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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经济理论如何可能？》导言

〔匈〕基什·亚诺什 著

2022
雷乐天 译


　　译者按：《批判经济理论如何可能？》最初由布达佩斯学派哲学家马尔库什·乔治（Márkus György, 1934—2016）及其两位学生基什·亚诺什（Kis János, 1943—）和本茨·乔治（Bence György, 1941—2006）在1960至1970年代之交撰写，但直至1992年才以匈牙利文首次出版。[1]该著旨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期回应1968年西方新左派运动和“布拉格之春”的失败以及两者之间的深刻分歧。在本茨和马尔库什分别于2006年和2016年相继去世之后，基什承担起了编辑该著英文版（2022）的工作。本文是基什为之撰写的导言[2]，也是对该著内容的扼要概述。中译初版（2024）刊于《复旦政治哲学评论》[3]，本稿（2026）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若干修订。


引言


　　《批判经济理论如何可能？》动笔于动荡的1968年的余绪之中，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本著旨在回应西方的新左派和东欧的“布拉格之春”这两场平行起义及其失败，以及这两场平行运动之间的意识形态张力。本著的作者——马尔库什、本茨和我——通过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来回应那些岁月里的希望与失望。这些再思考的结果便是这一书稿。
　　诚然，《批判经济理论如何可能？》的创作基于一个信念，即新左派的目标和“布拉格之春”的愿景可以相互弥合。我们也确实曾经预想，这两场运动的失败是暂时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信念和这一预想都是错误的。不过，本著的主题和分析构架超越了其所诞生的历史语境。我相信，只要马克思的理念继续对社会和政治思想发挥其经久不衰而饱受争议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性再诠释就不会失去其现实意义。
　　《批判经济理论如何可能？》的背后有一个特别的故事。1968年至1969年之交，马尔库什邀请本茨和我与他一起共同从事一项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批判经济理论如何可能？》的基本观点，就是在这项未竟的历史哲学研究中萌生的。

一、历史哲学


　　1960年代，具有批判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critical Marxists）[4]开始挑战自第二国际以来在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读——“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其他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他们自己的称呼，以区别和反对以伯恩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
　　正统马克思主义包含两条原则。第一，每个社会都遵循着同样的社会演进道路——从“原始共产主义”出发，通过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最终到达“成熟共产主义”。第二，这条道路的推动力是一股非人性的、几乎是自然必然性的力量；在这条道路上，进步的节奏或慢或快，但不可阻挡，也不会走向他途。
　　尽管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之间出现了决裂，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念，后来很好地服务于苏联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种观念的哲学批判，进而也就跟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看来，上述两条原则构成了一种“单线性的进化论”（unilinear evolutionism）。
　　1960年代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拒绝这种单线性的进化论。他们从晚近（再）发现的青年马克思作品——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寻求理论支持。通过对青年马克思的解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构建起一种替代性的历史观：人不仅仅是历史必然性的载体；在任何时刻，人都必须从一系列选项中作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和行动的总和，可以改变——并且实际上确实改变了——社会变迁的历程。
　　进而言之，生物性并非是人作为一种动物的其全部，另一部分是社会创造的物质和符号文化。不仅历史的方向并非是一劳永逸地注定了的，而且人性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随着人类自身创造并内化为己有的社会文化而发生变化。正如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所言：“人造就其自身”。
　　以上就是对“作为动物的人类”这一范畴的描述。同时，这一范畴也具有价值的或规范的属性。这也就是说，人性所具有的开放性意味着一种值得过的生活的理想，以及一种可取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之所以可取，是因为它能够保障每个成员实现良善生活的平等机会。马克思对此所作的描述性命题是：每一代人都继承他们积攒下来的广义而言的文化产品，并且从这些可供选择的文化产品中作出自己的选择。
　　这一描述性命题的价值性和规范性意义是：人类的良善生活，就是人们根据他们自己对于怎样的生活才是良善生活的看法，同等自由地追求他们的个人生活事业；同时，平等地参与到关乎社会的发展方向、优先事项以及对待社会成员的方式的集体决策之中。在一个良善的社会中，成员在其个人生活中自由地实现其固有的潜能，成为多面的、和谐的个体；成员在其集体生活中对作为个人选择和行动的总和的公共结果施加影响，从而制定和执行他们个人生活中有意义的选择。
　　青年马克思主张，这一理想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世界历史的进步会创造出将这一理想具体化和现实化的条件。然而，这一理想从未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真正得到实现。历史上，人所借以发展成为自由、多面与和谐之个体的文化载体，要么是人们无法获取的，要么仅限于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明文规定的地位不平等之上，每个人的权利都仅限于其特定的地位群体，受制于社会习俗和正式法律的约束。即便是地位较高的个体，其选择也受到个人品行规范的严格钳制。
　　正如马克思坚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尚未分化的制度体系协作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公民生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在制度上互相联结。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前资本主义体制中，某一次级领域一旦发生变动，就势必会威胁到其他领域的存续，进而导致整个前资本主义体制的崩溃。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前资本主义社会意味着地位不平等、人身依附和对生活机会的严格钳制。
　　马克思认为，通过让商品生产与流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互动形式，资本主义破坏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明文规定的地位等级制和严格的品行规范。即便是工人，也在此意义上被解放了。然而，这种解放伴随着沉重的代价。明文规定的地位等级制或许被淘汰了，但它留下的真空却被非正式的劳资关系的等级制填补了。社会关系所具有的人性属性，也与明文规定的等级制一道消退了。社会变得原子化，典型的社会关系不过是陌生人之间纯粹基于自身利益的契约协议。这些互不协调的个体的决策与行为，通过非人化的市场机制汇聚在一起，以至于无人能够掌握最终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遵循着某种类自然规律，这些规律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决定了社会过程及其结果。这就是马克思所称的“物化”（reification）现象，而正是这种物化构成了他所谓“异化”（alienation）现象的根源。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那些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在马克思本人看来，其实只是某种特定从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的特征。同时，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过渡的历史阶段，终将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过真正的社会关系联结起来，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获得物质和文化产品的渠道，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自由选择他们作为个人想要追求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机会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将社会进程置于他们的集体控制之下，每个人都有权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集体决策。这样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而能够带来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是工人阶级。

