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列宁 -> 〖专题〗传记·回忆·评论 -> 《回忆列宁》（第五卷）

我同列宁的会晤[1]

威廉·科嫩



在列宁那里作客


　　我们在离开德国以前也好，在波涛汹涌的波罗的海航行时也好，都没有想像到我们在彼得格勒会碰上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正当我们将要靠岸的时候，于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正率领俄国工人阶级最英勇的优秀子弟向北面急行军；在北面，垂死挣扎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从彼得格勒附近的海岸要塞再一次向年青的共和国发动了进攻。我们不知道，正当我们登岸的时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和水兵，对我们的祖国、我们党的命运无比关怀，正准备给予反革命分子及其帝国主义后台老板以决定性的打击。当我们坐火车从烈韦里到彼得格勒的路上，几乎全部被毁的纳尔瓦河大桥令人想见当日激烈的战斗和事变。
　　我们抵达彼得格勒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最近一次的反革命暴动。我们的代表团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3月在统一代表大会之后首次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俄共（布）中央委员们在阿斯托利亚饭店听取指挥员们关于红军部队在伏罗希洛夫[2]同志率领下攻克叛乱的喀琅施塔特的报告；在这个庄严隆重的时刻，我们也有幸在场。二百年来，喀琅施塔特要塞一直认为是无法攻克的。工人、农民和水兵，其中包括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对它进行了冲击，把它攻克了。这次作战行动要求付出许多牺牲，要求不同凡响的勇敢。进攻的部队闯过芬兰湾已开始融化的冰面，完成了革命的胜利。这次镇压反革命的武装行动几天后，我们应邀到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去见他。
　　我们去时那种急切渴望的心情，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我们一进办公室，便受到列宁亲切的欢迎。列宁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杰出的组织家、理论家、实践家和领袖，原来却是那么朴实那么坦率的一个人。
　　对于这次会见，我们十分激动；我们向列宁表示了我们对喀琅施塔特解放者的钦佩、対牺牲者的哀悼。他向我们说明了这些事件的内幕。经过三年的斗争，终于打垮了外国的武装干涉；从俄波国界直至符拉迪沃斯托克[3]，击溃了沙皇将领的卫军。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背叛革命的行为却得逞了，他们占领了喀琅施塔特要塞。叛徒们和大资产阶级串通一气，为了欺骗群众，提出了“拥护苏维埃，但不要共产党员”之类的煽动性口号。所以白卫分子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势力支持喀琅施塔特叛乱。考虑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集中在喀琅施塔特，必须立即解放这个海岸要塞，肃清其中的反革命毒菌，以便打破西方干涉者已准备就绪的出兵计划。
