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尔库塞
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968年
来源：原载《工业社会中的攻击性和适应》（论文集），苏尔坎普出版社，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8年德文版，中译文来自《哲学译丛》1978年06期，伯幼、任荣译。
译者按：本文作者H.马尔库塞系德国出生的当代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1898年出生于柏林，1927年曾任海德格尔的助手，后来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到美国，成为霍克海默尔领导下的“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并参与了该研究所的理论刊物“社会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自1952年起，他相继为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德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黑格尔的本体论》（1932）；《理性与革命》（1941）；《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文化与社会》（1965）；《心理分析与政治》（1968）；《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1969）以及《反革命与反抗》（1973）。
黑格尔的辩证法、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的学说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等，都成了他的思想源泉。马尔库塞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试图从德国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的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修正马克思主义，并强调采取具体的政治行动，给本世纪六十年代学生运动和“新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了他们的思想领袖。
他的后期论著着重于分析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晚期资本主义福利社会中人的处境。这里摘译的“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便是他在这方面的一篇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特别借助于弗洛伊德学说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和术语（如攻击性、本能压抑、补充压抑和性本能等），试图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构。首先，他探讨了“病态社会”的定义，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这一定义是否适用于“富裕社会”以及究竟能适用到多大程度。指出，由于“富裕社会”的种种病症，结果便对个人造成了种种紧张和负担。本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他独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虽然也看出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它的肆无忌惮、冷酷无情和不断攻击的特性，以及产生这些攻击性的几个根源，并且指出了这种社会的“自杀的倾向”，但是他却看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无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
