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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与激进的反对派问题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967年7月


  来源:本文是马尔库塞于1967年7月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中译文来自《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哲学论著选译(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78—291页,译自美国1970年出版的马尔库塞的《五篇讲演》一书,涂敏译、静之校。


  今天,我们只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考察这个激进的反对派。如果把这个反对派看作孤立的现象,那就从根本上歪曲了它的性质。我将从全世界范围的观点和你们讨论这个反对派,但重点放在美国。你们知道,我认为今天大学生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它肯定不是一股直接的革命力量,象人们指责我时说的那样,但它可能成为革命力量中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因此,建立各国学生运动之间的联系,这是目前最重要的战略需要之一。现在在美国学生运动和德国学生运动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美国的学生运动甚至没有一个有效的核心组织。我们必须努力建立这种联系。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主要以美国为例,我这样做就是为了筹建这种联系。美国的学生运动本身是那个通常叫做“新左派”的更广泛的运动的一部分。
  开始的时候,我必须简要地说明一下新左派与老左派之间的根本区别。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新左派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正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它受到所谓毛主义的强烈影响,也受到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强烈影响。而且,新左派包含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趋势,其特点是对老左派的各政党及其理论深表怀疑。其次,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之外,新左派并非以老工人阶级为革命的唯一代理人。我们不能用阶级这个词来给新左派本身下定义,实际上,新左派包括知识分子、民权运动的各个集团、青年中的各个集团,特别是青年中的激进分子,包括那些乍一看来没有一点政治气味的嬉皮士,关于这些嬉皮士,我将在后面谈到。非常有趣的是,这个运动的发言人不是传统的政治家,而是一些象诗人、作家和知识分子这样的可疑人物。如果你们对这个简短的描述好好琢磨一下,你们就会承认:这种情况对“旧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真是一场恶梦。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显然与“古典”的革命力量毫无关系的反对派,这是一场恶梦,但它是一场符合现实的恶梦。我认为,这个完全非正统的对立派星座正是这个取得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成就”的社会的真实反映,这是一个“单向度社会”,象我曾经试图描述的那样,[1]这种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统治阶级在一个十分物质化的、十分现实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一个使需求受到控制和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综合成一体,这些需求反过来又产生了一种受到控制和压抑的意识——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星座的出现使得激进变革的主观必要性消失了,而它的客观必要性则愈来愈臭名昭著。在这些情况下,对立派集中在现存制度内的那些局外人当中。首先在“非特权阶层”中的犹太人那里能找到这种对立派,他们的迫切需要甚至连高度发展的和发达的资本主义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加以满足。其次,对立派集中在社会的另一方,即那些拥有特权的人们当中,他们的意识和本能冲破了或躲过了社会的控制。我指的是那样一些社会阶层,它们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所受的教育,仍然有机会理解真实情况,理解各种事实的总结构,尽管这种机会的确很难获得。这些阶层仍然认识并了解那些日益加剧的矛盾,能够认识和了解所谓富裕社会向其牺牲者勒索的代价。简言之,在社会的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对立,我很愿意将这两个极端简略地描述如下:
  非特权阶层。美国的非特权阶层特别是指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当然,这些人在政治上大多处于无组织状态,内部常常发生纠纷(例如在许多大城市中黑人与波多黎人之间常发生冲突)。他们大多数是一些在生产过程中不占决定性地位的集团,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不能把他们看成潜在的革命力量,至少在没有同盟者的情况下不可能成为革命力量。但是从世界范围看,由于非特权阶层必须承担现存制度的全部压力,因而他们是第三世界中反对新殖民主义和美国国内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真正的群众基础。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与那些生活在新殖民主义世界中并早已参与反对该社会的斗争的群众之间,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联系。现在,也许可以把这些群众看成新无产阶级,因此,他们今天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真正威胁。欧洲的工人阶级在何种程度上仍旧能够被看作非特权阶层的集团,或者再次被纳入这些非特权阶层的集团之中,这是我们必须单独加以讨论的问题。我今天所讲的范围内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愿意指出一个基本区别。我们对美国工人阶级所能讲的就是,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已被综合到现存制度之中,而不希望急进的变革。也许,对于欧洲的工人阶级,我们不能够或者还不能够这么说。
  特权阶层。我想从两个方面探讨今天反对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种人。我们先来看看所谓新工人阶级,[2]它被认为包括技师、工程师、专家、科学家等等,他们虽然处于特殊地位,但也参与生产过程。由于这些人处于关键地位,他们似乎真正代表了客观革命力量的核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是现存制度的宠儿,现存制度还对他们的意识发生巨大影响。因此,“新工人阶级”这个词至少是不成熟的。
  其次,我今天讲的唯一主题实际上是最广义的大学生的反抗运动,包括所谓退学的学生。在我看来,后者代表了美国学生运动和德国学生运动之间的重要区别。美国有许多积极从事学生运动的大学生已不再当大学生,而是把全部精力用来组织学生运动。这包含有某种危险,但也可能有积极的利益。我将从下述三个方面讨论大学生的反抗运动。我们可以首先问一问:这个运动的矛头指向何处?第二:它的形式是什么?第三:运动的前途如何?
