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再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

1996年再版序言

　　当我于1968年8月抵达伯克利时，我还是个二十四岁的研究生。列奥·洛文塔尔邀请我查阅他那丰富的私人档案中来自社会研究所的材料。就在我花费大量时间细读多年来信和未刊手稿，就人物、事件和观念提出大量问题请洛文塔尔耐心作答时，外部世界正在因一系列灾难事件而动摇。“带着人道面孔的马克思主义”的试验在当年早些时候曾唤起过非教条左翼分子的想象力，至8月21日，苏联及其盟友的坦克驶入布拉格，暴力终结了这一试验。几天之后，受到约翰逊总统（Lyndon Baines Johnson）的越南政策以及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可能延续其前任这一糟糕进程所刺激，抗议者们打断了“举世瞩目”的芝加哥民主党集会。
　　在每天往返于公寓和洛文塔尔的办公室的通勤路上，我会路过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在伯克利那荒凉且业已空置的竞选总部，他在两个月前的遇刺意味着诸多希望都落空了，用当时流行语来说，这些希望就是通过“体制内工作”带来根本改变。时任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治下的州政府挑拨了学生和当局之间的对抗，而伯克利校园本身成为双方对抗升温的现场。在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一直存在于周边的社区中，见证着仍然激烈的种族矛盾，随着当年春天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遇害，爆发成为街区暴力。
　　洛文塔尔慷慨地把他的文件交由我来处置，而我在翻阅这座宝库的过程中，无法忽视外部环境的压力。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刚开始作为一种国内外新左翼的理论灵感进入公共意识，不可否认的是，大家对这一学派的理解仍然非常有限。事实上，其影响力如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1]当我抵达伯克利时，我想讲述的故事中的一位主角，赫伯特·马尔库塞正在洛文塔尔位于卡梅尔谷（Carmel Valley）的避暑山庄里躲避死亡威胁。几个月前巴黎的“五月风暴”期间，愤怒的学生举着写有“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字样的海报抗议示威。加州的反共右翼对他大肆挞伐，试图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与马尔库塞解约。同时，他也是正统左翼日益升温的恶毒攻击的目标之一。尽管他在原则上支持他备受争议的前学生和共产党领袖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他仍被谴责抛弃了作为革命主力的无产阶级。很快我就明显察觉到，对他在社会研究所的大部分前同事们而言，马尔库塞是一个不安之源，同事们对他直言不讳的政治战斗性感到警觉。
　　几个月后我回到哈佛待了一个学期，准备好前往欧洲，到法兰克福和瑞士的蒙塔诺拉继续研究。就在我1969年1月出发前不久，我碰巧在纽约的一个聚会上被引见给了马克·鲁德（Mark Rudd），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起义的一位激烈领导人，之后不久开始了被称为“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2]的绝望和自我毁灭之旅。在我陈述了我的博士论文计划后，他轻蔑地表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都是怯懦的叛徒，背叛了革命事业；鲁德咆哮道，阿多诺把听起来像犹太人名的魏森格隆德（Wiesengrund）改掉就表明了他的怯弱。
　　这种情绪在我于次年1月初抵达法兰克福时十分常见。一些大学建筑被正在进行的“行动罢课”所占领，用以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临时课程。效法魏玛时代早期的好战分子，社会学系被重命名为“斯巴达克斯系”。1月31日，社会研究所被一帮激进学生所占据，至少研究所焦虑的主任阿多诺和路德维希·冯·弗里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报警清场。尽管事后证明这只是一个尴尬的误会（学生们只是在为讨论寻找场所），在法兰克福学派时任领导层与他们并不待见的精神后裔们之间，鸿沟仍然日益加深。当时尤尔根·哈贝马斯正因“左翼法西斯主义”这一轻率的谴责而遭受攻击，他向我展示了为预防学生破门而入打长途电话而为其上锁的办公室座机，事态可见一斑。阿多诺也紧张地拒绝了我在对话时的录音请求，以免留下“口头指纹”。
　　当年4月，几位属于德国社会主义学生会（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的女性打断了阿多诺的讲座，冲上讲台袒胸露乳。这是一种弑父的象征性举动，后来被视为阿多诺于当年8月因心脏病而去世的一个预兆。我在这一不愉快事件仅仅几周前离开了法兰克福前往瑞士。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已经在蒙塔诺拉靠近卢加诺（Lugano）的美丽小镇提契诺（Ticino）安享晚年，自然也远离了伯克利或法兰克福的骚乱。在远不比之前那么紧张的气氛中，我得以和他们展开深入对话，研究他们的材料。但即使在这样的相对隔绝中，全球的整体局势看起来也充斥着激进承诺和反动威胁的古怪混合。就在我为完成论文而回到美国的一年后，波洛克给我来信：

