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列宁（胡戈·埃贝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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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列宁^[1]

胡戈·埃贝莱因

　　十年前，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云集莫斯科，准备成立共产国际；这时候，“斯巴达克”联盟发动了第一次英勇的战斗，反对诺斯克^[2]的十一月共和国。“斯巴达克”联盟没有做到以革命的胜利来完成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任务。1918年12月30日建立的年青的党，还沾染着共产主义的各种“幼稚病”^[3]。 “斯巴达克”联盟在大战期间，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同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以其高昂的全部革命热情拥护俄国革命。它决心走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可是它仅仅把布尔什维主义看成是行动，是武装起义，是同改良主义及其政权、同白匪雇佣军决一死战。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列宁关于革命政党的作用的学说、革命政党对群众的态度、举行武装起义的战略和策略，只有“斯巴达克”联盟的少数成员懂得；而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的“斯巴达克”联盟广大革命工人群众，还没有形成一个在组织上有联系并以列宁关于革命和政党的理论为依据来指导行动的坚强整体。1919年初的共产党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还不是十年后的今天共产党人一致公认的那种革命党。历史没有给它时间去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建党后才几天，革命变成反革命的危险就迫使它进行一场决战。没有“斯巴达克”联盟在1919年奉献给德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就不可能有德国共产党；没有“斯巴达克”联盟斗争的教训，德国的革命群众永远不会懂得有必耍建成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列宁说过，工人首先是通过他们本身的经验学习的。他的话，在德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刻也得到了验证。
　　1917年初，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可以把“斯巴达克”联盟分散的组织团结成一个整体，并指导它的行动。中央和地方组织的联系很差。由于大量革命工人涌进“斯巴达克”联盟组织，在斗争的烽火中没有可能完成组织方面的任务。每个支部肩负着沉重的工作和责任；并且，因为斗争没有具体的政治计划，工作更为繁重，责任更为重大。1月初，莫斯科发来邀请书，要我们派出代表参加筹备会议以讨论“国际”中的状况；由于以上所说的缘故，不可能征求地方组织的意见，从而无法酌量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而保证代表们在组织内有一定的基础。当时的文件已经荡然无存，至少我没有接触到。所以，要追记那些导致我作为代表出席会议的事件，我只能依靠我自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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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请德国共产党参加筹备会议讨论成立第三国际的函件，是1919年1月初在柏林收到的。我记得，邀请书是寄到中央委员会，写明由罗莎和卡尔收启。一天夜里，我从《红旗报》编辑部出来，送住在南城的罗莎·卢森堡回家。她告诉我收到了邀请书，我们讨论了代表问题。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两人连考虑都不必考虑，柏林离不开他们俩。另外，据罗莎的意见，正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下，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应当是这样一个德国同志，他的政治见解没有受到过去同俄国同志论争的影响（罗莎暗示她和利奥·约吉希斯^[4]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罗莎提出我去。
　　她在这次谈话中，对会议的意义大致是这样说的：布尔什维克大概会提出立即成立第三国际，即使到会的各国代表人数不多，他们也会提出的。成立共产国际当然是必要的，可是现在稍微早了些。只有到将来群众革命运动的洪流几乎席卷了欧洲各国，各国纷纷建立了共产党，——只有到那时候，才应该最终成立共产国际。成立共产国际，特别需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它要能加速革命群众摆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过程。所以罗莎认为我需要在筹备会议上建议由各国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至于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照她的意见，应当在1919年4月至6月之间召开。
　　这次谈话三天后，罗莎和卡尔就牺牲了。我们大家因为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悲恸欲绝。在那几天，正式的政治会议无法开成。后来在柯赫大街开了一次会，与会的有约吉希斯、卡尔斯基^[5]、皮克^[6]、列维^[7]和埃贝莱因^[8]（迈耶尔^[9]已被捕）。我把我最后一次同罗莎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同志们。利奥·约吉希斯的观点和罗莎相同，比她说得更明确。会上决定由我担任代表，我的行动须受反映罗莎和利奥的观点的代表证书约束。过几天又开了一次会。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被释出狱的恩斯特·迈耶尔也到了会。又过了几天，我动身赴莫斯科。和我同行的有列维涅^[10]，他后来在艾德库宁被捕。亚历山大广场上机枪哒哒。“斯巴达克”联盟在向共产国际致革命的敬礼。
　　我到莫斯科后，首先同列宁个别谈话。我详细介绍了欧洲的局势。列宁竭力想从我的话中了解局势，不厌其详。他提出了一连串具体问题，问到“斯巴达克”联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生活，问到企业中“斯巴达克”联盟盟员的人数，“斯巴达克”联盟在各工会中的影响，柏林武装起义的组织，等等。他对我们党成立代表大会作出的反对议会以及反对工会的决议表示悲观，他认为这些决议是绝对错误的。
　　我把罗莎·卢森堡和“斯巴达克”联盟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成立问题的意见告诉列宁，他并没有特别感到惊奇。他说，这种态度他是预料到的。他的话大致是这样一个意思：从策略上考虑，这些论点有不少正确的地方，然而还是必须立即着手成立共产国际。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俄国革命影响到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工人群众认清了第二国际已彻底破产；尤其是有必要引导并协调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这种种原因，绝对要求立即成立共产国际。接着他补充了一句：“不过我认为，没有德共的同意，耍成立共产国际是极其困难的。”他建议到会议快结束时才开始讨论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
　　会议到第三夭才确定是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的那几天，还同俄国代表团举行过多次会谈……这些会谈当然很难取得积极的成果，因为起决定作用的主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的代表证书，我又没有可能同柏林商量。但是列宁始终没有怀疑“斯巴达克”联盟会成为新国际的成员，新国际成立后，这些分歧将成为一段插曲而已。列宁和整个俄国代表团都把“斯巴达克”联盟看成是西欧最重要最先进的革命党。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对“社会主义”各派别及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这项决议中。决议有这样一段话：

