能是人道、民主和自由的关系的真正保证。背负行各种不合时宜的宗教、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的单向度的个人,是非理性的社会冲突和非人道的行为方面的一个经常的危险。
  另一个根本的错误和错误结论是认为社会主义、即所谓的整个过渡时期,无非就是国家社会主义。20年代以斯大林为中心人物的极其明显的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和不民主的实践,助长了这种错误结论。从此,在很大一部分社会主义运动(首先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家社会主义直线地、有机地向其更高阶段发展的错误占居上风。由此,国家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和推广的程度以及社会物质力量的发展水平成了评价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阶段的标准。如果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解成国家社会主义的有机发展,那么,出现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的反革命也就十分可能了。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它不是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建立新的专横统治,这种专横统治靠国家的镇压机器支撑,对内实行政治恐怖,其规模在当代是意想不到和从未有过的。
  斯大林主义使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再好不过地认清了,发展社会主义不能等同于加强政治领域(国家和政党),使这些政治领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对所有至关重要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垄断权,同时又削弱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扩大再生产以及经济计划的支配权,而工人阶级的这种支配权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在。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民主才能超过发达社会已达到的那种民主程度。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是在其它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把劳动人民的创造力从官僚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是扩大科学艺术创造的自由和整个舆论的自由。只要社会主义不能充分保证各种民主影响和民主自由的生盾方式,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发达阶段。
  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发展中还有一个由上述错误引起的错误,这就是传送带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看到这种传送带理论已经形成。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的意识形态借助于这种传送带理论,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积极的、创造性的部分,这一部分集中在党的首脑机构,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其次是社会整个的另一部分,他们以各种方式来传送首脑的决议和首脑的才智,说到底这是消极的部分。然而,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这是大多数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中必须首先管理劳动领域。社会主义共同体自由发展的基础是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而不是政治领域(指国家和党、见前——译者)的自由,政治领域的自由是社会一小部分人对个人、从而对整个工人阶级施加权力和统治的自由。
  政治垄断的必然结果是在政治和公众生活中民主的消失,在落后的一党制条件下情况尤其如此。对每个阶段没有自由的批判性的分析,没有争论和尖锐的对话,社会主义就不能卓有成效地发展。同时,马克思主义没有自由发展,就必然变成一种无聊乏味、空洞无物的辩护。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异化已被扬弃,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人的异化基础的雇佣关系并没有被消除。政治领域支配着积累,支配着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并按照自己的准则(这也可能是最好的准则,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如此)通过国家计划来支配这种剩余劳动,于是就发生了异化。如果政治权力是万能的,如果它在不可能遭到抗议的情况下决定国家的整个政策,那么公民的异化也就会发生。异化的某些形式可能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这只是在特定的阶段和在限定的时间内。社会主义的直接目的不是造出新的利维坦,这一利维坦在落后的条件下不仅吞噬革命的敌人,而且也吞噬革命的婴儿。
  由于人们通常把民主只理解为政治民主,在以往社会主义政治中又产生另一个错误结论。人们不明白,人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曾取得过极其伟大的成就,不能把民主仅仅局限于议会制度之内。争取民主的斗争在历史上一直也是争取扩大社会自由的斗争,这一点在社会生存的所有领域中极为明显。
  民主,即民主关系的发展是一个社会规律。在不同阶段,争取民主的斗争总是以争取某种形式和内容的民主为主,例如:以争取思想自由、宗教宽容、经济自由为主等等.但是归根到底,这总是一种力求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扩大民主的斗争。从这方面说,必须把社会主义视为社会发展中的进一步措施,也就是说,只要可行,就在经济民主范围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者的自主权。
  在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方面,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成绩相比,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显示。确切说,社会主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并必须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实现了经济民主和自治民主的新阶段。不言而喻,在这新的过程中,也必须实现人与人之间新的和进步的关系,实现一种新的社会联系、团结和对个人尊严的尊重。
  在政治民主方面,必须有了许多不愉快的经验,才能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一党制的理论不能成为适用于所有历史情况的范例。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首先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只是居民中的一小部分,其它社会阶层的大部分人并无社会主义意向。虽然一党制在这种情况下有其正当理由和必要,但它总是民主舆论的障碍和官僚主义蜕变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发展中,人们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民主(这种民主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纯属形式),社会主义的未来包含多党制。