本文论述的是所谓“富裕社会”的紧张和负担。提出富裕社会这一概念（无论正确与否）是为了说明当代的美国社会。美国社会的典型标志是：一、工业技术力量的高度发达，这一力量大部分被用来生产和分配奢侈品，被用来玩乐，挥霍，“有计划地消费”日用品，和用到军事和半军事方面上去——换句话说，用到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通常所指称的“非生产”品和服务行业上去了；二、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连非特权阶级也分享到了一份好处；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政府不断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组织干预更促进了这一集中；四、科学和伪科学的研究，对个人和集团在工作和业余时间的行为的控制和操纵——对心理、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行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商业目的和政治目的，这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所有这些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它们造成了由“富裕社会”的正常功能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病症。本文不打算逐个地论述它们的相互关系，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相互关系可以被用来论述这样一个论点：个人所承受的紧张和负担的根子不是个人的紊乱和疾病，而是基于社会（和个人）的正常功能。
使病人在这方面正常，就是使这种紧张和负担正常化；或者说得干脆一点，就是使他进入这样的状况：他有病，并且把自己的病当作健康，而不是使这个自我感到健康和正常的他还注意到自己患有这种疾病。当他所从事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是“单调的”，无聊的，而且是多余的时候（尽管这一工作的收入可能是丰厚的，是“社会”必需的）就可能会出现上述状况；当有关人员属于一个和统治社会相比是非特权阶级的少数民族的时候，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很贫困，并因此专门从事低下“肮脏”的体力劳动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上述状况。同样的状况还可能出现在（尽管形式不同）另外一批人身上，即工业和政治的主人们的身上：获得成功和发财致富要求他们具有肆无忌惮、冷酷无情和不断攻击的特性，并把这种特性再生产出来。在上述这些状况中，“正常的”功能都可能导致对人的本质的歪曲和摧残——尽管对人的本质的特性所能下的定义已经相当狭窄。E.弗洛姆写了一本健全的社会[1]；从题目上看，就知道讲的是一个未来的社会，而相对的现存的社会则是有病的，不正常的。至于说到一个病态社会的公民，尽管他的举止态度在这种社会里是正常的，适当的和健康的，我们还是禁不住要问：难道这样的个人就没有病吗？难道这种状况就不要求对什么是精神健康持有异议吗？这种相反的看法所坚持（恪守）的那些精神特性，遭到了统治着病态社会的健康的禁止、限制或歪曲（例如，精神的健康意味着有能力作为一个局外人而活着，过着一种不合拍的生活）。
我们首先想探讨一下“病态社会”的定义，然后再来研究这一定义是否适用于“富裕社会”，或究竟能适用到多大程度。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人的可能的状态和实际状态之间的鸿沟越大，我们称之为“补充压抑”的需要就越大，也就是说，不是有利于维护和发展文明，而是有利于使现存的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合法兴趣的本能压抑就越大。对个人来说，这一补充的本能压制和逼迫带来的是新的紧张和负担（即位于社会冲突的彼岸，居于社会冲突之上或社会冲突之下的紧张和负担）。一般地说，社会过程的正常功能就已保证了必要的适应和屈从（害怕失去工作或社会地位，害怕受到社会蔑视，等等），用不着为了施加补充的心理压力而采取特殊的手段。但是，在现代的富裕社会里，在人的自由的现有的存在形式和能达到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所以，如果社会想要避免发生过分的不快，它就必须使个人进行有效的合作。这样，人的心理就不自觉地和自觉地接受和屈从于系统的控制和操纵。
这里要对我们分析的方法作几点说明。当我们讲到一个社会要继续存在就要有“必要的”补充压抑或要有有效的操纵和本能控制的时候，我们指的不就是一种被认识到的必要性和一种有计划推行的政策：它们可能以这种形式出现（而且越来越以这种形式出现）或者不以这种形式出现。我们指的是倾向—力量，人们可以通过对现存社会的分析来证明它们，而且尽管政治家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力量，它们还是表现了出来。它们反映了现存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机器的要求——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和精神的要求，人民依附于这部机器，为了保证这部机器的不断运转，同时也是为了保证产生于这部机器的组织的那些社会关系的不断运转，这些要求就必须得到实现。这些客观的倾向在经济发展、工艺变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外交和内政上都反映了出来；它们在各个社会阶级、利益集团和政党中产生了共同的、超个人的需要和目的。在社会集体的正常条件之下，这些客观倾向赋予个人的利益和目的以一定的形式并吸收它们，而又不使社会遭至破裂。当然，特殊的利益不是简单地由一般的利益决定的，它有它自己的自由范围，并根据它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有助于一般的利益的定型。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倾向是在个人“背后”实现的；这句话对今天的先进社会来说虽然适用，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对需要、满足和本能施行计划和管理，长期以来就是政治和商业的必然因素；这证明了在普遍的盲目性中有着明智性。