　　从远方看来，美国所发生的一切非常可悲。（考虑到以其他国家的标准衡量，美国的生活中具有诸多正面因素，可以认真地说是一个“伟大社会”。）这个“伟大社会”处于分裂下的所有症状，都表明了这个社会别无选择，只会在一位无情“元首”（Fuhrer）的领导下丧失所剩下的自由以及只知贪图享乐的中产阶级的统治。^[3]

　　万幸这般末日愿景从未成真，但回忆波洛克的担忧和上文提及的其他事件警钟可以提醒这本再版《辩证的想象》的读者们，本书在最初成书和发行时处于高压语境。虽然未必像1806年黑格尔完成《精神现象学》时的耶拿那般纷乱，不过我也确实没有处于一个能够抽离于时代压力的典型学术环境中。
　　当修订后的论文于1973年出版时，1960年代末的希望和恐惧仍然强烈，越南战争还有两年才告终，新左翼运动还不是强弩之末。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仍然在1972年的一本美国选集中被描述为一种“未知向度”^[4]，可能为当下和未来的斗争提供有用的想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英译本当时才刚刚问世，比如1971年出版的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βstein）英译本，1972年出版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英译本，可以强烈感受到其中有尚未发掘的知识宝藏。《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泰洛斯（/目的因）》、《新德意志批评》急切地想要呈现、解释和应用那些承诺有助于希望有助于扭转当下局面的观念，一时言人人殊，众说纷纭。
　　因此，本书在导论中宣称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时刻“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了过去”，如此论调被一些带有政治立场的评论者视为“挽歌”并对此感到不耐烦，这就不足为奇了。撇开马克·鲁德这样偶见的极端主义者不论，这些评论者们相信批判理论仍然包含可为当下和未来实践斗争所用的资源。事实上，我从未完全认同学派某些信徒们所秉持的更可疑的论断。^[5]由于在气质上不适应好斗的行动主义者，我总是与新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潮流保持着一定距离，拒绝加入“运动”的任何特定派别。
　　但在发掘和整理那些极其不熟悉和富有挑战性的著作时，我还是明显感觉到了激动和许诺，写作《辩证的想象》确实还希望传递这份感觉。在我看来，尽管（鉴于他们的主要做派已经成了过去式，其中多位成员也已然离世）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人物的那个确切的历史时刻已然过去，对我来说未来这些作品仍会持续被人接受和挪用。本书的写作至少部分是希望助推这个过程，同时避免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常有的那种非批判性教条主义。
　　随着法兰克福学派迅速成为对当代和历史强烈兴趣的焦点，这一期望的实现超出了我最不切实际的幻想。本书目前已被译成八种语言，中文版作为第九种语言版本也临近出版。由此，在向国际受众引介法兰克福学派时，《辩证的想象》得以发挥一定作用。鉴于1976年时德国国内的争论已经如火如荼，容不下任何抽离或学术性的观点（当时保守派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替罪羊，斥责其学说暗含左翼恐怖主义），本书的德文译本尤其引发了对这些问题严肃的历史兴趣。本书是由一位局外人所写，既对学派的观念无先人之见，也与研究所的成员们无私人瓜葛，^[6]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清白的，该学派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都能有所收获。不同于之后一些著述反映了一种更幻灭和窥私的心境，本书有幸避免了仆人揭露家丑时的仰视角度，也就是德国人所谓的“仆从视角”（Kammerdiener-perspektive）。

