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伊里奇的最后几次会见（潘·尼·勒柏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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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伊里奇的最后几次会见

潘·尼·勒柏辛斯基

　　我们是许多人，而他只是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小的事业，而他的事业却是无比的巨大。希望在党和工作关系的范围之外经常进入他的视野并成为他所注意的对象，那是荒谬可笑的。因此在我们中间，甚至在他的老同志，多少比较接近的同志中也只有很少的人能夸口，说他能经常与伊里奇会面，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而有许多关于那些见面的情形可以回忆；只有为数不多的幸运者对这些会面，对他们同伊里奇的谈话，对他们在与伊里奇交往中所受到的教益是有东西可谈的。
　　笔者在遥远的流放和侨居国外的年代里，可以说是有机会经常接近伊里奇的。但是近年来，自从伊里奇1917年从国外回来以后，我很少有幸见到他，同他交谈。因而那些难得的见面的时刻对我来说就更加珍贵，所以我就打算介绍我同伊里奇的最后几次会面的不太多的一些情况，请读者不要见怪。是这样一种想法鼓励了我，就是每一个细小的情节，每一个从某个方面描写我们的伊里奇个性的小的特征对于所有对伊里奇有极大好感和敬意的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在我同伊里奇最后几次会面中，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以下一些事情……
　　我好不容易在11月末才到达彼得格勒，乘的差不多是波兰军团入侵莫吉廖夫省之前的最后一班火车。我来这里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同伊里奇见面。我向斯莫尔尼宫走去。我立刻就意识到我在做蠢事。所有的人都对我讲，一再说，不讲也是明白的，——伊里奇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没有必要而占去他宝贵的时间，那简直太不应该了。那怎么办呢？我自己也知道，这多么不好，但是伊里奇答应给我十至十五分钟时间会面，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这命运所赋予的礼物啊。
　　见面时，一股巨大的暖流浪潮般地涌向我的心头。我们多次热烈地接吻，然后就开始问长问短。要对他讲许许多多的事情，告诉他在我身居远离革命的地方时对周围发生的重大的事件的一些想法，希望他对一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作一些直截了当的解答——一句话，在他面前倾吐自己内心的一切，同时从他那里取得尽量多的心灵上最需要的那种有趣的、有重大意义和教益的、直言不讳的东西。然而，结果完全不是那样。在我脑子里萦绕着一个不安的念头：十至十五分钟一眨眼就会很快地过去，你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什么也来不及说，在短暂、匆忙而不系统的谈话中将无法发挥一点有分量的有意义的思想，因此在这次会面中得不到任何对智力和心灵在实质上有益处的东西。于是嘴里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关于询问健康、自我感觉等等的空话，只有眼睛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它们竭力想在这亲人的脸上看出那隐秘的东西，那里记载着他所经历的种种焦虑、无数的不眠之夜、为了“果敢的对天挑战”对历史所负的巨大责任感以及他所感受到的革命的喜悦。
　　这张脸虽然极其消瘦、苍白而发黄，但却鲜明地留下了伊里奇在所有这些极其美好的狂风暴雨般的日子里的内心感受的痕迹，耐人寻味。这张脸就是一部完整的史诗。眼睛，伊里奇的眼睛通常是含笑的，显出调皮的神情，这时却象害热病的人的眼睛那样闪烁着光芒。这双眼睛注视着远方，使人感到，它们注意的目标不在这儿，不在这间屋子里，而在远离此地此时的某个地方。也许这双想洞察一切的眼睛已经看到了明天的轮廓？也许，这双眼睛的主人已透过现实的薄雾、穿过偶然对话者的头部（列宁与他随便地谈着话，但可能，却看不见此人）想象着地球上两个世界未来冲突的一幅幅画面，人类分为不共戴天的两部分人的血战？有谁知道呢？
　　“怎么样，伊里奇，”我开玩笑地问，“什么时候来下盘象棋，好吗？还记得早先那些日子吗？”
　　我的天哪！我这句话引得伊里奇从胸中发出多么愉快的哈哈大笑啊！他的眼睛不再望着远处，而象往常那样流露出调皮的神情，打量着如此“适时”地想起象棋的那个怪人。
　　“不，”伊里奇从大笑中稍稍平静下来之后，终于严肃地说，“现在已顾不上象棋。大概，不会再有机会下棋了。”
　　伊里奇已预见到今后他的点滴时间，他的每一分精力，他整个人的每一个部分都应当完完全全，毫无保留地用于继续红色的十月所开创的那个伟大的事业上了。
　　而那是在另一个时候发生的事。
　　1918年的夏天，我专心致志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我已写信把家里的人从莫吉廖夫希纳叫来了。于是，我们象所有的善良的苏维埃公民一样，勇敢地同我们娇惯了的，不合时宜的胃进行着斗争，因为它们非常不乐意接受用马铃薯皮做的素丸子，而且大喊大叫地要求吃点更有营养、更可口一些的东西。
　　有一天，我们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来我们这儿作客。她是和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2]一起来的，过不多久，紧跟在他们之后，突然伊里奇本人也来了。他想来看看我那支“幽默的”笔画出来的某些新作。
　　因为贵客来访，我给我们的管家一个任务，无论如何要弄点白面粉和一定数量的马肉（这是当时唯一可以吃到的一种肉），以便午饭时，可以端出一大碗热气腾腾能引起食欲的饺子。
