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 1948年第6期 相关链接：王凡西
论中共的土地政策
作者：凤冈〔王凡西〕 来源：《新旗》1948年第6期
李星按：本文写作时间是1946年，谈的是地下党的土地政策变化：一面口头坚持“减租减息不分地”，一面部分地开始剥夺汉奸地主的土地财产。作者判断除非爆发世界大战，苏联不会积极支持地下党。今天我们知道，对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以及党政力量，苏方给予了不小的暗中支持。这一历史细节，且放到一边。本文值得注意的，有几点：
作者依然在讲“最彻底的民主革命应该配合以自彻底的土地革命”，讲“解决目前中国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使国家能以前进的必要行为”，讲“一切地主的土地，甚至好些富农的土地，必须无报偿地加以没收，移交给全体农民，即移交给农民的土地委员会，或贫农委员会。这种处理应该立即实行，等将来由普选产生的全权国民大会来加以核准。”
作者的自相矛盾之处，是：“普选的国民大会”与“农民的土地委员会，”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前者是“民族的意志”，后者是“阶级的权力机关”。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要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尚未颠覆，“民族的意志”就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在《新旗》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作者们受困于四十年代主流共产主义力量的爆发增长，既无法解释这一增长，也难以找到自己的独立政治基础。于是，他们抱着托洛茨基生前提的几个口号，比如“国民大会”，当做有别于地下党的政治标签。当然，这也让作者们常常难以透彻的分析阶级现实，时常从批评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滑落到“工农群众应该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这句口号恰好是共产党经常说的。思想的无力，来源于阶级实践的困顿。当然，再说一次：21世纪的今天，没必要批评1946年的王凡西郑超麟“你们为何思想无力！”……
今天我们知道，二战后的美苏对峙，分化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阶级斗争也受制于这一历史轨迹。在国共武装剧烈拉锯的山东，共产党改变了对待土改的态度，主导了一场彻底的土地革命，而国民党也针锋相对地团结了广泛的有产群体，与有组织的山东农民，展开了寸土不让的斗争。那是两个阶级之间，血雨腥风的恶斗。最后，是共产党的军事斗争，与农民的土地斗争相辅相成，赢得了胜利。
又：山东的阶级战争有一个社会后果，1949年窜台的反革命人口，不少人来自山东。
最近有一个问题使许多人迷惘，就是中共对于土地政策是否已经有了改变。中共自己，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正式文告表示过改变，它始终还是奉行着「减租保租，减息保息」的老政策，也就是说，它始终坚持着农村的改良办法，不实行土地革命。可是在事实上，我们知道苏北在分田，在「清算」；在东北，我们又听得林彪对《大公报》的记者说，北满一带的土地「有变动，把过去日本人伪国国有及汉奸之土地分给了贫民。」（见七月七日大公报通信）
据我们猜想，中共的土地政策大概在「原则上」没有变，不过在实行上有些不同了。地主的土地确实在某些地方已经分给了贫苦农民，不过所根据的法律不是「土地没收令」，而是「敌伪土地处置法」，或者是「过高田租清算法」，即地主土地之被没收，不是因为他做汉奸，便是因为他历年来向佃户榨取了过多的田租，清算之后，不得不把田地都找给佃户了。
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共在土地政策上的一个懦怯的与偷偷摸摸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不彻底的，不普遍的，因人而施的。这不是一个革命的处理，即不是作为要解决目前中国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使国家能以前进的必要行为，而是根据了刑法（惩治敌伪）或民法（偿还欠租）的对某些个人实施的一种惩罚行为。这两种行为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革命虽然也含有报复的意义，但这报复是阶级的而非个人的，其主要的含义是被压迫阶级负起了历史的使命，起来推翻那个阻碍历史进步的统治阶级及其制度，这里如果包含恩怨或报复在内，那是完全服从着阶级斗争与制度更迭的大前提的。一个革命，一个深刻广博的社会革命，决不能因人而施，决不能对统治阶级中的个人区分善恶因而施以赏罚的。如果事情还只限于根据刑法或民法的惩罚行为，则它离革命的距离还远。不过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不是中共目前所行土地政策的性质，而是要问：为什么中共不索性实行土地革命？同时，为什么它又在相当限度内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偷偷摸摸地实行些土地「变动」？
要解释这个疑问，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中共的土地政策的历史的演变；第二，中共目前的地位对土地政策的影响。
历史的回顾
