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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群众斗争的开展(日本通信)
作者:郭温源 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李星按:本文是战后初期日本澎湃的劳动大众反抗运动的一个通讯。当统治秩序剧烈动摇,“凡是无法生活的,凡是感觉不平的,都会起来斗争。”起来的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记者,士兵,甚至警察。
本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通讯中对“群众也开始提政治要求了”的那种赞美、强调。这就涉及一个严肃话题:阶级斗争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而日常状态中所谓“政治斗争”,往往内在的反抗动力,并不高,只是主流政治日常规则的影子。相反,“经济斗争”中,“照常办公而不受当局管束指挥”、“农民遂侵入仓库搬出五百包”等等,打破旧的管理规则,自行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是真切的在动摇秩序。那么,在战后日本初期的大风暴中,类似通讯里提及的“要求币原内阁辞职……向社会党示威……反对它和反动政党合组内阁”等政治姿态,要如何看待?
在阶级社会的日常,类似的群众行动极为少见,如真的发生,通常也说明人心真的有点变动迹象。而在社会风暴中,类似的举动就基本算不了什么,反倒可能意味着拖延时间,空耗力气,为统治者恢复秩序提供机会。
通讯中重点提及的五一节集会,在我看来,恐怕客观上就扮演了这个“拖延时间协助资产阶级恢复秩序”的作用。工人以及广泛大众带着热情集会了,向统治者发出怒吼,通过了要求统治者洗心革面的政治声明,大声疾呼“要有饭吃必须改革现政府”,然后四散回家。群众出了气,或许有点痛快,明天还要上班;主持集会的日共显示了自己控制工人的能力;资产阶级政府挨了骂,熟练鞠躬,接过女佣递过来的毛巾,默默抹去喷到脸上的口水;警察局也松了口气,“集会空前和平”。这一幕活剧中,谁得利?谁受损?当社会刮着大风暴,任何一件事,只要没有进一步让资产者割肉,得利的就是统治者;任何一件事,只要让无产者出了力,但没有从资产者那里再拿来一点利益,让资产者的脚步更加趔趄一点,受损的就是被统治者。在社会风暴期间,这个非黑即白的判断方法,必须用到极致。
我们在21世纪从故纸堆里捡出这篇通讯,已经可以看到战后数年间,日本秩序逐渐平稳,整个社会各就各位的可悲历史。
记者按,这是郭温源先生寄来的日本通信总名「动荡中的日本」之第二篇。第一篇名为「旧思想在崩溃中」,见本刊第四期。
前信说到由于日本旧统治因战争而削弱等原因,群众反抗斗争必然激化,现在就来拿事实作证明罢。首先要说的当然是工人的罢工,据日本官方厚生省调查,本年正二两月劳资纠纷为二百七十六件,参加人数为三十万六千余。三月份劳资纠纷为九十一件,参加人数为八万六千余。日本当局方高兴工潮「大为减少」,但是过了三月,又复报告「劳资纠纷月有增加」,仅「工人管理生产」事件,自投降起至今年五月二十日止,已达一百零三件。自六月以后虽尚无新统计发表,但是只拿最近发生的几件重要的斗争来说,已足以证明日本工潮仍在向上发展。
第一件当然要推四十万邮工的大罢工。日本邮政员工,因生活困难,向当局提出要求,于六月二十八日得当局回答后,六月三十日在东京中央电报局讲堂召开会议,到各地代表及邮政工会干部约三百人,讨论结果,认该回答不能满意,乃决议罢工,立即改工会本部为斗争本部,通电全国,并向各分会发出罢工命令。气势简直有点像「军事行动」。
邮工罢工开始后,一般官业也有追随的趋势。日本各官业工会所组织的全国官公业工会协议会组织了共同斗争委员会,于七月二日在中央电报局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斗争方针,结果因鉴于官业与公共生活关系极大,特设「预告期间」,宣言如当局再无适当办法,将于十五日采取有力行动。
在这里要特别附带申述的是:过去日本工人中最进步的要推若干大金属工厂工人,至于官业工人,一向都在改良主义的影响之下,属于「黄色」工会,但是到战后情形似乎已经大大改变了。
第二件值得提及的,是东京市政府员工的「自行管理工作」。东京市政府各局员工联合会向政府要求「突破粮食危机资金」,每人千元,经交涉无结果,遂于六月二十一日实行所谓「业务管理」,即不罢工,亦不怠工,照常办公而不受当局管束指挥,该联合会包含东京市立医院医师及看护在内,拥有会员五万人。「业务管理」发生后,社会党东京支部立即出面进行调解。此事虽听说于前数日已「圆满解决」,但如前面所说,日本官业工人又有罢工趋势,是否能不再被卷入漩涡,尚成疑问。