　　但是，唉！不论是伊里奇，还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都一点也没有动我们的“非常讲究的”款待客人的东西。有白面粉，这就明显地证明，这里的事不同投机小贩搞些交易是不行的——而在那个时候，这是应受指摘的事情，——因此，想必我的两位主客决定不改变他们的简朴习惯，以适应同背口袋的投机买卖进行残酷斗争这样一个时代。记得，在伊里奇“抗议”之后，这些倒霉的饺子也卡在我的喉咙里了，但这倒完全不是因为我的胃同这种美味的食物绝了交并不再赏识它的缘故。
　　然而伊里奇满意地用我的漫画“款待”了他自己。在其中的一幅漫画上，伊里奇（我把他画成了严厉的雷公——宙斯）正在对我们人民教育委员部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审判，后者在执行政策时因又一次疏忽而“犯罪”。正要对被告进行判决。执刑官抓住他的双手，而他（这个“当代的拉奥孔”）象鳗鱼一般地躲闪，想挣脱出去。此时，在门后幸灾乐祸并阴险地冷笑的副人民委员（其实他也有责任，也应受到同样的审判）突然被检察官看到。宙斯发现审判中的错误后，惊叹道：“嗯！……在押犯固然有错，然而真正该受罚的不应是他”……
　　画这幅漫画的目的是要反映确实存在的事实：机警、狡黠的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3]往往逃脱对人民委员会应负的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不那么灵活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4]经常不得不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过错受苦。
　　一般地说，副人民委员是有理由不满意自己那种“中间”地位的，不知是因为当人民委员经常离开去彼得格勒的时候，他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主人，还是因为当人民委员高踞在他的部长宝座上时他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孩子们的世界中也许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个”。关于这一点又由第二张题为“当代的伊里亚和叶利谢”的漫画来说明。长着滑稽的向前翘的小胡子的人民委员——伊里亚——在自己的大马车里向隐现在云彩中的城市扶摇直上，这个城市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尖顶不难辨认出来，而副人民委员——叶利谢——送他时则紧握着双拳，嘴里咒骂着，埋怨上天。圣经中的叶利谢最低限度还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上天去的伊里亚永远不会再回到地上来了，而他，当代的叶利谢，却应当带着一副不满的愁眉苦脸等待自己的伊里亚回来。
　　伊里奇看这几张和其他几张漫画时，满意地哈哈大笑起来。特别是描写我们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会议的那张画使他放声大笑。那幅画里，维·马·波兹涅尔怀着一种自尊和充分明白自己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中的“摄政王”的角色的心情，在大发议论。勒柏辛斯基^[5]极其恭敬地、巴结地望着他，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愁眉不展地坐着在生气，而施泰因贝尔格老头（现已去世，以前是天文学教授）手脚伸开，懒洋洋地坐在舒适的安乐椅里香甜地在打鼾。
　　所有的漫画顺利地从伊里奇手中转到维拉·米哈伊洛夫娜的手里，她也愉快地一张张翻着。突然有一张漫画伊里奇看了就被放在一边，而没有再按顺序轮流传看。维拉·米哈伊洛夫娜不安了，有点神经质地开始要求一定要给她看看那张画。但是伊里奇十分坚决地说：
　　“不行！”
　　“为什么不行？”维拉·米哈伊洛夫娜暴躁激动得忘乎所以了。“如果我不可以看，那就是说，潘特莱芒·尼古拉耶维奇画了什么不成体统、不能给人看的东西。”
　　伊里奇为我辩护：
　　“您怎么了！潘特莱芒·尼古拉耶维奇不可能画不成体统的东西……”
　　“那么我简直就不明白，究竟为什么不给我……”
　　“不行，”列宁清清楚楚地又说了一遍并且悄悄地把漫画塞在我女儿的手里。
　　亲爱的，敬爱的伊里奇！他待人是多么有分寸，多么体贴入微啊！他对维拉·米哈伊洛夫娜的过分敏感、容易为小事而见怪的脾气了解得很清楚，因此决定宁愿自己拒绝她的要求，使她把那种女人的怒气全部发到自己身上，也不愿将那张愚蠢的漫画转到她手上。在那张漫画里，她那个学校卫生司被描绘成法老的肥胖的母牛的样子（维拉·米哈伊洛夫娜的头长在上面），非常象维·马·波兹涅尔的瘦母牛正在咬它的尾巴。漫画反映那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轰动一时的统一学校司和学校卫生司之间的斗争，而且维拉·米哈伊洛夫娜一直抱怨，卑鄙的波兹涅尔想要吞并她的学校卫生司。
　　1918年秋天，由于感到在我们的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里有一些“辩证的矛盾”，并且感到我自己在这个单位里是个“多余的”人（关于这点我是根据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开始对我表露出不友好的征兆而作出判断的），我不再等待这些矛盾的自然解决，在伊里奇的赞同下我离开教育人民委员部到省里去创造“农村文化工作的经验”，同去的还有几位决定和我一起在这方面进行创业活动的同志。
　　这里，我不打算叙述我们在创造这一经验中取得的成绩和失败的教训（所有这些我已在莫斯科出版的月刊《社会主义建设》1919年第3期的《怎么办？》一文中详细作了叙述），只想讲一件事。1919年1月我来莫斯科后，就急忙赶到伊里奇那儿去，为的是将自己对农村观察的结果告诉他，我把这看成是我的首要职责。伊里奇没有那种忙得不可开交的人的不耐烦的态度，这些人总是厌倦地等待着结束对他的访问。于是我非常乐意地利用了这种情况，以便向他报告，我在农村中所见到的事情，我所了解到的农村的一些情况和现代的（1919年时的）农民是个什么样的……
　　这就是还在1919年初我对伊里奇讲的一番话：
