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追求真理：从不满现实的少年学子，到投身革命的地下党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戚本禹回忆录（201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所在的报关行生意萧条，父亲的工资减少了，一家生活比较困难。为了节省房租，同时还能改善一家五口的居住条件，1943年我家搬到南市，住在蓬莱路67号一座民房里。从南市到西城小学，路太远，我就转学到家附近的念慈小学。那是一位慈善家为了纪念自己的母亲而设立的学校。我在念慈小学读完六年级，毕业后考上了《新闻报》的贫寒学生助学金，被分配到德润中学，当时叫建平中学。
　　为了贴补家用我父母借钱在住家楼下开了一个小店，由母亲打理，卖些烟、酒、火柴之类的日用品。小店确能赚点钱，但麻烦也随之而来。青帮要强迫“保护你”，保护费是盈余十抽一、二。这个钱要是不给，小店就别想开。日本人的税务局也要抽钱，虽比青帮少些，但大概也是盈余的百分之十。这两项合计就是百分之二、三十了。还有日伪的小特务，戴着个破徽章，到店里要钱不说，还常常不给钱整条地拿烟，整瓶地拿酒，有时一拿就是几条烟，几瓶酒。这么算下来，小店收入起码一半就没了。
　　有一次，小特务又来了，有瓶好酒，价格很贵，我母亲实在舍不得让他拿走，就想藏起来，但晚了一步，小特务看到了硬是要拿走，母亲不给，还据理力争。那小特务恼羞成怒，就诬说我母亲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母亲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我下学回来，听家门口钉鞋的老皮匠一说，就好像天塌了一般，撒腿就往宪兵队跑。那个宪兵队，也在蓬莱路上，离我家只有七八百米，我几乎一口气就跑到了宪兵队门口。我小孩子思维简单，又一心想找妈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里冲。好在两个站岗的日本兵看我是个小孩，没开枪，一个在原地继续站岗，一个来追我追到里面一个大楼的门口把我抓住了。当时那大楼里面有日本宪兵队的军官正在开会，我把他们的会议搅乱了。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可能是宪兵队的头头，通过他的日本翻译问我来干什么？我就大叫：“我是个学生，我妈妈给你们抓进来了，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你们为什么抓我妈妈？”戴眼镜的日本人就对着其他人哇哩哇啦说了一通话，我什么也听不懂。几分钟后就有人把我妈妈带到我面前来了，她后面还跟了个中国人，那家伙说我妈妈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我妈妈虽然没文化，但遇到事不怕，很沉着、很冷静，在威海的时候还帮助我四姨妈给游击队偷运过短枪，她说：“不是这个事，我是开小店的，卖烟酒的，给你们做事的那两个人经常拿我的东西，不给钱，我跟他要钱，他火了，就说我是新四军的情报员，把我抓来了”，还说：“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那些小特务，连我妈妈姓什么、叫什么都说不出来，戴眼镜的日本头头听了我妈妈的声辩，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把我妈妈放了。
　　我小时候没有做什么大事，这次冲日本宪兵队就妈妈算是最大的一件事。我父亲回家听母亲说了这件事，大为高兴，第二天就买了一支博士金笔，一本《沉香救母》连环画，作为奖品给我。那只博士金笔我用了好多年，《沉香救母》我看了一遍就丢下了。我惭愧呀！我没沉香那本事，不然的话，就早把日本小特务惩治了。不过，这之后，我对于给日伪做事的人就更加痛恨了。
　　我们建平中学有一个日伪派来的训育员，姓周，他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可不知怎么就是昧着良心替日本人做事，我们骂汉奸“穿个皮鞋嘎嘎响，卖了祖宗再卖娘”，他就在旁边丧着脸，不高兴。德国人打败仗了，日本人也要完蛋了，我们学生对形势都知道一点，可他上训育课，还是大讲“大东亚共荣”，“反共才能救国”。我们都讨厌他。一次，我们知道他又来上训育课，就在黑板上画了个乌龟，乌龟身上十三块纹道，乌龟举着日本膏药旗，旁边写着“打倒汉奸”。那乌龟十三块纹道，四个腿加上一个头一个尾巴，等于六个脚，合起来是“十三块六脚”。上海话“十三块六脚”就是骂人无耻。训育员进教室一看到黑板上“十三块六脚”的乌龟，气得脸刷一下就白了，连忙自己擦掉，还说：“你们老说我汉奸，我是为了和平反共救中国”，“汪(精卫)主席是孙中山的信徒，是孙中山最好的学生，蒋介石压迫他，‘和平反共救中国’的口号就是汪主席提出的”，“你们说我是汉奸，我是为中国人利益的，我教过你们当汉奸吗？我都教你们怎么样修身，怎么样救中国，我没有教你们当汉奸吧？！”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知道老家那个四姨妈是共产党，具体干啥还不知道。