上面谈到的是先进工业社会里对心理的系统操纵和控制。为什么要操纵和控制以及由谁来操纵和控制呢？〔控制的〕一般的客观目标是使个人和社会强加于他的生活方式相妥协，这一目标高于为了某些意图、为了政治目标和利益而进行的任何控制。由于强有力的补充压抑在这一妥协中发挥着作用，所以就必须有（个人必须买进或卖出的）商品，（个人必须利用或提供的）服务，（个人必须选举的）候选人，（个人必须享受的）娱乐，（个人必须拥有的）地位象征的充分自由作为缓冲—一一种带强制性的必要性，因为社会的存在是依赖于这些商品的不断生产和消费的。换句话说，社会的需要和政治的需要必须变为个人的本能的需要。在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就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下，这些需要就必须标准化、协调化和普及化。当然这些控制并不是阴谋的结果，不是由某个当局操纵的（尽管中央集权的趋势在增长）；相反，控制分散在全社会，（在不同程度上）是由邻里、由“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组成的团体”、由宣传工具、由集团和政府来进行的。当然，有效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经济，特别是通过社会学和心理学来实现的；控制作为工业一社会学和工业一心理学，或者说得婉转一点，作为“人的关系的科学”，成了统治势力手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这些简短的说明表明，社会渗入心理已有多深，心理的健康和正常在多大程度上已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的事情了。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可能会有所进展，如果社会创造条件使自由、和平和幸福的现有可能性化为现实的话，就是说，如果创造条件把性欲、生活本能从破坏本能的优势中解放出来的话。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末健康的正常的个人就会具有一切特性，使自己和同一社会的同样正常的其他个人和睦相处，而正是这些特性是测量压制、测量受到摧残的人的本质的存在的尺子，人的这种受到摧残的本质使人安于自己受到的压制，安于生活本能受到的压抑及不再具有攻击性。这样产生的紧张用个人一心理学，或个人一治疗，或其他任何一种心理学都是无法解除的——只能用政治方法才能解除：把社会作为需要的体系加以反对。当然，治疗能揭露这种情况，而且为这样一场斗争准备心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精神病治疗就可能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
现在的问题是，本能管理的社会压力在当代美国社会是否会产生阻碍生活本能的发挥，并且使攻击本能成为越发强烈的消极条件呢？如果社会压力是从这个社会的结构中产生的，如果这种社会压力在社会成员中唤起需要和满足，而这些需要和满足本能地再产生压抑的话，那末，对这一问题的答复应该是肯定的。
粗看起来，这个社会的社会压力和任何其他一个在强大的工艺变动的作用下发展着的社会的社会压力颇为相似，它推动着新的需要，推动着工作和业余的新形式的形成，并因此渗透到整个社会关系中去，导致对一切价值进行一次全面的重新估价。当前的工艺发展在质量和数量上改变着现存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因为体力劳动越来越不需要了，甚至于越来越不经济了，因为连职员的工作也越来越“自动化”了，管理人员和政治家的工作也越来越成问题了，因而随着生存斗争越发成为不必要的必要性，作为生存斗争的社会存在的传统内容和意义也就越发贫乏，毫无意义。但是，未来的选择是：异化劳动的可能废除会作为“幽灵”而出现；事实上，如果把这一选择设想成进步，设想成现存社会的发展，那末，生活就会叫人难以忍受，就会变成甚至是最富有妄想力和自由活动：在愈来愈小的范围内进行笨重的、翻来复去的有组织的劳动，有管制的自由，有管制的创造活动。