　　“在我们的村子里，组织‘村镇农庄’的口号不仅在富农分子中间，而且在有些真正的贫农中间也大受欢迎…… 这个‘村镇体系’的实质是：某个村子的所有农户按自由组合的原则划分成一些自然形成的生产小组——富裕的农户和贫农混杂在一起——并按适合这个组的布局和特点（着眼于充分利用它的块地、孤洲、突出地带）分别迁住在该农业村用地范围内。每个村镇里按家庭人口比例并在一定要消灭耕地交错现象的条件下互不吃亏地分地。村镇里最贫穷的那部分人有权指望富裕的农户的帮助，因为富有的当家人彼得的马将为少马或无马的伊万效劳，当后者需要为自己耕田的时候。而且这一切都不是建立在作工抵偿或奴役的原则基础上的，仅仅是邻居之间友好的没有任何代价的互助。而为了消除对这种‘村镇农庄’方案的极大的优越性的任何怀疑，它的卫护人会急着安慰您：‘至于税收，也就是说，关于我们应当缴多少对布尔什维克有利，这我们是没有异议的：如果要缴十分之一——我们给，要缴五分之一——就这个我们也不吝惜。’而贫农们一面用心听这些甜蜜的、充满了治国才略的话语，一面以这样的情绪称赞一切——又是公平的分地原则、又是消灭耕地的交错现象、又是关于块地问题的适当决定、又是彼得对待伊万的异常慷慨，并令人陶醉地低声嘟嚷：‘正是这样，这对我们正合适。’”^[6]
　　总之，可以有把握地说，还在我们苏维埃存在的最初日子里，农村中富农分子利用十月革命后的新情况吞噬贫农的那些倾向并没有逃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洞察一切的眼睛。也许，有几十个、几百个这些无关紧要的、偶然来访的“报信人”（有点象伊里奇从莫斯科这一诺亚方舟里放出去的信鸽），他们带来了惴惴不安的农民的汪洋大海上岀现的新事物的消息。伊里奇曾经用心地听取他们的谈话，仔细地向他们询问情况，他们就顺利地完成了 “信鸽的”使命。至少我很清楚地记得，伊里奇对我关于农村情况的叙述是如何地感兴趣，而且他那疲倦的脸也变得富有生气了，然后他用一系列的引导性的问题使我不得不在他面前把一切他想要了解的东西全部坦率地说出来。
　　就在我要做“结论”，并且开始抽象地议论我们在农民问题上应当遵循什么政策，以及怎样有计划地将农民的经济引向社会主义轨道的时候，伊里奇又沉默起来。于是变成了完全是单方面的谈话；我讲，而他只是听，不说话。记得，由于这一点我感到非常不自在，于是，最后我忍不住了，高声地说：
　　“您究竟是怎么了，伊里奇，您怎么什么也不讲啊？对这个问题您总是有自己的意见的吧？”
　　“没有，”伊里奇简短而谦逊地回答。我还不至于可笑到这种地步，甚至对这个小小的，然而是非常有份量的“没有”二字的幽默含义都领会不到。
　　我急忙缩短话题，并且很快就同伊里奇告别了。
　　还想讲讲在这次会面时的一个细节。当我开始叙述我对农村的印象时，伊里奇顺便问了一下，我在省里的社会地位和职务。
　　我窘住了。还在不久以前，我曾是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委员，而后来就成了“老百姓”了。对于我在农村里领导着说来是由我开办的劳动学校，而且是村、乡支部委员会的主席一事，说还是不说？当时提到这点是很不好意思的，于是我就嘟嘟嚷嚷地说了起来（大约，脸上不是没有窘色的）：在农村里我是老百姓，然而（在自己嘟嘟嚷嚷的时候我赶快转而求助于这个可以使我面子好看些的“然而”）……然而我在省里是有一些影响的，是受到尊敬的。因此当我突然来到自己的小县城或省城（哥美耳）时，所有的党员同志们很乐意听取我的意见，并且对我那些同志式的建议是注意的并照着去办的。
　　伊里奇这次对我的嘟嘟嚷嚷的辩解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也就大约在两天以后，我应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邀请参加一个什么社会教育工作者会议；同时由于她的坚决请求伊里奇也出席了，并请求伊里奇发表一个哪怕是最简短的演说，表示他的关心以鼓舞她的部下。令我惊讶的是，我在伊里奇的演说中的某个地方突然听到熟悉的、非常熟悉的调子。伊里奇所讲的意思是，在苏维埃俄国不应当有妄自尊大的官员。可以根本不是一个身居高职的人，而仍然能在生气勃勃的社会事务中精力充沛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表现出自己的工作活力，同时也获得了周围工作人员对他的好感和尊敬。一个聪明诚实的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或党的工作者，越是竭力给人们无论如何也不留下自己“身居高位”的印象，周围的工作人员越是乐意接受能够从他那儿得到的有教益的东西。
　　由于快乐，我的心脏急速地跳动起来了。给我的印象是伊里奇的这个寓意同我不久前向他讲述关于我的微不足道的社会地位有密切的联系。我甚至不由自主地这样想（因为每个人都有权作某些使他感到愉快的幻想的！），伊里奇突然想要顺便在这方面鼓励我一下，因为我前几天的窘状和张惶失措的样子未必能逃过他锐利的眼睛。要知道他向来是待人温和、体贴入微的化身，这一点凡是对他多少有点了解的人都是很清楚的。
　　我本来很想谈谈伊里奇本人对我和我家中的人表现出这种体贴入微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我耽心，这就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变成向他们介绍笔者个人的以及一般的谁也不感兴趣的这样一些偶然人物的生活情况。但我破例一次，允许自己现在来违反这个完全正确的看法，因为这里所说的情况应当是能够说明伊里奇的善良的。我打算在这里引用他的一封信，这是他的善良、温和的性格的一个很典型的实例。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1921年），我女儿的身体大大不如以前结实了（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她），当时认为可能是急性结核病。心里很沉重。痛苦的想法使人非常烦恼。当时有过这样的计划，我们设法夏天大家全都去髙加索住上几个月，那里气候宜人，环境优美，但又耽心这事有困难，钱又不够等等。
　　了解我们处境的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瞒着我们同伊里奇谈了我们的困难。后来我们从他的叙述中得知，他刚对伊里奇提到了我们的困难，伊里奇立刻拿起一张纸，在上面简略地写了几行字，然后请米哈伊尔·斯切潘诺维奇把这封便函转交给我们。下面就是伊里奇的便函的原文。
　　在带衔的公文用纸上（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有伊里奇加注的日期“1921年5月5日）写着：