训育员不承认他是汉奸，我们学生却不信他，不给他鼓掌，也不说话。他说：“谁画的，自己出来认个错，我可以原谅你年幼无知。”他追问了半天，没人出来认错，他就把我们所有男生每人打四板子，他认为女学生不会干这事，所以不打女学生。那是我长到十几岁第一次挨板子。我们挨了板子，还是不服气，还是没一个人理他。很多同学回家后跟家长告状，结果好多家长，的还带着亲戚朋友，到学校来包围了校长室。我们学生没法上课了，都出来看热闹。后来校长、校长太太出来作揖，想平息事态，但学生家长说，不行，一定要开除这个老师，向学生道歉！校长太太说给每个学生发一包点心，表示慰问。学生家长说，谁要你的臭点心，我打你儿子，再给你发点臭点心行不行？我自己倒是没有告诉妈妈，她打理小店很累，我怕再给她添累。家长闹事后的第二天，学校贴出布告，撤销那个周姓训育员任的职位，不要他上课了。那个人就再也没来过。这次勇斗汉奸训育员取得胜利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作用。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上海老百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都到马路上狂欢，许多人拿菜叶子或者黄瓜呀，就往天上扔，怎么高兴怎么来，还互相拥抱，拍肩膀，蹦啊，跳啊，喊叫啊！不久国军进城了，我们的学校也恢复原来的校名，从建平中学改回德润中学了。报上说是蒋介石联合美英苏打败日本鬼子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五强之一，美英苏中法，中国排第四位，扬眉吐气。人们传说蒋介石要来上海啦！没多少天，蒋介石真坐着飞机到了上海。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跟校长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 去欢迎蒋介石，去跟着领队喊“蒋介石万岁！”“万万岁！”又过了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他们在上海城里大搞“五子登科”，就是借接收大员的权力，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大肆搜刮房子、金子、票子、女子、车子。汉奸敌产他们要没收，与汉奸沾点亲带点故的人的财产他们也都没收，还不给收据。文化界、商业界、教育界和其他各业各界的头面人物，只要沾上点日伪关系的，也都深受其害。接下来就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狂印钞票，用低价兑换伪币的办法搜刮民财，结果是市场物价大涨，上海老百姓生活顿时就水深火热。有一首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涨涨涨”。
　　我们家就惨了，小店原本有些盈余，国民党要控制烟酒经营，要我们家的小店换经营许可证，不然不让经营。为了弄到这个证，我家把积攒下来的唯一的一条“小黄鱼”(小金条)都用上去打通关节，最后也没能如愿。这等于是抢劫了我父母的血汗钱、我家的活命钱之后，又断了我们家的生路。为了这个事，我父母都哭了，一家人愁眉苦脸了好几个月。后来我新添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是得了儿童肺炎，没有钱买药，很小就死了。
　　母亲小店的遭遇在整个社会上不过是一粒小小沙子，但是这粒小小沙子对我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懂了历史上的“官逼民反”是怎么回事。
　　终于，1946年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上旬，上海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摊贩斗争。国民党上海政府在整顿市容名义下，在几天之内抓了上千的小摊贩进局子，并没收他们那点可怜的小商品，结果引起众怒，五、六千个摊贩家属 (妇女、老人、小孩)和许许多多被没收物品、被禁止摆摊的摊贩，包围了黄浦区的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抓摊贩，发还被没收的财物。那天是星期六，我本来是要去父亲的公司，走到河南路上看到摊贩们一群一群往黄浦警察局奔去，一打听说是摊贩在包围警察局，就跟着人群进了黄浦警察局前面的广场。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后面和旁边马路上还有数千围观者。警察局门口则是好几排警察与往里冲击的摊贩发生激烈冲突，警察用警棍打人，用水龙头冲人，还往天上开枪，摊贩们则毫不退让，一些人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筐筐碎砖头、鹅卵石、西红柿、臭鸡蛋，往警察局扔，扔得远的就把警察局的玻璃窗打碎了。一看这阵势，我就跑过去帮忙给大人递碎砖头——我是个小孩，力气小，碎砖头扔不远。警察会闪躲石头和西红柿，真挨打的不多，而冲在前面的摊贩，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打昏，有的被打伤。即使这样，摊贩们还是不罢休、不退却。几十分钟后，其他区的大批警察，坐着鸣叫的警车赶来支援，他们下车就抓人，我从人群空隙中跑了。摊贩们随后就组织全市商户罢市。这件事最后以国民党市长吴国桢讲话答应放人、答应退还东西、答应摊贩继续营业而淡化。
