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与人性——破除一个迷思（1983）
译者序
（摘要）
诺曼·杰拉斯（1943—2013），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长起来的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在2013年10月18日因病去世之前，杰拉斯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他坚信，只有认可核心自由概念的永恒价值，才能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在冷战期间，他是斯大林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冷战结束后，他又对西方左翼人士普遍接受的萨达姆·侯赛因等独裁者的暴君行径进行了最顽强的批评。《诺曼·杰拉斯读本：存在即存在》一书的主编本·科恩（Ben Cohen，作家、广播员和媒体顾问，现居美国纽约）曾高度评价他为“反对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勇敢斗士”。在其学术生涯中，杰拉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重要文本解读方面开展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享誉于国际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学术界。2003年之后的十多年间，杰拉斯坚持在其个人博客“Normblog”上发表文章、图片和视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粉丝前来浏览，并与他们频繁互动，其国际影响力得以提升。作为一个多产作家，他撰写了大量随笔、评论、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对基本的哲学概念和问题（如人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国际政治问题（如大规模政治暴行之下国际社会的权利和义务）等主题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解读、评论和批判。诺曼·杰拉斯先后撰写或编写的主要著作有：《罗莎·卢森堡的遗产》（1976年）、《马克思与人性》（1983年）、《革命的文献：马克思主义论文集》 （1986年）、《极端话语：激进的伦理学与后马克思主义的铺张》 （1990年）、《人类对话中的团结：理查德·罗蒂的自由主义毫无根据》（1995年）、《互不关心的契约：大屠杀后的政治哲学》（1998年）、《反人类罪：一个概念的诞生》（2011年），以及《不平等与民主平等主义：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及其超越和其他论文集》（2018年，杰拉斯去世5年后出版）。这些作品表述清晰、论证有力，广受读者喜欢。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社会进步运动而对当下生存定位感到困惑和失望的一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人士中，很多人从他的这些作品中找到了重要启示。
《马克思与人性》作为诺曼·杰拉斯的一部代表作，不仅强有力地反驳了阿尔都塞等人的“认识论断裂”说，也充分展示了诺曼·杰拉斯在把握和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重要文本方面所具备的深厚理论功底和所进行的全面扎实工作。除前言和导论之外，全书共有四章内容：
第一章着重对与“人性”相关的术语进行定义。这里，杰拉斯指出、人们在使用“人性”一词时，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指普遍存在的人性特征；另一种是指可能会因时间、地点、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人性特质。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人性”一词与“人的本性”一词相类似。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人性”指的是永恒的或普遍存在的人类特性，即不变性。为了论述清晰，作者在使用中系统地区分了“人性”和“人的本性”这两个术语。前者用来表示人类特性中永恒的、普遍的那种存在，而后者用来在特定语境下表示广泛意义上的完整的人类性格。此外，作者还明确了对“人的‘本质’”“人”和“人们”等术语的使用情况。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六条是持“认识论断裂”说的学者们判定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摒弃人性观的重要文本依据。因此，在第二章中，作者杰拉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的全部文本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从马克思思想的更广泛语境对这些文本中各个句子的语法结构、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其中一些关键表述的语境意义，以及可能存在的歧义进行了各种可能的考量，重点是讨论对第三句话的四种可能性解读：（a）（1）在其现实性上，人性依赖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a）（2）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性依赖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b）（1）在其现实性上，人性被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揭示；（b）（2）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性被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揭示。通过逐一讨论，作者指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文字表达晦涩难懂、高度凝练、风格奇特，仅凭第六条的直接语境难以解决其语义上的模棱两可，因此不能武断地依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来确定马克思的人性观立场，必须查看和援引马克思其他著作中的其他证据，“首先是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近的那些”。
为了证实可通过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来佐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的确切意思，杰拉斯在第三章中对马克思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巴黎笔记》《资本论》等其他重要文献进行了考察。通过大量的文本对比研究，杰拉斯指出这些文本在人性概念表述方面前后呼应，在语言技巧使用方面也前后相似，几乎完全相同。因此，阿尔都塞的“总问题”概念完全是故弄玄虚，进而其提出的“认识论断裂”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提出到最后形成的整个历程中，马克思始终延续了其在早期著作中便已经存在的关于人性的信念，“在他年轻时的著作中有着最清晰的血统可能”，人性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确切地说，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在最后一章中，杰拉斯进一步考察了关于马克思摒弃了人性观的误解是如何变得如此普遍、影响如此之广。针对马克思摒弃人性观这一说法的两套其他理由，即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之外的其他文本证据和马克思摒弃人性概念的原因考量，杰拉斯一一予以简要的评述和批判，从而进一步捍卫了马克思的人性观，指出“马克思没有摒弃人性观——他这么做是对的”。毫无疑问，诺曼·杰拉斯从术语定义出发对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中的人性观立场进行讨论，并在对《提纲》前后的重要文本进行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驳斥马克思摒弃人性观这一错误说法的所谓其他文本证据和原因考量，这种反驳，在范式和逻辑上合情合理，比较有说服力。
我们必须承认，不论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本身的文本来说，还是从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撰写的其他重要文献来看，马克思关于人性的信念与其早期著作是相一致的，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萌芽到形成的整个过程之中，构成其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遗憾的是，在本书中诺曼·杰拉斯仅仅局限于驳斥马克思摒弃人性观这一说法，而没有进一步系统论证和说明马克思人性观的具体内容，没有阐明马克思人性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更没有结合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社会重大现实阐述马克思人性观的历史进步和现实意义。
近两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得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许多颠覆性的变化。疫情肆虐不仅冲击和威胁到人类的身心健康，更是考验和重塑着人性，让包括译者在内的人们深切地关注到人性问题。在这一时期接手翻译本书的任务，让译者不得不谨慎为之，不但在翻译时多方查证文献，而且在翻译之后多次校读译稿，之于这一小小序言，更是迟迟不敢下笔。幸运的是，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及其后的一些工作中，有我的导师张雄教授和师母朱璐副教授的帮助，以及董必荣老师、速继明老师等一众师兄弟和多位同事和家人给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才使我敢于将译稿交付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编辑的宽容和理解，也着实令我感动不已，使我敢于写下本序以勾抒心中激荡的谢忱。亦当明言的是，缘于本人才疏学浅，本书译文在语言表达和词意择选等方面恐怕尚有不尽如意之处，对此本人恳请学界诸公和读者诸友不吝指正。
魏南海
2022年5月30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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