  从以上所说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社会主义在落后的条件下必须采用国家社会主义这种迫不得已的形式,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阶段,必须进行巨大的社会变革,最重要的是消灭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继而消除私有制的统治。但是,社会主义的这一阶段解决不了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这一阶段,无论是雇佣关系问题,还是政治异化和精神异化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迄今所有的革命运动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在自治的观念中可以看到。这一以各种不同形式显示出来的社会主义前景把所有的革命思想家,从蒲鲁东和巴枯宁、马克思和恩格斯,到索列尔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霍布森、柯尔),直到无政府主义的和委员会共产主义的各种流派统统联系到一起。在这方面,首推列宁为建立苏维埃进行的努力,其次特别是卢森堡、柯尔施、潘涅库克、葛兰西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许多人为争取实现一种一贯到底的委员会制度的主张而进行的努力,他们认为,从各个企业到社会管理的最高部门都要建立委员会制度,劳动者在其中应起直接的、有效的作用。委员会(苏维埃)思想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直接掌握权力,而不是由以各种政党形式和官僚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中介者掌握权力。
  如果劳动者成了自己的劳动及其成果的主人,如果劳动者从基层到上层都实行了自治,支配扩大再生产,那么,资本主义社会把个人分别划归政治领域和劳动领域的情况也就随之被消除。所以,社会主义者都清楚地知道,解决社会主义之谜的关键就在于取消国有制、国家计划和国家对剩余劳动的支配。这应该通过自治关系体系来实现,每一个团体都将按其可能、传统和发展程度建立这种自治关系。
  因此,社会主义的民主不能局限于多党制和国有化。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必须以经济民主为基础。不大力发展民主关系,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在经济、艺术和社会舆论领域也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也具有国家和政治组织(它们总是谋求自身的独立和加强)为一方,与劳动领域、即生产和生产者的自治组织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个进步阶段都不能以加强国家、政党等等这些历史上采用过的形式为基础,而要以加强历史上新的形式、真正的共产主义萌芽、人的自决和各种形式的劳动者自治组织为基础。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标准,既不能是物质生产资料和社会关系国有化的程度,也不能只是共同体在物质上的加强,而是物质资料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自治关系和国家消亡的发展程度。
  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过渡时期,特别是把过渡时期理解成只是一个相对短的时期,这也是一种战略上的错误结论。人们忽略了资产阶级革命巨大的历史经验,没有看到资产阶级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在欧洲成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即使这样,例如在19世纪的欧洲,也还同时存在着许多旧的集团和阶层,它们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即使人们并不绝对地认为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需要几百年的时间,但要达到这一目标,仅仅几十年的时间肯定也是不够的。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已经过去70多年了,这段时间证明了,如果相信能够用行政命令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废除经济形态,即废除构成这种经济形态的一切私有制和国有制形式,那是一种巨大的幻想和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结论。
  如今已经完全清楚,社会主义变革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混合经济阶段。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例如在苏维埃俄国,有过像布哈林及其追随者这样的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他们在提到农村问题时指出,应该听从列宁的指示,农村的社会主义化应该让步于一种正常的发展,即让步于经济发展。斯大林派强制实行的集体化,把完全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野蛮行为带到社会主义中来,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原则,而是加强暴政制度,在持久的政府制度中加强了暴政,加强了政治镇压力量,导致了转向一种从未有过的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没有看到甚至也不想承认,这个经济学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既没有解决雇佣关系I问题,也没有解决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问题。这是新的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的真正历史任务在于:超过资产阶级所能做到的,解决经济民主问题。
  经验表明,在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内,不可能一夜之间扬弃旧社会;强行消灭私有制就会加强政治上的官僚主义,同时削弱劳动者的权力,削弱民主和整个生活文化;社会主义必须延续资产阶级时代取得的成就。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所有制的混合社会。所有这些是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的。正如我所说过的,这个阶段是一个比人们所想象的还要长期、复杂并充满矛盾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过渡社会(谁也不知道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它不是自成一体的社会体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能规定社会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具体日期,因为共产主义早已随着新社会的第一个自治组织的出现而开始了。