　　1946年冬天，美国大兵在北京凌辱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由此爆发了平（北京）、津、沪的学生大规模游行示威，上海的学生包围了美军在上海的海军司令部，高喊“美军退出中国”，“美国兵滚出去”的口号。大学教授蔡尚思、马寅初、楚图南等名流发表了《对美军暴行抗议书》。大游行那天，正是1947年元旦，学生放假，我听到广播后，也到南京路去和市民一起观看反美大游行，学生喊口号，市民也跟着举手喊叫、鼓掌、跳跃，一致要求驱逐美军撤离中国。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对美国大兵欺凌中国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人民运动。
　　这个时期，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已经打得很激烈了，内战造成大批苏中战区的难民，搭船从长江对岸涌向上海、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地。进上海的难民最多，一时间在南市、闸北、杨浦，出现无数的贫民窟，难民用木板、硬纸板搭起许多临时小屋，里面挤满了人，后来没地方搭建小屋了，很多人就睡在马路上。那年冬天上海特别冷，突然有一天，一场寒流袭来，冻死了很多人。我第二天清早去上学，在蓬莱路、复兴路上就看到隔一段就有一个或亮嗓小孩的尸首，还有老人的尸首。有人在报上说那天死了八百个小孩，有八百个童尸！住在上海的诗人臧克家，目睹了这个惨状，就写了一首诗，叫“生命的零度”，副标题是“八百童尸”。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这诗摘录成一个小传单到处散发，我就是在传单上看到这首诗的。这首诗是反内战的号角。那些儿童有权利生存下去，却生命到了零度，冻死在上海的街头，死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民党打内战，弄得老百姓没吃、没住。1947年以后，上海米价又暴涨，比抗战胜利时上涨了百倍，即使这样市民还常常排长队买不到米，而穷人想吃也没钱买，只好买点豆腐渣参合玉米面混日子，家中来了客人才会到黑市买点大米应付一下，而黑市米价比配给米高一倍到五倍。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地下党发起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说内战是共产党挑起的，但谁都不信他们的，谁都知道，是四、五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人支持下，张开大嘴想吃掉共产党。
　　我亲眼目睹的惨状对我触动很大，臧克家的诗又启发了我的觉悟，我就参加到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去了(自那时以来我一直很崇敬诗人臧克家，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还到他山东老家去纪念过他)。外滩、南京路、西藏路上，都有大学生、中学生游行示威，我就跟着他们跑，他们喊口号我也喊口号。那时候我还没参加地下党，但是我已经知道是地下党在策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国民党警察用水龙头来冲击学生，学生不肯退却。我所在的德润中学，校长是国民党，他不准学生参加游行，但我们和郁文杰等七、八个学生，还是到外滩去助威。特务们用一个木头棍子，上面钉很多钉子打学生，一打就出血，一拉就血肉淋漓！很是惨烈。学生把照片拍出来，老百姓看了更愤怒了。国民党命令大中学校提早放课，不准学生在一起。他们以为放课学生就不游行了，其实一放课学生出来参加游行更方便了。
　　老百姓都知道反内战、反饥饿其实就是反国民党，反国民党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所以都自愿参加到运动中来。一些工人、职员是直接参加到学生的游行队伍中来，很多的大小商店则是关门停业，表示对运动的拥护。与上海的运动同时，南京、北平等地也出现了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并且所有这些大城市的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国民党就出动大批军队，残酷镇压游行示威的群众，制造了死伤大批革命学生的惨案。即使这样，还是压不下群众的反抗。而且上海、南京的工人、市民，大批加入群众运动中去之后，不像学生那样温文尔雅，他们罢工、罢市，包围警察局，还有许多市民竟然自发组织抢米风潮。