二、两项限定条件


　　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在上述观点的基本轮廓上达成了共识。他们同样认为，无论是以市场监管和福利国家为特征的新型资本主义，还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都属于物化和异化的历史世界。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对于全人类而言，仍然是一个未竟的目标。我们认同批判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并且试图将其发展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历史哲学。更确切地说，我们在认同这一观点的同时，也附加了两个重要的限定条件。
　　第一，1960年代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成熟”马克思的部分著作，已经危险地趋向于后来成为单线性的进化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些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满足于引用“成熟”马克思那些与单线性的进化论相矛盾的其他论述——例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略部分、寄给薇拉·查苏利奇的关于俄国能否实现从村社直接过渡到完全发达的共产主义的信等等。
　　然而，我们并不满足于此。马克思的进化论可能十分粗糙，但与其完全抛弃进化论，我们主张根据生物学中的“新达尔文主义综合”（neo-Darwinian synthesis）和当代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中的“多线性的进化论”（multilinear evolutionism），以一种新的进化论取而代之。指导我们这一工作的重要观念是：多线性的进化论能够与青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互相弥合，通过个人在众多选项之中的选择，并基于这些选择的行动的总和，来解释社会变迁。在我们合作从事研究的第一年中，这种互相弥合的尝试处于我们这项工作的核心。
　　第二，我们与主流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在立场上不同的另一点在于，大多数批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的“成熟”著作，不过是他对自己在1840年代发展起来的相同哲学观念在不同场合的新表述而已。他们从未回答过一个问题——事实上，甚至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述为何如此卷帙浩繁？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早年思想和晚年思想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转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体制运行的看法。这些手稿的创作并不旨在提供一种取而代之的经济理论，而是主张以共产主义思想超越经济视角。《资本论》的立场则不同：其宗旨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而是提供一种哲学导引的经济理论，取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于是，我们试图解释马克思思想中从“对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向“哲学导引的经济理论”的转变。这一探寻最终导致我们在1970年将原来的历史哲学研究转变为本著中的经济理论研究。
　　毋庸置疑，任何时代和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高度重视《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他们的这种高度重视往往是片面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是：《资本论》对经济理论的主流问题给出了非主流的答案。他们的这一理解并非毫无根据。马克思的确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他的价值理论、货币理论、经济再生产理论、收入分配及其趋势理论、商业周期理论、公司及其市场地位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也的确是作为传统经济科学的替代品出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此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这种对《资本论》的诠释并非毫无根据，但却是十分片面的，这是因为它未能回应一个事实：《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看法的批判，存在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哲学维度。
　　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20年代尚未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便提请我们注意到了马克思批判中这个更深层次的哲学维度。1960年代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沿着这些哲学家的路径，在发现青年马克思的手稿的同时，也发现了安东尼奥·葛兰西、卡尔·科尔施、乔治·卢卡奇等人的著作。不过，1960年代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1920年代的前辈，跟1960年代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本人一样，对《资本论》的看法也很片面，虽然片面的方式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在他们看来，《资本论》的经济内容与其批判内容是无关的。
　　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面。毕竟，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不同于1920年代的尚未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和1960年代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愿意无视《资本论》的经济内容，或是仅将《资本论》视为马克思重申其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哲学批判的另一个场合。
　　我们认为，《资本论》旨在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力求构建一种批判经济理论：一方面针对常规经济学问题给出了非常规的回答，另一方面则提出了非常规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常规经济学的探讨范畴，却又与之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而非仅仅是对常规经济学的某种附带补充。

