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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革命概念的重新探讨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969年
来源:原载《新左派评论》1969年7/8月号,中译文来自《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01期,袁惠松译、子华校。
马克思理论中的革命概念可以套用于整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严格说来,这是一个表明社会中各种实际趋势的历史概念;它又是一个揭示各个历史时期中固有的各种反向趋势[1]的辩证概念。这些趋势和反向趋势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本身就是重要因素。马克思的理论本身是历史斗争中的一种力量,就它的概念在“转化”为实践时便转化成反抗、变革和重新建设的力量而言,它们是随着这种历史斗争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概念反映并且包含这些斗争,但是并不能左右这些斗争。因此“重新探讨”乃是革命概念的一个要素,是其内在发展的一部分。
本文只能提出与进行这种重新探讨有关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先简要地概括一下马克思的概念。革命是:
一、一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并由直接生产者控制的社会主义革命。
二、它发端于发达的工业社会(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一阶段,其内部矛盾愈益加深,还由于有可能实现“按需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而至关重要的是缩短了第一阶段,否则,压制将永远也消灭不了。
三、革命将在削弱已经确立的国家机器的经济危机中发生。
四、革命将由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群众行动来完成,它导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革命概念还包含以下两个民主前提:
(一)革命是大多数人的事情。
(二)民主为组织群众及培养阶级觉悟提供最有利的条件。
这些前提突出了主观因素的重要性:意识到剥削事实的存在,找到消灭剥削的途径,感受到变革的迫在眉睫——这些都是革命的先决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革命概念也包含着变革的连续性:由新的生产者把技术和技术设备接收过来,发展受到资本主义抑制的生产力。
在进行重新探讨时所存在的危险在于,不但所识别和列举的那些前提已在实际发展中宣告失效,而且也包括整个革命概念,因为它的各种原理都是相互联系的。这就需要从下述两方面重新探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结构关系的概念。
一、过渡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或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者?
二、根据全球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对社会主义“重下定义”,即: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断然否定,它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何在?
关于这种重新探讨的范围,马克思理论本身就确定了,即在分析社会现实时阐述概念的辩证内容这样一种内在的必要性。就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和支配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资本主义前几个阶段有所不同而言,并且就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发生“偏离”现象以及相反,社会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偏离”现象而言,革命概念将是一个“新”概念。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达到的阶段,乃是决定先前几个阶段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所产生的结果,因而,新概念将是老概念的发展。
下面,只是想为详尽阐述新概念提出一些方针。
重新探讨的最一般方面,也许是关于理论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潜在中的革命或这种革命可能遭到遏制和失败的社会基础的变化和扩大的情况。
这个理论结构——以及破坏活动的理论结构——已经变成全球性的了:即一切概念、行动和战略都不能不作为国际星座中的成分、机会和选择来加以设想和评价。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一种颠覆力量,取决于资本主义宗主国内部力量的削弱。
可能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马克思的概念一直是国际性的,并已达到了组织化的水平。确实如此,但是这种“国际主义”原是由于把产业工人阶级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内部的反抗力量而确定的。而在今天,这些阶级已不再是一种破坏力量了。马克思的理论注意到了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人民,但主要是把他们看作是革命的辅助力量、同盟者和后备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才在理论上和战略上得到充分的承认,但那时形势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目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革命力量;或者还存在另外一种似乎相反的倾向:把适用于宗主国地区战略的理论和组织模式(例如建立以城市为基础的领导,中央集权的政党的控制同民族资产阶级集团的合作、联盟等)强加给民族解放运动。
事实上,从全球形势来看,不应该把世界机械地划分成第三世界和其他部分。宁可说,我们正面临一个历史力量三分天下的局面。这与三个世界划分法是相交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也使第三世界陷于分裂,而且,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力量,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左派”就是这样称呼的)既可代替资本主义也可代替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办法,即为争取另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进行斗争。这是一种“来自下面”的建设,但却是一种还没有和旧社会的价值体系结合的来自“新的下面”的建设—一一种合作和团结的社会主义,人们集体地决定他们的需要、目标和重点,以及实现现代化的方法和步调。