  首先,运动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必须极其严肃地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所谈论的是反对一个民主的、有成效地发挥作用的社会,这个社会至少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推行恐怖政策。而且,它也反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大多数人民,这一点在美国人看来是十分清楚的。这个运动是反对这个制度到处施加的压迫,它通过其压抑性的和破坏性的生产力,用愈来愈不合乎人道的方法,把一切事物降低到商品的地位,商品的买卖成为谋生的手段和生活的内容;它反对这个制度的虚伪的道德和“价值”,反对在大城市以外地区使用恐怖手段。对现存制度的这种反抗首先是由民权运动、然后是由越南战争引起的。作为民权运动的一部分,大学生们从北方来到南方,帮助黑人注册选举。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第一次看见这个自由民主的制度的真面目,看见行政司法长官们正在干些什么事情,看到那些杀害黑人的凶手和对黑人实行私刑的人怎样逍遥法外,尽管犯人罪恶滔天。这个引起沉痛回忆的经历,促使美国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纷纷参加政治活动。其次,越南战争也增强了这个反抗运动。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这场战争第一次暴露出现存社会的本质:这个社会天生地需要扩张和侵略,它对一切解放运动都要进行残酷镇压。
  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讨论越南战争是不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然而,我很乐意在这里作些简单考察,因为这个问题一再被提了出来。如果从陈旧的意义来理解帝国主义,也就是说,美国是为投资而打仗,那么这场战争就不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尽管帝国主义的这一方面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例如,你们可以在1967年7月7日的《每日新闻》上看到这样的见解:越南代表着一个价值二百亿美元的企业,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尽管如此,我们并不需要思考帝国主义的这个新定义在这里是否适用,因为美国政府的首席发言人自己对这一点发表了声明。越南战争的目的是防止世界上一个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非常重要的地区不致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这是与世界上一切角落里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决一死战的问题。因为越南解放战争的胜利将促使世界上其它地区的解放运动更加活跃起来,而这些地区更加靠近那些已进行了庞大投资的大城市。如果从这种意义上说越南决不只是一个外交政策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现存制度的本质,那么它也许还是现存制度发展上的一个转折点,也许是末日的开始。因为这里已经显示出人的愿望和人的肉体可以用最简陋的武器制止历史上最有效的破坏性制度。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新鲜事物。
  现在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即对抗的形式。我们谈到大学生的反抗运动,我一开始就想指出,我们不是谈论大学的政治化,因为大学早已是政治性的了。譬如说,你们只需要想一想自然科学、甚至象数学这样抽象的学科今天在何种程度上已被直接应用到生产和军事战略之中。你们只需想一想自然科学、甚至社会学和心理学今天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和大基金会的财政支持,想一想后两个领域在何种程度上已被利用来为控制人和管理市场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学早已是一个政治机构,学生运动至多不过是企图反对大学政治化,而不是企图使大学政治化。除了那种实证主义的中立之外(实际上这是一种假中立),有必要在大学课程中以及在理论讨论中,为对大学进行批评提供一个场所。因此,美国大学生们的反抗运动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改革大学的课程,以便使批评性的思想和知识能够对理论讨论施加影响,而不是进行鼓动和宣传。在做不到这一点的情况下,便在大学之外建立所谓“自由大学”、“批评大学”,如象在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在东部一些较大的大学里所作的那样。在这些自由大学中,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帝国主义、冷战中的外交政策和犹太人问题等等科目开设课程和组织讨论,这些科目在正常的课程中是不能开课的,或者仅仅是作些不充分的研究。