三、什么是批判经济理论？


　　简而言之，我们将《资本论》视为一种涵盖两个层面的资本主义制度理论：常规层面与批判层面。在常规层面上，如前所述，《资本论》对经济学的常规问题给出了非常规的回答。在批判层面上，《资本论》旨在展示，为何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常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仅体现在许多具体的主张上，而且体现在其知识根基上。常规观点认为，利润是资本（物）的投资的果实；马克思认为，事实上，利润是劳动者（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仅如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经济组织的自然形式，服从不可挑战的外在规律。马克思认为，事实上，剩余价值的转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资本和劳动的社会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因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与除了其自身的劳动力之外不拥有任何东西的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是历史进程中的人际互动所造就的产物。
　　马克思的这一论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暗示资本主义可以——而且应当——被克服。资本主义可以被克服，是因为既然它是历史地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就能够在历史中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应当被克服，则有多个原因。首先，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是与压迫和剥削系统性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次，资本主义体制下，每个人——包括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都不可免于市场的非人性法则的统治。因此，资本主义应当被一个基于自由和平等的劳动者之间的自愿联合的社会体系取代，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者的统治和市场的非人性统治这两者中解放出来。
　　这一论题还具有更深层次的批判性。资本主义体制的参与者作为局内人，无法看清该体制是一种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的体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局限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日常之中。于是，资本和劳动关系看似是一种自然关系，服从于自然法则，而利润似乎是资本投资的回报。
　　然而，这引发了更进一步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的参与者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观点为何能够统治他们的思考？如果我们身处于绕着太阳旋转的地球上，我们如何能够看见绕着地球旋转的太阳呢？《资本论》也旨在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马克思试图解释资本主义体制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运作；另一方面，他试图解释为何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其在资本主义参与者眼中的模样不一致。他试图让他的理论提供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相，同时也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和“资产阶级”经济科学中出现关于资本主义的系统性误解的机制。
　　以上似乎就是马克思关于批判经济理论的全部内容了，但其实并非如此。对于马克思而言，很清楚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有其历史根源的事实，并不足以证明资本主义体制必将转型一个为自由与平等劳动者的联合体。这种转型的可能，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种制度性的协议——这个协议类似于资本主义，是现代的，是以动态变迁为导向的；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是，在该协议下，每个人都能够掌控他们的个人生活，并集体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这样一种伟大的转型，同样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种从资本主义通达这种制度性协议的路径。要想回答这两个问题，历史哲学本身是不够的，需要来自经验社会科学的证明。
　　《资本论》虽然缺少关于“共产主义经济与社会如何组织”以及“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单独章节，但是包含了马克思很多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只言片语，跟他对资本主义体制运作的看法纠缠在一起。从这些只言片语之中，我们可以勾勒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经济是怎样具体运作的。20世纪初的每一位社会民主党人都清楚，“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不会依靠市场来决定生产目标和生产资料在不同部门的分配方式，而是将能够直接地决定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并且直接计算出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成本。他们将通过理性计划，自觉和事先地（ex ante）监管经济，而不依赖于市场的自发机制，幕后和事后地（ex post）纠正独立经济决策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错误。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是什么呢？《资本论》详细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自我崩溃的影响将使工人获得建立替代性经济组织的机会和必然性。然而，我们发现，马克思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底线观点。根据这种观点，通过将人际经济联系普遍化，通过摧毁一切阻碍经济增长的传统，通过结合生产过程和自然科学，通过赋予经济发展以技术革新的持久动力等，资本主义提供了那些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
　　但是，这些条件的满足也只是提供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而要实现这种可能，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主要社会团体，还必须有动力去实现共产主义，并抵制那些反对势力。在“青年黑格尔”阶段，马克思就已经萌生了一个观念：如果大众没有被激进需求——例如那些由旧体制产生但却无法在旧体制内得到满足的需求——动员起来，激进变革就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中写道：“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正是这一观念，使得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反对将共产主义仅仅描绘成一种理想。他主张，共产主义必须是一场由“现实力求趋向思想”的运动。尽管“激进需求”一词并未出现在马克思的晚期著作中，但在《资本论》中仍是一个核心观念：作为一个集体的工人阶级是被一些需求动员起来的，这些需求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兴起，但却无法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得到满足。
　　这一观念给马克思带来了其批判经济理论著作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意涵。在他看来，这一观念的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工人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激进需求，以及这些需求在社会变革意义上所必需的东西。对于马克思而言，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是一场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完成。这场运动始于自发，然后一步步地发展成为一种有意识和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而马克思视其批判经济理论为这场运动的组成部分。对这一观点的最佳诠释，大概莫过于批判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在两者的对话中，理论为运动提供关于资本主义运行及它如何能够被克服的体系性观念，而运动则为理论提供其日常实践中的种种洞见。
　　最早以这种精神来阐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是1920年代尚未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们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即社会科学的实践立场——无论是批判现实的还是为现实辩护的——排除了社会科学的科学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理论中的经济部分无动于衷，原因可能就在于此。但马克思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区分了伪装成普遍原则的具体阶级利益——他称之为“意识形态”——和那些只为了普遍原则的实现而站在某一阶级立场上的理论家。他坚信，只要与代表普遍原则的阶级站在一起，就能够确保科学客观性。
　　我们不赞同这种对社会科学之真理性的粗糙辩护，但我们跟那些19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持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无论一个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实践承诺是怎样的，只要他们就客观社会事实发表看法，他们的理论就是真实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有机关系，并不改变那些跟理论本身有关的问题。这就是说，理论要么正确，要么错误。因此，理论必须从其前提得出可检验的结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并不会使得理论丧失其可检验性。据此，我们确信，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可以——而且也应该——得到严格的正确性检验。