　　对《辩证的想象》一书后来的命运很重要的一点是，对批判理论的接受比19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再发现和吸收更加持久。随着人们对诸如卡尔·科尔施、路易·阿尔都塞或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其他人物的兴趣急剧消退，197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也告一段落。可法兰克福学派却成为20世纪晚期理论版图中的常青树。虽然如今看来，其作为一个独立学派的连贯性不如我最初为其树碑立传时那么显而易见，批判理论的整体驱动力在二十五年后仍然清晰可见，哪怕其作品已经与其他理论倾向交叉融合。
　　法兰克福学派经久不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名下的作品丰富多样。如果说像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和弗洛姆这些人如今远没有我当年开始研究时那么重磅的话，^[7]那么像阿多诺和本雅明等其他学者的重要性可谓与日俱增。随着他们的作品的每次有新译本面世，似乎都会也接触到了更多读者。部分由于左右两翼对饱受争议的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热情接受，对魏玛时代的法理学和法学问题的兴趣升温，而曾经被视为边缘成员的弗朗茨·诺伊曼和奥托·基希海默等人也因此收获新的受众。^[8]
　　该学派保持活力的另一个根源是其诸多后辈们质量颇高的作品，而且影响力不局限于欧美。^[9]如今在德国一般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其最著名的成员们包括尤尔根·哈贝马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以及学派的第三代，包括阿克塞尔·霍耐特、彼得·伯格（Peter Burger）、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阿尔方斯·泽尔纳（Alfons Sollner）、豪克·布伦克霍斯特（Hauke Brunkhorst）、德特勒夫·克劳森（Detlev Claussen）、马丁·吕德克（W. Martin Lüdke）和克里斯托夫·门克（Christoph Menke）。虽然卢卡奇在他晚年培养了“布达佩斯学派”，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和阿尔都塞也一度拥有大量拥趸，但就充满活力且推陈出新的思想传统而言，都无法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提并论，而本书正是试图追述该学派的早期历史。
　　当然，对批判理论持久不懈的兴趣还有另一个解释，让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宏大范式失去其动力之后仍能保持其重要性——批判理论意外地适应了一个时代的关切和焦虑，而这个时代在《辩证的想象》问世时才初现端倪。事实证明，美国新左派在其挑战资产阶级社会的努力中发现了欧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1973年在这一进程中不止是高潮而已；诚然，这一年可以说对开启另一种叙事具有别样的意义，而这种叙事的终结仍遥遥无期。
　　1973年的全球衰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并也许最戏剧性地被定格在因欧佩克组织（OPEC）突然提高油价而导致加油站前排起的长龙。若简而言之，其结果就是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一次根本重构，最终导致东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破产和西方逐渐放弃凯恩斯-福特政策。这个被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称之为“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新体系出现，意味着国际金融资本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大于日益式微的民族国家；劳动市场的全球化加速了廉价劳工的跨国流动，削弱了工会运动；技术创新导致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需求导致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趋势有所缓和。^[10]虽然绝对算不上平稳运转，这个在开始成形的体系在1973年看起来产生了新的危机，既不受一个有意识驱动的机制（比如财政和金融政策）所控制，也无法产生一个集体社会行动者去继承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来从内部挑战这一体系。
　　乍一看，对社会研究所遗产的持续关注只能从这些发展中得到些许佐证。无论是亨里克·格罗斯曼拥护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弗朗茨·诺伊曼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混合体的见解，还是波洛克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政治至上”的观点，都不符合新的范式。哈维宣称，“正是借助在劳动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市场中分散的、地理上的机动性和灵活反应，资本主义被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这一切都伴随着组织上、产品上和技术上的海量革新”。如果哈维是正确的，甚至连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后来的所谓“无组织资本主义”论点可能也站不住脚。^[11]
　　事实上，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研究所就经济议题所做的工作中，很少能够阐明1973年后资本主义的重组。^[12]然而，正是在文化关联的层面上，灵活积累的后福特体系兴起可能有助于解释法兰克福学派的持续活力。如果哈维是对的，那时刚出现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反映甚至有时也拒斥了这些可以追溯到1973年前后的经济变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其他变体相比，批判理论相对契合这种新气候，至少相比于德国，美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在德国，后现代主义者和第二代批判理论家之间已经针锋相对了。由于政治经济和政治实践问题被边缘化，而文化和美学问题获得了中心地位，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些领域多样而深远的探索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争论。^[13]