这个潜在的替代物(它提供了避免无限期地延长第一阶段的机会,提供了打破持续进行压制与统治的机会)已在东西方的发达工业国家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帝国的中心,引起并且加剧了强烈的反对。这种反对很可能就是变革的催化剂。马克思的革命概念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而且,尽管存在明显的反面证据,革命(作为一种全球性革命)的命运很可能取决于宗主国。只有当这个链条上最牢固的环节变成最薄弱的环节时,民族解放运动才能取得作为全球革命力量的势头。
在公司资本主义的中心进行反抗的人物集中在社会对立的两极:少数民族居住区的居民(它本身就不是同种族的)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学生中间。
这些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集团的共同性就在于他们都具有不服从和反叛这个总特征:
一、坚决主张结束持续统治和剥削的状况——不管用什么名义,不但坚决主张建立新制度,而且强烈要求民族自决。
二、怀疑一切意识形态,包括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
三、反对用以维持公司资本主义统治的假民主程序。
这种反对的“非正统”性质,本身就说明了公司资本主义的结构(把大部分下层居民“结合”在一起)。这两个对立的集团中没有一个能构成社会生产过程的“人的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基础”是革命的历史力量的决定性条件。
他们在组织起来的工人中间遇到了敌视和反感(这些工人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人的基础和剩余价值的来源,因而仍旧是有可能革命的潜在力量),另外,他们既没有能在全国范围内,也没有能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地组织起来。
不能把这种对立集团本身看作是根本变革的动力。只有当这种反对能够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而这个工人阶级必须不再受自身一体化的束缚,不再受支持这种一体化的官僚主义工会和政党机构的束缚时,这种反对才能变成这样一种动力。如果这种新的反对力量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合不能实现,那么后者很可能就会变成(至少是部分地变成)新法西斯政权的群众基础。
结论:为大多数被剥削群众所赞同以夺取政权、建立开创社会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为最终目的的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已被历史发展所超越了。就是说,它属于已被超越的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和组织的某一阶段,它并没有计划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更高阶段,包括毁灭的生产能力、毁灭性工具与灌输思想的工具高度集中在现存政权手里。
但是,马克思的革命概念的这种“失效”,乃是一种真正的、确实的扬弃。这个概念的真实性应从历史发展实际达到的那个水平上来维护和重新肯定。只有当革命无产阶级仍然还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人的基础时,革命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一种变化的动力。就是说,在第三世界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革命的无产阶级能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广泛的支持。
但是这些地区和这些力量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并非外在的,而是资本主义进行全球范围剥削的一个重要部分,资本主义制度决不能允许这些地区和力量走到或转到其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轨道上去。因为,只有当其扩张不受任何强大力量阻挡时,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生存下去。民族解放运动反映了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内部矛盾。
然而,正是由于国外革命和宗主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和宗主国发生根本变革的前途之间才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国外国内的“否定”力量必须步调一致,而且这种一致决不仅仅是组织的结果,它必须在公司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有其客观基础。这些客观因素正是在公司经济遭受强大压力的情况下才显露出来。
一、竞争的必然性以及日益进步的自动化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造成的威胁,要求非生产性的依附性工作部门和服务行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
二、进行新殖民战争或者控制腐败的专政政权的费用与日俱增。
三、由于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愈益减少,使边际利润下降。
四、社会要求创造各种需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容易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所必需具备的精神和纪律发生矛盾。必然王国受到了非必然王国的侵犯,各种新发明的玩意儿和奢侈的装置与持续的贫穷困苦同时并存,“奢侈”成了生存竞争斗争中的一种必然性。
如果这些趋向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在巨额社会财富和对这些财富的挥霍浪费及破坏性使用之间,在潜在的自由和实际的压制之间,在消灭异化劳动的可能性和资本家需要维持这种异化劳动的必要性之间所存在的越来越明显的矛盾很可能导致社会功能逐渐发生障碍,导致在正常情况下能够保证人们日常的行为和无论是在劳动还是在闲暇时,都遵循必要的行为模式的那种精神的衰退。这可能促使人们意识到可以利用技术进步来作为统治的工具。
