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道路上（波里斯·雷恩施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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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道路上^[1]

波里斯·雷恩施坦

　　大家想着盼着的那件事——成立共产国际，实现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新年^[2]前后，俄共（布）中央的若干代表和直接做这方面工作的几位同志举行了一次小型会议。起草了告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组织的声明，邀请它们秘密派遣代表于1919年3月2 日前到达莫斯科，以讨论成立共产国际的问题。我当然是很乐意代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份发起人小组声明上签字，因为这实现了我两年来盼望追求的宿愿。虽然我同美国党的联系由于俄国遭到封锁而被切断，我没有理由怀疑我参与建立共产国际是否符合美国党的愿望。
　　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领导下举行的。由于封锁和外国武装干涉，并由于秘密活动的条件，能从国外到莫斯科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寥寥无几，他们来自德国、瑞典、挪威、奥地利、瑞士、拉脱维亚等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同志，不管是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还是只有发言权的列席代表，大多是俄共（布）的代表，或是波罗的海国家及其它国家侨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共产党员。
　　除俄共（布）以外，最有威信最受尊敬的是德国共产党。它是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由“斯巴达克联盟”改组而成的。这次代表大会前统共才六个星期，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谢德曼^[3]分子的参与下被杀害。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斯巴达克”联盟领导，为了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在柏林以及德国其它中心城市进行了街垒战。社会民主党的刽子手诺斯克^[4]，在街头和广场上，在监狱和兵营中，枪杀了德国工人阶级成千上万精粹的成员。上百位同志，以列宁为首，于1919年3月2日下午五时在克里姆林宫内不大的历史性米特洛芳厅集会。他们对英勇战斗、忘我牺牲的德国共产党的热爱和尊敬，难以形容。这种感情也推及到与会的德国共产党代表阿尔伯特（埃贝莱因^[5]）同志。除了代表俄共（布）主持会议开幕的列宁同志，会场上未必有人比阿尔伯特同志更受人尊重；由于他所代表的党，全体代表对他发表的意见极为重视。
　　但，几乎从第一次会议一开始就发现，全体代表的这种感情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原来，斯巴达克派反对从列宁算起的其他所有代表竭力争取达到的目标：他们反对立即（就在莫斯科这次会议上，在代表们散会之前）宣布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宣布共产国际的旗帜已经树起，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召开。阿尔伯特代表他的党并根据它的指示，坚持我们的会议不能认为是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而是预备会议；会议应当讨论成立共产国际是否适宜，成立共产国际的条件是否成熟；如果已经成熟，则应采取措施在将来召开成立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召开前一定先要把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和指导路线研究妥善，并且一定要摸清楚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骨干对这些原则和路线是充分赞同的，而且拥护的人数相当多……如果考虑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遭到的封锁，考虑到军事上各条战线的存在，考虑到各国警察对无产阶级的一切压制和迫害，尤其是在当时那种同莫斯科之间交通来往的条件下（这次就有几位同志被捕，未能到会），那只能认为：接受阿尔伯特同志的提议就等于是无限期地推迟共产国际的成立。