在中国,于战后曾发生法院变相罢工,即全体「请假」,这还表示法官们的相当「守法」,不敢违犯「罢工」禁例,而日本的公务员们却已不如中国公务员的驯良了。他们已老实不客气自居于「主人」地位,向当局反抗。关于这一点,等到下篇通信中和工人的「生产管理」参照,更可以看出日本大众斗争在「质」方面的进步。
在公务员中,居特殊地位的,要算警察。警察的职责,本在维持社会「秩序」,但是到了一定情况下,这维持秩序的人自身也要破坏秩序了。日本警察虽未至与工人取一致行动,但是从下面一段消息中,已可看出警察的态度也在改变。
六月二十八日众议院开预算审查会议时,某议员质问称:日本警察待遇倘不予改善,恐对维持秩序有不良影响,政府所见如何?大村内相答称:对于十二三万之警员,为改善其待遇,预算上已列入一千五百万元……当可防止警察力之降低。立于议场门前之警察得聆内相此种声明,发表感想称:
其实照现行待遇,我辈亦可效劳工所为。……
第三件值得提及的,是读卖新闻事件。读卖新闻的罢工,从人数来讲虽然只有几百人,但是它的政治意义却是很重要的。日本的言论界在很久的极端压迫之下,一旦得着「解放」,当然要大吐积郁之气,所以一般说来,日本的报纸战后都大大「民主化」,高谈阔论。其中尤以读卖新闻「左倾」色彩最浓,大触当局忌讳,于是乃发生因革职而罢工事件。我们且看关于此事之记事:
读卖新闻社职工因铃木东民等五人之革职问题而罢工,继续至六月二十一日午后,突来警察数百人,将正开常委会中之干部及会员拘去五六十人。……
日本新闻通讯工会中央委员会认此为对于工会运动之不当干涉,于二十二日发表宣言称:警视厅虽列举暴力行为,不法侵入住宅为此次拘捕理由,但彼等明白表示此乃基于公司方面之报告,且亦承认读卖新闻经理请求彼等干涉职工组织之事实。……
关于上项拘捕事件,读卖新闻社员工五百余人于二十二日复开大会,指摘拘捕出于公司方面阴谋,议决一面向社长,首相,内相,警视总监提出抗议书,一面向社会党,共产党,协同民主党及其他反吉田内阁议员提出陈情书。散会后立派代表等往谒木村法相及大村内相,指摘检察当局昨日在众议院答辩称并未蹂躏人权为诡辩,希当局善为自处,结果由木村及大村允澈查真相后切实处置,始告辞而退。
战后的日本当局对于工人罢工的态度,的确已比战前缓和很多,为什么独独对于读卖新闻事件又摆出旧日的狰狞面孔呢?由上面的记事,我们当然已可看出报社业主和政府当局的勾结。其实相勾结的还不止于日本当局和报社业主,美国驻军当局也脱不了嫌疑。原来被报社革职的铃木东民正是不久以前被麦帅总部禁止出席内阁会议旁听的记者。由此蛛丝马迹,会令人推想到报社业主之开除铃木等,是受人指示或暗示。
以上是关于工人方面,我们转个方向来看看农民方面怎么样呢?虽然日本政府在麦帅的指示之下规定了农地整理法,要收买地主土地分给佃农,以消灭土地所有的不平现象,要改现物地租为货币地租以减轻佃农负担,但是农民斗争并不因此停止。尤其因为粮食恐慌逼着日本政府采取「征购」制度,至使各地农民采取各种反抗办法。而一般人民为粮食而斗争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一)三月二十四日冈山县农民同盟,社会党,共产党代表三百五十人在县府前举行示威,声言政府采购米粮,摊派不均。
(二)六月一日,农民抢米之事件竟发生于号称日本谷仓之秋田县。该县东云区须田村农民约三百人于该日午前三时许趋向城村东云农业仓库,向值班人员直呼要米,值班人不允,农民遂侵入仓库搬出五百包,但被附近警察局长问讯赶来勒回。警察当局认为此次事件,具有组织性,并非单纯示威运动。……
(三)三月间有大宗军用物资为宫城县生活拥护同盟所揭发,该项物资有一部分应配给予人民,该同盟乃要求县当局即时配给其中食粮,同日联合各民主团体组织仙台(宫城县治所在之都市)市民生活物资配给委员会,向县市当局共同提出要求,获完全承认,结果隐匿物资已归人民自行管理及监视。
(四)六月六日,日本共产党发表该党为解决粮食问题而努力之结果,称……成果之显著者如在东京地方动员两万人进行四十五件斗争之结果,遂获得监视权,在十二地方展开农民斗争……由此等斗争共揭发米三千五百表(每表约一百一十斤),糖一万六千八百五十六贯(每贯为六斤四两),盐六万二千二百二十贯。……
向统治者,剥削者斗争的,当然不限于工人和农民,凡是无法生活的,凡是感觉不平的,都会起来斗争。我在前信已经提过日本教员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士兵报复官长的压迫等等了。现在再来举其他的例子:
五月十日日本全国渔村代表在东京成立全国渔村青年同盟,主张揭发隐匿渔业用资料,由从事生产之勤劳农民加以管理,以救济八千万饥饿民众。十八日将决议文递交农林、商工、内务各大臣,求其答覆。
在战后日本工农民众的斗争中,特别令人注意的是政治性的加强。在前面所举的例证中,我们已经看见斗争中所提出的要求,并不单纯是经济利益,而多半附有政治要求。甚至有若干斗争完全为了政治目的。而斗争所用方法,除了罢工、怠工之外,如示威,如包围占领,如自行管理,也都表示日本工农大众的政治醒觉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此类例证有:前述千叶县农民代表之要求币原内阁辞职;五月八日各劳动团体人员六百余人向社会党示威,五月九日复有劳动团体人员千余人向社会党示威,反对它和反动政党合组内阁;五月十四日,日本劳动战线统一发起人曾开会决议倘币原首相奏荐保守反动内阁,则于组阁命令颁布之翌日午前十时起动员全国工人举行大示威运动。在许多群众运动中,尤其有重要政治意义的,要推以下三件了:(一)四月七日的「人民大会」,(二)五月一日的劳动节,(三)五月十九日的粮食节。现在把这几件事简单叙述一下。
「人民大会」开会当日的情形,前信已经说过一点。当日群众会币原不着,最后由荒畑寒村通电话至币原私寓,直接交涉,币原始允于八日下午与少数代表晤谈。但是人民代表会见了币原之后,并无结果,于是发表声明称:
人民大会反对政府强迫征购粮食,反对排斥韩人及中国台湾省人,主张由工人管理生产及参加经营,要求币原内阁即时辞职等议决案,当时提交首相,要求答覆,然均遭拒绝,吾人今后当尽力斗争,暴露此反动内阁之性格。而树立真正人民政府。
讲到劳动节,在极端反动政策的压迫之下,日本劳动节已经有十一年未能举行了。战后,在「民主化」的潮流下才又复活。今年的劳动节不但警察表示不再滥行干涉,而且在若干大都会,电车也免费让工人乘坐前往参加。
在东京,于事前多日即由各业工会,韩国人联盟,各文化团体等五百余个团体作准备,当日在宫城前集合,参加者约三四十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激动演说自为不可少之节目。节目中最特别者为朗读劳动诗,献红旗等。当时议决「反对保守反动政权」,「根除战犯」,「由人民管理粮食」,「工作代价,饭须吃饱」等二十二项要求。继而合唱劳动节歌,国际歌,旋即向全市展开示威游行。会中并议决致书麦帅及对日管制委员会四国代表,感谢联合国军采取解放人民之措置,声称日本之工农大众及其他人民立誓建议民主政府,并谓日本官僚与资本家地主等统治阶级欺骗联军,妨害联合国军之判断,希望联合国助日本工农及一般阶级充分发展其民主运动。东京以外的各都市,今年也同样热烈举行集会,全国合计,当日参加集会工人大约不下二百万人。
事后内务省警保局谈话称:今年劳动节秩序甚佳,过去动辄与警察冲突之事件迄未发生,仅有大阪某统制工会人员五十八人被酒参加游行略有争论谩骂行为。
五月粮食节的大集会是五月十九日举行的。这在事前也有充分布置。在五月初,我们就看见报上有这样的记载:
日本普选首次会议定于十六日开幕。呻吟于饥饿线上之群众,拟乘机举行一要求食米之大示威运动,除铁路员工及全国总工会全体动员外,小学生及市民粮食委员会职员亦均参加。……
十九日当日的情形,据报纸所载:
五一劳动节甫过,二十余万群众今日又在宫城前广场举行大集会。九时许,全场大半已为若辈所占,人头蠢动,赤旗飘场。参加群众,五形十色,一团体一律着红短裤,胸前贴白布,上书「反对反动内阁,建立人民政府」。一青年队头上一律戴白帽。一群小学生则揭「我们肚子饿瘪了!」口号,由全校教师率领入场。十时许即有人登卡车十辆作成之临时讲坛开始演说,谓天皇何以不闻我等饥饿之声,反动分子只图压迫人民呼声,粮食应归人民管理,分配必须公平,人民即须树立民主内阁等等。一妇人背负婴儿,代表家庭妇女立坛演说,要求粮食,一小学五年级生亦登坛发言,谓我等无饭带到学校,以充中午饿腹,无心读书。共产党书记长德田亦登坛大呼结成民主阵线,树立民主政府,要解决粮食问题,惟有改革政府机构。最后通过上天皇书。十时半散会,进行示威游行。……行经难产中之吉田内阁组阁本部,高呼「打倒反动政府」,「要饭」等口号,杂以国际歌及赤旗歌,午后一时,先头部队约千人,首先抵达预定解散地宫城坂下门前广场,一举拥至离门约五十公尺处。警察约百人图以棍棒遏阻,与群众发生小冲突,木棍与帽凌空飞舞,但卒为领导者所制,恢复秩序而散。
以上列举事实虽属挂一漏万,但已约略可见日本群众斗争潮流之一斑了。但最足表现这个潮流的,还在于斗争发展达到的阶段,即工人管理生产阶段。下篇将专门论述此点。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