　　1947年暑期，我初中毕业，那时我虽然反蒋反美的积极性很高，但还没有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理想仍然是做个科学家，走科学救国的路，所以考高中我是一心想上名校。报上说，黄炎培等创办了一个贫寒学生助学金，凡上海市贫寒学生，如能考取这项助学金，就可保送进上海名校浦东中学、沪新中学等。我家境贫寒，就去报考了这个贫寒助学金，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保送进了浦东中学。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浦东中学这个名校竟彻底改变了我自己原来设想的人生道路。
　　浦东中学是上海名人杨斯盛创办的，杨斯盛是工人出身，后来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滩上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上海许多有名的建筑都是他带领工人建造的。他在晚年毁家兴学，捐献一生积蓄二十四万金，在上海浦东创办了这所中学。第一任校长即是黄炎培先生，他是孙中山领导的老同盟会会员。“五四运动”先驱蔡元培曾赞誉杨斯盛是“一代伟人”，胡适则称杨斯盛是中国的“大豪杰”，“可敬、可爱、可法、可师”。浦东中学在长期的教学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著名的有张闻天、李一氓、蒋经国、庄世平、王淦昌、夏坚白、范文澜、胡也频、殷夫、董纯才、雷经天、谢晋、何挺颖、叶君健等。
　　浦东中学一直富有革命传统，早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中，就都是革命的先锋堡垒。在抗战中校舍被日寇炸毁，学校迁至浦西杜美路(即今东湖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很重视浦东中学，派军统特务黄星来控制训导工作，他有权把革命师生送特刑庭，连校长都怕他。上海地下党则把浦东中学列为中学工作重点，还派了一批地下党员在学校组织学生运动。我在解放后才知道，我考的那项贫寒助学金，名义上是黄炎培等人创办的，实际从事具体工作的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而我能考上则可能与我之前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斗争不无关系。我的英语不好，我很担心考不取，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一位女老师问我对全市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的看法，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侃侃而谈了一番，结果我在回家后的第四、五天，就接到了保送浦东中学的通知。
　　1947年秋我到浦东中学报到了，和顾志刚分在一个班级，他就坐在我后排。不久我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是同志加兄弟，彼此生死不渝。顾志刚是青年地下党员，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派到浦东中学组织地下党支部、开展学生运动的成员之一，和他一起的其他青年地下党员还有胡令升、张晔、何世和、钱嘉庆、姚堤等，其中胡令升是当时上海地下党最年轻的区委委员。
　　1947——1948年是我一生中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大变化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一生的跌宕起伏，高峰低谷，好与坏，福与祸……都与这个大变化有关系。这个大变化又与革命书籍分不开。我对书籍总是如饥似渴，刚随母亲到上海不久，就迷在儿童图书馆的图书里；在建平中学读初中的时候，从一个老师那里得知在四马路(现在的福州路)有个很大的市立图书馆，我就去那里读过诸子概论、史记和鲁迅、茅盾、郭沫若的部分著作，还读了达尔文、莎士比亚、爱因斯坦。但是，引起我思想大变化的是在浦东中学时期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通过地下党员顾志刚，我先读到了大量上海进步书店、解放区和香港出版的文艺、历史、哲学著作，包括《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李家庄变迁》、《大众哲学》、《小二黑结婚》、《社会科学概论》和鲁迅、高尔基部分著作的单行本等，后又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西行漫记》这本书系统讲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理想，特别是书中的《毛泽东自述》这篇文章，把毛泽东本人的革命历史、政治主张坦诚地公诸于世了。