　　当然，不管我们如何定义后现代这个棘手的术语，都不能把批判理论的遗产简单地归结为后现代主义的序幕。哈贝马斯对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的有力辩护，^[14]洛文塔尔对“后历史”这样“非理性和新神话”概念的最后警告，^[15]以及阿多诺坚持区分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认可贝克特、卡夫卡和勋伯格等现代主义者反对文化工业弭平一切的冲击力，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许多重要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拒绝被全盘纳入后现代主义的神谱之列。事实上，正如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指出的那样，相比（阿多诺总体欣赏的）勋伯格之进步创新，（阿多诺所鄙夷的）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之兼收并蓄才更称得上是预见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16]此外，“意识形态批判”在批判理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大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则沦落为边缘角色。后现代主义缺乏这种批判的任意一处支点（point d'appui）或有意蔑视这种支点的可能性，偏好一种愤世嫉俗的理性，如果这真的是一种理性的话，也是把所有超越性立场都打成可疑的基础主义，把乌托邦主义嘲讽为内在的谬误。^[17]
　　然而，在某些方面，学派第一代成员们当中至少有几位成员的总体理论轨迹可以说是为后现代的转向奠定了基础，从而为他们的作品找到了新的受众。最明显的是，他们不情愿地抛弃了人类解放即将到来的胜利主义观念，这一观念以阶级斗争产生的全人类进步的单一故事为基础，这就与后现代主义放弃任何元叙事尤其是以救赎为最终目的这一特点产生了共鸣。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的时间性，他们所塑造的关于兴起、衰落和反复的复杂叙事，往往与许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采用的叙事一样，是混杂而矛盾的。因此，对西方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传统的激进批判，在《启蒙辩证法》中得到了最广泛的阐述，其中对神话和理性的纠缠进行了灰暗的思考，这也可以被视为潜在地符合后现代主义怀疑对所有版本的理性。^[18]诚然，像哈贝马斯这些学派的第二代成员们有时恰恰拒绝这一结论。^[19]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也频繁被人比较，因为他们同样拒绝总体化的同一性哲学，不信任任何第一原理和起源，怀疑扬弃的观念论意识形态，重视表象的寓言而非象征模式。坚定的乌托邦主义者阿多诺拒绝接受的那种无解的重复，与解构如此意气相投。^[20]尽管如此，在一些人看来，他的“忧郁的科学”似乎离德里达在原则上拒绝哀悼只有一步之遥。在批判理论和拉库一拉巴尔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的作品中，对某种良性模仿概念的多方面辩护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拉康（Jacques Lacan）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也有一定亲和力。^[21]
　　同样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身体谱系史、敌视正常化和规训、迷恋细节的微观逻辑关注以及对知识和权力之间关系，也被视为与批判理论的关注点密切相关。尽管福柯在他的《性史》（Historie de la sexualité）中众所周知地批评了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认为后者假设了一种超历史的性欲实现规范，但他们同样质疑主流观念中的规范性欲并批判压抑性去升华（repressive desublimation）^[22]，人们从中发现了重大的相似之处。^[23]事实上，福柯自己也曾承认，“如果我在年轻的时候遇到法兰克福学派，我就会被吸引，以至于毕生除了评沦他们的工作之外什么也不做。不过，他们对我的影响仍然是后天追溯的，是在我不再处于知识的‘发现’时给予的贡献”。^[24]
　　一场争夺本雅明那些有争议的知识遗产的战斗也已经打响，在这场争夺战中，保罗·德曼（Paul de Man）、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莱纳·内格勒（Rainer Nagele）和维尔纳·哈马赫（Werner Hammacher）等解构主义者试图很大程度上以他们的术语来解读本雅明^[25]。德里达本人对本雅明最早的作品很感兴趣，尤其是《暴力批判》，这一文本仍然神秘地唤起了一种神圣的正义概念和对原始暴力的迷恋，这不失为解毒剂，可以平衡平等主义那人类（和人道主义）的正义概念。^[26]在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等超现实主义者对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可之后，人们认识到法国超现实主义与本雅明的复杂渊源。^[27]虽然本雅明思想中有顽固的救赎特征，并且他笃信名物合一的亚当元语言（Adamic Ursprache），这些都很难与解构对起源和终点的充分怀疑相调和，但在他留下的纠缠不清的文本网络中，至少足以将他与后来的解构主义思想家们放在同一个具有张力的星丛之中。
　　此处不是要严肃地分析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及其各种伪装之间的所有异同。我只想说，新左派之后的接受语境总体上至少乐于继续挪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遗产，这些遗产已经成为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所谓的当代思想“新星丛”中的“明星”^[28]。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本人所承认的那样，“如今，当人们在知道那些法国理论家的名字（德里达、塞尔、福柯、列维纳斯和德勒兹）的前提下阅读阿多诺的作品，尤其是《美学理论》、《否定辩证法》和《最低限度的道德》时，会在他的思想中察觉到他对后现代有所预判，即使他对后现代持保留态度甚至加以拒斥。”^[29]
