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二卷）（1970）

往事片断

维·阿·卡尔宾斯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正住在日内瓦。瑞士周围炮声隆隆。
　　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住在加里西亚的波罗宁诺村。有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他的一点消息。终于在1914年8月24日（9月6日）收到了他从伯尔尼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原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为俄国国民被无端怀疑从事间谍活动而遭到逮捕。
　　1914年8月6日（19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释放。尔后，他获准前往瑞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抵达瑞士的第二天，便开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新型的民族主义者”——社会党人、资产阶级祖国的爱国主义者——的斗争。列宁在从伯尔尼寄来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抨击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叛卖行径：“……自哈阿兹[1]到王德威尔得[2]和盖得[3]——所有这些人尽干下流的事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问到，在日内瓦是否有俄文印刷所？能不能印反对战争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传单？
　　列宁在托人捎来的一封信中，在谈到考虑印刷传单一事时提醒我说，自从宣战以来，备受赞扬的瑞士民主已经变得异乎寻常了。他写道：
　　“有一切根据可以预料，瑞士警察局和军事当局（只要俄国或者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使一打手势）就会以破坏中立等罪名实行军事审判或驱逐出境。”[4]
　　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销毁全部往来的信件，行事要千万注意保密，书信往来要用“化学”方法写，并使用约定的标记等等。例如象约定把打算出版的宣言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我们的书刊出版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印刷所，说得确切一点，就是没有自己的拥有一套俄文铅字的排字房。
　　在日内瓦有一所小型的备有俄文铅字的私人排字房，它的业主就是年老的乌克兰侨民、绰号叫“库兹马”的很出名的利亚霍茨基（从俄国给他寄来的信上写的地址是：瑞士。库兹马。）倘若没有这位老库兹马和他的那套俄文旧铅字，那末我们大概只好采用油印的办法，关于这个办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自己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过。
　　不管排印什么，也不管为谁排印，库兹马总是无例外地干。所有的订户他都友善地称之为“著作家”，并且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在他的排字房的架子上摆着一套套经他排印的俄国侨民各个时期和各种派别所出版的刊物，其中还有最早期的刊物。
　　工作的人只有库兹马一个。可是倒霉的是，这时他的妻子来了（不知她是从哪儿来的），她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的库兹米哈。这个爱唠叨的红鼻子老太婆不时地责骂可怜的库兹马，怪他不到瑞士的印刷所去寻个固定的工作，而同各种“胡作妄为”的订户打交道。
　　“著作家”成了库兹米哈的私敌。她特别仇视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我们的每一号报纸到时能否出版有时要看库兹米哈是否赏脸。
　　难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我经常向他作题为“库兹米哈的情绪和获得成功的希望”的报告了。
　　我们同库兹马合作共事，一开始就预示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请看摘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信中的下面几段话：
　　“排字工人真是误了大事！！原答应星期一把宣言排好，而今天已经星期五了。真糟糕！
　　难道老是这样下去吗？？”[5]
　　唉！情况总是如此。
　　我们的报纸终于发排了。但是这些报纸真是多灾多难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第四十四号的情况怎样？难道库兹米哈坚决同我们翻脸了？为了第四十四号，我曾经大忙了一阵，来不及修改论文，也没有看校样——可是突然都停顿下来。”[6]
　　“难道说排字工人又‘喝起酒来了’？或者他又干别人的活了？？现在极为重要的是毫不拖延地出版…… 看在上帝的面上，快些回信”。[7]
　　社会爱国主义者制造的每个新的事件，他们每次所干的新的卑鄙勾当，使列宁付出了更为巨大的精力。他真想每天向群众发表革命的言论，揭露邪恶，唤起民众，号召他们投入战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我寄来了许多文章、书信和便条，拍来了许多电报。这里他把自己丰富多采的“书写技术”全都用上了：使用了令人最“可怕的”引号、最“严厉的”感叹号和问号（不惜多次使用这些符号），对有些话标上两个、三个甚至七个之多的着重号，有的字母写成粗体，或在字母中间加空。他要求我争取党小组的帮助，他写道；
　　“召集您的小组，齐心协力采取一切措施彻底安排好中央机关报的正常出版工作。”[8]
　　然而我们的小组又能做什么呢？为了“讨好”库兹马，我们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积攒起来的一笔钱作为预付款塞给他，并同意按照瑞士的印刷所的日工资数付给他报酬，目的是要他在紧急的情况下为我们工作……
　　我们终于幸运地在伯尔尼附近的比姆普利茨的一位瑞士印刷厂主那儿找到一套俄文铅字，于是有几号中央机关报就开始在那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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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版布尔什维克刊物的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经常性的缺钱。