　　“3）共产主义者。在第二国际中，这一派捍卫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战争和无产阶级任务的观点（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列宁—卢森堡决议草案）。这一派在第二国际内是少数。
　　德国的‘左派激进’集团（后来的“斯巴达克”联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荷兰的‘论坛派’、瑞典的青年集团以及青年国际的左翼，在一系列国家形成了新国际的第一批核心。
　　这一派始终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战争一开始就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这一派目今组成了第三国际。”^[11]（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注）

　　由于列宁对“斯巴达克”联盟重要性的看法，我被选入所有的委员会和会议主席团。根据列宁的提议，在会议的头几天全会上没有提出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会议在第三国际的作用及组织结构、同西欧工人接近的策略等一切问题，都是意见一致的（我在这些方面也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所以短短的“同‘斯巴达克’联盟的辩论”主要是形式上的，而不是有什么政治意义。我当然应该向会议说明我们中央的观点。在唯一一份公开出版的会议总结中（《第三国际的成立。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会议》，1919年维也纳版），我的讲话报道如下：

　　“在提出应否宣布本次会议为第三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时，只有一人反对。反对的是‘斯巴达克’联盟代表。他表示怀疑，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他引齐美尔瓦尔德及昆塔尔以为殷鉴：在那两次会议上，并没有达到团结，反而形成了分裂，促使组织瓦解。这位德国同志发言的中心意思是：伯尔尼黄色国际的成立，单单这个事实还不能作为成立共产国际的理由；第三国际只有依靠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才有生命力。但在投票表决时，一致（一票弃权）决定本次会议应认为是共产国际代表会议。此时，这位德国同志也不能不代表德国革命无产阶级向代表会议表示祝贺并参加代表会议。”

　　我的讲话，绝不能说报道得十分准确。可惜没有速记记录稿^[12]。首先，报道中没有提到我个人的声明。我曾以我个人的名义声明，我的观点和本次会议的观点没有任何不同，如果我不是受到约束，我将投票赞成立即成立共产国际。列宁的论据说服了我。我个人意见和我代表证书间的矛盾，使我没有投票反对立即成立共产国际而是弃权。此外，我强调指出（这倒是同我的代表证书完全一致的），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历史的必要性，“斯巴达克”联盟之所以认为时机不合适，仅仅是从策略上考虑的。
　　我肯定没有把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引以为殷鉴，这是同我的观点相抵触的。我也没有谈到什么“生命力”。对我讲话的报道所以失实，无疑是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造成的，同时也是因为各人的讲话没有速记记录，只能凭记忆来追记内容。我讲话结束时，表示坚信“斯巴达克”联盟将拥护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13]。列宁当即对我说：“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否则我们就不会作出立即成立第三国际的决定。”

载于《共产国际》杂志1929年第9—10期合刊第193—196页

^[1] 本文是《共产国际的成立与斯巴达克联盟》文中专谈弗·伊·列宁的部分。——编者注

^[2]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 an der 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件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

^[3] 系指德国共产党。——编者注

^[4] 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叫列昂·梯什卡（Leon Tyszka），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斯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

