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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革命之第一阶段（下）
作者：Ernest Germain〔曼德尔〕 来源：《新旗》1946年第10期
无产阶级填补「真空」
但是群众的觉悟虽然低于一九一八年，群众的经验则高于一九一八年。「战争和法西斯所剪断的线索，群众于其剪断之处连接起来。」过去斗争之最进步的形式，从此不成为斗争终点了，而成为现时期群众行动的出发点了。这点，在意大利表现得最明显；那里，斗争是从「苏维埃」和「兵士代表会」之成立及群众之武装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四个年头的革命斗争当中尚未能采取这种形式，或仅能零星地采取这种形式。以前群众是很难明白武装需要的，以前西欧革命斗争的主要障碍，这也是一个；但现在，在客观条件逼迫之下，这个障碍忽然消失了。此事实也是群众经验较高之证明。
主观因素之缺乏，革命党之异常无力，当然致使史大林派和改良派领袖们能够加深这个经验成熟和觉悟不足之间的鸿沟。这些领袖们限制了斗争的目标（「驱逐外敌」「国家复兴」「政治民主化」等等），以此来压迫群众所怀抱的超出资产阶级社会框壳以外的希望。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努力把群众拉回到更「妥适的」斗争形式去，……或干脆劝说群众不必斗争！
然而这些反革命领袖所以能够施行那种恶毒的影响，那种影响所以能够广播而具有决定性，只因事变本身对他们有利。这是主要的因素。我们分析了群众斗争形式，其起源及其社会性质之后，现在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来，即：斗争的规模小，又不互相协调。最后分析起来，正是为了这个因素，反革命干涉（英美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苏维埃官僚，工贼领袖）才能得到如此之高的效验。要明白这中间的作用，我们必须寻出群众暴动的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是不难寻出的。事实上，无论何处，群众暴动差不多都是开始于德国军事机构已经撤退或瓦解，而英美军事机构尚未到来或巩固这个阶段中间。此时「人和事」之治理上留下一个「真空」，而群众表示一种倾向：要建立自己的机构来自动填补这个「真空」。
在捷克和意大利，从德国溃败到资产阶级中央政权建立，共有好多天距离，所以能够形成一种更巩固的双权政制。在巴黎，则只有二十四个钟头距离，所以只能形成一种双权政制底核心。一九四四年八九月间作战期内，凡联合国军队过境不停之处，群众自治机构维持得最长久，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邱吉尔就是如此了解问题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宣告道：
「我曾请他（罗斯福总统）注意这个事实，即德国政权从雅典撤退到有组织政府建立于雅典，这中间若是距离得太长久，EAM和极端派共产党人多半要占领雅典的。……」
这里说的，不仅是有关于某一事件，而且是有关于资本主义腐朽社会内在的最基本倾向之一。无产阶级，不管其觉悟程度如何，为客观条件所逼迫，势不能不努力把社会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近三十年的历史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努力要负起这个历史使命而未能成功的后果。这种努力所以未能成功，是因为没有合适的革命党来领导它。那么，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即在没有稳固的资产阶级政权之下，这个根本的倾向首先表现出来，又有甚么奇怪的呢？
