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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
班国瑞（Gregor Benton）
1994年6月
谢山 译
录入者说明：中译文刊载于《十月评论》1999年第4期。
按：以下这篇专论，原刊澳洲国立大学高级研究院1994年6月出版的《东亚历史》第7期上，作者格雷果尔·班国瑞（Gregor Benton），现任英国里兹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对中国近代革命史有深邃研究，他写过几本有关中共与中国托派的书，备受中外学者的注意以至赞赏。他花了二十年光阴来研究和写作的《山火》（红军于1934-1938年间奋斗于华南的历史），赢得海外“汉学家”的一致推重，并获得Philip E.Liliemthal奖金。
在中国作家中，鲁迅即使不是第一个受到托洛茨基文艺理论深刻影响的，也是最优秀的一个受此影响的作家。鲁迅是公认的现代中国大作家，可是，文学史家中很少人注意到鲁迅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这种思想关系，而且在中国，好多年来，逝世的鲁迅被人利用来作为一尊政治正统的偶像，因而他同共产国际所憎恶的一个人曾有联系的事实被有系统地隐瞒起来。中国官方甚至把鲁迅说成为反对托派的一个作家，据说他曾在政治上深恶痛绝托派。然而，1993年出现了新的证据，证明那样理解鲁迅是错误的，同时也纠正了中国共产党内那些反对托派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所犯的一个大错误。
鲁迅从日译本中读过托洛茨基所著的《文学与革命》一书，托洛茨基的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都写在这本书中，这就促使鲁迅设法将此书译成中文。结果，韦素园从俄文、李霁野从英文把它翻译了。韦素园不久死于肺病，于是李霁野独自译成，于1926年出版。鲁迅自己则从日文翻译了托洛茨基在苏共中央1924年5月9日召开的文艺政策讨论会上发表的长篇演说。1926年鲁迅又从日文翻译了《文学与革命》第三章中关于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一段，作为“未名丛刊”中勃洛克的著名诗篇《十二个》的附录。“未名丛刊”是鲁迅主编的。1927年4月，鲁迅引了托洛茨基论平民文学的话，即说：“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
值得指出的，是当1926年鲁迅设法翻译托洛茨基著作的时候，显然已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破裂以后了。1929年5月22日，即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以后三个月，鲁迅还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话，对于政治和文学的关系问题，仍旧表示与托洛茨基同样的观点。1929年以后，他才停止引用托洛茨基的话，那大概是一种外交手段，从此到离开人世，鲁迅都是将如下的观点视为庸俗的和无知的而拒绝之，这个观点就是说：文化是经济利益的简单反映。同托洛茨基一样，鲁迅也相信艺术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运用自己的方法……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
鲁迅传播托洛茨基的自由的和多元性的文艺观，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了左翼作家王实味、丁玲、萧军和艾青，这些人1942年在延安是受毛泽东派所压制的。这个文艺观点也影响了胡风。胡风是个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他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政治上倾向于斯大林主义。虽然如此，他同中共仍旧不断地闹别扭，到了1955年，他成为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所攻击的对象，只是因为他反对中共领导所推行的文艺政策。
延安的文学反对派的主要人物王实味有托派关系是大家知道的，但胡风思想之根源于托洛茨基主义则是隐晦的，为人不知道的。此次，从1993年在北京发表的胡风的遗文中才暴露出来。原来，胡风早于1925年夏天便与日后的中国托派思想家有来往，那时他名张光人，考入北京大学的文学系，与他同在一班的，同学一年时间，有王实味，还有日后的中国托派领导人王凡西。这个巧遇虽然未曾产生什么直接的政治后果，但值得指出，这一班学生中产生了这样两个有名的人物，在文学上都采取与中国共产党不同的立场，又都被中共迫害，王实味更被处死。此外又产生了一个人物，他站在左翼的立场批评中共的文艺政策。
