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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民大会
作者：三男﹝王凡西﹞ 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李星按：作者三男，即王凡西。本文谈的是国民大会，即议会，或者说“国会”。本文值得说的几点：作者认为最民主的国会，是全民普选制产生的国会，呼吁落实类似的普选。今天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类似的普选，往往让被统治者自愿或被迫地选出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政治人物，充当民意代表。那么，抗战胜利后，民国社会有明显的政治发酵现象，作者呼吁一个最彻底的普选国会，是否符合了一部分大众的政治情绪？显然，是的。但同时，作者又认为中共在内的政治力量讨论的议会选举，属于“分赃”式的上层交易。作者不愿看到，1945年有所觉醒的那部分民国大众，往往同情地下党，或不反感地下党提出的多党联合执政道路。这背后的阶级动力，是对1927年以后十几年资产阶级秩序的强烈厌弃，而渴望“最彻底普选”在内的“新现实”。抛开这个政治现实，向抽象的大众呼吁，难免空对空。
那么，《新旗》作为一个人微言轻的共产主义刊物，表态支持地下党的主张，是否并无实际影响，反而混乱了读者的人心？确实，在抗战胜利后的历史环境里，要求人们搞清楚“都是共产主义”的各种主张有什么差异，是强人所难的。对作者来说，不如一步到位，倡导“彻底的普选”。但如此一来，又绕回来了：在当时，争取彻底的普选，且不说现实与否〔作者承认：不现实。〕，万一落实了彻底普选，地下党很可能得到巨大支持。那么这样的选举结果，能否解决作者所说的“国家根本问题”？作者并不回答，因为这让他直面痛苦的现实：地下党也许不想颠覆资产阶级，但有颠覆动力的人们，愿意追随地下党。
本文是一篇“值班”式的浅显文字，讲出了作者及其同志关于普选的主张。本文是否能启发读者？我觉得效果不会太好。但，也不必苛求作者了。正如本专栏整理的大量文献揭示的，20世纪的主流共产主义实践，往往让阶级斗争的逻辑变得含糊了，让人无所适从。21世纪的今天，当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离开了政治舞台，当资产阶级秩序下的选票政治，高度娱乐化了，当世界正沿着“科技右翼”推动的方向，进一步市场化、商品化、私有化，工人权力与“彻底普选”的关系，变得淡漠了。今天的无产者，不必非要抓着“普选”的旗帜不放。工人利益，工人行动，工人积极分子的思想网络，是无产者反抗压迫，走向觉醒的前提。）
时至今日，国民大会仿佛真的为全国人民所要求，至少，为全国各党各派所一致提出的了。但若问问个人所要求的是哪一种的国民大会，那就言人人殊，各说各的。这不是因为国民大会本身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因为国民大会原是一个空洞的名词，或空洞的机关。它能够由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产生，能够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来充实，且能够赋有各种不同的权限。这些个「各种不同」，则是由于某时某地某一国家内部各个利益相反的阶级的态度，以及它们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为贵族地主所把持的国会，时常不过是专制皇权政治的装饰品，这些国会，除了用人民的名义给皇帝的虐政加上一道护符之外，没有别的作用。为资产阶级与地主联合控制的议会，实际上也是代表着少数人的利益的，他们借用了人民的名义，给土地与财产的私有，加上了一次确认与保障。对于其他部分的人民，则除一些法律上的「平等」之外，不曾给了什么实惠。真正要解决人民与国家诸根本问题的国会，只有容纳最大多数民众的代表，并且要由这些代表们占控制地位，才能实现。这样的国会，在历史上不是空前的，例如法国一七九二年的国约会议，便是属于这一类。
我们中国现在需要哪一种的国民大会呢？给独裁政治当装饰品的吗？那毋须我们要求，人家已经给了我们了，国难会议，参政会，乃至一九三一年通过了约法的「国民大会」都是的。这样的国会，除了靡费无数国帑之外，简直连装饰民主的作用都不会起的。我们干脆的不要这样的东西。那么像美国那样的国会如何？好当然好。美国式的议会制度，比起我们的「训政」来，真有天壤之别了。但是我们要晓得，美国式的民主，自有美国式的社会制度作基础的。这个基础在其初期是美国特产的独立的农民，在后期则是在赚取全世界超额利润的庞大的资产阶级。没有前者就不能有美国式的民主，没有后者则不容有这样的民主。
中国目前是既无前者而又无后者，有的，一方面只是赤贫，破产，奴役，无告的劳苦大众，另一方面则是贪婪而恐惧的各类有产者。在此情形中，倘想简单地照抄美国式的由资产者控制的民主制，结果总只有成为「逾淮之橘」，成为一幅可怜的讽刺画的。三十余年的中华民国史上，已经有过不少这样变质的橘子，不少这样的讽刺画了。那末，我们中国究竟要有与能有怎样的国民大会呢？简单的回答：它必须比美国式更彻底的，更民主的。换句话说，必须由全国人民中占最大多数的人，在国会中占最大多数。