　　列宁谈到农民的处境十分艰难困苦，瘟疫流行，庄稼歉收，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威胁着几百万人；经过七年的战祸连结，这一切为害尤烈。他谈到，只有到了现在，已经在军事上把负隅顽抗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和银行家镇压下去，才能着手恢复经济。在以前，必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征集农民的全部余粮，有时甚至不仅仅是余粮，还包括农民一部分必要的口粮；征集来支付军队的用度并供应工人。只有到了现在才能实现转变，推动经济生活特别是农村经济生活的发展。为此，需要全力以赴，发扬最大限度的进取精神。
　　粮食税刚刚在全国施行，列宁介绍了他的新著《论粮食税》[4]。施行粮食税后，农民应根据本人所有的土地多寡优劣，上交一定数量的粮食。余下的部分（这一点当时很叫我们吃惊），甚至常常是大部分，他们可以自由出售或交换工业品。
　　这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开始。苏联靠了新经济政策，在以后几年达到了战前生产水平。大家知道，到了这一步才开始执行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显而易见，列宁早在1921年便已指明了走向有计划地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讲给我们听，新经济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一切先决条件。他还兴致勃勃地讲了苏维埃国家要立即开始的全国电气化。
　　在这个三月的紧张日子里，列宁工作特别繁忙；这，他也坦率地向我们说了。尽管如此，他仍很注意地听了我们关于德国共产党内分歧的报告。我和布拉斯[5]意见不一，我们正是想找列宁澄清我们的怀疑。德国统一共产党成立三个月后，中央委员会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保尔·列维[6]、克拉拉·蔡特金[7]、恩斯特·多伊米希[8]、阿道夫·霍夫曼[9]、奥托·布拉斯于1921年2月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他们在所谓意大利问题上是少数。
　　为了使塞拉蒂[10]和拉查理[11]领导的意大利社会党成为彻底的列宁式新型政党，必须把以莫迪利扬尼[12]为首的右派集团开除出该党。这样，它便会成为具有很大突击力量的革命大党。塞拉蒂赞成这个决定，但实际上没有执行。德国共产党的多数激烈反对塞拉蒂的政策，而保尔·列维的态度则模糊暖昧。
　　我一贯坚决反对塞拉蒂和列维的路线，因此被派到莫斯科代表这个观点。奥托·布拉斯代表另一种策略。列宁注意地听了我们的话，提了几个他感兴趣的问题。但是关于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没有发表确定的意见。不过，他明确表示了必须认真反对塞拉蒂的政策，这一层意思不容有任何怀疑。
　　列宁问了我们许多问题，凡是对于德国工人运动和文化生活多少有点意义的，他都问到了。他特别关心的是我们共同的熟人、杰出的人物、新的潮流，但首先是国内的形势。
　　我们同列宁谈话时，曾试图对局势作出清醒的分析，判明力量的对比，确定群众的觉悟水平。列宁通过他的问题，首先是要摸清楚群众在想什么，群众的成熟性和组织性达到什么程度，他们对事变的反应如何，信任哪些领袖，不信任哪些领袖，在德国有哪些力量正在兴起，可以成为革命新高潮的力量。这次谈话中，列宁没有作任何结论。他想听听我们讲，通盘考虑一下。我们即将参加大型国际会议；这些会议必将澄清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后来我同列宁又见过面、谈过话，虽然情况与这次有些不同。