　　当然，还必须承认的是，对一些人来说，在抵御某些后现代理论中看起来最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反启蒙的这层意义上，新语境下的批判理论起到了堡垒作用。（利奥塔在上文引用的评论中提到过）阿多诺对后现代的预先拒斥源于他顽固地不愿放弃社会正义和真理的问题（最终被理解为“真正的社会”），更不愿放弃寻找实现正义和真理的政治手段的任何希望。当前许多批判理论的阐释者如新杂志《星丛》的编辑塞拉·本哈比卜（Seyla Benhabib）和安德鲁·阿拉托（Andrew Arato），在现代性计划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这点上，都追随哈贝马斯对此顽强地加以维护，剥离了其救赎或乌托邦的含义。
　　当然，一旦卸下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负担，接受了抵抗的后现代主义和认同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区别，那么就可以更正当地将前者视为法兰克福学派一个虽然出乎意料却可靠的分支。甚至像詹明信这样拒绝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们至少也觉得阿多诺曾经是一位“在存在强有力的对立潮流时毋庸置疑的盟友’’，如今则成为“1990年代的辩证模板。考虑到新全球秩序的诸多维度与不平衡，个人和系统的关系就算不是流动甚或瓦解的，也是看起来缺乏界定的，而阿多诺内省与反思的辩证法对这种情况非常适用”。^[30]哈贝马斯曾说阿多诺采取了“蛰伏策略”，如今看来，这不再像是马克·鲁德那一代人弃如敝履的胆怯，而更像是无尽政治寒冬下激进智识幸存者的模板。
　　实现法兰克福学派抱负的机会几乎消失殆尽，学术界几乎成了其所代表的批判性思维的最后避难所，如此这般的反思已经变得很常见。在1960年代，人们寄予厚望的“体制内长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停滞不前，变成了一种无休止的漫游，另一端没有什么前景，甚至似乎也提不起什么兴趣。也许只有危言耸听的右派认真对待“长征”计划那自相矛盾的“成功”，这会助长其他经常歇斯底里地反对所谓“政治正确”的幽灵。在光谱的另一端，新左派的学术化也同样可能被哀叹为政治枯竭的象征。无论这些解释是否属实，^[31]毋庸置疑的是，批判理论已经出乎意料地安全，甚至成了正典，这就颇有讽刺意味了。
　　事实上，最近有一位大阪的同仁请我为日本的读者牵头汇编一部两卷本的论文集，收录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追随者们的作品。很明显，对批判理论的研究如今处于中心。众多潜在的撰稿人囊括了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莱斯大学、西北大学、得克萨斯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新学院和其他主要机构中哲学、政治学、历史、德语文学和社会学专业的长聘教员。只有独立的文化批评家和学术界的牛虻罗素·雅各比这样少数的例外，这反而佐证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地位。本书中记录的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最初时期的孤立状态显然已经成为过去，这种与传统组织语境之间的疏离总是痛苦却富有成效，我在《辩证的想象》问世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试图追溯疏离对批判理论发展的重要性；^[32]在我们这个幸而不那么野蛮的时代，阿多诺扔向“肆虐欧洲的野蛮洪水”的漂流瓶（Flaschenpost）触及了很多海岸。哈贝马斯让我们都意识到公共领域这一重要却总是不稳定的存在，如今我们可以在公共领域的充足光线下审视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并对其在当下之可能性的持续探索。或至少在公共领域中我们称之为学术共同体的这一重要次生领域中这样做。不可否认，如此这般的“成功”可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资本主义文化机器的驯化力量，只有那些认为边缘性是自在自为并在所有条件下都是不言而喻的美德的人，才不会承认受益于此。
　　学派本身的历史也是同理，一直被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众多学者研究和重写。随着新的档案材料出现和最后幸存的成员们退出历史舞台，我在本书中试图讲述的故事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其他向度的比较研究使学派史更加鲜明地浮现出来，比如参考来自纳粹德国的移民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相互竞争的各种潮流和20世纪其他替代性理论传统。很多学者也充实了故事的许多细节并增加了新的视角，在此只列举几位佼佼者：布克-莫斯（Susan Buck-Morss）、罗斯（Gillian Rose）、赫德（David Held）、杜比尔（Helmut Dubiel）、米格达（Ulrike Migdal）、索尔纳（Alfons Sollner）、卡茨（Barry Katz）、伯曼（Russell Berman）、伯努斯（Wolfgang Bonβ）、凯尔纳、沃林（Richard Wolin）、汉森（Miriam Hansen）、苏伯特尼克（Rose Rosengard Subotnik）、雷金（Willem van Reijin）、诺尔（Gunzelin Schmid Noerr）和布罗纳（Stephen Eric Bronner）。如今学派甚至有一本光鲜的“相片传记”，其中提供了所有相关人物的图片及他们的生平历史。^[33]
　　尽管如此，这一叙事的大致脉络依然基本成立，所以除了一些事实层面的纠正，我抵抗住了诱惑，没有修改原文文本并融人最近发现的新信息，或加入对学派遗产的新解释之洪流的斗争。很高兴看到罗尔夫·魏格豪斯对阿多诺去世前整个故事的梳理如今已经有了英文本。^[34]虽然这份详尽的历史汇总已经于1986年问世，可面对所有曾经或将继续涉及相关人物和观念的作品，即使其近八百页的篇幅也不足以公允地加以阐释。我本人曾在其他地方试图解决《辩证的想象》中的一些缺陷，^[35]如今我知道这个任务是多么艰巨。我希望本书的再版能像近二十五年前的首印一样，在今后的岁月里激发人们的兴趣。如果法兰克福学派如此成功地超越了它原初的语境，与60年代和80年代截然不同的关切产生了共鸣，顽强地存活下来，在我们可以称之为“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那不确定而困顿的混合体中成为支柱之一，那么有理由相信，在进入21世纪后，学派仍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东西要教给我们。