这本书打开了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门。书里的许多事情，如井冈山，反围剿，万里长征，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既新鲜又刺激。我一翻开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万宝盒，一连三天三夜，日以继夜地看，连吃饭、睡觉都忘了，学校里的功课也不做了，有的章节不止看过一遍、两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它帮助我建立了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念。现今我个人的藏书里有《西行漫记》的三种版本，它们是我的珍爱。现在许多人都在追求亿万家财，想做亿万富翁。其实，这本书里讲的真理其价值岂止亿万！你只要认真读了，就比亿万富翁还富有。
　　从《西行漫记》里，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写了本《共产党宣言》，我到处找这本书。后来何世和给我搞来了，他那个书的封皮是《家庭月刊》，里面才是《共产党宣言》，书没写译者姓名，书的纸张粗糙泛黄，书的第一句话就震撼了我：“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踟蹰着，这就是共产党的幽灵！”“踟蹰”两个字我那时还很生疏，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解放后我看到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宣言”译本，它把第一句译为“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我觉得它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翻译的好。《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就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看了就想，我在报关行干活的父亲、在香烟厂干活的老姑、在食品厂干活的花姐，不都是无产者吗？他们的老板不都是资产者吗？《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要联合起来，用革命手段夺取资产者的机器、工厂、土地、房屋，建立起一个让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提出要没收资产阶级所拥有的土地、工厂、铁路，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按计划组织生产，还提出具体的十条措施。我反复阅读这些措施之后，全部都拥护，特别拥护“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这一条。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倒国民党，因为那时国民党很专制、很腐败，我很厌恶国民党。另外，我觉得顾志刚等人向我说的，中国革命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道理更适合中国。但那时，我对《共产党宣言》中某些内容却不很明白，比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公开的公妻制”、“英国宪章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等，其中一些问题是直到解放后才慢慢弄懂的。
　　我从一位在海关工作的老乡那里得知，在上海霞飞路影院的后面，有一家中苏友协开办的进步书店。我找到那家书店，只见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苏联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书店的职员对人和蔼，对我这个穷学生，也彬彬有礼。后来我就成为那里的常客。在那里，可以像在图书馆一样地看书，只要愿意，看一整天也可以，不买书也不要紧。有时(星期日)我就看一整天，中午喝点茶水，啃个罗宋面包，直到书店关门时才回家。我看得最多的是中文版《时代日报》，上面有解放战争的战报，世界和中国局势的分析，我也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如饥似渴地搬起砖头般的大书翻看。久而久之，书架上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联共（布）党史》、《斯大林卫国战争言论集》等，我都有不同程度的阅读，不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还看不大懂。总起来说，那个书店给了我许多解放区的消息和初步的马列主义知识，至少我看懂了许多革命新名词，什么“劳动”呀、“价值”呀、“剥削”呀、“帝国主义”呀……我都看懂了。最意外的收获是，一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中学生偷偷给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神秘地告诉我书店里有时有国民党特务混入，叫我注意尾巴。但我在那书店里陆续看了好长时间的书，也没发现有人盯我，大概那时我人小，不被特务注意。
