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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口号的复活
作者：凤冈〔王凡西〕 来源：《新旗》1946年第4期
李星按：本文分析抗战胜利后民国社会及其思想，比较精到。后来几年的历史，证明了“和平、粮食、土地”，尤其是和平，确实成为最广泛大众，包括一部分中上层的强烈心声，构成了蒋党统治崩溃的社会前提。
说两点：
1．作者受时代局限，对“党”和“阶级”的看法，是彼此分离的。本文中，他描述的“先锋党”，是没有变化的，有变化的是阶级：几经波折，阶级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领导。这样的描述，我们今天知道，并不符合俄国革命的实情。是阶级的变动推动了列宁及其组织的变化，在统治危机、革命危机的几个月里，“党”本身经历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与阶级互相呼应，互相促进也互相鞭策。
2．作者指出美援延缓了蒋党统治的灭亡。在最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全胜时代，台湾有关部门的心理战大行其道，“美援搞垮了国民党”的说法，颇为一些人鹦鹉学舌地传播（同一群人往往同时传播“苏援救活了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的美援固然引发过蒋党内部的狗咬狗分赃不均，但从大趋势上说，维持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起码运行，补充了资产阶级军队大规模作战的能力，给予了资产阶级内部坚持内战的信心。
二十九年前，即当一九一七年初，那时候正打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有一个参加国，即俄罗斯帝国，内部首先出了乱子。兵士们不大肯打仗，工人要罢工，一般的市民吵面包，乡下的农民嚷着要土地。因为那时候的俄国，是由一个皇帝统治着的。他的政府专制得很，一点民主都没有。他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把成千成万的农民与工人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为了地主的利益，始终压迫着农民做奴隶，使他们得不到土地；又为了那些投机家的利益，让这些人拿民众的生活品来赚钱，弄得粮价飞涨，民不聊生。结果，这些民众反抗起来，大家来反对沙皇政府，提出了一个有名的普遍的口号，那就是：「和平，面包，土地。」
在这个口号之下，兵士们爬上火车回家来了，民众抢夺面包，农民们自动手分了地主的土地。这三种人的上面又加上一种工人，他们赞成这三个要求，领导他们，把他们分散的斗争联合起来，首先去打击皇帝的专制政府。专制政府本来靠人民的愚忠来维持的，现在既然大家反了，它的基础动摇了，很快便倒了下来。有名的「二月革命」成功了。
不过皇帝下了台，爬上台的不是工人兵士农民，而是一些投机的资本家，还有几个出卖工人利益的工贼，几个自称为农民代表的政客。这三派人组织了「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自然做不出好事情来的。他们名义上很革命，说话很漂亮，但是做起事来，却跟沙皇政府差不了多少。民众受了他们一个时候的欺骗，立刻就明白过来了。因为民众的知识虽然不及那些政客，但他们一经起来，要骗他们也很不容易。他们不问你说得是否漂亮，只问你是否做到了他们的要求。他们推倒了皇帝，因为皇帝不给他们和平，不给他们面包，不给他们土地。现在，皇帝虽然下台了，政府虽然称民主了，但是他们的三个基本要求没有达到，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满意，不会承认它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仍旧坚持着要求：和平、面包、土地。
「联合政府」想了好多法子，用爱国的名义，用革命的名义，想叫人民放弃这几个要求。它要兵士继续为「祖国」，其实是为资本家，流血；它要人民拉紧裤带，共渡难关；要农民不要拿取土地，且等「立宪会议解决了再说」；更要工人安心生产，不要领导农民和兵士捣乱，不要干涉工厂行政（那时工人主张工人监督生产）。这些话都没有用，不管资本家，工贼和假农民的「联合政府」改组再改组，他们只是要达到自己的要求，只是要和平，面包，土地。