四、马克思的范畴：赞成与反对


　　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批判经济理论的总体观念是有成效且有吸引力的。我们当时的判断是，通过将经济学嵌入到一个更广阔的批判理论框架中，马克思提出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也认为，他对这些问题的一些回答已经被证明具有持久的有效性——这方面的例子，我愿引用马克思的关于虚假意识、商品拜物教、物化和异化的理论。《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理论对经济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马克思关于就业与失业的理论也被证明极富洞见。
　　与此同时，我们也怀疑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其他一些回答可能是错误的，而这些错误似乎威胁到了他的批判经济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正确性。当我们意识到批判理论的总体范畴与其具体主张之间存在着张力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便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转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事情经过如下。当我们在从事最初的研究计划时，每个人都就我们研究的若干问题撰写了一份提纲。1969或1970年的某一天，马尔库什给了我们一份两三页的关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的提纲。这份提纲后来成为了本著的第二章，题为“使用价值的二律背反”。马尔库什提请我们注意，在《资本论》及马克思的较早著作和手稿中，使用价值这一概念并不明晰。
　　一方面，马克思将使用价值视作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概念：任何具有使用价值的物件，必须是技术和文化规范的对象，技术和文化规范规定了它的使用和使用方式。这些规范经常是与社会地位相关的：不同地位的人可能有与其地位相关的具体规范，这些规范决定他们被准许和被建议做什么。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认为，使用价值代表了一种人与物——人所需求的对象——之间的直接而自然的关系。这种理解与上述对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诠释相矛盾。而且，这一理解并非马克思著作中的一时失策：将使用价值视为人与其所欲的物之间的直接而自然的关系的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范畴中发挥了系统性的作用。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们就开始研究造成这种对使用价值概念的理解的特殊背景。本著第三至第六章是这项研究的结果。
　　我且简要总结我们的发现。马克思认为，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的次级体制，其所发挥的一般作用，可以在纯粹自然的意义上描述出来。一方面，他认为经济应该满足人类对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他认为，经济还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功能，即跨部门地分配可用的资源，从而使得社会能够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固定的产品，或以固定的成本生产出最多的产品。
　　在马克思看来，从原则上说，经济所能够提供的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都能被自然地、技术地确定。他也相信，一个与其他社会次级体制分离出来的经济体制是可能的——这意味着划出一条界线，一边是纯粹自然的个体关系，另一边是非经济的次级体制监管的具有经济的和社会关系特征的联结个体的事物。
　　然而，马克思很清楚，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完全且持久地实现了这一分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经济嵌入在其他非经济目的的次级体制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与社会之分离的社会形态；然而，这种分离的方式并不恰当。
　　通过将对生产资源的控制权分散给无数私人所有者，资本主义体制将确定所需商品种类以及在各产业部门之间分配资源的任务交给了市场。然而，市场并不直接地识别人的需求，而是依赖“有效需求”这一替代指标；市场也不直接地识别生产资源，而是识别追逐利润的资本和寻求工资的劳动力。尽管生产成本由“活的劳动”和“死的劳动”构成，但市场价格并不严格与劳动成本成比例。
