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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丝织厂五十三天的罢工(工厂通信)

作者:李阿德 来源:《新旗》1946年第3期


  李星按:本文的形式是工厂通信,是否真是工人写的,不好说。本文对行动工人的内部变化,并无描写,可能是编者根据外部信息,假托工人名义写的。但还是有几点值得说:当局对工人是“哄”,要工人先复工,老板是“拖”,不跟工人谈,警察受了工人压力,手就“松”,老板给警察压力,警察就“紧”起来了。“劳工界名人”朱学范来了,“先复工,我跟老板谈”,工人不听当局的,但听“劳工界名人”的。朱学范跟老板谈,给工人加了一点钱,但还是不如战前的待遇。本文描述了一套很常见的劳资交涉流程。
  至于工人行动最初的期待,如何坚持了几十天的罢工,什么人消极了,什么人一直坚持,工人如何与工会打交道,工人被打伤以后,又是什么打算,朱学范要大家复工,工人是什么想法,本文统统没说。当然,很多工人确实意识不到这些行动细节的意义,最关心的还是争到多少钱,本文也罗列得很详细。


  我们上海绸厂工人,自从日本强盗打进来以后,长时期都在黑暗与被压迫之下过着悲惨的生活。
  资本家还勾结日本强盗,压迫我们,减削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工作强度。这样,他们可以大发其国难财。资本家大腹便便,工人就脸黄肌瘦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以为从此天亮了。可是不然,半年来我们还是在饥饿线上挣扎。工资没有增加,待遇没有改善;我们忍无可忍,只好起来斗争。
  首先我们邀集了各厂工友,建立起自己工会的组织——上海丝织业工会。同时再向厂方提出最低生活改善的要求。可是等了好多天,谈了好多次,资本家总不肯给工人一点点利益。我们知道单靠祈求资本家发慈悲是没有办法的,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来斗争,才能发生效力。于是在三月十九日我们就实行坐厂怠工了。
  怠工了十几天,资本家还是顽强拒绝。不得已我们一面宣布罢工,一面请求社会局调解,但当局对工人的事根本不起劲,没有结棍的话,始终像哄小孩子似的哄哄我们,叫我们先安心复工工作,慢慢从事调解。我们听从当局的话,先行复工了。
  复工的那一天,资本家见我们驯服可欺,就向工人进攻了。源通绸厂的资本家打头阵,当即停止工人饭食,谩说工人包围工厂,叫警察分局来逮捕工人,并驱逐工人出厂。当时我们忍无可忍,就邀集各厂代表开会,并向格兰路警察分局要求释放被捕九工人。警察分局见工人群众要求,答允释放工人。不料资本家代表来了,不准警局释放工人。这时工人愤怒万分,包围那三个资本家代表,要求他们担保立即释放被捕九工人,警局见资本家被工人包围,就用大队武装警察乱刺工人,又用自来水乱浇工人,架起机关枪,如临大敌。当时工人被刺伤很多,血流满地,其状之惨,令人伤心!
  我们各厂代表向社会局请愿,但没有一点结果。后来,四月二十日,我们决定举行一次示威。那天参加的男女工人有二万多人,天下着雨,淋得我们衣服透湿,可是我们为着生活改善的要求,不管天雨,都从沪东,沪西,沪南,沪北等地方集中拢来,我们手里拿着要求的旗子,口里喊着要求的口号,排着队伍向前进行。我们这次游行示威,目的是在取得社会的同情;诉说自己的痛苦;争取罢工的权利;以及表示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
  果真,这次游行示威不是白费力气的。资本家及其帮手们自然有点吓起来了。预算请出朱学范先生来调解,朱先生的调解当然亦不出朱先生的老办法,就是叫我们工人先行复工然后谈判,先给资本家一个面子。我们只得听从朱先生的话,先行复工了。但这次资本家见过我们工人团结的力量,不敢像上次一样反攻了。于是就由朱学范先生邀集劳资二方在大西洋饭店谈判。结果,答应我们的要求,其大意如下:
  (一)工资照战前一元六角底薪依生活指数计算(如天香绢以八码二五,一元六角底薪计算;素绢以三十码一元六角底薪计算;明华葛以四十六码一元六角底薪计算;光明缎以二十八码三,一元六角底薪计算;……等)。
  (二)等经等纬工资照给,每天以五角底薪计算。
  (三)二月份工资照法币一千七百五十元普加五成照码计算之。
  (四)津贴夜工点心钱每天五角底薪计算。
  (五)码尺英尺四十寸计算不折不扣,公尺九五扣。
  (六)女工生产期内工资照给,以五角底薪计算。
  (七)一号十六号及纪念日放假,工资照给。
  (八)厂方要开日夜班须经老工人同意。
  (九)难做生活大众做不到一元六角,照一元六角底薪计算发给工人。
  (十)饭钱以二角底薪计算,先由厂方垫付,钱在工人工资内照扣,不足由厂方补贴之。
  (十一)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开除工人须经工会同意。
  我们这次罢工共计五十三天,在这五十三天内我们受尽侮辱,压迫,饥饿,痛苦。但终于得到胜利了。我们得到的利益,是靠我们自己团结和斗争的力量,可是我们得到的改善,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生活。
  我们从这次罢工斗争所得的教训,深深知道资本家是不肯和工人合作的,或自动给工人改善生活的。只有我们自己团结紧,斗争得澈底,才能得到生活的改善。

  记者按,工友李阿德将他参加罢工的经过写给我们,其中所说是极可珍贵的。他还附了一封短信,说他在街上买了本刊第一期,知道本刊是站在工人立场上说话,所以才写这篇通信给我们。我们希望每期至少有一篇关于劳苦大众生活和斗争的通信,但这是有待于读者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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