最后，他们对「革命政府」的信仰一点一点失光了。他们完全拥护一个真能解决他们问题的工人政党，即布尔雪维克党，帮助这个党在工人兵士的代表会议里，就是所谓「苏维埃」里，占据了多数，并且在这个布尔雪维克的苏维埃的领导之下，去打倒了资本家的「联合政府」，成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所谓十月革命。
苏维埃政府在它的成立大会上，就是在「全俄国苏维埃大会」上，就解决了两个迫切要求。它公布了「无赔款，不侵略的民主和平」，宣布了「土地法令」；几天之后，它又颁发了「反投机令」，保证了民众的粮食。这三道命令不仅公布，而且切实执行，所以大大地得到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拥护。
这个故事就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工农革命的经过。虽然内中情形还复杂得多，虽然斗争的要求并不止这三个。不过从当时革命的直接原因看，从最广大的下层群众的意识看，我们可以说，是这三个要求触发了二月革命，推倒了皇帝；是这三个要求打击着资本家政府，使它一再跌倒；也是这三个要求帮助了布尔雪维克党获得群众，最后夺取了政权。布尔雪维克党所以能够保持政权，打退最凶恶的反革命，主要也就是因为能够解决这三个要求。
× × × ×
二十九年后的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连接起来的内战，在中国造成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和当时俄罗斯所存在的没有什么大不同。相同的情形，便发生了相同的要求。「和平，粮食，土地」，现在也成了中国劳动大众的普遍要求了。
究竟这些要求能否在中国构成一个俄罗斯的老故事呢？这便是我们所要讨论的。
我们的和平斗争
目前我们中国的和平斗争，无论在范围的广大和性质的深刻上说，都超过了当时的俄国。俄国那时候所打的是对外的战争，所以，虽然大多数的兵士不肯打了，很多农民工人都反对了战争，可是爱国思想还很有力量，社会的中上层不必说，便是好多的工农份子，尤其是他们的政治上的代表们，一想到和平会换来最屈服的条件，他们就动摇了。在一切反皇帝的革命党中，能够坚决而一贯地主张和平的，只有布尔雪维克党。中国现在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对外战争早已没有了，正在打的是内战，甚至还不是内战，而是一个执政党对另一个反对党的讨伐战，甚至还不是一国之内的讨伐战，而是明显地由一个外国在策动，在帮忙的。这个外国的企图，是要在策动这个讨伐的过程中，获得特殊的权益，并准备未来对另一个大国作战的基础。这样的一种战争，不仅威胁着最大多数民众的生存，违反着他们的利益，而且还危害着民族独立的利益，所以又反对了一部份人的爱国思想的。因之，在目前中国，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是大大地超过了俄国当年的反战人数。包括着更多的人，更多的阶级。现在，我们可以说，除了执政党及其少数拥护者之外，全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反对战争——内战——的。
再就性质上说，这个反战斗争，也比俄国当年的来得深刻。在俄国，人们只是消极地不愿意再打，充其量，不过是不愿意再替资本家与协约国流血吧了。可是目前中国，虽然最大多数人也只是要求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和平，但也有相当数目的人，是含有反对执政党进攻比较进步的武力，反对进攻武装民众之意的。我们中国民众的和平，又含有反对国外帝国主义者干涉内政，乘机渔利的意义。最后，这斗争又含有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因为目前中国的内战，事实上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即美国进攻苏联大战的序幕，是极其显明的。
因此，我们的和平斗争，至少在客观上，含有三个意义，也可以说三种性质：一，反对代表财政买办资本与地主利益的政府进攻代表农民利益的势力；二，反对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内政，破坏中国主权；三，反对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准备「桥头堡」，拿中国作战场，进行第三次大战，用原子弹来毁灭中国与中国的民众。