　　“弗鲁姆金^[7]同志，
　　顿河罗斯托夫
　　并奥尔忠尼启则^[8]同志，
　　梯弗利斯或巴库
　　或他们的助手：
　　请你们务必帮助安排患结核病的奥丽珈·潘特莱芒诺夫娜·勒柏辛斯卡娅去进行治疗。对她的父母亲老布尔什维克潘特莱芒·尼古拉耶维奇·勒柏辛斯基和奧丽珈·波里索夫娜·勒柏辛斯卡娅^[9]也要同样关心，作好安排。他们自己是不好意思来求助的。但是支持和帮助他们则是应该的。
　　帮助他们办了些什么事，请写封短信告诉我。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10]。

　　多么好、多么可爱的伊里奇啊！他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他考虑到，弗鲁姆金可能不知在哪里，所以他又想起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而为了以防万一还写信给他们的助手，他还预见到由他说情的人会不好意思去请求帮助，因此他建议收信人自己在帮助老同志这一事上要主动。最后，为了使这件事不至于很随便地滑过十分忙碌的弗鲁姆金和奥尔忠尼启则的视线，他要求“写封短信”给他，说明在完成他交给的任务方面做了些什么，列宁就用这样一种方式排除了他们对待他的请求不够注意关心的可能性。
　　在这里，在这不多几行的信中，字里行间表现出整个伊里奇的为人和他对老同志的慈父般的关心，他对必需要做的那些事所作的指示的明确性，他的求实精神以及对他关心的事情的一切细小的情况的预见性。这一次我们没有利用上述信件中所提供任何的条件，然而伊里奇对我和我家里的人的关切，这一事实本身将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个最珍贵的回忆。
　　我还回忆起我和伊里奇的一系列的会面，但我感到需要压缩自己的叙述。我只是讲，假如有时某个事情需要得到他的“赞同”、劝告或指示，在这种情况下，他从不以没有时间作为理曲拒绝同需要得到他精神上支持的同志谈话。我记得，譬如说，在动身去塔什干之前（我打算去负责那儿的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我请伊里奇接见我。而我由于他的指示和建议又是何等地感谢他啊！“不要有一点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子！不要有一丁点儿俄罗斯化的举动！”这些口号就是他给我的临别赠言的主要意思。我感到，我没有违背这个教导，因为伊里奇预先对我的警告使我在这个过去的俄罗斯帝国最受压迫的边区担任文化教育工作时我的政治良心一直保持着经常警觉的状态。
　　我最后一次同伊里奇见面是在哥尔克，那是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庄严而安详。但是关于这个我不想多讲。这太沉重了。

