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彭述之 相关链接：陈碧兰
彭述之陈碧兰长眠巴黎公社故乡
程映湘、高达乐
1998年
史丹 摘译
〔来源〕原载十月评论1998年第3期
1998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创党人之一、中国托洛茨基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彭述之，及他的终生伴侣，同样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创始时期的革命活动家陈碧兰，在他们的女儿程映湘和女婿汉学家高达乐主持下，二人的骨灰安葬在法国巴黎蒙巴纳斯坟场内第六区北第六行座西27号的墓地下安息。
彭述之、陈碧兰夫妇的墓碑皓白清简，仅有名字及生死日期，分别用拉丁字及中文字刻铭。骨灰安葬仪式同样简单庄严，约有40余人出席。除程氏夫妇分别致简短悼词，彭氏夫妇的毕生至友中岛岭雄亦有简短致词。
高达乐在安葬仪式上，交待把彭陈夫妇的骨灰安葬在巴黎的前因后果：彭述之在1983年11月底在洛杉矶逝世；不到4年之后，陈碧兰亦在1987年9月初在香港逝世。两人逝世后，遗体火化，骨灰运送回巴黎。彭陈二人从1951—1973年间客居巴黎。直至1989年6月之前，程映湘夫妇一直都希望能够把彭陈二人的骨灰带回上海安葬，在彼处为他们置一墓地。
上海是彭述之和陈碧兰相遇和相恋之城，其时在1925年，正是火红年代高涨的时期。彭陈二人置身火红的洪流中，肩并肩为了改变中国以至这个星球的命运而共同奋斗，直至1948年底被迫离开上海，流亡海外。
可是，继1989年事件后，程映湘夫不得不放弃往上海安葬父母的希望，因而决定把二人安葬在蒙帕纳斯坟场，与本世纪其他安眠于此的其他富有追求精神的人士为邻，也与诗人波德莱尔、作家莫泊桑、哲学家萨特同在一起。
在3月31日当天举行的骨灰安葬仪式，由于文件手续不克赶及，所以只能够改为追悼仪式，令人不无遗憾。不过，高达乐告诉诸友好，在短期之内，彭陈二人的骨灰当能顺利安葬。以下是程映湘夫妇的追悼文摘译（标题为译者所加）。
心系寰宇，至死不休
程映湘
值这个追悼仪式开始，我想指出，这不是一次托洛茨基派和托派同情者的政治集会。……彭陈二人的人格是不可归类的，不能用东方或西方的官僚或其一系的左派或极左派运动的类型归类。即使在托洛茨基主义者方面，许多人也不能很理解彭陈二人。由于他们两人在任何状况下大都保持独立见解，以致他们与各个托派组织和派别的关系，时常都产生异议。关系并不平坦。这一点，我是亲眼目睹的。
……他们二人著作等身，但从不同语文版本的汇集方面来说，他们的著作，迄今仍是零散不齐。彭述之的著作方面，分别已有中文（三卷集）和日文、英文选集。陈碧兰则有一部中文回忆录。至于由我和高达乐合著的彭述之回忆录，迄今只有第一卷问世，第二卷尚有待完成。这部回忆录目前只有法文版。
……彭陈二人在长年的流亡岁月中，得到来自美国挚友，尤其是约瑟·韩生夫妇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不断支持。约瑟·韩生本人，在托洛茨基流亡墨西哥时期是托氏的私人秘书之一，亦是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韩生夫妇二人，亦不复在人间了。彭陈二人亦有其他流亡海外的华人挚友。多得他们的热诚慷慨，我们今天才能够建得这个墓位。
容我在此追忆他们生平的二三事。
彭陈二人在被迫流广海外后，当然是一如既往的，紧密地注视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尤其在1976年时，当暴政的丧钟敲起，二人更是亦步亦趋的紧盯着局势进程。其时，即1976年4月间，我和高达乐在洛杉矶探望两老，我们大伙儿都为北京的蜂起而无比欢欣。每一天，我们都赶往唐人街购报，殷切地啃读最近的消息，尤其是发自香港的消息。……不过，最教彭陈二人如痴如醉的事变，是中国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北京的民主墙运动。有一次，彭读到一些大字报的内容后，不无幽默的跟我打诨说：大陆上现在颇有我的一些真传，未来可以指望这些年青兄弟啦！