就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争和平斗争绝对不是（也不能是）表示消极的安居乐业，必须是积极的，向上述的三个方向进行。换句话说，它不能只要求表面和平的获得，而必须进一步反对进行战争的政府，反对内战策动者的美国，反对正由美国策划中的第三次大战。因为，不从根本上去反对第三次大战，不从根本上反对战争的根源——资本帝国主义，不从根本上去铲除这个根源，那末中国的内战不会避免，战争不会避免，老百姓也就永远不能安居乐业的。
如此说来，中国民众的反内战运动，必须和世界的反战运动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必须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因为唯一有效的反战斗争，就是革命斗争。
我们的粮食斗争
说起粮食恐慌，目前我们的和当年俄国的比较起来，那是坏得更多了。俄国人大喊「面包！」的时候，白面包只涨了百分之三百倍。我们呢？拿上海来说吧，白米一石，打仗之前是十元，现在卖六万元，就是说：涨了百分之六十万倍！价钱贵还不算，有些地方，甚至有了钱买不到米。现在据外国人给我们作的一个粗疏的估计，中国有十九省发生饥荒，三千万人没有饭吃。这情形，在二十九年前的俄罗斯，那是完全不知道的。俄国那时候的面包恐慌，主要原因是投机囤积，壮丁激减。我们呢？这两个原因都有，只是在坏的程度上，还要厉害到几十倍。我们这儿的粮食投机不限于商人，而是官商合作的；我们这儿的壮丁征发不是公平摊派，而是专拣贫苦无告人家的子弟，就是专拣那些力能种田的农民子弟，捆绑以去的。除此之外，又加上日本军阀几年来的蹂躏摧残，中国军阀特有的抢劫勒索；中国政府的横征暴敛，土匪流寇的敲剥劫掠，地主的转嫁与剥削，富农高利贷者的凶恶盘剥，最后，再加上意外的天灾人祸，结果弄成功目前那幅中国农村惨不忍睹的景象。
我们的粮食问题，也就是饥饿问题，真是太严重了，严重的程度，简直和俄国革命时候不可同日而语。要解决这个问题，把希望寄托在联合国救济署身上是显然不够的。发动全国善心人去救济更是不够的。简单下道命令去反对投机也无用，因为命令必须由一个权力来实行，而我们的当权者恰好就是投机者自己。那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当然要和平，要这样才能停止抢「买」军米，停止征卖；而且还能把成千成万农村中的壮丁放回来，让他们耕种田地；第二，要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的权力机关，就是说，要召集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解决一切迫切的与根本的问题，好像：组织农民委员会，实行农民的自治与自卫，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废弃一切军事徭役，经由农民委员会办理急救，反对地主富农的投机囤积，高利盘剥，由政府低利贷款贷种，并且供给工具耕牛，而最主要的，应该根本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由此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避免饥荒发生。
如此看来，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救灾问题，也不仅是反对投机问题；它密切地与和平问题不可分开，与政治的民主化问题不可分开，而最主要的，它又与中国的土地问题不可分开。因此我们要谈到「土地」这个要求。
我们的土地斗争
中国是农业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务农的，所以许多人常欢喜说这样的话：我们是以农立国。但是，说来惭愧，自从对外通商以来，我们每年巨大的入超数字中，不但有农业品，而且，我们的主要食粮——米——愈来愈占了重要的地位。这是什么回事？难道说，这三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生得太快，所以本国生产的米粮，不够维持了吗？显然不是的。这几年来，中国人口即使不大大地减少，也决不会大大地增加的。不断的战争，不断的天灾，再加上种种眼看不见的经济的压迫，中国的死亡率是太大了。那末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这个农业国家养活不了自己的人口呢？如果不是因为求过于供，当然是因为供不敷求了。换句话说，多少年来中国的粮食缺乏，不是因为吃的人太多，倒是因为生产的米更少了。为什么会少起来呢？当然因为农村经济的破产。为什么会破产？那末这儿的原因是很多的，主要的说，有外来的，有内在的。外来的有如：帝国主义侵入后，农业手工业的破坏，外国农产物之竞争，中国农产物之受世界市场的支配与决定，再加上本国政府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富农的种种非经济性的剥削。内在的，则首先由于中国土地制度的愈来愈不合理。