　　这个提议使人家都愣了。我们大家在列宁的领导下，并受到他的鼓舞，怀着坚决要立即成立共产国际的愿望来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我们怎么也不能同意阿尔伯特同志的论点，说是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骨干可能太胆小、疑虑重重，可能不会有相当多的人响应，这种惨败可能为害甚烈，等等。
　　休息的时候，惊愕失望的同志们热烈地讨论当前的状况。有些同志认为阿尔伯特同志的论点反映了斯巴达克联盟本身在成立新国际是否适宜这个问题上的胆怯情绪和怀疑主义。某些人说，罗莎·卢森堡生前就反对立即专门成立一个共产国际。另一些人更激烈，抨击阿尔伯特同志的立场；据他们说，斯巴达克联盟和卢森堡派依然把社会民主党人看成是误入歧途的党内同志，依然希望他们有朝一日会重新站在一起，他们以为共产国际是妨碍达成这一团结的因素，所以竭力推迟共产国际的成立……
　　不管怎么说，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以致第一次会议上没有人敢大声疾呼反对阿尔伯特同志的捉议。连列宁和俄共（布）代表团也决定忍痛暂时让步。俄国代表团发言人声明：“我党的观点是，正式成立第三国际的时机已经充分成熟，我们本来要提议就在本次第一届会议上成立。但，由于我们的德国朋友——德国共产党——坚持本届会议只能认为是代表会议，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附议德国共产党人的这项提案。于此，我们仍声明，今后将继续进行宣传，以争取尽早成立第三国际，作为一个正式存在的组织。”^[6]
　　库西宁^[7]同志也代表芬兰代表团（西罗拉^[8]、曼纳^[9]、库西宁、伊·拉希亚^[10]和埃·拉希亚^[11]）发表声明：“我们芬兰代表也赞同第三国际应立即成立的观点。”不过，考虑到俄共（布）代表刚才指出的情况，“我们暂不提出这项建议。但我们认为，如果本届代表会议最后能作出决议，确认本身为代表大会，立即着手成立新国际，那将是一个可喜的成果。”^[12]
　　会议决定：“本届会议为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会议”^[13]。这样一来，问题似乎是解决了：共产国际的旗帜不是目前立即树起，而是留待将来某个时候。阿尔伯特同志暂时胜利了，但仅仅是暂时——一天一夜。
　　投票赞成这项决定的人，谁也不感到满意。大家等着合适的机会来纠正。第二天晚上的会议上，这个机会来了。几乎所有的代表，情绪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倾向坚决争取撤回前一天向阿尔伯特同志所作的让步。促成情况急转直下的，超格鲁贝尔（施泰因哈特^[14]）代表。他刚从维也纳赴到，在第二天晚上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热烈动人的演说。这是一位热情奔放而有才华的群众鼓动家。奥地利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骨干正在同卖身投靠的社会民主党、教权主义、资产阶级和军阀进行激烈的斗争。格鲁贝尔离开维也纳前已在这一斗争中身心交瘁；这次，与另一位同志一起到莫斯科赴会途中，备尝艰辛；机车、煤水车、车厢联接处以及运送牲口的车皮，他们都曾搭乘过，还曾徒步赶路，偷偷穿过彼得留拉^[15]匪帮和波兰匪帮盘据的地段，最后总算到了红色的莫斯科，刚刚洗了洗，就赶到克里姆林宫，尽快赶上开会。
　　格鲁贝尔的讲话，配合许多同志正式建议立即成立第三国际的提案，扭转了代表大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局面。大家都看清楚了，共产国际应当立即成立。
　　提案是这样说的：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联合会及匈牙利共产党建议成立共产国际。
　　一、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要求一切拥护这一立场的共产主义分子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国际组织。
　　二、此刻在伯尔尼，将来还可能在其它地方，试图恢复机会主义的旧国际，凑集无产阶级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因此，成立第三国际更是责无旁贷。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必须同社会叛变分子划清界限。
　　三、如果目前在莫斯科举行的本届会议不成立第三国际，可能会造成错觉，仿佛各国共产党之间意见分歧；这种错觉当然会削弱我们的地位，并使各国无产阶级的动摇分子更加陷于混乱。
　　四、因此，成立第三国际无疑是历史的要求；目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会议应予以实现。”^[16]