他方面，各个国家这种「真空」发生于不同时间，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很容易预见着，在完全缺乏国际无产阶级有力的领导机关条件之下，甚至缺乏一个庄重的领导机关之下，暴动总要带着孤立的和片段的性质，以此帮助了各种反革命进行其工作。要把运动抬高至普遍的水平，至欧洲的规模，则必须有个普遍化因素。在事变发生以前好久，我们就认为惟有德国革命才能供给这个普遍化因素。所以欧洲各地双权政制零碎产生，而且比我们所料想的更快些被人扑灭，——其基本的原因正是在于没有德国革命。
德国无产阶级是完全消极的么？
德国没有革命，乃是事变没有依照我们预料般发生之主要的原因。此点，所以必须仔细分析，在事实光照之下来分析，而非在「国际」内这倾向或那倾向所预先设定的图式下来分析。
首先必须正确提出问题。很令人惊讶的，即是凡对此问题发言的人都以一种意见为出发点，而此意见在事实光照之下是不能立足的。这就是说人们一致认为：当纳粹机构瓦解时，德国无产阶级「消极地」袖手旁观。现在，我们还不能给无产阶级部分的行动开一笔总账。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已经足够摧毁那关于德国无产阶级完全消极的意见了。人们说，经过法西斯十二年专政之后，德国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已经「耗竭」了，所以消极旁观。可是我们知道，在俄国占领区，「及其他地方」，如伦敦「经济学家」所报告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纳粹政权瓦解之后有社会革命精神的示威发生。工人占领工厂，同纳粹或附和纳粹的经理人员算账。同类事情也曾发生于鲁尔区。」
我们知道，当红军快来到时，默克伦堡邦的农业工人曾夺取了他们几百年来所想念的土地。我们知道，同时萨克逊邦工人也曾竖起红旗在他们的工厂屋顶上，而且选出了名副其实的苏维埃。（比利时托派中有一个人曾参加一个工厂委员会，那是当俄国军队开入德勒斯登时选出的。此委员会中还有好多左派共产党人，他们是反对史大林主义的。）我们知道，地方性的国内战争差不多到处都有发生，即一边SS和另一边Volksturm或国防军之间的战争。我们知道，一九四三年，汉堡已有一次暴动被镇压下去，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当纳粹机构崩溃时，帝国主义军队和苏维埃官僚军队就于全国各部分设立更巩固的而且同样残酷的警察机构了。在以上种种条件之下说来，我们还要把德国无产阶级的勇敢态度称为「普遍消极」，那是真正可耻的。
他方面，德国没有发生多少普遍性的行动，也是很显然的。人们拿两种理由来解释这个事实。一部分人把德国没有革命，归咎于主观的因素，即说经过法西斯十二年专政后，工人完全没有组织，无产阶级「阶级意识陷于瓦解」。另一部分人则归咎于客观的因素。我们先来检讨这第二种理由，然后才能证明连第一种理由也是错误的。
德国没有革命之客观的原因
帝国主义战争终结时能爆发革命，其客观的前提约有下面数种：社会矛盾加剧（无产阶级集中化，其在全国收入中所占部分愈来愈少，等等），战争影响增加贫困和破坏，后方和前方士气颓丧，军事，警察，国家机构瓦解等等。这些前提并非突然发生的，而是好多因素所影响的整个过程之产物。这些因素交互影响，结果人心愈来愈怨望了，士气愈来愈颓丧了，群众愈来愈反对战争和政制了。群众欲得仇人而甘心；他们的仇恨表现于无量数偶发事件上；他们试探统治机构的抵抗力，经过一连串的经验之后就将他们的力量集中在直接任务上，即推翻现政府和结束战争。
凡是每月不断地留心德国军队和德国无产阶级情绪变化的人，一定能看出，德国，从史大林格拉失败以后到意大利革命和诺曼狄登陆以前，确实发生了这个过程。革命思想迅速传播，兵士和工人热烈接受革命思想，一家德国工人报纸秘密出版，小抗议运动日益滋生，工厂罢工（大多数为了粮食）愈来愈多，——这一切表明了群众情绪大体上同一九一六年俄国和一九四二年意国一般。
这许多零碎的运动要能汇合为一个更普泛的运动，需有一个补充的因素，即镇压机构的削弱。但是当各种条件配合起来最有利于一个普泛的革命运动时候，镇压机构并没有削弱。大多数德国军队，无论在欧洲海岸或内地，并未曾战败。英美空军轰炸并未能瓦解行政生活。纳粹党仍旧坚固地操持着统制权，盖世太保仍旧在其权力的顶端，虽然「工作」过重，负担不起了。