^[5] 尤里安·巴尔塔扎·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Baltazar Marchlewski，1866年5月17日——1925年3月22日），出生于波兰，当过染料工人。1888年成为地下活动家，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893年移居德国，继续同卢森堡合作。他参加了斯巴达克派，1916年至1918年间被监禁，后来作为俄国公民被释放给苏俄政府，成为苏俄政府的客人。1919年2月返回德国，后来又逃回俄国，然后去了波兰，在那里成为了共产党领袖。1921年拒绝了担任德共领导的邀请。后来定居于莫斯科，担任国际工人救援总会的领导。

^[6] 弗里德里希·威廉·莱因霍尔德·皮克（Friedrich Wilhelm Reinhold Pieck，1876年1月3日——1960年9月7日），出身于木工家庭，1894年参加工会运动，1895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6年以前一直在不来梅当木工，1906年至1910年在当地党组织中工作。1910年起在柏林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虽然同艾伯特一起工作，但支持社民党左翼。1914年成为国际派成员，1915年5月被捕，1915年10月被征召入伍，1917年8月因抗命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1月逃到荷兰。1918年11月返回德国，被李卜克内西拉入革命工长组织。先后当选为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共（斯）的中央委员，1919年1月成为李卜克内西的亲密助手，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后获释，1919年7月再次被捕，同年9月获释。1921年根据中央的命令尽力在鲁尔进行妥协。后属德共右派，支持布兰德勒，1924年支持中派倾向，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工作，1926年领导柏林地区的工作。1929年做了自我批评，并向斯大林屈服，1928年起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1年起任共产国际书记、主席团委员，长期担任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人书记。1933年至1938年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莫斯科，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中工作。1945年回德国，任德共主席。1946年起任统一社会党主席，从1949年至逝世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7] 保尔·列维（Paul 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8] 胡戈·埃贝莱因（Hugo Eberlein，1887年5月4日——1940年或1944年），工业绘图员，1905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4年8月参加社民党反对派核心，组织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的社民党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党，1918年11月入选中央，负责财政，活跃于柏林市诺伊克伦（Neukölln)区的工人苏维埃中。德共（斯）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用马克斯·阿尔布雷希特（Max Albrecht）的化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曾为德共（斯）批评共产国际“过早”成立的观点进行辩护，未成功，并投了弃权票。共产国际执委会很信任他，并把财产交给他保管；并曾领导德共的M机关（Militärapparat，即军事机关）。在三月行动中，为“挑拨活动”出了很多力。他的不光彩的事被《前进报》曝光后，流亡莫斯科，后来返回德国，继续在地下机关中工作。后来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底支持中派倾向，1928年同调解派合作，被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下放到国际机关中工作，但保留了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议员席位（1921年至1933年）。1933年流亡法国，被法国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逃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在被引渡给德国之前因哮喘病逝世（另一说死于1944年）。后获平反。

^[9] 恩斯特·迈耶尔（Ernst Meyer，1887年7月10日——1930年2月2日），出身于火车司机家庭，曾与社会主义者论战，后来于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初开始在《前进报》当记者，负责文艺部门。他是卢森堡的朋友，1914年8月反对战争。因患有结核病，未被征召入伍，一战期间是坚定的斯巴达克派，曾多次被捕。1918年德共（斯）成立时即成为中央委员。他和列维是党的主要领导，曾任《红旗》主编，1921年任政治局书记，后任党主席。他很敌视左派，但出于机会主义立场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8月让位于回国的布兰德勒。1923年未被选入中央。1923年在准备起义时任南方总支部书记。1924年成为中派倾向领袖，然后又成为了“调解派”领袖。1929年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1930年初逝世。

^[10] 欧根·列维涅（Eugen Leviné，1883年5月10日——1919年7月5日），出身于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97年起在德国求学。参加过1905年俄国革命。1906年、1908年两次被捕，被流放西伯利亚，后逃回德国，参加了社民党。1914年至1916年间应征入伍，后参加独立党，在苏俄罗斯塔通讯社工作。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负责莱茵兰地区的组织工作，被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被派去参加共产国际一大，但未能抵达俄国。他受命重建巴伐利亚的德共组织，清除亲无政府主义的左派，领导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反动法庭判处死刑，7月5日在狱中就义。

^[11] 决议第三条文字曾据《共产国际文献》（1933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75页）订正。——编者注

^[12]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记于1920年出版德文本（Der I.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ationale.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in Moskau vom2. biszum6. März1919.Pg.,1920.311S.）；1921年出版俄文本。胡戈·埃贝莱因所引的讲话，是他在1919年3月4日的代表大会会议上发表的（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日至6日莫斯科会议记录》1921年彼得格勒版第125—127页）。——编者注

^[13] 胡·埃贝莱因在3月4日代表大会同一会议上，以声明的形式说了这样的话（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日至6日莫斯科会议记录》1921年彼得格勒版第138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