  学生抵抗运动的另一形式是著名的政策讨论会、静坐、游行示威和性解放运动。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对抗的范围和对抗内部的张力,一方面是批评性的教学以及对理论的关心,另一方面是那种只能被看做“存在的共同体”或者“安守本份”的东西。我在后面将要谈一谈这种张力的意义,因为我认为这种张力表现出政治上的反抗与在性和道德上的反抗结合到一起了,这是美国反抗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示威游行(不带武器的示威游行)是它最明显的表现。我们没有必要去探寻这种示威运动出现的原因。仅仅从这些对抗本身去寻找产生对抗的原因,那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负责任的。这些对抗已经发生了。它们不是被鼓动起来的。转弯抹角地寻找产生对抗的原因,将会对反对派产生误解,因为它在今天是处于一种防御地位,而不是攻击地位。有这样一些原因,例如:越南战争的每一次升级,战争政策的代表性人物的访问,监视生产凝固汽油和其它化学武器的工厂(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是美国示威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些示威运动是有组织的,并且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运动是否会与政府用来对付反对派的暴力相对抗呢?我所作的回答主要根据美国的情况,但你们将看出,你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我的回答中推断出可以应用于你们情况的论点。当这些示威游行保持在合法范围之内时,它们不是对抗。但如果它们变为对抗,它们就要受到那种制度化了的暴力的制裁,这种暴力独断地决定合法性的界限,并通过采用诸如禁止侵犯私人财产和政府财产、妨碍交通、扰乱治安等等法律,把合法性限制在一个令人窒息的最小限度之内。因此,如果一种完全和平的示威游行扰乱了治安,有意地或无意地侵犯了私人财产等等,那么合法的行为可以在两分钟内变成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同国家政权相对抗,同制度化了的暴力相对抗,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反对派作为一种无害的仪式,作为一个良心的抚慰者,成为一种用以证明在目前制度下存在着权利和自由的明显展览,才能避免那样的对抗。民权运动中有这样的经验:对方使用暴力,对方就是暴力,一切反对这种暴力的行为一开始就很可能是不合法的。只要现存制度感觉它受到了学生运动的威胁,这种情况也一定会成为学生运动的经验。因此,反对派面临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它要么作为一种仪礼式的事物,要么作为一种反抗的力量,即作为非暴力反抗的力量。
  我想至少也要简单地谈一下反抗的权利,因为我总是一再吃惊地发现,人们很少知道对反抗权利的承认,即对非暴力反抗权利的承认,是西方文明中最古老、最神圣的因素。权利或法规比成文法更加重要,这种观点是和这种文明本身一样古老。这是任何一个并非仅仅是私人的反对派所面临的权利的冲突。因为政府对于使用暴力具有一种合法的垄断权利,具有一种为了自卫而使用这种暴力的绝对权利,甚至责任。与之相反,对反抗、即非暴力反抗这样一种更高的权利和责任的承认和使用,则是自由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一种潜在的解放力量。没有这种反抗的权利,没有一种反对现存法律并建立更高级的法律的活动,我们至今就会仍然处在最原始的野蛮状态。因此,我认为暴力概念包括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现存制度所使用的那种已制度化了的暴力,一种是反抗的暴力,后一种暴力相对于成文法而言必然是非法的。谈论反抗的合法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一种社会制度,即使是最自由的制度,会在法律上认可矛头指向自己的暴力。每一种形式都只有自己的作用,它与另一种形式的作用是相冲突的。有镇压的暴力和解放的暴力;有自卫的暴力和侵略的暴力。这两种形式过去是并且将来也仍然是历史的力量。所以反对派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暴力领域之内。