按照列宁的学说，同时依照俄国革命经验，乃至英法德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经验，凡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与主要内容，就是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换句话说，要想把一个落后国家现代化，经济上工业化，政治上彻底民主化，则最重要与最根本的一个条件，必须在农村中实行最坚决的土地革命，就是说，必须完全推翻地主阶级，没收其土地，分配给全体耕种的农民，同时，为使这个革命的成果不致落空，不致在高利贷等等的影响之下而重复集中于少数富农之手，应将所有权完全收归国有，藉以保证农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迅速增加。
只有这样的土地革命成功之后，才能有丰足的农村，因而有稳固的国内市场，因而能建设高度的工业：同时有了酷爱民主与自由的独立的众多农民，才能真正谈得到政治的民主化。
所以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是土地革命。在西欧曾经如此，在俄国也曾经如此，在中国也是应该如此的。
可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它一开始就同俄国的布尔雪维克党，同共产国际发生了关系，但是它的政策与政纲的规定，却不曾受到正确的列宁主义的指导。为什么呢？因为当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五年广大的发展的时候，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早已不在列宁（他死了）手里，而是在史大林手里了。史大林对于革命的见解，却是与列宁的见解根本不同的。中国，史大林以为首先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唯一的障碍是帝国主义。因之中国革命的唯一任务，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如何打倒呢？当时的第三个国际领导者说，必须由中国的各阶级：「进步的」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联合在一起，结成多阶级的联盟。因为据史大林说，「帝国主义的压迫将中国的各个阶级压缩成一个整体了」。所以他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服从三民主义，以便使国民党实现为「四个阶级的联盟」，藉以打倒帝国主义。
在这样的主张与行动之下，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实行土地革命了。它虽然高喊什么「工农政策」，在农村中组织农民协会，但其作用以〔与〕其说是发动土地革命，毋宁说是控制那崛起了的农民的斗争。当时的共产党员虽然也领导农民去反对土豪劣绅，但竭力制止没收土地的「过火行为」，因为根据国际的见解，反对地主是破坏了反帝的联合战线，是催促「革命地主」，即催促国民革命军中的大多数军官们，到反革命方面去。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湖南广东等地的农民曾经有过很大规模的斗争，不幸当时的共产党服从着第三国际史大林一系的错误领导，帮助国民党镇压了他们的「过火行为」，以致毁坏了自己的基础，终于断送了整个革命。
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又跟着共产国际史大林一系的领导，在土地政策上来了一个大转变。他们在湖南，接着在江西，积极地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后来，为中国乡村中土地分配之实际情形所逼（即大量土地集中在富农手里），甚至还没收过富农的土地。
这时期的中共政策，虽然也还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幻想靠贫农的力量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同时又和它第一时期的政策相反，完全忽视了反帝斗争。不过，以数县的基础，窳〔粗〕劣的武器，一些革命的贫农和少数共产主义者竟能与挟全国资财且拥有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军队相抗达十年之久，最后且能突破重围，长征数万里，在另一个地区里存续下来，则不能不归功于当时彻底进行的土地革命的。
中共的江西时代在事实上告诉了我们，土地革命在中国的乡村中能发生多么巨大的革命力量。那还是在黑暗的反动年代哩，土地革命的区域又局限于江西一隅，但是它的「辐射作用」却已远及于全国了。由此可见，如果当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在全国范围内高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能够坚决地领导土地革命，使广大贫农的土地斗争与城市工人及劳苦群众的革命联结起来，那将形成一个多么大的力量！全部国民党军队都会站到革命方面来，军人资产阶级与地主联合举行的南京叛变，以及武汉叛变，都将无法成功了。
中共在江西时代的土地政策没有错，那时的错误在于它完全退出了城市，完全放弃了反帝斗争，以及盲目地排斥了民主的斗争。中共在共产国际史大林一系的领导之下，认为以农民为基础，单凭着土地革命的力量，可以组成「红军」，可以建立「苏维埃」的，这是他们的错误。他们完全不懂得农民是从来不能起独立作用的，它始终要依靠城市中某一阶级的领导，如果无产阶级不领导它，它一定要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或甚至重入反动地主的怀抱。按照江西时代的实际情形，那时候局处一地的农民暴动，如果想成为一股真正的革命力量，则必须使它和城市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如何结合呢？则唯有为彻底民主的国民大会以及整个的民主政纲而斗争。这斗争一方面可以将局部的农民暴动提高到全国性政治斗争的平面上，另一方面可以将溃败下来的工人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重新唤醒，推动他们再度走进政治舞台去，这样，民主斗争汇合了这二股力量，使中国能早日结束反动统治，早日走出停滞，纷乱与衰败的僵局，早日实现民主主义的乃至社会主义的改造。