1995年7月写于伯克利

^[1] 甚至王室成员都很好奇。查尔斯王子在剑桥读书的时候，他的导师彼得·拉兹利特（Peter Lazlett）就叫他读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有一种说法是“查尔斯告诉他，他是在前往澳大利亚进行王室巡游时’和父亲’一起读的，他们白天阅兵，晚上阅读资产阶级的神秘化…查尔斯没有对他所学的内容发表评论。”请参见“一个破碎的新欧洲之王？”（Bryan Appleyard, "King of a Fragile New Europe?,"The Sunday Times, London, July 22, 1990, p.6.）。

^[2] 活跃于1969年至70年代中期的极左组织，旨在以秘密暴力革命推翻美国政府，曾策划过一系列针对美国政府的炸弹袭击，组织的名称出自鲍勃·迪伦的歌曲《地下思乡蓝调》的歌词“你不需要气象员也知道风向哪里吹”。——译注［除明确标记为译注之外，剩余皆为作者原注——录入者注］

^[3] 波洛克1970年5月13日致本书作者的信(Friedrich Pollock to Martin Jay, Montagnola, May 13, 1970)。

^[4] 见《未知的维度：列宁以降的欧洲马克思主义》(Dick Howard and Karl E. Klare, eds., The Unknown Dimension: European Marxism Since Lenin［New York,1972］)。

^[5] 在1969年9月的第五届年度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上，我曾发表题为“乌托邦主义的抽象政治学”的演讲，其内容事后发表，但标题是由责编自行选定的。请参见《激进美国》(Radical America, 4,3［April, 1970］)、《异议》(Dissent, 17, 4［July-August, 1970］)、《美国社会主义的复兴：社会主义学者会议文选》(George Fischer, ed, The Revival of American Socialism: Selected Papers of the 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New York, 1971］) 。这些文章收录在我的文集《永恒流亡：论德国向美国的知识分子流亡》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New York, 1986］) 中再次出版。在书中，我批判马尔库塞的“大拒绝”这一总体观点是一种审美的抽象政治学，低估了多元主义的重要性。

^[6] 这写于我加入洛文塔尔在伯克利的院系并有幸与他发展一段亲密友谊之前。关于我对他的遗产的反思，请参见我发表于《泰洛斯(/目的因)》洛文塔尔八十岁生日专刊那一期上的导论(Telos, 45［Fall, 1980］)和“纪念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 In Memoriam,”Telos, 93［Fall, 1992］)。

^[7] 当然，他们并未被完全忽视。比如参见近期的文集《弗洛姆与法兰克福学派》(Erich Fromm und die Frankfurter Schule, eds., Michael Kessler and Rainer Funk［Tübingen, 1992］)、《论马克斯·霍克海默：新视角》(On Max Horkheimer: New Perspectives, eds. Seyla Benhabib, Wolfgang Bonß, and John McCole［Cambridge, Mass., 1993］)、《马尔库塞：从新左翼到下一代左翼》(Marcuse: From the New Left to the Next Left, eds., John Bokina and Timothy J. Lukes［Kansas,1994］)。

^[8] 比如参见《规范与例外之间：法兰克福学派与法治》(William E. Scheuermann, Between the Norm and the Exception: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Rule of Law［Cambridge, Mass., 1994］)。艾伦·肯尼迪(Ellen Kennedy)曾引发过施米特与批判理论之间关系的讨论，请参见她的《卡尔·施米特与法兰克福学派》(Ellen Kennedy, “Carl Schmitt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和笔者对此的回应《协调不可协调之事：答艾伦·肯尼迪》(Martin Jay, “Reconciling the Irreconcilable? A Rejoinder to Kennedy")、《卡尔·施米特之外：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理论》(Alfons Söllner, Beyond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Frankfurt School" )和《德国左翼的批判：回应肯尼迪》。这四篇文章都刊载于《泰洛斯(/目的因)》(Telos, 71［Spring, 1987］)。至于肯尼迪本人的回应,请参见《卡尔·施米特与法兰克福学派》(Ellen Kennedy, "Carl Schmitt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Telos, 73［Fall, 1987］)。