在1980年代初期。彭述之和陈碧兰的一群美国朋友，因受到卡斯特罗主义的感染，改而热衷于推行一种类乎新斯大林主义、含有暴力夺权性质的战略，以作为在美洲大陆获取革命成功的战略。我的父母为此而深感不安。强烈反对他们这种取向。1983年，我父身在医院与死神搏斗，其时我守在他的病床前，目睹他孜孜忘形的与这个倾向的一位年轻领袖，进行推心置腹的热烈讨论。
我与我父进行的大概是最后一次的政治交谈，亦是在1983年春间。那时他已病得奄奄一息，而他的说话却罕有地洞察分明。他谈到其时在苏联出现的变化，语调悲壮而确切：“莫斯科已成为世界反动的重镇！”对那许多仍然信奉教条，或把东方许多国家仍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同志看来，彭这项不容申辩的判断，怎不教他们吃惊。而更是由于道个缘由，我更被他的论断所震撼。
我对我的父母敬爱至深，乃让我不想把他们置于教人顶礼膜拜的非人位置。我谨希望，他们的精神，会在我们心中长存不朽
坚持独立思考的彭述之
高达乐
……我因结识了彭陈的女儿，通过她而结识了两老。我对他们诚然是怀有好感，但却也同时是半信半疑。这是由于他们在我看来是两个备受爱戴的“历史怪物”；而我个人的意见，与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大不相同。不过，乍相识，他们便立刻令我倾心，教我五体投地。很简单，他们不过是对持不同看法的人，流露出包涵和理解的大智大慧。还有就是，他们能采纳他人提供的确凿数据或中肯的论句，能够实时更正自己原有的观点或判断。
彭述之是个理论家。以我个人的品味而言，尚且是太理论家了些。不过他从不会在对现实、对具体情势作出研究确证之前，推引出任何确定的结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会把他称为马克思学者，而且，正由于他是个马克思学者，他总是会不断的发展、更正他的判断，不断要寻对证。在那些伟大的真理说教者，那些教会中人的知识恐怖主义，以至许多马克思主义惯有的知识暴力（这点，即使在不入斯大林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者间亦每常有之）所表现出来的，高高在上的鄙夷之态，我一次也不曾从彭身上领受过。哪怕我有时会冒着大不讳，把他有点儿看得太理想化的列宁主义的某些方面予以冲撞，他亦不会摆出傲岸鄙夷之色。……
他也曾有那么一两次，责训我之冥顽不灵，因为我对他人的判断置若罔闻。可是，他本人不正是罔顾他人判断的范例吗？他这个人，在1924年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右倾路线：在1926年3月20日广州政变后（广州政变正是次年4月上海悲剧的缩影），谴责蒋介石的血腥行为——而在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鲍罗庭，尚在忙不迭的奉迎蒋介石哩；在1927—28年间，违逆莫斯科的意旨，当上他其时并不大知道其所以然的托派分子，而到了1929—1930年，更成为自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51—1952年，向他所有的西方托洛茨基主义朋友宣告，刚刚才胜利的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革命，而仅是一场民族—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已。这项宣告，引起了一场轰然哄动。正是这个人，一向特立独行，抒其己见，从不附议他人。……
没有人有权利去强迫死者发言。我并不知道，彭述之和陈碧兰，对于继1983年之后，1987年之后，尤其是1989年之后世界发生的变动，会持有什么想法。不过，有三点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以苏联为首的官僚制度的崩溃以至所有冒牌共产主义的崩溃，必是令他们十分欣慰：
——野蛮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必是令他们深觉不快：
——他们想必怀着更坚毅的国际主义精神，把中国的未来与其他国家的未来联结起来作出深切思考。这种坚毅的国际主义精神，与那种一刀切的所谓全球化，毫无共通之处。
我们深切盼望，对他们的记忆将永远存在。
感谢 扣易忘忧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