可惜当时的中共中央排斥了中共左派（即后来的托派）提出的国民大会口号，一味固执着农民路线，以致陷入了政治上的完全孤立，同时逐渐耗竭了农民革命的力量，遂至不得不突围而出，长征西北，终于又乘抗战之机，完全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纲。
为了缔结抗日的联合战线而放弃土地革命，乃是一个大大的错误。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欧洲诸国反抗希特勒的侵略一般，是应该的，而且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责任，但究竟用什么方法才可以真正地反抗侵略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国民党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阶级合作，一致对外」。这是说，全中国的一切被统治与被剥削阶级，应该放弃为自己利益的斗争，有力的出力，无钱的也得出钱，将全部生命财产交给国民党，让它去「反抗日帝的侵略」。国民党采取这个态度原是自然的，因为它本身是统治者，是剥削者。可是共产党为什么也采取了这个态度呢？照他们宣布的理由，是因为「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又因为「只有全国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抗战胜利」。其实这两个理由都不能成立。首先我们知道，民族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依附着某一阶级利益才能体现的。西洋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资产阶级代表民族的，但在今日的中国，资产阶级却早就没有这个资格了。中国这民族分裂成为敌对的阶级，阶级斗争达到了长期内战的程度，这是一个事实。民族中极小部分是地主与资产阶级，最大部分是工人农民与广大的劳苦小资产阶级，这两等人如此敌对着，利益上如此绝对地冲突着，以致中国的地主与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结了不解缘，依靠这外力来镇压本国民族中的工业劳苦大众。如此说来，只有符合于后一群人利益的利益才能算是民族的，此外别无所谓民族利益了。资产阶级与地主在本质上既然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则其利益根本与民族利益相违反，根本不能为民族利益而斗争。因此，叫工农大众放弃自己的阶级利益，服从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国民党去争取什么民族利益，根本是「缘木求鱼」，或者是「与虎谋皮」，结果是愈争愈远的。
所以依据着中国诸阶级的实际关系，我们应该声明：只有工农大众为自己阶级利益的斗争，才是为中国民族利益的斗争，换句话说，只有发展工农的阶级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民族独立。
但是「同室操戈」不会便利外人，「鹬蚌相争」不会渔翁得利吗？一些常识家会提出反驳来。对于这，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回答：第一，即使工业大众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斗争，缚手缚脚将自己置于资产阶级地主的统治——国民党之下，也仍旧得不到真正的民族独立，甚至还得不到军事胜利。八年抗战，事实俱在，现在毋需我们对这一点多说什么了。「胜利」是人家赠给我们的，民族独立则比抗战之前更不如了。为什么呢？这就要说到第二点了：上面说过，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是与帝国主义结不解缘的，它不能独立地反抗帝国主义，它只能多多少少地替甲帝国主义反对乙帝国主义，所以要真能打击侵略的帝国主义，工农大众必须自己起来，要工农大众起来，则必须让他们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斗争。这当中也许会暂时间招致军事上的某些失利，但归根结蒂，它还是于抗战有利的，因为工农大众对于压迫者的革命烈火，乃是一个军事力量上较差的国家能以击败较强国家的唯一武器，因为强大侵略国的军队也是由工农组成的，而要瓦解这些军队，只有用革命行动来唤起他们的阶级意识。近代一位最精湛的革命战略家说得好：「如果中国大地给土地革命的火焰炙热了，日本兵士就不能在这上面站住。」这是一句最深刻的话。
可惜中国共产党（自然连同史大林的共产国际）完全不懂得这句话，在最需要土地革命的时候放弃了土地革命。北伐时代与江西时代的正反经验被全盘忘记了，在「民族战线」的欺人口号之下，有意无意地替国民党尽着镇压工农斗争的龌龊工作。结果，教中国的老百姓白流了八年血，正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如今非但民族独立谈不到，而且共产党自己也蒙了很大损失，一向来〔属？辨不清——录入者注〕的工农代表资格也失去了，以致得不到全国最广大的工农的热烈拥护，以致无力代替那个反动彻骨的国民党政府，终致国家陷入了政治谈判与军事混战的全无出路的僵局中去。
怎样办？