^[9] 关于其在拉丁美洲的重要性请参见《向往完全的他者：法兰克福学派与拉丁美洲》(Martin Traine, “Die Sehnsucht nach dem ganz Anderen,”Die Frankfurter Schule und Lateinamerika［Cologne, 1994］)。在澳大利亚，尽管受教于1970年代移民到那的布达佩斯学派成员,期刊《论文十一》(Thesis Eleven)也对批判理论的遗产表现出强烈兴趣。在日本，近期发行的期刊BA-TOPOS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10] 《后现代性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Oxford, 1989］)。

^[11] 同上,P.159奥菲的论证参见他的《去组织的资本主义：工作和政治的当代转型》 (DisorganizedCapitalism: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s of Work and Politics, ed. John Keane［Cambridge, Mass., 1985］) 。

^[12] 关于一种全球化的批判，请参见《时间、工作、劳动和社会统治：马克思批判理论的重新解释》(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Cambridge, 1993］)第三章。

^[13] 关于最近对批判理论的继受及其与其他学派思想的复杂关系的整体研究，请参见《再评价：战后批判理论中变动的组合》(Peter Uwe Hohendahl, Reappraisals: Shifting Alignments in Postwar Critical Theory［Ithaca, 1991］)。关于将本雅明和阿多诺的作品置于如今高度竞争的美学历史中，请参见《美学意识形态》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Cambridge, Mass., 1990］)。

^[14] 关于我曾试图讨论他的位置，请参见《哈贝马斯与现代主义》和《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收录于《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及其他》(Fin-de-Siecle Socialism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 1988］)。

^[15] “反对后现代主义：对埃米利奥·加利·祖加罗的访谈”(Leo Lowenthal, “Against Postmodernism,”Interview with Emilio Galli Zugaro, in 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ed., Martin Jay［Berkeley,1987］, p. 262) 。关于洛文塔尔对后现代主义的抵抗，请参见我的《体验与/或实验：洛文塔尔与后现代的挑战》(“Erfahrungen und/oder Experimentieren: Löwenthal und die Herausfordung der Postmoderne,”in Geschichte Denken: Ein Notizbuch für Leo Löwenthal, ed. Frithjof Hager［Leipzig, 1992］)。

^[16]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 1991］, p.17)。

^[17] 有关这些主题的激烈辩论,请参见《批判理论》(David Couzens Hoy and Thomas McCarthy, Critical Theory［Cambridge, Mass., 1994］)。

^[18] 关于这些主题的讨论,请参见《现代性问题：阿多诺与本雅明》(Andrew Benjamin, ed., 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 Adorno and Benjamin［London, 1989］和《诸启蒙：批判理论遭遇现代法国思想》 (Kampen, The Netherlands, 1993］)。

^[19]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最坚定的批判见于《现代性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trans. 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 Mass., 1987］)。在美国，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和”尼采式”、批判理论中元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特点也许在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的作品中得到了最详尽地说明。参见他的《文化批判主义的术语：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Richard Wolin, 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 The Frankfurt School, Existentialism, Poststructuralism［New York, 1992］)。英国哲学家伯恩斯坦(J.M. Bernstein)则激烈地维护阿多诺, 反对哈贝马斯。请参见他的《艺术的命运：从康德到德里达与阿多诺的美学异化》(J. M. Bernstein, The Fate of Art: Aesthetic Alienation from Kant to Derrida and Adorno［University Park, Pa., 1992］)和《恢复伦理生活：尤尔根·哈贝马斯和批判理论的未来》(J. M. Bernstein, Recovering Ethical Life: Jürgen Habermas and the Future of Critical Theory［London, 1995］)。

^[20] 关于一个试探性比较,请参见《艺术的命运》(J. M. Bernstein, Recovering Ethical Life: Jürgen Habermas and the Future of Critical Theory［London, 1995］)。