　　这种不成比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市场价值经常性地波动，无法确定价格和产品关系与产品所含的劳动相对应的交叉点。第二，虽然在理论上这个交叉点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但事实上它不存在。不存在的原因之一在于，价格的利润部分系统性地转移自产品价值的剩余劳动部分，因为资本总是向着可以获取最高利润率的地方移动，这一移动的结果是平均利润率。第三，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所有者，能够在他们的掌控下收取租金，这里不存在类似于以劳动来衡量的产品价值的东西。这些也是马克思去世几年后由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未完成的主要论题。
　　马克思的早期批评家提出，《资本论》第三卷的立场和第一卷的立场是矛盾的。第三卷关于市场价格的解释给平均利润率和寻租的可能留下了空间，而第一卷假设市场价格和劳动成本是严格成比例的。这种反对意见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第一卷中发展出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想模型之上的——这一模型是由一些反事实的假设定义的。第一，马克思假设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处于永恒的均衡之中。第二，他假设在这种均衡状态下，供给和需求能够消除对方的影响，使得生产的技术成本可以决定商品价值。第三，他假设利润率向平均水平倾斜的趋势，而未考虑作为成本的租金。这就意味着，商品价值与根据劳动衡量的价值是严格成比例的。更进一步而言，《资本论》第三卷所描述的，是非人的经济资源——资本、土地以及生产的其他自然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剩余价值再分配。
　　倘若要为《资本论》第一卷中决定了其理论模型的这些假设进行辩护，马克思本可以主张，这些假设提供了一种便利，使得我们可以在排除各种干扰的情况下，审视劳动和价值、被征用的剩余劳动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借用黑格尔形而上学的逻辑术语，坚持认为第一卷中的模型揭示出了资本主义体制的“本质”，而第三卷接近于资本主义真实情况的经验事实，所描述的是资本主义体制的“现象”，即它向其成员展现出来的东西。这种理想化模型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无法得到辩护的。
　　事实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即便马克思的理想模型具有逻辑演绎上的优势，他的范畴也难以得到辩护。这里的问题倒不在于马克思的那些早期批评家所提出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存在着形式上的矛盾。事实上，两卷之间不存在形式上的矛盾，因为两卷是对资本主义体制在不同维度上的抽象。第一卷旨在考察理想情况下的资本主义市场，而第三卷是对一个更为现实的图景的批判。与此同时，第一卷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市场在最坏情况下的本质。因为它展示出，即便是在最佳状况下，资本主义也必然是一个具有剥削性的体制。即便当所有商品都以其以劳动衡量的价值交换时，即等值对等值的时候，资本主义的运行也必然是具有剥削性的：资本家的收入本质上是剩余劳动的转移。第三卷将这一过程在经验上更充分地揭示出来了，从而使得第一卷中的反事实假设更加清晰化了。
　　我们发现，真正的麻烦在于，《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模型本身是有问题的。首先考虑马克思的假设：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互相将对方抵消。供给与需求互相抵消，意味着供给与需求不是价值概念的构成因素，意味着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生产的技术成本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在均衡状态下，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不对生产成本——商品价值正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产生因果效应。
　　让我们暂且为了论证的方便有条件地接受这个假设，即供给与需求不是价值概念的构成因素，从而聚焦到供给与需求互相抵消的因果效应上。马克思认为，作为生产成本的产品价值，是由“社会所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在一定的总体技术水平下，不同的生产单位具有不同的生产率，而“社会所需的”劳动量即为这些生产率的平均值。
　　然而，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并非总是处于一个固定的交叉点，而是不断发生变动的：在某一时刻t1，均衡位于某一生产水平上，在t1至t2之间，均衡的生产水平扩张，在t2至t3之间，均衡的生产水平收缩，依此类推。生产水平的扩张会使得低生产率的生产单位介入到生产活动中，从而提高“社会所需的”平均劳动量。因此，认为在均衡状态下，供给与需求不会对特定类型商品中“社会所需的”劳动量产生因果效应，是错误的。即便假设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不属于价值的构成要素，这种因果效应也是存在的。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放弃这一假设。马克思认为，所有生产投入最终都可归结为劳动投入。但即便如此，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也无法简单等同于该产品中所物化的劳动量。究竟什么是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换言之，在何种条件下，生产某种产品才会给社会带来成本？答案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生产产品才会产生成本。如果所有产品都是由来自天堂的甘露[5]制成的，那么满足某种特定欲望便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因为满足这一欲望并不需要牺牲其他任何欲望。