  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结论涉及工人运动的观念和实践。早在俄国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明显的分歧。有人认为,既然工人阶级自己在执政,工会也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另外一些人,例如工人反对派,他们的观点却相反。他们认为,工会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机构和组织,所以工会必须掌握经济政策。而列宁则认为,自由工会并不胜任这种任务,但是为了在国家官僚主义面前保护工人阶级,工会也还是需要的。
  在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反革命时期和在党政垄断制度和极权主义时期,工人运动失去了其作为工人阶级追求的自由表达的意义。工会失去了其独立性,成了传送带政策的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已证明,社会主义,即一种新的民主社会的化身,绝不能不民主。消灭异化关系的关键所在是社会主体的独立自主,是自治。社会一切阶层都应该能够自由地安排和掌握自己的生活。总之,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自治已被证明是作出历史决定的场所,是决定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命运的战场。
  另一个错误结论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的估计上。一直流行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即将崩溃这一论点。资本主义有其衰弱黑暗的方面,这些方面以世界危机和战争的形式在我们这个世纪表现出来。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并没有被消除。世界在变化,新的形势要求人们进行新的努力去理解世界。然而人们低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这些引起真正革命的领域发展的可能性。当代资本主义再也不能用旧的方式来解决其内部矛盾了,因为在当今核武器存在的条件下,这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
  当代资本主义已不同于本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和进程(即使并非没有退步)以及信息学和科学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已根本改变了现代国家的作用。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扩展及其成就已经开始冲击旧的社会根基。这些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比共产党人更好地理解了新的形势,并选定了通过旧制度的体制进行缓慢的长期进军的道路。
  当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抛开所有上述这些偏见和错误结论。社会主义者必须考虑混合经济,权衡各种形式的所有制,认识到社会所有制是以其经济逻辑、而不是以行政命令逻辑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将发展一种更广泛的民主,一种意见和组织的多元主义,最根本的是争取在一切社会领域中的自治。因此,种种不同的体制将趋同,尤其是在民主传统和社会传统最强的欧洲。这不仅仅像人们经常听到的那样是资本主义趋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不如说是资本主义越来越转变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则变成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问题。社会主义如果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那是没有什么历史前途的。资本主义如果企图永远保待雇佣关系,认为在极大的社会差别继续存在的同时,仅仅用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就可以解决人类自由问题,那也同样是没有什么历史前途的。
  在这些问题上,我作为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简单地讲一下南斯拉夫的情况。我们首先经历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是在反法西斯和占领者的解放战争范围内开始的;1848年同斯大林的骄横跋扈发生历史性冲突以后,我们对这次冲突以及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以往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从中得出许多重要的认识。我在这篇文章中已谈到了这些认识。首先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缺点的认识;对在这种社会主义中来自官僚主义的危险的认识;对斯大林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国家干涉主义反革命(我在70年代末已提出这一论点)的认识;对自治思想的认识;对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必要性,以及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在社会主义中的作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是开放的制度,人可以自由交往,商品和资本等等可以自由流通的认识。其中的许多认识已逐渐地得到实现,但往往是不够充分地、而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与其它东方集团各国是有区别的。
  即使所有这些认识和观点或多或少地被接受,旧的领导也有其局限。首先,他们并没有彻底认识到,经济过程应该更强烈更彻底地摆脱“党国家”的监护。其次,他们还停留在一种不够完备的民主范围内,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和舆论领域。所以就出现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并不是自治和民主的后果,而是一种不发达的自治的后果,是党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垄断的后果。南斯拉夫经济中的主要过失和错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自治性质,而是由于生产者对经济的走向和经济的抉择没有发挥足够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则是政治民主的落后,这是共产党垄断的后果。
  我认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未来几年,其特征将是围绕自治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民主关系开展剧烈的争论,尤其重要的特征是一党垄断将被取消,它将随着多党制的实行而消失。如果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任何社会主义都没有前途。
  社会主义是人类,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进一步解放的阶段,否则为之斗争就失去意义。社会主义不是用某种较好的对人的统治取代较坏的对人的统治。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没有必要去为之作如此之多的牺牲,经受如此之多的苦难,放弃如此之多的企望了。因此,自治思想必须重新成为主导观念和指导思想。只有自治才是当代真正待久的革命。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