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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陶行知先生
作者：三男〔王凡西〕 来源：《新旗》1948年第6期
李星按：本文值得一说的，是作者颇为肯定杜威的“真民主主义”精神，但我却想提醒读者：这一类“真民主主义”往往扮演着跨阶级的“社会良知”角色，客观上有麻痹无产者的毒性，在工人起来的时候，有误导、诱导等等辅助统治功能。那么，无产者如何看待这类“真民主主义”？要害不在于攻讦个人，而是心平气和指出“真民主主义”不能让无产者摆脱阶级压迫。
在40年代后期，所谓“真民主主义”，在蒋党秩序下，早已没有存在的空间，要么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要么站颠覆资本者一边。郑同志的悼文隔山打牛，点出“你们要民主，就得来真的”，怕也是没啥效果。
那么，21世纪的资本主义全胜地区，“真民主主义”有现实存在吗？更加没有了。这是一个市场至上的时代，是选票结果与大众生存互相分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民主主义”与“民众是怎么活的”毫无关系，要讨生活，不要找民主，要找市场。
陶行知先生突然地死了。在朋友们最需要他，敌人们最仇恨他的时候，他死了。他的死，对于那些欲得而甘心的人是太得其时；对于我们，这些战斗中的同道者，却是太不得其时了。
然而，我们不想哭，不幸过分的哀伤。对于人，如对于事一样，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也是理解。我们要理解陶先生，以此来纪念陶先生。
我们觉得，行知先生首先是杜威博士在中国的唯一的与真正的传人。
有人会觉得我们这话小觑了陶先生吗？那末他应该明白，杜威博士可不是什么渺小的人物呀。
自从中国和西洋文化接触以来，西洋哲学家中予中国思想界以极大影响的，除马克思以下的一列辩证唯物论者外，恐怕就要算杜威博士了。
这不是偶然的。
在目前这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时代里，有两个主要的思潮对立着。一个是辩证的唯物论。另一个便是杜威一系的实验主义。杜威的哲学不是唯心论的最高成就，但它是美利坚资本主义的，亦即目前唯一有力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现。当唯心论整个地回复到神秘与宗教的时候，杜威一系的唯心论，总算是比较最有生气的，最能与辩证唯物论争一日之长的。
中国被迫踏进这个现代世界的时候，那两个对立的思想体系早就存在着了。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及随之而生惟在思想上觉醒略迟的无产阶级，都只叫各自去接受这两种思想好了。
五四运动，主要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所以在初期，中国的思想界可说是杜威的天下。他本人被请到中国来了，他的著作给大批翻译了，他的学说被普遍地传播与应用了，他的门生多到不可计数了。
运动发展下去，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离开了杜威，转到马克思与列宁方面来；可是还有许多，尤其是「正统派」的学者，却仍旧信奉着杜威的主义，仍旧以杜威的学生自命。
陶行知先生便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之一；但虽如此，只有陶先生，我们觉得是配得称为上杜威传人的。
这话怎么讲？为什么在中国的许多杜威主义者中，只有陶先生才配得称杜威门生呢？
因为，杜威博士不但是一个实验主义的大师，而又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育家，民主主义者，具有一个崇高的人格。
说陶先生是中国唯一的杜威传人，我们是就整个的杜威来说的。
就哲学讲，杜威主义既然是行将死亡的资本主义的哲学，自然是反动的，它和社会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立于截然相反的敌对地位。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郑重的思想体系的完成了的与升华了的代表者，往往（自然不一定）能具有崇高的品格的。在两个制度交替时代，两种对立的思想发生了接触的时候，旧思想的最高代表者可能取几种态度：或者绝对顽固，绝对抗拒新的；或者彻底觉悟，完全转变到新的；或者部分了解，容忍了新的。杜威的态度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而是有点近乎第三。他在思想上对辩证的唯物论根本不能调和，但对社会主义运动却不是深闭固拒，一味排斥的。他对被践踏者具有广大的同情，对蒙冤者表示着很大的正义。他有崇高的品格，有深厚的「人类爱」。
很显然，在杜威博士身上凝结着不少旧文明的美德。当资本主义及其文化一般地趋于反动与没落的时候，一位资产阶级唯心论哲学的殿军，却还相当保有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某些民主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几个特点，这是例外的，但不是不可能的，尤其在美国，在这个比较年青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位美利坚唯心主义者的最高的化身，这位美国工商业利益的思想体现者，这位美国的首席学者与哲学家，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退职教授，有时，你却能够发现他在肮脏的工人区里讲演，使得我们的胡适博士惊诧；有时，你又可以发现他列名在「乱党」之间，反抗什么不平，使得他自己的政府为难，譬如：那两个无政府主义的工人，沙可与梵采狄被冤上了电椅，这位老哲学家出来抗议；苏联初期，美国政府对它歪曲诬蔑，不准人家和他发生任何关系，这位老教授却当了美苏文化协会的副会长，并且不管美苏之间的没有外交关系，他亲自去了莫斯科；后来，苏联发生了变化，统治的官僚层把整代的革命元勋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了，这位老先生又出来组织调查团，替这些革命家伸冤；此次战争中，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的十八个领袖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被捕，他老先生列名于人权保障会，反对那滥施权力的罗斯福政府；最近，美帝国主义者积极帮助中国的反动派进行内战，我们又听说他侧身于反对者之林。
总之，杜威先生是时常能够站在被压迫，被践踏，被迫害与被剥削方面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无数杜威主义者中，只有陶行知先生是忠于师门的。陶先生与小孩子为友，和穷苦人接近，在教育上主张自由，对政治渴求民主，这都继承了杜威精神的好的方面，同时在政治斗争的实践方面，陶先生还是青出于蓝的。
陶先生在基本思想上，始终和他的老师一样，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他未能更进一步地转入社会主义。不过在最近一次谈话中，我们曾听他表示过对于「经济民主主义」的看重。假使「天假以年」，让他再在实际斗争中多多生活，多多学习（陶先生的学习精神是老而弥坚的），那末，也许这位中国实验主义者中唯一可敬的人物，能够最后超过他的先生，抛弃那个资本主义的最后的思想体系，转入辩证的唯物论，并由此为社会主义，亦即较高的与较完备的民主主义而奋斗的吧。可惜残酷的政治斗争与不能克制的自然法则，剥夺了陶先生这样一个进步机会了。
学习陶先生，痛悼陶先生，应该从陶先生未曾做到的地方做起，从「扬弃」他的杜威主义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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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一日上海大公报上有这个消息：「市政府专门编制生活费指数的专家蔡正雅先生已向市政府辞职，因为当局对他计算物价指数的方法加以干涉。」
蔡正雅先生编制物价指数已有数十年经验了，他是在租界时代就任职工部局做这工作的。工部局时代，专家们能够忠实编制指数，因为当时工人并未提出，即使提出也并未获得：依照生活费指数计算工资要求。指数大小与资本家钱袋还没有现在这般密切关系。
许多刊物（本刊在内）已经指出市政府公布的生活费指数不可靠了。蔡正雅先生辞职，固然证明了科学专家毕竟不同于官僚，但重要的还在证明我们对于官定生活费指数的怀疑是有根据的。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