主席团中的会见


　　我有幸又见了列宁一次，还谈了话；情况与前次有些不同。
　　我代表德国统一共产党，与俄国、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党的代表一起被选入领导代表大会工作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团。除了主席团，还选举了以列宁为首的名誉主席团。
　　在激烈辩论1921年德国三月事件期间所犯错误的日子里，轮到我主持大会了。俄国代表团想再次就某些不承认错谋的代表团的特别声明发表一下看法。那一天，1921年7月1日，大会的气氛很紧张。列宁想报名发言，由侧门上了主席台，谁也没有发现他。他尽量避开旁人的注目，坐在主席台边上最上面的一级踏级上。坐在那里，有幕布的掩护，多少能挡住旁人的视线，而他可以看见发言的人，听得也比较清楚。后来流传的一张照片中，列宁处在阶梯踏级上，膝头上摊着一本笔记本；这张照片是很符合实际情形的。
　　特拉奇尼[13]同志发言为他的代表团的声明辩护。列宁继他之后发言，对于他发言中包含的对俄国代表团关于策略问题提纲的修正案，逐条予以驳斥，并尖锐地抨击了 “左的蠢事”[14]。列宁是用德语讲的话，因为以往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德语是通用的语言。列宁的经典讲话，是以这样一个纲领性论点结束的：“如果在斗争期间，大多数劳动者（不仅是大多数工人，而且是大多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都站在我们这方面，那末，我们就能真正取得胜利。”[15]话音一落，便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大会上难堪的紧张气氛立时消失了。绝大多数大会代表对列宁的提纲这样广泛的支持，彻底战胜了右派理论家和企图把大会引入歧途的极左煽动分子。
　　后来，当列宁做了关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策略的长篇报告[16]，多天来的激烈辩论结束后，我有幸代表主席团宣读赞同列宁论点以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下列决议：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列宁同志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并研究了该报告所附的提纲之后，兹声明如下：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赞赏俄国无产阶级几近四年来夺取并保持政权的斗争。代表大会一致赞同俄共的政策。因俄共从一开始，在任何形势下，就正确地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并一贯设法防止，且始终忠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目前，在公开的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俄共通过它对待农民的政策以及在租让问题、恢复工业问题上的政策，集中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以保持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直至西欧工人起来援助自己的弟兄。
　　代表大会表示深信，端赖俄共这个一贯的、自觉的政策，苏维埃俄国始终是世界革命首屈一指的、最重要的中流砥柱；同时，代表大会谴责各孟什维克党的背叛行为，它们在各国兴风作浪，反对苏维埃俄国和俄共的政策，从而助长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反对俄国的气焰，妄图推迟全世界的社会革命。
　　代表大会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奋起站在俄国工人农民一边，在全世界实现十月革命。
　　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万岁！
　　社会革命万岁！”[17]
　　大会代表们以经久不息的欢呼、掌声和“乌拉”声向列宁表示感谢，感谢他领导苏维埃人民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工作。但是，对他致敬越热烈，列宁越往后退，把主席团其他成员推到前面。看来，这样的致敬实在使他受不了。
　　我曾受主席团的委托，到前米赫里松工厂（列宁曾在该厂被刺）去向工人做报告；在那里，列宁同广大工人群众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我看得尤为清楚。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这家工厂向经济恢复中一马当先的该厂工人发表演说。会后，正当他离开工厂的院子[18]，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列宁肩膀受了重伤，只得暂时停止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但还不到三个星期，列宁又重新主持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不过，不管他怎样以他特有的毅力极力撑持，谋刺及其后果仍然对他原来已受到很大损害的健康状况有恶劣的影响。我在米赫里松工厂向工人做了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的报告后，他们曾激动地同我谈过这件事情。

列宁提出工人阶级团结的问题


　　列宁的逻辑明确的讲话中，他的朴素无华的立论和精当的措词一贯吸引着听众。他总是在深刻分析局势的基砒上作出新的结论。他提出团结的问题，情况也是这样。问题一提出，便使每一个参加辩论的人深深激动。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作为从代表大会工作得出的结论，列宁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绝对必须恢复工人阶级团结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而且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列宁在五国代表团领导大会议上讲了话[19]。原先在代表大会上，接连热烈争论了几个星期。在争论过程中，讨论了一切革命条件，以便十分明确地规定党的任务。其中也详细讨论了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是发动革命最必要的前提的问题。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如果希望取得胜利，首先应当争取群众。在工会内争取大多数的问题，作为一个最复杂的问题，也曾在代表大会上讨论过。不过都是谈的共产党，由它来担负这个争取大多数的任务。没有制订吸收社会民主党人共同斗争的策略。唯一得到赞同的，只有德国统一共产党于1921年1月7日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出的呼吁书——发出这个呼吁书，也仅仅是为了揭露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但是德国党也好，共产国际也好，都没有从中作出任何结论。争取大多数以利用革命条件（当时特别是在西欧，仍然具备这样的条件）问题，讨论了不止一次，观点各各不同。
　　列宁从代表大会上的全部辩论中作出了最终结论。他的立论是：在当前这个革命时期，党必须保证工人阶级的团结，领导团结起来的群众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党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完成自己的领导作用。
　　有些人反对。我问，为什么在代表大会结束后才这样明确地说呢。俄国代表团的同志平心静气地回答，为了制订革命积极性新阶段的基本政治路线，正需要这样广泛的讨论。只有在已经结束了的代表大会所取得的丰硕经验的基础上，这条基本路线才能制订得十分详尽。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思想便这样诞生了，后来又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详细研究过。
　　这次会谈结束时临别握手的情景，我水远不会忘记，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列宁。