一种权利反对另一种权利,它不是作为抽象的主张,而是作为实际的行动。再说一遍,现状具有决定合法性的界限的权利。这两种权利的冲突,即反抗的权利与制度化了的暴力的冲突,将随之带来与国家的暴力持续不断地相冲突的危险,除非解放的权利牺牲给现存制度的权利,或者除非象在以往的历史中那样,现存政权的牺牲者的数目持续不断地超过革命的牺牲者的数目。然而,这就意味着,非暴力的说教从原则上说增强了现存的制度化的暴力。在垄断的工业社会中,这种暴力在一种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统治中,集中到空前未有的程度。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解放的权利在其刚刚出现之时,只是一种局部的权利。因此,暴力的冲突表现为普遍的暴力与部分的暴力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公众的暴力与私人的暴力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私人的暴力如果不能作为一种普遍的新利益与现存的公众的政权相对抗,就将被击败。
  只要反对派不具有新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者所拥有的那种社会力量,暴力的问题就主要是策略问题。现存政权能够挫败反抗力量的挑战,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与这个政权相对抗是否能使力量的对比转变为有利于反对派呢?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中,一个经常引用的论点,即对立的另一方——反对派通过这种对抗加强了自己,不再发生作用了。不论有没有这种对抗,反对派的力量总会加强的。每当反对派被鼓动起来,它的力量就会增强,问题是要把反对派力量的这种加强变成一个过渡阶段。无论如何,对事态的估价依据于冲突的原因,特别依据于能否系统地完成教育和组织的计划。我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加以说明。反对派把越南战争理解为对自由、对生活本身的侵犯,它影响整个社会,并为全面防御的权利作辩护。但是,大多数人民仍然支持政府和战争,而反对派则只是松散地和局部地组织起来。这种反抗的形式在目前情况下还是合法的,但它会自然而然地发展成非暴力反抗,发展成为拒绝服兵役,并组织人们拒绝服兵役。这就变成非法的,使局势日益尖锐起来。另一方面,在组织游行示威的同时,反对派还愈来愈有系统地在居民中间进行教育工作,这是一种打通思想的工作。大学生们走进贫民区,发动当地的居民,首先解决最明显的需要,例如居民缺乏最起码的卫生条件等等。大学生们试图组织人们去取得这些直接的利益,同时启发当地居民的政治觉悟。然而,这种教育工作并非只在贫民窟里进行。还有一种著名的“拜访性游说”,这就是与家庭妇女及其丈夫——如果他们在家的话——讨论当前的局势。这种游说在选举前尤其重要。我之所以强调和妇女们进行讨论,是因为实际上已经证明,正如人们理所当然地期望的那样,一般来说,妇女比男人更容易接受人道的言论。这是因为妇女还没有完全被束缚在生产过程中。这种教育工作非常吃力而且缓慢。能不能成功呢?我们可以——譬如说——从地方选举、州选举以及全国选举中所谓“和平候选人”所获得的选票中估计成功的程度。
  今天在反对派当中有一种转而重视理论的趋势;我曾经强调指出,新左派起初对意识形态持深表怀疑的态度,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我认为,任何改变现存制度的行动都需要理论的指导,这一点变得愈来愈明显了。我们在今天的美国以及在学生的反对派当中,可以发现许多人不仅试图在新、老左派之间的鸿沟上建立桥梁,而且想以新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制定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
  现在谈谈反对派的最后一个方面,这是这种抗议的一个新的方面,它由道德和性方面的反抗与政治上的反抗联合组成。我想向你们谈一件我亲眼看到的事情,你们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美国的情况与这里的情况有什么不同。这是发生在伯克利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战示威中。警察确实没有阻止游行,但他们禁止游行队伍接近示威目标——奥克兰军用车站。这意味着,示威游行如果超出某个被明确规定的特定地点,就因违反警方命令而变成非法的。当成千上万的学生接近那个开始成为禁区的地点时,他们遇到了身穿黑色制服、头戴钢盔的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组成了大约十排人墙,挡住去路。队伍逼近了这个由警察构成的路障。在通常情况下,游行队伍前面有几个人高呼:队伍别停下,努力冲破警察的警戒线。这自然会导致一场血战,却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游行队伍自己也设立了防止冲击的警戒线,所以示威者们不得不先冲破自己的警戒线,才能再去冲破警察的警戒线。自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在可怕的两、三分钟之后,成千上万的游行者在街上坐下来,有些人拿出了吉他和口琴,人们开始“拥抱”“亲吻”,游行就这样结束了。你们可能认为这是很荒唐可笑的,但我认为,在这里,自发地和无组织地出现的这种道德和性的反抗与政治上的反抗的这种联合,到头来也许不会不给人们留下印象,甚至给敌人也留下印象。