　　我永远忘不了那本《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和当时看了小册子的感觉。当时抗日战争虽已胜利，但国民党又把祖国拖入内战之中，沉沦了一百多年的中华古国怎样才能振兴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我都看了，都没有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想不到远在陕北山沟里的毛泽东，却早在两年多前就给我们写了这么好的一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小册子，特别是它所阐述的“我们的一般纲领”和“我们的具体纲领”，为正在迷茫而困扰地寻求祖国发展道路的青年人，指出了解放中国、建设中国的道路。小册子把一切都讲得那样的合理、那样的实在。我在看到这个小册子以前，志向是将来做个科学家，用科学来改变祖国的贫穷落后。这以后，我才知道，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先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觉得，毛泽东能救中国，我服膺了，从此认定，我要在今后跟着毛泽东。这本小册子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读过它的人成百上千万了，我不知别人读后的感想，但我当时读这本小册子时的激动心情是别人难以想象的。
　　我把我的感受同好友顾志刚讲了。不久后，顾志刚又给我借来一本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要我好好看。这本书很厚，分三编：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社会主义。第三编是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很打动人，介绍了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法）、傅立叶（法）、欧文（英）；他们都眼光远大，对“充满罪恶和灾难”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主张建立新型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为他们的伟大精神感动，最叫我心动的是身为英国一个大纺织工厂厂主的欧文。他先是领导一个500多人的工厂，后来，又领导了一个大棉纺厂，发展到2500多人，别的工厂厂主逼迫工人每天劳动十三、十四小时，他却只让工人劳动十小时半；他发明并实际为工人的子女创办了幼儿园，让儿童生活得愉快；当经济危机爆发使工厂停工时，他仍给工人发工资；在别的厂区，工人大批堕落，在他的厂区却没有堕落分子，警察、刑事法庭都不需要了，连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也绝迹了。即使这样，他仍然认为自己没有给工人“合乎人的尊严”，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他问，这2500多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些工人所创造的财富，在半世纪前需要六十万人才能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巨大财富差额到哪里去了？他的答案是，都归企业主了。他认为，那巨大财富的果实，本应当归于工人自己；这种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现实是最不合理的；大众创造出的财富不应归个人而应为大众的共同利益服务。本着这样的想法，他想用自己的财富进行创设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想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新天地。但是，他不懂得阶级斗争与革命，不懂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财富去创造他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所以他最后被逐出了上层社会，变得一贫如洗，他的共产主义新村也以他丧失了全部财产而失败告终。