胡风在1984年写了一篇文章，但到他死后才于1993年发表。他在文章中说起他二十年代读过的书中哪几本对于他的文学思想发生了影响的，在这叙述中，他不经意地泄露了他的顽固思想的可能根源，这思想决定了他的一生的文学观而形成他的不同意见。他在文章的开头，用非常简短的字句提到在鲁迅领导之下，译成中文勃洛克的诗篇《十二个》，他接着赞美鲁迅在此诗篇出版时所写的后记。他说，这后记帮助了他读懂了诗，也帮助他多少懂得了革命，多少懂得了革命会怎样影响作家和文学。他说：“加强了我对创造过程中的庸俗社会学的肃清。”他又说，那篇后记甚至还使得他明白了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所著《苦闷的象征》一书的意义。厨川白村是日本的唯心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他提出一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文艺起源于苦闷，即人对于人类生命力的压抑，而又压抑不了，于是用广义的象征手法表现出来。胡风现在可鄙视这种观点的了。
胡风，1926年和许多年轻的中国左翼学者和作家一样，也是着迷这种“苦闷的象征”学说的，他不理解像厨川白村这样的唯心主义者为什么能够如此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解释艺术创造的过程，照“社会学”的说法，唯有“唯物主义者”才能解释这个过程的。到了《十二个》出版，他读了鲁迅写的《后记》之后，胡风理解到并非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创造过程中所有一切都可找到“物质的”或“经济的”基础与之对应，而集合于所谓“社会学的”法则。
不言而喻地，胡风的文章不敢提到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书中那一章的为鲁迅用来说明“资产阶级的作家”勃洛克的文学天才的话，但显然可见，鲁迅所引的话（连同那《后记》所引的话）是出于该书那一章的。鲁迅在《后记》中充满了托洛茨基文学批评的精神，并对托洛茨基文学创造理论怀有深深的敬意。胡风这些早期的思想，以后就发展为他后期反对共产党指挥文学，反对毛泽东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
1936年，即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鲁迅批评了某些亲共产国际的作家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他认为这口号有阶级合作的意味，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般人都以为是鲁迅提出的，但鲁迅的学生和同志胡风，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则说是他胡风提出的，不过当时鲁迅担负责任）。两个口号如此对立，可以被人认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立场，一个是毛泽东的立场，主张同国民党一面联合抗日，一面互相斗争；另一个王明的立场则主张只联合而不斗争。
但鲁迅所提出的口号有几分接近于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抗战的立场，即坚持抗战，但不放弃阶级斗争，要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中国托派陈其昌，从这场两个口号之争中看出了这个深刻的意义，但又相信鲁迅的不可屈服的精神（他是崇拜鲁迅的），于是寄了几份托派宣传品给鲁迅，并附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鲁迅：新成立的联合战线是“莫斯科官僚”所主张的，结果将是把革命的群众交给国民党刽子手去屠杀。鲁迅提出的口号，含有托派主张的意义，不仅陈其昌一个人看出来，中共内部的人也看出来了，他们早已将“托派”帽子戴在鲁迅头上了。关于这一点，胡风的遗文揭露说，延安的中共领导怀疑鲁迅是同情托派的，才提出这个口号。田汉、周扬，这两个继续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人，甚至要鲁迅相信：胡风是当局派来的奸细。
1936年，鲁迅死前不久，刊物上发表了一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以鲁迅署名的。此信发表后发生轰动，造成一种拥护斯大林，而反对陈其昌批评的气氛，人们甚至暗示：托派是日本人收买的奸细，于是鲁迅和托派之间就划清了政治界限。信中说：
“你们的‘理论’（指抗日联合战线是对革命的背叛）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那就因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什么什么的缘故。但我，即使怎么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
讽刺的是这封答信中，暗示托派汉奸的话，后来王明就明白说出来了。王明的政策那是鲁迅所反对的（知道或不知道是出于王明）。更讽刺的是，这封信中被诬为汉奸的陈其昌，因从事抗日活动，1942年被日本宪兵捕去，严刑后牺牲。