这个僵局必须打开。反动的国民党与美帝国主义方面，藉谈判方法争取了一年时间以后，现在似乎已经完成了军略的布置，正在从事大规模的内战，企图一举而割去共产党这个「盲肠」了。共产党怎么办呢？就单纯的军事力量说，那是毋庸讳言，无论在配备员额或地位上说，现在都是处于劣势的。如果不加入其他条件，国民党要根本消灭共产党固然是幻想，但共产党要想不逐渐退缩至狭小区域，甚至想返击而占得上风，则亦是绝不可能的。除非第三次大战很快爆发，中共不会得到苏联的实际援助。那末中共将如何补救其军事上的劣势呢？当然只有在政治上扩大同盟者，在社会上加深其基础了。目前中国由于国民党一系金融官僚资产阶级与大地主的对外无耻投靠与内部的贪婪反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转入了反对派地位，在相当限度内同情了共产党的改良政策，赞许了它的廉洁政风，他们在政治上形成了民主同盟。共产党当然要争取这部分力量。另一方面，数量上要无比地多，质量上要无比地坚强的，还有城市的工人阶级与乡村的贫农大众。共产党如果能取得这些人的完全信任，那末非但在政治上有办法，而且在军事上也能确保胜利。共产党当然要这个力量，但问题在于如何争取它。工农，尤其是农民，是天生的经验主义者，是顶顶实际的。空洞的诺言，休想唤起他们的热心。要他们起来，首先你得解决他们的问题，满足他们的要求，但要实际满足工农的要求，主要的麻烦就来了：民主派资产阶级和工农的利益是冲突的！顾此就要失彼，熊掌与鱼是不能兼有的。
工人问题，对于中共，目前还不严重，因为中共在城市里还没有力量，它的劳资合作政策还不曾碰到实地试验。
在农村里这问题却十分迫切地提出来了：土地革命呢还是地主与农民的合作呢？换句话说，要不要把中共的军事势力和成千万贫苦农民的命运打成一起？倘使问题只限于乡村方面，大概中共还容易选择的，即：发展土地革命，巩固军事力量。但事情很清楚，乡村中的地主阶级与中国城市中的民主派资产阶级有着极其密切的血缘关系。中共一旦决定没收地主土地，而且据江西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没收土地就必然要触及富农的土地（因为不然的话，土地革命在有些地方会失去了对象的），那末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恐怕有好大一部分就要离开共产党。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是十分害怕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要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它确定的政策是实行阶级合作，它诚心诚意地相信：中国不能实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工农革命，尤其当抗战以来的将近十年中，中国共产党改信了三民主义，进行了民族的联合战线之后，它本身的意识，构成及基础方面，都蒙受了深厚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与渗入，以致它现在更加害怕在土地问题上和民主派资产阶级冲突，将这些人吓跑到国民党方面去。
然而形势万分险恶，共产党迫切地需要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怎么办呢？这便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来：偷偷摸摸地，对人而施地，实行一些「土地改革」。原则上不实行土地革命，事实上有些地方没收了土地；原则上讨好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行动上相当示惠于某些贫农。这可说是一个两面政策，表里手法。
这转变的前途如何？
我们现在不想批评这个转变的本身，但想谈一谈它能否收得它所预期的效果，能否一方面争取贫农的拥护，同时又不失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同情？
我们觉得，这个不三不四的办法是会两不讨好的。在贫农方面，既然不是普遍地获得土地，而更重要的，没有一个新的土地制度，一种新的生活，一个新的前途开展在他们面前，他们不会热心去接受所分配的土地，甚至不会认真地看重这个办法的。在民主派的资产阶级方面，则不管你用什么理由，也不问你是强迫抑是「自愿」，只叫没收土地，触动财产，总会使他们吓得发抖的。对于中共的新办法，民主同盟的某些领袖们已经在表示厌恶，在动摇了。事情发展下去，民盟上层的右倾是必然的。
中共处在这样的境地，将彻底实行了土地革命呢，还是更加退缩，以便拉住民主派的同情者？现在还看不出迹象。不过就中共历年来的阶级合作政策说，就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立场说，更进一步实行土地革命的可能恐怕小些，予土地变动以更多限制的可能恐怕大些。如果真是这样，那末不仅对于中国革命的利益，就是对于中共本身，也是十分有害的。
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为了农民大众的生活，为了迫切的饥荒，为了中国工业的基础，为了中国革命利益的开展，同时，也为了中国共产党对抗国民党的军政压迫，土地革命必须彻底地实行出来。一切地主的土地，甚至好些富农的土地，必须无报偿地加以没收，移交给全体农民，即移交给农民的土地委员会，或贫农委员会。这种处理应该立即实行，等将来由普选产生的全权国民大会来加以核准。
这样的没收土地并不是依据于刑法或民法的惩罚行为，而是完成中国一个迫切任务的革命行为。所以它并非用以惩罚某些不良地主的。至于汉奸恶霸，则没收土地不足以贷其罪，即使剥夺了他的土地也还须加以革命的制裁的。
民主派会因此而离开吗？可能的，甚至必然的，但这不过是少数吧了，少数上层的资产阶级分子吧了。这些分子，早晚要离开的，那就让他们离开得愈早愈好，至于最大多数的下层民主派，那些城市中广大的劳苦小资产阶级，那些真正的民主派，无论在思想上或利益上，都会衷心欢迎土地革命的。他们不但不会因中共之实行此种革命而离开，反而会更加团结的。因为土地革命，即使是最最彻底的，也只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办法，如果一个民主主义的战士而反对最民主的土地革命，那他便是假的，让他早些去吧，早些抛开那只民主的假面具。
他们争取民主派的最好方法是发展土地革命，而非停止土地革命。
一切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应该明白这一点，觉悟到这一点。我们由衷地希望中共能够真正改变它的土地政策，大胆而公开地揭起土地革命的大旗来。
八月三日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