向列宁告别


　　1923年底，我又到莫斯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上我们得悉弗·伊·列宁病重，在哥尔克村的寓所卧床休息治疗。1924年1月，我们工作结束，等着返回德国，当时在德国，共产党已被禁止，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被迫在半地下状态中活动。我们深信我们的党能领导德国的工人阶级度过沉重的失败，掀起新的高潮。正在我们准备回国最紧张的时候，1924年1月21日，我们听到了使我们极度震惊的消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了！
　　我们大家都楞了，目瞪口呆，好长好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我们这些人深深知道我们丧失的那个人的价值；那一天，我们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用言词来表达我们的悲痛。几个月来，我们知道列宁病重，彻底康复的希望很小，但噩耗传来，仍然是悲恸欲绝。我们很担心：今后，没有了列宁的忠告，我们将怎么去解决德国的政治问题。
　　四天内，不分白昼和黑夜，苏维埃俄国数十万男男女女冒着严冬酷寒，川流不息地去向他们亲爱的伊里奇告别。千千万万人默默无言、肝肠欲断，从来没有比这更感人肺腑的场面了。
　　我们站在列宁的灵柩旁。他在危急艰难之际，在人类史上最紧要的转折关头，发表了决定性的意见；他在人类解放斗争中建树了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功勋；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生生的化身。
　　弗·伊·列宁是这样一个人，他公开地、自觉地向人类的真正解放迈出了最伟大的历史性的一步、决定性的一步。只有当人剥削人的制度结束后，人类的真正的历史才会开始。所以列宁采取了革命的步骤，在他那占地球六分之一的祖国消灭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他的胜利的革命功勋，其要点在于消灭工人剥削人。列宁第一个跨过了一条界线，这条界线划分工人类的史前时期（就在这个史前时期我们曾受苦受难，并进行过斗争）与人类解放的时代、真正的人形成的时代、人类真正的历史的时代——人类真正的历史只是到了现在，到了社会主义胜利之后才开始的。
　　列宁的天才永垂不朽！他离我们而去的时候，并没有撇下我们，让我们孤苦无告。他把他的著作——这些著作自益增高他那不朽的荣誉——留给我们，作为力量和知识的源泉。他留给我们的，还有坚韧不拔、身经百战的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为解放仍在受压迫受奴役的人类而斗争、为建成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先锋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使人类开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并决定这个运动继续胜利进展的天才。

载于威廉·科嫩：《我同列宁的会晤》1960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 19—23、48—54页




[1] 本文是作者同名回忆处中的四章。——编者注

[2]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3] 符拉迪沃斯托克原为日本干涉军占领，于1922年10月25日解放：它是外国干涉军在这—天前保有的最后一块苏维埃土地。——编者注

[4]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9—357页。——编者注

[5] 奥托·布拉斯（Otto Brass，1874年12月21日——1950年11月13日），锉销工，1897年参加社民党。后来当过保险公司出纳员、报社行政人员。领导过鲁尔地区的激进派，参加了独立党的创建。1919年任雷姆沙伊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魏玛政府中当过独立党的议员。1919年在鲁尔组织罢工，1920年反击卡普暴乱，由此导致有人指责他叛变。在独立党内属左派，在哈勒代表大会任联合主席之一。独立党左派和德共合并后被选入统一共产党中央，1921年2月和列维、多伊米希一同辞职，三月行动之后作为少数派代表参加了莫斯科的谈判，在列维被开除后几个月里公开支持列维，并与弗里斯兰德和马尔赞共同组织新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同年与列维回到独立党，随后回到社民党中。此后直到1933年未发挥重大作用，纳粹上台后遭到监视。1945年以从事地下活动的罪名遭到逮捕，后被红军解放。然后参加了苏占区的社民党组织的领导层，在呼吁重建自由工会和争取社民党与共产党合并的号召书上签名。参加了统一社会党的创立。