　　战争初期，当我们准备印刷第一份传单时，我们的全部“基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幽默地称呼它的——为一百六十法郎（六十卢布）。稍晚，在1915年10月，那时我们虽然已经同俄国恢复了联系，我们的国外小组，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话来说，“也为弄钱而辗转奔走”，可是我们的现金总共也只有二百五十七法郎七十一生丁 （九十六卢布多一点）。况且当时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合刊号的出版费还没有何清。1915年10月6日（19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9]忧伤地写道：每文钱都需要算着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十分精明地“算着用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手里拿着铅笔计算着，一号报纸可容纳多少最小的小号字母，如果用小号字不能把全部稿件都排下的话，他就感到很苦恼。页边通常留得很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亲自过问，使标题尽量少占篇幅。由于这些巧妙的办法，才得以在一号报纸内勉强容纳下近四万个印刷符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拟订出版计划方面总是精打细算的，嗨，他是多么会精打细算呀！他就出版反战宣言一事写道：
　　“出版份数不宜过多（二百至三百份就够了）…… 出版的东西我们将寄往巴黎和俄国：一百份寄国外，二百份寄俄国。”[10]
　　三百份秘密传单！打算散发的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数量多么“微小”啊！但这种出版物的力量是巨大的，由于它的传播，使沙皇制度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吃足了苦头。
　　中央机关报也只打算印……五百份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释说：“印数不多，因为要贯彻我们的方针，就不能指望一般居民订阅……”[11]
　　那时我们的中央机关报总共只有两个版面，售价十生丁 （约合四戈比）。我们竭尽全力想使机关报至少每周出版一次，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没有自己的排字房，使我们未能实现这个目标。《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得很不正常，有时隔两天出版一次，有时隔五个月才出版一次。
　　我们曾想为广大群众出版一份通俗的报纸，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梦寐以求的事，但同样由于上述的原因，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印数大大超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悲观估计。1914年11月1日第三十三号出版了。但两周之后，当下一号的稿件“还未动笔”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吩咐将第三十三号报纸增印一千份。以后几号中央机关报的印数都不少于二千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我们每种出版物的出版都花了不少的劳动和心血。因而当每一号中央机关报，或者一期杂志、一本小册子终于问世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兴高采烈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问及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中央）、崩得、社会革命党和其他组织的出版物情况时，得意洋洋地补充说：
　　“《共产党人》第一、二两期的合刊出版了。这是事实。”[12]（这句话里用了七个着重号！）
　　但是我们印刷的刊物能否从偏僻的瑞士地下环境传到俄国广大群众的手里呢？
　　1914年11月14日，战争开始后出版的第一号（即第三十三号）《社会民主党人报》问世后刚过两星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我说：
　　“我可以告诉您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中央机关报已送到离国境线不远的一个地点，看来不久即将转运过去。我表示祝贺。”[13]
　　尔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5年出版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里已经告知了这样的消息：《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的文章正在彼得堡翻印并发往俄国各地！
　　伊里奇的革命言论越过战线和铁丝网，通过协约国的国境线和关卡哨所，传到群众的心坎上！

载于《星火》杂志1955年第17期第9页




[1] 胡戈·哈阿兹（Hugo 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中的社民党党团主席。1914年反对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但由于党的纪律要求，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少数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之间担任人民委员。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

[2] 艾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3] 儒勒·巴西尔·盖得（Jules Basile 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

[4]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40页。——编者注

[5]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00页。——编者注

[6] 同上，第336页。——编者注

[7] 《列宁文稿》第6卷第170页。——编者注

[8] 《列宁文稿》第6卷第170—171页。——编者注

[9]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10] 《列宁全集》第36卷第287页。——编者注

[11] 同上，第143页。——编者注

[12] 《列宁全集》第36卷第350页。——编者注

[13] 《列宁文稿》第6卷第16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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