载于潘·勒柏辛斯基：《在伊里奇身旁》《无产者》1926年哈尔科夫版第198—214页

^[1] 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189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加入劳动解放社，1896年被捕，先后流放到乌法和西伯利亚。1898年同列宁结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是《火星报》书记，参与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筹备工作。1905年回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917年4月回国，参与了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组织工作。联共（布）十四大时是“新反对派”成员，但后来又脱离反对派。1929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第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9年病逝，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2] 维拉·米哈伊洛夫娜·韦利奇金娜（Ве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Величкина，1868年9月8日——1918年9月30日），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的第一任妻子。早年持民粹主义立场，多次被捕。1896年加入莫斯科工人工会，并同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随后移居瑞士。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任《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编辑。二月革命后任《消息报》秘书。十月革命后曾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和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18年8月30日列宁遇刺时，提供急救服务，9月30日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

^[3]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编者注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年11月23日——1933年12月26日)，1897年投身革命，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4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1905—1907年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09年加入“前进集团”，同时是“召回派”和“造神派”领袖，鼓吹“社会主义新宗教”。此后加入孟什维克。一战时持反战立场。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七月事件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29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但未及到任，于12月26日在法国逝世。

^[4]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编者注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68年8月29日——1932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1917年侨居国外，1909年参与“前进”集团，同时参与了“召回派”、“造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活动。1911年退出“前进”集团。1913年同托洛茨基合作，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17年8月回国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布列斯特谈判，一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1932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5] 潘蒂利蒙·尼古拉耶维奇·勒柏申斯基（Пантелейм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пешинский，1868年3月12日——1944年9月30日），1880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起在《真理报》工作。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流亡瑞士。1917年回国，参加了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援助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历史博物馆馆长。1935—1936年任革命博物馆馆长。1944年逝世。

^[6] 引自上面提到的曾登载在《社会主义建设》月刊上的《怎么办？》一文。这也正是我向伊里奇叙述的内容。——作者注

^[7] 莫伊塞·伊里奇·弗鲁姆金（Моисей Ильич Фрумкин，1878年？月？日——1938年7月28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任莫斯科中央工会局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1929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8—1930年期间是右翼反对派。1932—1935年重新担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8] 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9] 奥尔加·鲍里索夫娜·勒柏辛斯卡娅（Ольга Борисовна Лепешинская，1871年8月6日——1963年10月2日），苏联生物学家。1894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7年被流放到叶尼塞。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同年流亡瑞士。1906年回国。1919年起从事科学工作。1963年逝世。

^[10] 便函的原件未找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