看到了这封答信之后，上海的托派组织便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名义发表了简短的声明，由王凡西执笔，发表于同盟的理论机关报《火花》上作为回答。声明指出，鲁迅此信称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其实原信只是陈其昌一个人签名写的，他对之负全责。声明将鲁迅的答信联系到斯大林发起的反托大运动。因此：
“我们不屑费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来和鲁迅作无益的争辩；我们只号召一切无产阶级的战士与全体革命者，起来抗议史大林党应合了全世界的阶级敌人向我们，尤其是向托洛斯基同志施行无耻的诬蔑这一事实。因为鲁迅的诬蔑，只是这一恶浊的洪流中之一股细支罢了。”
陈其昌则没有这样平心静气，他正被那封答信暗示的话伤害了，于是写了第二封信给鲁迅。信中，他又提到联合战线问题，他责备鲁迅没有回答他的政治论据，而作无聊的诽谤。“你躲躲藏藏的造谣，说日本人拿钱叫我们办报，等等。”他写道：
“真亏你会诬蔑得这样曲折周到！布列派的《斗争》与《火花》是同志们节衣缩食并闷在亭子间阁楼上挥汗劳动的产品，正因财力不给，《斗争》已从周刊变为半月刊，听说又快要降为月刊了。假如布列派能从日本人拿钱办报，那它一定要像你们那样，公开的一本本一种种的出书出杂志，并公开摆在四马路出卖，即不然，也仍可以交给日本人书店在玻璃窗内张广告出卖，而决不须这样自印自散了。”
陈其昌得不到鲁迅对于他此信的回答。此信仍藏在鲁迅的档案内，经过四十多年后，才于1976年还是1977年1月发表于北京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四期上。
今天却出现了证据，证明那封有敌意的、带讽刺的答陈其昌的信，并非鲁迅写的，而是共产党员冯雪峰写的。冯雪峰利用他和鲁迅的友谊，以鲁迅的名字，而不一定以鲁迅的思想写这封答信（鲁迅当时病倒在床上，不能说话）。早于1976年，楼国华就在他的一本名为《鲁迅》的书中揭露此事（此书由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出版于巴黎）。楼国华提出了许多证据说明他的结论，他认为这封信含有浓厚的冯雪峰思想，以诽谤托派为主调，不合于鲁迅的高尚的道德品格。特别是因为鲁迅素来都鄙视“卢布说”，而现在信内用“卢布说”施于别人。此外，鲁迅在短暂的病情好转期间内，即从发表那封信到他逝世（1936年10月19日）的时期，他未再提及陈其昌的信，反而在发表答徐懋庸（反对鲁迅的共产党员）信中重提两个口号的斗争问题，以及“左翼作家联盟”的秘书处问题，这就使人怀疑，那种恶意诽谤答复陈其昌的信，不是出于鲁迅本意。鲁迅写道：“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鲁迅又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当他病情好转期间内，1936年10月出版的《作家》杂志上发表了鲁迅的《半夏小集》，仍主张在抗日联合战线中左翼作家必须保持独立性，他说明的理由虽然很简略，但基本上同陈其昌写给他的那封信差不多。在第二段和第三段的文中，他说：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鲁迅的《半夏小集》第二段说的显然是日本人占领东北的事情，文中警告那些人，他们认为蒋介石统治下毕竟比在日本天皇统治下为好过的人。第三段则讥讽剧作家田汉和小说家穆木天之流的人物，鲁迅认为他们无论是放弃了自己的信念，或者被迫投降都太早了一点。
至于在那封给陈其昌的信中表示了坚决保卫斯大林，楼国华指出，鲁迅决不会无条件地支持独裁者，并引了他堂兄楼适夷告诉他的故事为证。楼适夷讲的是安德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一书，纪德在书中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捍卫了托洛茨基，因而被斯大林集团诬为“法西斯走狗”。纪德的那本书1936年由郑超麟译成中文出版，此书被共产党列为禁书。据楼适夷说，鲁迅极为崇敬纪德，曾反对对纪德的攻击辱骂，甚至还说过，如果他去苏联见到纪德所见到的，他也会写同样的书。楼国华说，这才是真正的鲁迅，和那封恶毒的信是完全不同的人。
楼国华还知道，在鲁迅的私人关系中，即使对被中共朋友所冷落的人物，鲁迅仍没有答陈其昌信中所流露的那种宗派主义。鲁迅坚持原则，拒绝按政治上排斥异端方式生活。例子之一就是他和美国托派伊罗生保持了友谊。1934年伊罗生离开上海前夕，鲁迅设宴欢送他。
鲁迅《答托派信》的公案，到了近年发表的胡风1984年遗文中才真相大白。楼国华早先猜测的情况在胡风这篇遗文中得到证实了。胡风说，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已无力讨论对陈其昌的复信。胡风又说，冯雪峰代拟这封答信也是为了洗刷他自己、鲁迅、以及其他拥护那个左倾口号的人的“托派嫌疑”，因为他们在党内的对手早已指控他们是“托派”了。冯雪峰为此不惜强迫鲁迅说出鲁迅绝不愿说的话。胡风自己是完全不同情托派的，这就可以保证他记载这件事情，绝无偏袒托派的可能。
关于《现实文学》发表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胡风写道：
“两文都注明了是他口述，O.V.笔录。其实都是冯雪峰拟稿的。O.V.影寓我的名字，免得猜到是他。他是党的领导人，我觉得掩护他是我应尽的责任。