　　会议重新开始讨论。但全体代表，连阿尔伯特同志也不例外，都明白这次大会上肯定要宣布成立共产国际。阿尔伯特同志认真地执行了他的党的指示。他充分发挥了他的口才和说服力，但没有人被他说服。他是个挺不错的律师，可是当事人不行。大家知道他是在白费劲；或者，他之所以发表讲话，仅仅是为了被记录在案。有的人在听他讲话的时候，脸上挂着善意的惋惜的微笑；有的人无聊得直打呵欠。许多代表反驳了他。
　　最后开始投票，唱名表决，并且征求了列席代表的意见。德国共产党弃权。其他的人一致同意通过决议。
　　1919年3月5日晚九时，情绪空前高涨，共产国际在激昂的欢呼声和《国际歌》声成立了……

载于《列宁与国际工人运动（回忆录）》第1集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38—45页

^[1] 本文是同名文章中回忆弗·伊·列宁的第三章。——编者注

^[2] 1919年新年。——编者注

^[3]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

^[4]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 an der 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件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

^[5] 胡戈·埃贝莱因（Hugo Eberlein，1887年5月4日——1940年或1944年），工业绘图员，1905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4年8月参加社民党反对派核心，组织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的社民党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社民党，1918年11月入选中央，负责财政，活跃于柏林市诺伊克伦（Neukölln)区的工人苏维埃中。德共（斯）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用马克斯·阿尔布雷希特（Max Albrecht）的化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曾为德共（斯）批评共产国际“过早”成立的观点进行辩护，未成功，并投了弃权票。共产国际执委会很信任他，并把财产交给他保管；并曾领导德共的M机关（Militärapparat，即军事机关）。在三月行动中，为“挑拨活动”出了很多力。他的不光彩的事被《前进报》曝光后，流亡莫斯科，后来返回德国，继续在地下机关中工作。后来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底支持中派倾向，1928年同调解派合作，被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下放到国际机关中工作，但保留了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议员席位（1921年至1933年）。1933年流亡法国，被法国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逃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在被引渡给德国之前因哮喘病逝世（另一说死于1944年）。后获平反。

^[6]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33年莫斯科版第5页。——编者注

^[7] 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8] 约尔·埃利亚斯·西罗拉（Yrjö Elias Sirola，1876年11月8日——1936年3月18日），芬兰作家。1903年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1907—1909年、1919年任国会议员。1905—1906年任社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09—1911年任社民党联合主席。1918年退党。芬兰革命期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俄国，并发起成立了芬兰共产党。1921—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6年任卡累利阿教育人民委员。1934—1936年任联共（布）卡累利阿省委委员。1936年逝世。

^[9] 库勒沃·阿喀琉斯·曼纳（Kullervo Achilles Manner，1880年10月12日——1939年1月15日），出身于牧师家庭。早年担任报纸编辑。1905年革命后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1910—1918年任芬兰议会议员。1917年任芬兰议会议长。芬兰革命期间，于1918年1月27日至5月16日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革命失败后流亡俄国。1918年8月发起成立芬兰共产党。1920—1935年任芬共主席。1935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后被判处10年徒刑。1939年在流放地病逝。1962年平反。

^[10] 伊卡·拉希亚（Jukka Rahja，1887年7月19日——1920年8月31日），艾诺·拉希亚的兄弟。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流亡芬兰，参加了芬兰社会民主党青年联盟。1913年回到俄国。1913—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组建芬兰赤卫队。十月革命后返回芬兰领导革命，后出任芬兰临时革命政府驻苏俄代表。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后，发起成立芬兰共产党。1918—1920年任芬共中央委员。1920年在“库西宁俱乐部谋杀案”中被党内反对派刺杀身亡。

^[11] 埃诺·阿布拉莫维奇·拉希亚（Eino Abramovich Rahja，1885年6月20日——1936年4月26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18年芬兰革命期间任芬兰赤卫队总司令。1918—1927年任芬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2年退休。1936年逝世。

^[12] 同上。——编者注

^[13] 同上。——编者注

^[14] 卡尔·施泰因哈特（Karl Steinhardt，1875年8月1日——1963年1月21日），当过印刷工人，1891年参加奥地利社民党。1918年参与成立奥地利共产党。1945年至1949年被选为维也纳市议员，1945年至1946年任维也纳副市长。

^[15] 西蒙·瓦西里耶维奇·彼得留拉（Симо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тлюра，1879年5月10日——1926年5月25日），1900年加入乌克兰左翼民族主义组织“革命乌克兰”。1902年起移居俄罗斯。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期间支持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到乌克兰。1917年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战争部长。此后又另行组建斯洛博达兵团，与布尔什维克对抗。1918年任乌克兰地方自治联盟主席。1918年底推翻斯科罗帕茨基政权，重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9年2月发动政变并担任共和国主席，实际上成为独裁者。此后同时与白军和红军作战。1919年底战败，被迫流亡波兰。1920年苏波战争中丧失全部军队，随后在波兰建立流亡政府，继续对抗苏联。1923年在丧失波兰支持后被迫相继流亡匈牙利、奥地利、瑞士和法国。1926年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

^[16]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33年莫斯科版第118—119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