然而，用“自动化的幽灵”进行威胁却是一种思想意识。一方面，这种思想意识有助于维护和再生产寄生的，因为从技术上来说是不必要的劳动和工作（失业作为正常现象比粗笨劳动更糟糕）；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培养对业余时间进行组织和管理的人才，就是说，延续和扩大控制。对于现存的制度来说，真正的危险不是异化劳动（失业）的废除，而是非异化劳动的（社会劳动）可能性，即非异化劳动的必要性（城市的全面新建；人的私有住宅和设施的重建；在消除了对大自然的商业暴行后对环境的改造；满足生存斗争需要的救济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建设；所有这些都还可以使人们忙上一个世纪）。但是，在发生这些变化的过程中，主宰社会的利益就可能得不到发展，换言之，可能导致限制私人企业，废除市场经济，废除经常的备战政策和军事干涉政策，代之以东西方合作以及富国和穷国的合作。这种发展趋势是决不会停顿下来的。技术进步的新的、异常有效的和全部的手段，暂时把人们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组织起来反对这种可能性：他们必须把耗费精力的、落后的生存斗争进行下去，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再生产出自我压抑。
这样，我们就碰上了由社会结构转化为个人心理结构的真正矛盾。这一矛盾唤起和增强了破坏性的趋势，社会可以在个人的私人行为和政治行为中几乎不用升华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趋势——并因此可以在全民族的行为中利用它们。破坏能量变成社会可用能量，攻击的冲动滋养着进步：经济的、政治的和技术的进步。在现代科学企业中，在商业企业中，和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中，建设性和破坏性推动着商品的生产和消灭，有助于生和死；生育和杀戮是不可分地互相联系着的。例如，限制原子能的利用，同时就缩减了它的和平力量和军事力量；改善和保证我们的生活条件只是为毁灭生命效劳的科学的副产品；如果减少出生率，那末同时就减少了所期望的劳动力和所期望的顾主。这样，破坏能量向社会可用的攻击能量和因而向建设能量的——多多少少升华的——变动，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我们的观点和他的本能学说有关），是一个正常的必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这样一种动力学的一部分，这种动力学迫使性本能和死的本能这两个敌对的冲动成为一个统一体，而且在两者相辅相反的作用中成为推动文明前进的精神的和生理的力量。但是，它们可能达成如此紧密的和有效的联系，它们各自的特性保持不变，而且互相对立着：攻击本能不管一切升华“追求”死亡，而性本能却追求维持生命、保护生命和延长生命。结果是破坏本能只能在它为性本能效劳时才对文明和个人有用：如果攻击趋向变得比它的由性本能决定的对立面更强大，那末倾向就会逆转。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如果不削减性本能的话，破坏能就不可能增强：本能动力学是机械主义的，能量的现有量是在这两个基本本能之间进行分配的。
我们在上面简略地回顾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有关部分，知道了它们对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颇有意义的，该问题就是：“富裕社会”的社会压力究竟具有多深的影响和什么样的特性呢？我们认为，这一压力来自一对基本矛盾：一方面是这个社会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目标，基本上说来是寻求新型的自由，而且威胁着要摧毁固有的秩序），另一方面是反动地使用这些可能性。这对矛盾暴露出来，同时，将在社会的现有的攻击趋向中得到“解决”和“取消”；这个社会最突出的（而且决不是孤立的）标志是军事动员及其对个人心理活动的影响。产生攻击性的根源有许多（而且攻击性与这个基本矛盾是有关的），最主要的有：
一、生产和消费过程的非人道化。技术进步等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消了个人在创造财富和服务时作出决定的自由爱好和自主的需要。劳动和休息的体制除了再生产以外还有利于秩序的建立，但是，如果用现有的技术和智力可能性来衡量，那末，这个体制是寄生的，奢侈的，不人道的；当现有的方法和技术成就被用来把人们从这种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这种非人道化的倾向是不受束缚的。当这一倾向有助于使这种劳动和休息永久化的时候，它就变为压抑。这时所产生的失败就表现为彻头彻尾的敌对情绪。
二、拥挤不堪，噪嘈杂杂和无可奈何地凑合在一起，是人海社会的特征。这种情况促使人们渴求“安静，隐居，独立，主动和行动自由”，而这一需要和“矫揉造作式奢侈需求”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它是“真正的生物学上的必需”（R.杜波）。缺乏这些东西会使本能结构受到损害。弗洛伊德指出了性本能的“非社会性”——人海社会的“社会团体过多”，个人对于过多的社会团体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拒绝，推开，攻击和害怕，这些不久都发展为真正的神经官能症”。我们把富裕社会的军事化看作为攻击倾向的最突出的社会动员。这一动员远不只局限于征集义务兵役和建设军火工业，它的真正的全貌在向“公众提供精神食粮”的宣传中暴露无遗。语言和图片的堕落，对死亡的描绘，新殖民主义屠杀的牺牲品被焚毁和毒死，都以俗不可耐的，真伪混杂的，有时甚至是以幽默的风格加以报导，这种文体不但被用来报导穷凶极恶的屠杀，也被用来报导青年刑事犯罪案件，足球比赛，意外事故，交易所消息和天气报告等等。这已不再是对为了民族利益而杀戮的“古典式”颂扬，而是杀戮成了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和偶然事件了。