　　但是，产品并非来自天堂的甘露，必须被生产出来。当一定量（x）的劳动（L）用于生产单位产品（G）时，同样的劳动时间和技能就不能用以其他目的。这些其他目的构成了生产单位产品（G）的成本。单位产品（G）的生产总是伴随着牺牲，因为要生产单位产品（G），其他目的就必须被放弃，而这些被牺牲的目的的重要性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使用一定量（x）的劳动（L）的成本也并非一成不变。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社会需求的结构是劳动投入成本的决定性因素。
　　从以上论点出发，本著主张：对生产的社会成本的衡量，必须通过一些制度性框架才能实现——通过这些制度性框架，私人用品生产的社会成本能够由市场来衡量。通过无数次市场交易，人们对替代性产品的价值进行排序；通过个人选择的总和，市场建立起生产产品的社会价值以及生产它们所需的社会成本。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没有市场，就无法做到这些。因此，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一个无市场的社会体制的设想具有根本缺陷。
　　即便我们退一步说，上述所有反对意见都站不住脚，由于另一大难点，马克思的范畴也是脆弱的。马克思关于产品价格与由劳动衡量的价值成比例的看法，是一种经验的预测，因此必须在经验上可以得到检验。而要使得它可以得到检验，生产一个单元产品“社会所需的”劳动量就需要独立的度量衡，不同产品所要求的无数种类的劳动就必须能够在同一尺度下进行量化比较。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的资本主义经济里，这种度量和比较都是不可行的。因此，《资本论》第一卷中模型倘若要成为一个可检验的假说，就必须想象一个可能世界，其中“社会所需的”各种类型的劳动能够被独立地衡量和比较。
　　马克思认为，这一世界是可能的，这一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经济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经济中，生产成本可以直接由劳动来衡量，不同类型的劳动是可以互相比较的，机械化的进步使得各种专业劳动能够化约为简单活动的组合，生产成本的计算和比较可以在简单劳动的同质单位中实现。另言之，《资本论》第一卷所仰赖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有效性，仰赖于隐藏在《资本论》背景之中的共产主义经济蓝图的可行性。
　　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本著主张这一共产主义经济蓝图并不可行。第一，我们试图说明，所有专业劳动都能够化约为简单劳动的这一预言是有误的，通过简单劳动的共同单位来衡量和比较各种类型的劳动是不可能的。第二，我们主张，即使各种类型的劳动都可以在简单劳动的共同单位中得到衡量和比较，劳动也不是生产成本的合适尺度。我们的结论是，马克思关于非市场和中央计划的劳动时间经济体制（labour time economy）的蓝图，既不可取也不可行。
　　此外，我们也发现，《资本论》中的激进需求这一概念存在着缺陷。《资本论》将赤贫化视作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主要驱动力。赤贫化看似是一种非常激进的因素，因为赤贫化威胁到了工人的基本生活条件。然而，我们识别出了赤贫化理论的两个主要问题。
　　其一，它未能预测到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长期趋势。即使是马克思试图完成其代表作[6]之时，在他所居住的英国这一资本主义模范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就已经在上涨。马克思并非对此毫不知情；他在其理论中试图以不同方式容纳进这一现象。例如，他引入了一个概念上的区分，即“绝对赤贫化”和“相对赤贫化”。相对赤贫化并不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赤贫化，而是指上涨的利润率和上涨的实际工资率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
　　其二，即使马克思关于赤贫化的预测是正确的，激进需求的概念仍然是可疑的。这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赤贫化是否会促使工人们去拥抱一种特定的社会——其中，他们作为个体时在自己掌控下自由选择他们生活、同时作为共同体成员时在集体掌控下自由决定他们的社会共生。赤贫化虽然可能促使可怜人（misérables）发动起义反抗资本主义秩序，但是并不会提供给他们建立一个基于自由、平等和团结的新秩序所必需的思想和动机工具。