但是从此时起，即从群众情绪「最成熟」能发动革命时起，亦即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起，过程突然转变为其反对面了。以前一切因素，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前提之成熟的，从此开始破坏这些前提了。空军轰炸，到某一程度可以使群众从麻木状态醒转来，使他们脱出其个人顾虑之狭小圈子，使他们明白种种艰苦具有政治性质，必须求得政治解决。但是过此程度，则空军轰炸反而要陷群众于颓丧，使他们脱出社会生活，使他们坠入于最可悲的身心消沉中，使他们变成为一群孤立的个人之乌合，每人只为一已生存去斗争。军事发展和失败造成的紧张情绪，也有同样的作用。同样的因素，起初激起了怨望，激起了反抗意志，过了某一点就造成麻木和痴呆了。我们也可以拿同样的话应用于其他因素，它们起初是加速「民族团结」之瓦解过程的，结果则不仅瓦解了帝国主义国家，而且瓦解了社会生活和阶级凝聚。
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即对德战争之延长造成的客观影响。城市中心被重大毁坏了，劳动人口分散了（当德国投降时，大多数城市人口不及战前百分之五〇，甚至不及百分之三〇，例如柏林人口只剩一百五十万或二百万，弗兰克福人口只剩二十五万等等），大多数工人被动员而加入军队了，工厂工人成分变复杂了（大多数是外国人，战俘，女人和小资产阶级分子。）
最后还必须算入帝国主义宣传和史大林主义宣传之有害的影响。这些宣传，虽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有使德国工人与希特勒「团结」之影响，但确实置德国工人「于锅底和炉火之间」，让他们除了「无尽的恐怖」之外望不见甚么前途。
试把以上所说总结一下：当爆发革命运动之客观的前提大多数已在战争过程中产生出来时候，却有一个因素缺少：主要的因素，即镇压机构之削弱。镇压机构没有削弱，于是，战争发展下去，其他的前提就不是促进成熟过程，而是促进瓦解过程了。达到完全成熟的革命运动，其一切客观的前提集中于某一顷刻，如此才能发生爆炸，不管有无主观因素（革命党）存在，——这个集中，正是德国所缺乏的呀。
意国和德国：一个有意义的对照
我们是说那些主观条件（十二年纳粹恐怖之结果）仅有次要的意义么？不是的！在革命运动爆发时候（即在革命之第一阶段），主观因素是没有如在第二阶段那么决定意义的。但它仍有很大的作用，即仍能使革命过程加速，或使之普遍化。它可以代替许多缺少了的客观前提，而致使第一个革命潮早点胜利，即使没有其他一切前提亦能胜利。无疑，德国若有一个强大的革命党存在，则德国工人和外国工人必会形成一个整体，而差不多因一切大工厂粮食问题而爆发的罢工亦必能因此迅速展开。兵士之中若有一个革命组织存在，即使比较小些，也是更加重要的。这样一个组织必能于七月二日流产的政变时候，激起国防军大暴动。主观的因素能输入新活力于客观的前提之内，革命运动，即使在上述的转折点之后，亦能够胜利的。
他方面，若是主要地拿没有主观因素来说明德国没有革命，那也是绝对错误的。我们试拿意国来同德国对比罢，就可以看出，即使法西斯统治了二十年，即使「社会主义传统」更多「消失」，即使革命组织乃至全国性的反法西斯秘密组织荡然无存，也是不能够阻止客观前提所决定的革命运动之爆发的。
不错，德国和意国有好多差异点，是我们理解这两国事变发展不同过程时所必须注意的。纳粹政制完全摧毁了一切反对中心，连资产阶级内部的反对中心也不能存在。莫索里尼政制则未曾到如此恐怖后果。纳粹政制严密统制了全部国家军事的，警察的和行政的机构。在意大利，即军队高级干部，贵族，密切联系于萨伏衣王室，高级教士密切联系于梵帝岗，——二者以同等程度免除法西斯统制。在德国，纳粹组织许多方面都超过了意国组织（在粮食，教育，宣传等方面）。但所有这些都是量的差别，并未能改变这两国局势的基本共同性：群众没有自己的组织，就不能对抗恐怖政制！这些差别也许可以解释巴多里奥政变为甚么能成功，而史陶芬堡政变为甚么会失败，却决不能解释意国群众为甚么能于莫索里尼倒台以前几个月举行大规模罢工，而德国罢工运动则未曾超过孤立而参差的行动阶段。
因客观前提渐渐消耗而致德国没有革命；其他欧洲国家只有参差的，散碎的，原始性的革命运动；但许多中心仍能创立双权政制核心，虽然为了其孤立的性质，很快就被人扑灭了；以上便是欧洲革命第一阶段的特性。（完）
唐盛译自比利时出版的「工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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