结果是恐惧的正常化，“心理上对战争习以为常”，战争是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由于对战争习以为常，人民很快就熟悉了“死亡数”，就象他们早已对其它“数字”（营业额，交通事故伤亡数和失业人数）十分熟悉一样。人们要学会忍受“越南战争中的意外事故，恐怖事件，不断上升的死亡率，就象他们慢慢地学会了忍受日常生活中由吸烟、烟雾和交通造成的意外事故和死亡事件一样”。[2]大量发行的日报和画报上的照片五光十色，上面是一队队俘虏，他们受到“审问”，或被捆绑着躺在地上，照片上有孩子们，他们被淹没在坦克扬起的尘埃中，有缺胳膊断腿的妇女——这一切一点也不新鲜（“战争就会有这种事情”），区别是它们登在什么地方。这些照片在普通栏目中出现，和广告，体育以及地方政治事件和消息全都登在一起。而权力的残暴性更被说成是正常的，其手法是把心爱的汽车开来作辩解：既然制造商在销售小型节油汽车，那末石油工业只好在“油老虎—坦克”身上找出路。
严谨的语言，讲究词汇之间要有严格的区别：憎恨、愤怒和诽谤这些特殊的词应该用在敌人和反对侵略政策的那些人的身上。范例始终如此。学生示威反对战争，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下流放肆的长胡子的律师”，未成年人，“斗殴者和流浪汉”使这群乌合之众声势更壮，当“市民们集合起来举行反示威的时候，这些人故意惹事生非，把街头搞得个乌七八糟”。在越南发生了对抗美国人“战略作战”的“典型的强盗的共产主义暴行”；红色分子“从背后偷袭”（很明显他们的行动是必然的，因为他们事先就宣布要发动攻击）；越共在“深更半夜”袭击美国兵营，打死美国“青年”（看来美国人只在大白天进攻，不打扰敌人睡觉，而且也不杀死越南“青年”）。（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遭到大屠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对方可资比较的“死亡数”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美军驻在东亚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威胁，而如果中国军队驻在中南美对美国来说，就决不只是思想上的威胁了，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了。
语言的滥用，依据的是奥威尔的对立同一法：敌人嘴里的和平就是战争，保卫就是进攻，那末在正义这一方，逐步升级就是克制，地毯式轰炸为的是制造和平。以这样不同的观点来使用语言，结果是语言从一开始就给敌人打上了他是恶棍的印记，他的一切行动和计划都是凶狠残忍的。
这种攻击性的动员，只用共产主义危险性的大小是解释不了的，所谓的敌人的面目被歪曲了，和现实不成比例地被歪曲了，之所以会这样，归根到底是为了继续稳定和巩固一个受到它自身的不合理性威胁的制度；它的不稳定的基础威胁着它，其健康幸福就设立在这个基础上，它的非人道化威胁着它，其奢侈和寄生虫似的富裕驱使它非人道化。无意义的战争就是这个不合理性的一部分，因而是属于这个制度的本质的。这在开始时，只是一件小小的无意纠纷，一件外交上的偶然事件，到后来竟变成了对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打击力量和威望的试金石。投入战争的几十亿美金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是一种刺激（或一副药剂）：一种有效的方法，为的是吸收一部分过剩经济和使人们不至失业。在越南的失败很可能成为本国毗邻地区爆发其它解放战争的信号，也许甚至是本国发生暴乱的信号。
当然，攻击性的社会可用性属于文明的历史结构，而且曾经是推动进步的力量。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量的骤变时期，两个原始本能之间的平衡向着有利于破坏方面转移。我们提到过“自动化的幽灵”，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在人的机体用不着再作为劳动器械以前，自动化幽灵就是劳动的可能人道化的幽灵。必要劳动力的纯数量的减少，威胁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维持（同样也威胁着其他一切剥削的生产方式）。制度对此作出反应，它加快生产商品和发展服务行业，一般地说它们是不利于个人消费的，或者是以奢侈品的形式来供给个人消费的——奢侈品面临的是持续贫困，但是为了使劳动力有事可做却是不可缺少的，而劳动力是现存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当这种劳动成为多余的，无意义的，不必要的，同时它对于维持生计却又是必需的，这时，挫折失败成了这个社会的实际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把攻击积累起来。当攻击深入到社会结构中时，公民们的心理结构就要加以适应：个人变得更富攻击性，同时更加随遇而安和易于驾驭，因为他屈从于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凭借自己的富裕和权力，管理和满足个人的最强烈的本能需要。这种破坏心灵在议员们身上得到了赤裸裸的反映。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乔治亚州的拉塞尔对于这一事实大为愕然，他说道：