五、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


　　我们发现，马克思关于批判经济理论的实质范畴很成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他的批判理论作为一项事业是有吸引力而且有成效的。两者之间的这种张力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马克思的事业能否能够得到挽救；如果能够，如何挽救？第一，我们认为，基于《资本论》第一卷模型的理论显然是无法辩护的。所以，我们相信，批判理论的任何光明前景，都必须从放弃这一理论开始。第二，我们发现，由于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剩余价值理论与中央计划和非市场的劳动时间经济体制不可分割，这两个理论也必须一同被放弃。第三，我们发现，《资本论》关于激进需求及其主体——即潜在的革命工人阶级——的看法也不具有前景。如果这么多内容都被视作不可持续的，那么还剩下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迫使我们作出一个抉择。我们当时可以选择——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那样——保留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于物化和异化的秩序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秩序系统性生成的虚假意识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同时放弃马克思遗产中的革命承诺。这一选择势必将使得我们转而拥抱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第二个选择，则是寻找激进需求的新案例及其动员的新社会群体，同时描绘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这一秩序虽并不同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但承诺会比资本主义体制或苏联式体制更加具有正义和团结的价值。
　　我们有勇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所描绘的“由物化和异化主宰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与“物化和异化完全被消灭了的共产主义制度”之间的二元对立，并非一个可辩护的新型秩序蓝图的一部分。诚然，我们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即物化和异化是严重的社会缺陷，而且一个没有任何异化和物化的社会是值得追求的。但是，我们认为，构建这样一种不存在任何异化和物化的社会的蓝图，注定会沦为一场空。
　　这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走向这一社会理想的进步是一场不会终结的斗争。一个可取且有效的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愿景，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即这一社会能够使得“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为消除物化和异化、剥削和压迫、人身依附和不平等而斗争，而且提供一种比起资本主义民主能够更加显著地支持这种解放斗争的制度框架。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愿景并非——也无法达到——那种物化和异化已经被激进地完全消灭了的永恒状态。我们所能期望的是向物化和异化的种种具体症状发起攻击。因此，不会有最后的斗争，只有无止尽的一系列斗争。
　　我们主张，这是能够维系马克思思想之连续性的唯一途径。这一途径结合了我们对批判理论作为一项事业的信仰，以及我们对马克思那些已被证明不可靠内容的拒绝。我们将那些已被证明谬误的内容替换为有更大几率正确的内容，弥合了我们对马克思基本观念的信仰和我们对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内容的详尽批判之间的鸿沟。
　　对我们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样一种革新，不仅在理论蓝图上是可行的，而且具有实践意义上的紧迫性。我们经历了两场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平行运动的兴起和衰落：试图将东欧的苏联式政权转变为一种与民主和市场兼容的社会主义的运动，以及西方的新左派运动。我们对两场运动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并且为二者之间的隔阂感到震惊——新左派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和理论家攻击市场社会主义的主张为资本主义复辟，而东欧改革派则将新左派批评家视为新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将这些互相的误解和怀疑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所处的一般境况，并且希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更新条件的澄清，能够有助于两场运动互相理解他们的真实目标和前景。