法国的五—六月事件表明,现存社会里的这些紧张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资本家和工会之间的一体化松散,并促进工人阶级群体和富有战斗性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合。
革命概念必须考虑到最终出现这种制度分散的、显然是“自发的”解体的可能性,必须考虑到它的团结——这是异化劳动客观上行将消失的表现——将会出现总的削弱的可能性,以及存在着一种压力,使人摆脱他作为生产过程的一种力量的作用。这个革命可以被看作是“富裕”和过剩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危机。
在这样一个危机中,变革的历史力量就将出现,这种力量不同于任何传统的阶级。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的革命概念中也许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那么我们就能对这些力量所受到的“限制”作出估价了。这个决定性因素就是说,革命的历史性主体,必须是一种“断然的否定”,并且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说的,这个主体是指一个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进行剥削的需要和兴趣、也不受其污染的社会阶级而言,这个主体是一个具有本质上基本不同的“人道主义”的需要和价值准则的主体而言。
这是一种同统治的连续统一体相决裂的概念。作为新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本质上的区别,不仅需要合理地发展生产力,而且还需要为结束生存竞争重新确定前进的方向;不仅需要消灭贫困和劳苦,而且需要把自然和社会环境改造成为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就是说,要对价值准则作全面的重新估价,要对需求和目的加以改变。这还包括革命概念方面另外一点变化,即中断生产能力的技术装备方面的连续性,马克思认为,这种技术装备的连续性(在摆脱了资本家的滥用时),就会延续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种技术上的连续性将构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灾难性的联系,因为这种技术装备就其结构和规模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控制和统治的机器。切断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在技术进步方面倒退,而是意味着根据自由人本身的觉悟和敏感性以及他们的自主权指导下的需求来改造技术装备。这种自主权需要一种建立在缩小了的基础上的进行合理控制的、分散管理的装备由相互合作而建立起来的团结结合在一起。说它建立在缩小的基础上是由于它不再需要为进行剥削、侵略的扩张和竞争而扩大了。
那么,这种显然属于乌托邦的观念是否适用于现存的社会政治力量,因而能认为这些社会政治力量就是引起质变的力量呢?
马克思的革命概念既不是乌托邦概念,也不是浪漫主义概念;它坚决主张力量的现实基础,强调主观和客观因素,认为只有这些因素才能把质变的思想提高到不再仅仅局限于主观愿望的水平,这样一种现实的基础在发达工业国中还是存在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替代力量看来目前只是在上面提到的那种“边缘”集团的反抗中出现: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反抗、工人阶级中政治上有发言权的活跃集团的反抗。
这两个“边缘”集团都不仅反对整个制度及对这一制度“现存结构内部”进行任何改革,而且自称他们信奉新的、具有本质区别的价值准则体系和愿望。
这些边缘集团的弱点正好表明了可在下述背景之下阐述革命概念的新的历史星座。
1.以包括“直接生产者”在内的大多数一体化人民为背景。
2.以一个既不处于革命形势之中又不处于革命前形势之中的运转状况良好的繁荣社会为背景。
与这种状况相适应,严格地说来,这种反抗所起的作用完全是准备性的: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其理论和实践来进行根本性的启蒙,并为反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结构的斗争培养干部、形成核心。
因为恰恰是在全球性结构中间表现出了种种内在的矛盾:表现在持续不断的对新殖民统治的反抗中,在古巴作出新的、有力的尝试以建设一种具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最后(当然不是最次要的)在与苏联的和平共处中。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两种对立趋势的动力:
1.面对着不稳定的力量均势下出现的国际动乱,富国之间具有共同利益。
2.不同社会制度在争取和保卫各自的政治和战略势力范围方面出现的利益冲突。
结论:马克思的革命概念必须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和社会结构中发生的变化,必须包括以全球范围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所特有的各种矛盾的新形式。这样,对马克思革命概念的修正,才不会以枝节的补充或调整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对马克思理论本身进行深刻阐述出现。
但是,有一方面似乎与这种解释并不一致。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理性主义的甚至实证主义偏见的倾向,这就是他相信存在着朝着“人类发展的更高阶段”过渡以及这一过渡最终必将成功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虽然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存在着失败、挫折、被出卖的种种可能性,但是“社会主义或者野蛮状态”的选择并不是他的革命概念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它必须成为这样一个部分:人对其劳动工具、对于生产和毁灭的全部势不可挡的力量处于从属地位,而且简直达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这种在技术的面纱掩盖的后面,在动员起来的民族利益后面的客观化、具体化了的力量,看来是自动推进的,并带动着思想上受到灌输的一体化了的人民前进。这种力量可能会在反抗力量强大到足以阻碍它以前便发动致命的一击,即内部矛盾爆发。这种爆发使得对革命概念的重新探讨变成仅仅是抽象的、纯理论的事情。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将增强和巩固它所表现出来的反抗——这是唯一的希望。
[1] “反向趋势”原文为countes-tendencies,一译“逆趋势”,指在历史实际中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相对立的事物。——译者
感谢 希哲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