  让我再花几分钟谈一下反对派的前途问题。我从未说过今天学生中的反对派本身就是一支革命力量,我也从未认为嬉皮士就是“无产阶级的继承人!”在今天,只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阵线在进行革命斗争。但是,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成为一种对先进的资本主义来说有影响的革命威胁。今天,反对派的全部力量还在从事准备工作,而且仅仅是准备工作,但这是为促使资本主义制度有朝一日发生危机而必须作的准备工作。民族解放阵线和犹太人的反抗,不仅作为军事上的反对派,而且作为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反对派,作为对现存制度的一种活生生的、合乎人道的否定,为促进这种危机的产生贡献了力量。因为,通过这样的准备工作和这种危机的爆发,也可能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激进起来。但我们必须承认,在目前情况下,关于这种激进化将向左或是向右发展的问题仍是悬而未决。法西斯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的严重危险丝毫没有解除。
  我刚才谈到一种可能发生的危机,谈到现存制度的危机总有一天会爆发。应当详尽讨论一下促使这个危机产生的各种力量。我认为我们必须把这场危机看成是东西方在经济、政治以及道德方面的各种不同的主观趋势和客观趋势的大会合。这些力量还没有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在发达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力量还没有群众基础。甚至美国的犹太人也处在尝试政治化的最初阶段。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反对派的任务首先似乎是使我们自己这个社会集团之外的人们在思想上得到解放。因为事实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处在危险的境地,在今天,每个人都是韦布伦称之为“下层人民”,即被统治者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了解现存制度——它的权力和压迫随着彻底灭绝的威胁的增长而增长——的可怕政策。他们必须懂得,现有的生产力正被用来扩大剥削和压迫,所谓自由世界为了保护它的盈余,正在用军警专政来武装自己。这种政策也决不能为另一方面的极权主义作辩护。对于那种极权主义,我们可以提出而且应当提出许多谴责。不过,它不是扩张的或侵略的,它仍然处于饥饿和贫穷的状态。这一点改变不了下面这个事实:它一定被战胜,但它将被左派所战胜。
  现在,我所谈论的思想解放不只是指讨论思想问题。它意味着要用行动表现出来,在目前情况下,它必然意味着要名符其实地表现在行动中。一个完整的人必须表现他对生活的向往,也就是说,他愿意生活在一个太平的、合乎人道的世界上。现存制度却被动员反对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如果说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害于我们,那么宣扬失败主义和无为主义也同样是有害的,也许还是更加有害的。事实是,我们发现自己正在奋起反对这样一个制度,它从法西斯时期开始到现在一直通过其行动否认历史进步的观念,它的内在矛盾一再通过那些非人道的和不必要的战争表现出来,它的不断提高的生产力就是一种不断扩大的破坏和浪费。这样一种制度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已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抵御反对派的攻击,甚至抵御知识分子的反抗。即使我们没有看见转变,我们也必须战斗下去。如果我们仍然希望象人那样生活、工作和幸福,我们就必须反抗。如果与这个制度和平共处,我们就再也做不到这一点。




[1]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波士顿,1964年。

[2] 关于这一点,参见塞格·马勒:《新工人阶级》,巴黎,1963年。



感谢 希哲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