^[21] 关于模仿的问题,请参见拙文《模仿与模仿学：阿多诺与拉库拉巴特》(Martin Jay, Mimesis und Mimetology: Adorno und Lacoue-Labarthe," in Gertrud Koch, ed., Auge und Affekt: Wahrnehmung und Interaktion［Frankfurt, 1995］)。关于与拉康的对比，参见《瓦解的逻辑：后结构主义思想与批判理论的主张》(Peter Dews, The Logics of Disintegration: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and the Claimsof Critical Theory［London, 1987］)；至于近期的再评价，请参见《颠倒与乌托邦：对精神分析与批判理论的研究》(Joel Whitebook, Perversion and Utopia: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Critical Theory［Cambridge, Mass., 1995］)。

^[22]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概念，指技术理性的进步消解了高雅文化中的对立和超越因素。——译注

^[23] 比如参见《用福柯重访马尔库塞：当〈论解放〉遇到〈性史〉》(Paul Breines, “Revisiting Marcuse with Foucault: An Essay on Liberation meets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Marcuse, eds., Bokina and Lukes)。这本文集中的其他文章试图把马尔库塞重新置于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

^[24] 福柯的《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谁才是“历史的否定者”？》(Foucault, “Adorno, Horkheimer, and Marcuse: Who is a ‘Negator of History?’,”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trans. R. James Goldstein and James Cascaito［New York, 1991］, p. 119-120)。福柯曾经和作者提到，1977年的《辩证的想象》的初版法文翻译第一次提醒他存在相似性。比较福柯与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成为一种频繁的消遣，比如参见《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Axel Honneth, Critique of Power: Reflective Stages in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trans. Kenneth Baynes［Cambridge, Mass., 1991］)与《批判与权力：重铸福柯与哈贝马斯的辩论》(Michael Kelley, ed,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Cambridge, Mass., 1994］)。

^[25] 比如参见《本雅明的基座：对瓦尔特.本雅明的新阅读》(Benjamin's Ground: New Readings of Walter Benjamin, ed, Rainer Nâgele［Detroit, 1988］) 中收录的文章。

^[26] 德里达的 “法之力：权威的‘神秘基础’”(Derrida, “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i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ed. Drucilla Cornell et al.,［New York, 1992］)。

^[27] 比如参见《世俗的启明：瓦尔特·本雅明与超现实主义革命的巴黎》(Margaret Cohen, Profane Illumination: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Paris of the Surrealist Revolution［Berkeley, 1993］)。

^[28] 《新的星丛：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伦理/政治水平线》(Richard J. Bernste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Cambridge, 1991］)。

^[29] “对后现代问题的些许附录”(Jean-François Lyotard, “A Svelte Appendix to the Postmodern Question,”in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Bill Readings and Kevin Paul［Minneapolis, 1993］, p. 28) 。

^[30] 《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坚持》(Fredric Jameson, Late Marxism: Adorno, O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New York, 1990］, pp. 249-252)

^[31] 关于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请参见“课堂里的阶级斗争？美国’研讨课马克思主义’之谜”(“Class Struggle in the Classroom? The Myth of American ‘Seminarmarxism’," Salmagundi, 85-86［Winter, Spring, 1990］)。斯蒂芬·T.伦纳德(Stephen T. Leonard)也辩称无论如何，批判理论还是在诸如批判教学法、女性主义、解放神学这些领域产生了可观的实践效果。请参见他的《政治实践中的批判理论》(Stephen T. Leonard, Critical Theory in Political Practice［Princeton, 1990］)。也可以参见一本早期文集《批判理论与公共生活》(Critical Theory and Public Life, ed., John Forester［Cambridge, Mass., 1985］)。

^[32] “都市航线：法兰克福与纽约之间的社会研究所"("Urban Flights: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between Frankfurt and New York, in Force Fields: Betwee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ultural Critique［Berkeley, 1993］) 。

^[33] 《深测大饭店：批判理论的相片传记》(Willem van Reijen and Gunzelin Schmid Noerr, eds., Grand Hotel Abgrund: Ein Photobiographie der Kritischen Theorie［Hamburg, 1988］)。

^[34]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R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rans. Michael Robertson［Cambridge, Mass.,1994］)。

^[35] 《阿多诺》(Adorno［Cambridge, Mass., 1984］) 一书试图纵观他的整个生涯。《马克思与总体性：一个概念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历险》(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Berkeley, 1984］)试图把批判理论对总体性概念的反思置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总体之上。《永恒流亡：从德国到美国的知识分子流亡》(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New York, 1985］) 收录了我有关研究所的历史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等其他流亡者的诸多论文。《一段无法主宰的过去：列奥·洛文塔尔的自传反思》(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Berkeley, 1987］)是洛文塔尔的文本和采访的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