中国土地制度的不合理，首先在于它所有权的过分集中，使用权的过分分散。这是农业经济的一个致命的病根。俄国人喊着「土地！土地！」的时候，问题的严重，远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程度。俄国当年，所有权是集中的，就是说，土地操在少数大地主手里，但使用权也是相当集中的，就是说，耕种的面积单位相当大。所以农业的生产力虽然低，但还不致于养不活自己的人口，而且还有余产输出国外。中国现在的问题却不同。所有权方面，据一个比较最可靠的统计说：占全体百分之四十四的贫苦农民，领有土地百分之六；而仅占全体农业人口百分之五的大地主却领有土地百分之四十三。这是一种多么不公平的分配。
讲到使用方面，事情则更是坏到极点，据美国人替我们做的调查，中国的农户平均一家为六．二的人口，平均耕种四．一八亩土地。非但自耕农的耕种面积小得怕人，就是向地主借地耕种的佃农，因为资本，人力与农具的缺乏，也是小得可怜。这种情形是最不有利于生产力的。
美国人的农户平均一家为四．二人，平均耕种一百五十七英亩土地。这个对照，使中美二国的农业生产力也大大不同；在中国，一亩稻田的种植需要九十三个劳动日，在美国，只要三天！
此种不合理的土地分配与土地经营，结果使我们这个产米国家，在丰收之年，也必须从外国输入四十万吨的米粮；倘若一有天灾，情形就坏到不可收拾了。例如在去年度，因为十几省的天灾人祸，以致我们必须向外国购买七百七十万吨大米才能养得活全国人民。这时候，政府又忙于打内战，根本想不到这件事上来，不但想不到，而且还不顾死活地抢军米；至于暹罗，安南等地的余米呢？则因英国封锁，运输困难，有钱也买不来，你看，怎么会使我们的三千万饥民不靠「观音土」，树皮，草根来充饥呢？
如此看来，假使不根本改变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的饥荒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不过有人会想，假使所有权让它集中着，但把使用权集中起来，利用最新技术，实行大规模耕种，不是可以解决粮食问题，饥荒问题，乃至土地问题吗？这是一个单相思的如意算盘。不用说，照国内与国际的情势看来，中国产生不出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地主阶级，也不能产生一些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家。因此，想在集中的所有权的基础上进行集中的大规模经营，只是一个梦想，而且是反动的梦想。因为，万一在帝国主义直接帮助之下，或经过它的代理人，想进行这样的集中经营，第一个结果便是：使用土地的最大多数农民，将被逼脱离土地，成为饿殍或者游民；小规模的自耕农将被逼失去土地，被强迫以低价卖给「公司」。第二，中外合作的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必然会被设计成帝国主义国工业原料的简单供给者，这样，非但无补于中国农业经济的更生与发展，而且是大有害的。
如此看来，要点在集中的地主所有权的基础上，进行集中的经营，乃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例如目前在设计中的中美农业合作）部分地推进这种过程，那末非但不能解决目前的农村恐慌，而且还要加深这恐慌，使中国的最大多数农民陷进更加悲惨的境地中去。
因之，要想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与农业问题，除了治标的停战，取消苛杂减租减息，农民组织与自卫之外，顶顶重要的一个治本办法，就是第一要把过分集中的地主所有权，分散为农民所有权。就是说，要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只有当每一个种田的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保证了他们每年耕种出来的东西，除了一小部应缴合理的公粮之外，都归他们自己所有，中国的农村经济才能兴盛起来。如此分配出来的耕地，虽然还是小块的，但比之现在情形却要好得多了。据专家计算，如果把全国耕地平均分配于全体农户，每一户可得二五亩，这比目前的四．一八亩要大得多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谈得到技术改良与科学方法的农业。