“当人们准备破坏时，总有一种东西促使他们随随便便地付出金钱，就好象他们为了建设的目的而工作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明白；但在我当参议员的三十年中，我看到，在购买屠杀和破坏武器时，购买毁灭城市、摧毁运输道路的武器时，总有什么东西诱使人们慷慨解囊，而在要为人民建设象样的住宅或保健设施时他们却算了又算。”
[3]
对于如何确定某个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攻击性以及怎样才能进行历史性的比较，这个问题我已在别处[4]讨论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我想谈的是其他方面，即特殊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今天攻击业已开始，并且得以心满意足了。
我们可以把新形式和传统形式之间最突出、最主要的区别称之为工艺的攻击和满足。我们可以用三言两语来描述一下这种现象：攻击行为从物质上（physisch）来说是由十分自动化的机械产生的，这个机械比开动它、维持它的运转和决定它的目标的人要强大得多。最极端的现象是火箭；最普通的例子是汽车。这里使之开动起来和被消耗的力量是“事物”的机械能，电能和核能，而不是和人的本能相连的能。这里攻击马上从主体转到客体，或者至少是由客体作为媒介的，这时，不是由人而是由客体来破坏目标。在人的能和物质的能的关系中，在攻击（人不是由于他的生理能力，而是由于他的心理能力，而成为攻击的主体和仆人）的客体部分和主体部分的关系中发生的这种变化也改变了心理动力学。过程的内在逻辑使得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假设：随着毁灭“转移”到一个多少有点自动化的事物，一堆事物或事物的体系身上，人的主体的本能满足必然就要中断，遭到挫折，被“超升华”。这种挫折迫切要求重演和变本加厉：更猛的暴力，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范围。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责任、良心、过失感和内疚心的削弱：我不是作为（道德上和体力上）行为的人干了这件事情的，而是机器干的。“机器”——这个词表明，人的本质的器械可以代替机械的器械：官僚，管理，政党或集团是负责人；我作为个人只是工具。从伦理的观点来看，一个工具一般地是没有责任和过失的。攻击在漫长的暴力的训练过程中建立了文明，而这时它的界限就可能被打破。但是，这样连富裕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也可能受害于宿命的心理辩证法，这个辩证法汇入经济和政治的动力学，而且推动它前进，攻击变得越有力和越工艺化，它就越不能满足和抚慰原始的冲动，它就越强烈地要求重复、强化和升级。
确实，攻击工具的使用和文明本身一样悠久，但是攻击的工艺形式和原始形式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不仅是量的区别（即后者比较弱）；后者也要求人体较之攻击的自动的或半自动的机器作出更大的努力，更全力以赴地参加进去。刀，这个“粗笨的工具”以及手枪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人的“部分”，个人使用它们，而它们使这个个人和他的目标有更密切的关系。刀、枪造成的人的牺牲品是看得到的；轰炸机和火箭的牺牲品却避开了行为者的知觉。
工艺攻击使心理动力学发挥作用，这种动力学增强了清教徒式心理状态的破坏倾向和反性本能的倾向。攻击的新形式进行毁灭，而人不必弄脏双手，不必玷污肉体，不必加重精神负担。杀人犯还是干干净净的——从生理上和精神上来说都是如此。如果杀人犯出于民族利益为了反对民族的敌人进行屠杀，屠杀的纯洁性就得到了加倍的证明。1966年1月《现代》杂志的（匿名）社论[5]把越南战争和清教徒式的传统联系起来。敌人的形象和令人恶心的垃圾的形象是同一的；密密丛林是他的很好的家园，砍头和挖心肝是他的固有的行为方式，因此烧毁他的住处，使丛林的叶子落光，使他的食品成为毒药，这一切不但是一项战略行动，而且也是一项道德行为：消灭传染疾病的垃圾，为政治卫生和法治的制度扫清道路。良知大规模地扫除最后的合理障碍，最终使理性麻木不仁，一点也不想奋起反抗疯狂，组织和保卫犯罪行为的道德家们，是听不到任何讥讽嘲笑的。因此，当世界上最富强先进的国家把它的技术优势所具有的破坏力施加到世界上最贫弱可怜的国家的身上，从而完成它的客观上的历史功绩时，那些道德家可以公开夸耀犯罪是“我们民族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而不受到众人的嘲笑。