“口号问题发生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消解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上引两段话证明鲁迅并非自愿写信回答陈其昌。胡风说第二次会晤，当读给他听后，鲁迅“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这就证明：这次病中的作家，并非完全同意冯雪峰所拟二文中的政治观点（因此二文是一个整体）。胡风在长文中又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
鲁迅病情好转后，能够自己写文章了，但并未表示不同意冯雪峰代拟的答信。但这一点并不能作证据，证明他同意了这种暗示。鲁迅同罗曼·罗兰、萧伯纳以及其他所谓“苏联之友”一样，鲁迅只是个文人，不是三十年代类型的那种政治家，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公然同斯大林主义的中共破裂。在三十年代中，他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世界唯一的进步力量，如果他不承认那封信是他写的，那就一定要同中共的战线团体破裂。他又为什么不回答陈其昌的第二封信呢？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不愿再继续讨论下去。因为如果再继续下去，他就得说出自己的意见，那可能构成对冯雪峰所拟答信的反驳或部分反驳。可是几个月之后，他在一篇《半夏小集》中，他批评了中共的新政策，正如陈其昌二封信那样去批评。
1949年以后，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更被利用来作有力的武器，帮助毛泽东政府去诬蔑托派，证明托派是汉奸和阶级叛徒，更重要的是以此信来教导年轻一辈人，不要多接近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将此信编入高中全国统编语文课本，声称这是鲁迅的优秀作品，同时富有政治意义。有讽刺意义的是此信的笔调正是一种冒充的假货。胡风的文章说了如下的话：
“到病情好转，恢复了常态生活和工作的时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地笑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
多年来，中共如此刊行了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很得意的。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独秀得到了部分的平反，中国的历史家也可以放手反驳康生、王明1938年提出的关于陈独秀每月接受日本人津贴的诬蔑了。于是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成了问题。到了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新注出现后，更没有理由再视托派为“汉奸”了。那些崇拜鲁迅者便提出种种理由为这个《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辩护。他们最常用的理由是说此信并未说托派是汉奸，不过警告托派不要再滑下去，免得成了汉奸。郑超麟在一篇分析胡风遗文的文章中说，劝告说是不能成立的，并用毛泽东一篇演说为证，因毛泽东也正引用此信证明托派是汉奸。郑超麟又说：托派并未接受这个“劝告”，但也并未因此成了汉奸。
今天则已真相大白，鲁迅本人并未说托派是汉奸，而且今天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鲁迅如果能深思熟虑的话，也将同意冯雪峰代拟的答信中违反他的原则所表达的意思。
后记
我这篇文章已经写好，才通过亚历山大·瓦季莫维奇·潘佐夫，知道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的陈胜长，也曾写了一篇文章研究托洛茨基文学理论对于鲁迅的影响。陈胜长这篇文章是在胡风那篇长文发表之前写成的，对于1936年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仍旧采取旧时的看法，即认为此信是鲁迅授意写的。可是陈胜长在文中提出一个可注意的说法，即他说明了1933年初期鲁迅对于托派领导人陈独秀的态度。原来，在共产党员或同路人中那些反对鲁迅的人，曾于1933年2月期间攻击“现实主义”作家胡秋原，说胡秋原无区别地既“崇拜”斯大林，又“同情”托洛茨基；而且“非常尊敬”克鲁泡特金，并且“惋惜”陈独秀和邓演达的遭遇。据陈胜长说，鲁迅认为这些攻击胡秋原的话，暗中也是攻击他的政治态度的，于是在3月5日著文回答这个攻击，他的文章题《我怎么作起小说来》。文中有如下的话：“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陈胜长还引用了鲁迅在其他文章中说的话来为上引的话作注释，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陈胜长说：“我认为，当左联无根据地攻击文学界的所谓‘托派’时，鲁迅却利用机会赞扬陈独秀，同时也表示同情失败了的托洛茨基。”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