自然，中国的贫农是连这点点浅近知识都不知道的，他们并不是从思想上规定自己的行动，而是那实在挨不下去的饥饿生活，难以负担的公粮地租与利息，难以忍受的种种屈辱与压迫，尤其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富裕生活，给了他们一个难堪的对照，他们便没命地起来了，起来反对这一切，打倒这所有的人，而在这斗争中，首先的一件事当然是要拿取土地。
现在中国的农业恐慌，不但客观的分析告诉了我们必须将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而且农民的实际生活，也已经养成了他们的主观意识，必须去拿取土地了，这样情形，和二十九年前的俄国，也是十分相像的。
俄国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这样看来，目前中国广大群众的几个迫切要求，已和二十九年前的俄国一样了，那末为什么还不造成同样的故事呢？这因为，一种要求之客观上的存在和它主观上的争取，中间还横着一个距离。中国的老百姓，固然都感觉到和平，粮食与土地的需要，但直到现在，至少还没有大规模为此等要求的实现而斗争。为和平的斗争做得比较广泛，但还限于一些社会的中上层，尤其叫得响的是一部分工业家，知识份子与学生，真正能够决定和战问题的兵士大众，除了极少数之外，只是心无斗志而已，却还不曾放下枪来，更谈不到向后转了。其他的两种要求，也未见有大规模的行动。为什么会如此的呢？据上面所说，这些要求甚至都比俄国当年的更加深刻，那为什么反而迟迟不炸呢？这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帮助，是它，给我们的「坏政府」（见美国「时代」周刊）带来了「胜利」；是它，替我们这将溃的武力打了强心针；是它，替我们这实际崩溃的经济维持了最后一道防堤；是它，使我们这濒于绝境的粮食饥荒来了微弱的缓和。这些「胜利」「强心针」「最后堤防」「缓和」拖住着这腐烂透心的反动政制的生命，延缓着二十九年前那个俄罗斯故事的重演。不过延缓决非避免之谓，用强心针拖着的残余生命，只能使人脱气时更加快些吧了。
同样的情形，多半会构造同样的故事的，迟早些吧了。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如果事情只限于这样自发的原始状态，那也还是成不了什么事的。水蒸气如果不导进蒸汽机，只能化成一阵轻云，飞散了。革命运动蒸汽机是革命的组织，首先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组织。在目前的中国，正应着一句老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便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的领导。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那个老故事去吧：二十九年前俄国群众的和平，面包，土地的要求，是在彼得格拉工人阶级斗争的推动与领导之下，才汇成为革命的怒潮的。工人阶级竭力拥护这三个要求，将它们看成自己的，同时，他们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又提出了「全民族」的要求；他们要求工人监督生产，他们要求全权普选的国民大会来实行政治的革命。更重要的，他们在自己的斗争中，成立了战斗组织，根据最民主的原则，包括了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建立了苏维埃。由这个组织，不仅团结了自己，又团结了城市的全体下层群众，又团结了兵士，最后又团结了农民。这样，苏维埃成了「和平，面包，土地」这个口号的组织上的体现者了。它促成了革命的胜利。
但俄国的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得这样好的。在最初，苏维埃中有多数代表，不能坚决拥护这些要求，他们或者完全反对这些要求，或者只赞成一部分。他们反对和平，尤其反对将土地交给农民。苏维埃中的许多政党，只有布尔雪维克党是始终一贯拥护这全部要求，而且把这些要求汇合起来，缔结到更高的政权要求的。所以，只当工人阶级在其战斗组织完全受着列宁的布尔雪维克党领导之后，俄国人当年的「和平，面包，土地」的斗争，才发展到了深刻的革命运动而最后获得成功。
这教训，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者是必须记在心头的。究竟二十九年前这个俄罗斯群众的老口号，能否在目前的中国造成一个新的故事，在很大程度内，就是要看我们能否接受和实行这个教训。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