只有最彻底的民主，才能在历史发展上落后的国家中实现出来，并解决问题，这话初听似乎离奇，其实却是真理。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落后国家中，有产阶级「钦赐」民主的可能愈少，而广大民众也就愈加必须用最彻底的步骤，才能获得并巩固自己的民主权利了。
那末最彻底的民主的国民大会是什么呢？这便是用平等直接无记名方法普选出来的全权的国民大会。明白些说，就是这个国民大会，必须由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小，贫富，贵贱，凡在十八岁以上心智健全的人，就可以投票。国大代表应由他们直接选出，不能由政府或其他机关指定或推出。须采用秘密投票制，以免选举人遭受逼害。同时如此选举出来的国民大会，应该赋有解决国家一切根本问题的全权，不是只替政府立法，更不是徒作装饰之用。
如果国民大会真能如此产生，真能具有全权，则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自能指挥大会，自能为自己谋利益，也就是为国家解决根本问题了。
现在政府所拟召集的国民大会，当然不是我们所要求的。它不是人民选举的，而是由政府及党部派定的。它的职权，不是解决问题的（自然它也不能解决问题），而只是要通过政府已拟就的「三民主义的宪法」。此次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对它有了些修改，但本质上仍旧一样，不过除了国民党指派的以外，再加添几个其他党派指派的代表罢了。离开平等直接无记名普选的全权的国民大会，真不止是十万八千里！这样的国民大会我们不要，因为与我们根本无关。
依我们之见，中国如果真想民主，真想和平，真想统一，真想解决国家的一切根本问题，则非立即召开我们上述的国民会议不可。因为只有这样的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思，才能超出目前所有这些既成党派的利益与纠葛，才能有真正的威信，真实的权力，藉以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如：政权形式，兵队改编，经济改造，农村革新，以及一般民主之彻底改善。
如果不从这根本方面着手，固执于目前既成党派的利益，从事于上层的政治拉拢，下层的武力冲突，结果即便成立了所谓「联合政府」，划定了各党武力的地盘，召开了所谓「国民大会」，而对于国家的根本问题，亦即有关于全国最大多数人命运的大问题，却仍旧不会解决一个，也不会解决一个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赞成政府所将召集的「国民大会」，也不赞成目前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党派所热烈争执的「分赃式」的国大。我们认为要打开目前中国所陷入的僵局，唯一办法，就是各个政党放弃他们各自的法统观念，他们的偏狭成见，让全国真正的人民，能够自动起来说话，充分自主地选出他们的代表，由这些真正的人民代表来评断一下过去的各党各派，亦即这些「公仆」们，所争执的是非，并进而决定最大多数人民的命运，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
但是哪些事情才算得国家根本问题呢？我们所要求的国民大会，应该解决些怎样的问题呢？我们试略举如下：第一，当然是政权问题，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本身应该就是一个真正与直接替人民大众做事的民主政府，它应该代替旧有政府，或「联合政府」；第二，它应该立即接收与统编全国军队，用最民主的方法，成立各级兵士委员会，由兵士大家自己决定旧军队的命运，并组织新的人民武力；第三，民选各级官吏；第四，用革命手段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没收汉奸，贪污，发国难财及胜利财者之财产，救济贫民；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立即停止增发通货，反对依存外资；第五，彻底改善劳工生活，实行八小时制，由工人管理业已没收之敌伪工厂；第六，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于贫苦农民及退伍兵士，第七，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内政及武力驻屯，保证中国民族之对外独立与对内自决。
但是，有人会问，这样的国民大会真能产生吗？这样理想的政纲真能实现吗？我们不会是徒唱高调，甚至流于幻想吗？
对此疑问，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一切都得看中国的劳动大众为之斗争的决心与力量来决定。
我们毫不幻想，我们十分明白，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中，在政治的，特务的，警察的，与保甲的层层钳制之下，非但我们上述的国民大会及其政纲无从实现，便是多少带有几分真民主的国民大会也是不能产生的。
因此，我们认为：在为这个最彻底的民主议会斗争之时，必须同时进行斗争，反对现存的各种压迫。
我们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完全自由。
五月一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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