个别人的有罪感和责任心的减弱，以及有罪感和责任心被主宰一切的技术机器和政治机器所吸收，也削弱了能够阻止和升华攻击本能的其它价值。尽管社会的军事化仍是这一发展的最突出的和破坏性最强的标志，但是，这一发展在文化领域的不太显眼的作用却是不能不提一下的。作用之一涉及真理的概念和价值。舆论工具看来根本不对真理负责，而且使用的是特殊的方式。不能简单地说舆论工具是在撒谎（“撒谎”是以对真理负责为条件的）；而应该说，舆论工具把真理和半真理同发挥，事实报导同评论，通讯同广告宣传混在一起，所有这一切被编辑加工成暗示性的文章。编辑感到讨厌的真理——而有多少重要的真理是不使人讨厌的呢？——被塞进字里行间，和荒谬、诙谐，以及所谓的“人类趣味故事”编排在一起。而消费者乐意买这种商品——消费者常常是在与自己的良好愿望相反的情况下来买这种商品的，而且因为想要好好地了解一下情况也是很难的。而且对真理负责始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是受到很严厉的限制就是受到压制。但正是在攻击的普遍的民主的振兴中，真理概念价值的降低获得了特别的意义。因为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只有当真理有助于保护和改善生活的时候，当真理成为人和自然以及人和自身的斗争（和他自己的弱点，和他自己的破坏本能作斗争）中的主要线索时，它才是一种价值。这样，真理就属于升华了的性本能的范围，属于知识的范围，而知识已经变成了有责任的和主动的，它的目的是取消人对还没有受到控制的、压抑〔人的〕力量的依赖。鉴于真理的这一保护和解救作用，随着它的价值的降低，它对破坏的进一步有效限制就被取消了。
攻击进入生活本能的领域，使大自然越来越屈从于商业组织。商业和劳动彼岸的景色，城市和把城市连结起来的高速公路彼岸的景色，不再是一个他物——不再具有质的差异。景色本来可以是性本能的天然空间：安宁、幸福和美的感官世界；避开和抵挡资本的权力，避开和抵挡交换价值的权力；没有价值作用的世界——一句话，就是心满意足。作为从社会功能中获得自由的空间，作为企求孑然一身的空间，大自然是性本能可以达到的范围：感官美的范围，与受管理的普遍性相矛盾的无用性的范围。这样，作为性本能尺度的美学尺度乃是生物学需要的尺度，生活本能的尺度。商业扩张和商业人员的暴行污毁了大自然，压抑了富有生命力的性本能的浪漫梦想。[6]
在“富裕社会”里，补充压抑不但以无可置疑的正常的现象出现，而且也在远离攻击的经常的公开表现形式的范围内出现。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群众性广告宣传的文风。典型的做法就是不断重复：不厌其烦地用同一样的文字或同一样的图片做同一种广告；通讯员和评论员们叨叨不休地散布着同一种陈词滥调；政治家们翻来复去地宣布自己政党的立场和纲领。弗洛伊德根据对“反复强制”的分析，提出了死亡本能的假设：在死亡本能中他看到了对彻底安宁和扬弃内心紧张的追求，回到母体和回到虚无中去的追求。希特勒十分明白重复的特殊功能：弥天大谎重复多次就会被信以为真。但是，在不全然违背真理的情况下，不断重复对于多多少少被吸引住的听众来说能起到破坏性的作用：它摧毁精神的自主、智慧和责任心，诱至惰性，顺从，紧张松弛而得到的舒适感，以及对于洗心革面的劝说无动于衷。掌管重复的现存社会则成了它的公民们的一所宽敞的避难所。当然，在通向惰性和通向减少内心紧张的道路的尽头，并不是最后的心满意足：这条道路并不通向满足本能的涅槃。但是，它减少了知性的负担和由于自主思想而带来的艰辛和紧张—这样来看，重复的政策就成为对具有批判的、扰乱社会的功能的精神的有效攻击。
我们对于“富裕社会”所具有的攻击特性的几个最主要论点进行了分析。在多数情况下，这涉及到社会有用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越强，作用范围越大，其作用也就越发可悲。即使如此，它也没有得到升华和满足。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破坏本能所追求的是毁灭个人的生命，而不惜先毁灭其他生命和目标，如果这一理论是对的，那末，我们在实际上就可以说，这个社会具有一种自杀的倾向，而且我们可以在个人的本能结构里找到彻底毁灭全球这场游戏的根子。
[1] 《现代人及其前途》,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0年。
[2] I.齐弗尔斯坦：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熊先生日报》,1966年3月24日。参见：M.格罗扬：“现代电视使用的无意识和象征性手法”,(《社会心理分析研究》,第3卷，第356-357页)；《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防止核战争》,精神病学促进小组，纽约1964年，曾多次被引用。
[3] “民族周刊”,1962年8月25日，第65-66页，引自W.普罗克斯迈尔参议员的文章。
[4] 《线性人》,波士顿1964年。
[5] G.W.阿尔斯海默：“美国人在越南”,载《辩论杂志》,1966年2月。
[6] 参见我的著作：《性本能和文明》,波士顿，1954年；法文版：《本能结构和社会》,法兰克福，1965年。
感谢 希哲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