　　这一希望被证明是天真的。在完成这部著作后的几十年，我们见证了新左派在西方的整体退场，以及基于民主和市场的社会主义在东方的无声弃置。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无条件拥护的某些价值，如今也被认为需要重新审视。《批判经济理论如何可能？》较早地回答了如今的一些对马克思的批评，包含了一段关于新兴的女权主义、性革命和早期生态运动的同情性的讨论。但是，本著也分享了马克思对经济增长的热情，以及他关于社会对自然的进步控制的理念。我们所接受的这些内容——以及其他一些内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或是需要重新考量的。总而言之，本著的立场已经被证明是在理论上不牢固的。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7]，我们三人中已无一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什转向了一种围绕着文化现代性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本茨将自己定义为一种非正统类型的保守主义者，介于两位大相径庭的非保守主义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和汉娜·阿伦特——之间。至于我的思想家园，则是以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为代表的左翼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我不认为自己可以代替三人发言，但我认为，《批判经济理论如何可能？》——尽管我已经将其置之于后——在我们的思想轨迹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记。本著对于我后来所接受的是哪种哲学自由主义，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上自然是本著的主观价值，即对于其作者的思想发展而言的价值。客观价值如何呢？本著的立场虽不稳定，但超越其写成年代的思想光环，它是否仍然值得阅读？另言之，那些对马克思的遗产感兴趣的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出于其他原因，是否有好的理由承认本著对《资本论》的批判性诠释具有原创性和启发性？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我也完全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只有本著的读者才能给出。

结语


　　《批判经济理论如何可能？》从未由其作者编辑出版。本著完成之后，很快就被匈牙利当局禁止。我国实现民主转型后，本著以匈牙利文出版。当时，马尔库什和本茨都不在国内，而我则忙于编辑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如今，作为我们三人中唯一仍然健在者，我必须为我的合著者们承担起编辑出版该著英文版的责任。我删除了一些冗余内容，理清了一些含义不明的概念。这样做并非是为了消除我们创作此著时在立场上的不确定性，而是因为我们从未对文本进行过整体性的修订。
　　与译者巴林特·贝特伦福尔维（Bálint Bethlenfalvy）就术语问题的沟通以及阿提拉·索尔达斯（Attila Csordás）对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章译稿提出的看法裨益良多。约翰·格鲁姆利（John Grumley）和保琳·约翰逊（Pauline Johnson）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建议。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心存感激。由于我们共同创作书稿的那些岁月中的成长经历，我最应当感谢的是我的朋友兼同事——马尔库什和本茨。



[1] Bence György – Kis János – Márkus György: Hogyan lehetséges kritikai gazdaságtan? Budapest: T-Twins Kiadó, 1992.

[2] Kis, János. “Preface,” pp. XI-XXVIII. In Márkus, György, János Kis, and György Bence. How Is Critical Economic Theory Possible? Edited by John Edward Grumley and János Kis. Leiden: Brill, 2022.

[3] 亚诺什·基什，《〈批判经济理论如何可能？〉导言》，雷乐天译，《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1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31至151页。

[4] 以下简称“批判马克思主义（者）”。——译者注

[5] “来自天堂的甘露”（manna from heaven）是《圣经》中的典故。——译者注

[6] 指《资本论》。——译者注

[7] 指1990年代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