[6] 保尔·列维（Paul Levi，1883年3月11日——1930年2月9日），生于黑辛根（Hechingen）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1906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开始当律师。1915年3月参与成立国际派，1915年4月被强征入伍，经绝食抗议后于1916年退役，随后他前往瑞士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返回德国，从1918年3月起担任《斯巴达克斯通信》编辑。1918年底参与创立德共，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后，列维担任德共中央领导，并在1919年10月的德共二大上将极左派开除出党。1920年率领德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三月行动失败后，因批判盲动主义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1922年春季随共产主义社参加独立党，同年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1930年在病中自杀。

[7]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Ossip Zetkin）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8] 恩斯特·多伊米希（Ernst Däumig，1868年11月25日——1922年7月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1年起任《前进报》记者，1914年参加反对派。1917年参与创建独立党，1917年至1918年间任《自由报》（Freiheit）主编。1918年被选入革命工长组织核心，负责筹备十一月起义。十一月起义期间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反对成立德共（斯），拥护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一月反对盲动主义，未成功。他是独立党左派的领袖和“苏维埃制度”的理论家。在卡普暴动之后，坚决拒绝列金提出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作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支持“二十一条”。1920年12月同列维一起当选为德国统一共产党主席，1921年与列维一起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在列维和共产社加入独立党后不久逝世。

[9] 阿道夫·霍夫曼（Adolf Hoffmann，1858年3月23日——1930年1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后来当了记者，从1893年起当起了社民党的出版家。1900年入选普鲁士邦议会；非常受人欢迎。1904年入选德国国会。1914年时是和平主义者，即反对党内多数派也反对革命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1918年1月的罢工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1月任教育部长。后来跟随独立党左派一起并入德共，1920年入选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后支持列维，追随列维一起退出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党，又随独立党返回社民党。

[10] 吉亚钦托·梅诺蒂·塞拉蒂（Giacinto Menotti Serrati，1874年11月25日——1926年5月10日），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党报《前进！》（Avanti!）编辑，一战期间积极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十月革命后率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入选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社会党分裂后，留在社会党内，1924年再次率社会党左翼同意大利共产党合并，并入选意共中央。

[11] 康斯坦丁诺·拉查理（Costantino Lazzari，1857年1月1日——1927年10月3日），早年担任手工艺者。1882年发起成立意大利工人党（Partito Operaio Italiano）。1895年发起成立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是中派。1912—1919年任社会党中央总书记。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21年是最高纲领派，反对开除改良主义者，同年参加共产国际三大。1922年率社会党左派开除了屠拉梯领导的改良主义者。1924年未跟随塞拉蒂加入意共。1927年逝世。

[12] 朱塞佩·艾马努埃莱·莫迪利扬尼（Giuseppe Emanuele Modigliani，1872年10月28日——1947年10月5日），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出身于罗马的一个犹太资本家家庭，大学期间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曾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支持改良主义派。意大利法西斯上台后流亡国外。他是著名画家阿马迪奥·莫迪利扬尼（Amadeo Modigliani）的哥哥。

[13] 恩贝托·艾利亚·特拉奇尼（Umberto Elia Terracini，1895年7月27日——1983年12月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11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6年因参加反战游行而被捕入狱，并被强征入伍，1919年初与葛兰西等人合办《新秩序》杂志，1921年参与成立意大利共产党，1921年、1924年当选议员，1926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并被判刑22年。1939年曾因强烈反对苏德密约而被开除出党，1943年被游击队解救后重新入党。1946年当选立宪会议副议长，次年任议长。1956年要求进一步批判斯大林，但又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逝世前一直被选为众议员，并曾于1962年和1964年参选意大利总统。

[14] 见《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演说》（7月1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455—465页）。——编者注

[15] 同上，第465页。——编者注

[16] 见同上，第465—483页。——编者注

[17]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22年彼得格勒版第382—383页。——编者注

[18] 弗·伊·列宁是正在向停在工厂院子里的汽车走去时受伤的。——编者注

[19] 见《列宁文稿》第4卷第94—98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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