　　我不是一个轻易就被感动的青年人，但欧文的那些话，特别是“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的话，我当时读到时，曾泪流满面。这泪使我的思想完成了革命的转变，我完全接受了恩格斯在书中所描述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那是在1948年1月的一个天气很冷的夜晚，地点是上海市蓬莱路六十七号我家的阁楼上，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陪伴我读完这本共产主义历史的巨著。在阁楼旁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熟睡着我的父母和妹妹；在底层我母亲简陋的小店里，三块木板搭成的一张小床上，蜷曲着我在香烟厂打工的远方老姑。那天因为打夜班，她回不了家，临时睡在我家的小店里。她是个寡妇，四十多岁了，为了供养未成年的子女，每天要去香烟厂做工。那厂子我也去过，在复兴路的一个弄堂里，车间破烂透风，满屋飞尘，烟料的辛辣味和工人身上的酸臭味混在一起，连呼吸都很困难。她的老板有时连工钱都拖着不发。试问，这样的老板能同意欧文的共产主义新村的思想吗？能和欧文一同去建设共产主义的新村吗？工人要解放，不斗争行吗？那时工人为什么那么拥护共产党？那时共产党就一百多万军队，国民党有五百多万军队，力量对比很悬殊，人民为什么还是义无返顾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告诉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要起来革命，自己救自己！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共产党？因为许多共产党组织自己和当年逼得人民起来革命的国民党一样贪污腐败了。史镜熠熠，“事有不得者，返求诸己”。今天的共产党应该反省自己啊！
　　地下党员顾志刚看到我思想进步很大，就来动员我并和我商量，怎么把小兄弟们团结在一起，先领着大家看革命书，再慢慢形成一个进步组织。不久，我们十几个人在淮海路白俊义同学家里开了个会，建立了一个进步组织，起名叫“野火社”，取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表示不怕国民党的一次次镇压。由于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野火社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浦东中学的一个外围组织，后来的进步活动都实际是按顾志刚等人的布置，在上海地下党和市学联指导下进行的。
　　浦东中学那时实行学生自治，每个班级都设立班委会，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我因为以前就与班级的几个同学办过一个文艺性学生刊物，就当选了班委会的文艺委员。这正是顾志刚想要的，他希望我负责办壁报（现在一般叫墙报，其实和后来的大字报差不多，只是字小一些），宣传革命思想。我请班级语文老师为班级壁报取名，他取名为“警钟”，意思是警钟长鸣，自强不息。大家同意。我又请美术老师绘制板头，动员大家写稿。很快《警钟》就办起来了，半月左右一刊，第一期是1948年三月出版的。我按照顾志刚的建议，让《警钟》的第一期采取了中间立场，不谈共产党的事，除了同学们的好作文之外，就只有我和地下党员何世和编的《海涅诗选》，以及从进步报刊抄来的一些时评。想不到《海涅诗选》受到爱好文艺同学的喜欢，有人一面看一面抄。我们登载的海涅诗，其实是个精粹摘录，不是全文。同学们也都没想到海涅竟然是一位革命诗人，同情工人，在诗中诅咒资本主义剥削。如今壁报的许多文章，都找不到了。我翻查解放前的笔记本，只找到当时抄录的海涅诗的几张小纸条，上面的诗是：
　　

　　我们织！
　　我们在织布机前，
　　织呀，织！
　　愤怒的眼睛里，
　　早没有了泪水。
　　我们咬牙切齿地恨你呀！
　　德意志帝国！
　　我们在为你织裹尸布呀！
　　织呀，织！
　　我们一面织，
　　一面诅咒！
　　诅咒你的上帝，
　　我们在饥寒交迫时，
　　曾满怀希望，
　　向他祈求……
　　到头得来的只是欺骗！
　　织呀，织！
　　我们一面织，
　　一面诅咒！
　　我们诅咒帝国的统治者，
　　你对我们的苦难，毫不关心，
　　你只知道剥削压迫！
　　榨干了我们最后的一根筋骨，
　　还把我们打死在地，
　　织呀，织！
　　我还会雷鸣！
　　因为我的闪电是那样的明亮，
　　它光芒四射，
　　刹那间，
　　就划破了苍穹。
　　所以
　　你们就以为我不会雷鸣。
　　亲爱的人们，
　　你们错了！
　　除了闪电，
　　我还会雷鸣！
　　不信吗？
　　一旦革命的日子到来，
　　我雷霆万钧，
　　五雷轰顶。
　　那时，
　　官僚特权的宫殿将被轰塌，
　　贵族阶级的统治将被摧毁。
　　富豪的庄园、别墅，
　　也将同大地一起震荡！
　　贪污、腐败、娼妓、赌博、流氓、毒枭，
　　一切污秽的东西，
　　都会被我的闪电雷鸣轰掉！
　　我是火，我是剑！
　　我是火，
　　在黑暗里。
　　用我的生命指引着革命的道路。
　　我是剑，
　　在战斗时，
　　用我的身体冲锋陷阵，
　　一往无前！

　　1948年内战局势发生逆转，国军不行了，解放军形势大好，先有西北、东北战场解放军的大捷；接着是3月间在华中战场陈赓、谢富治所部攻克洛阳；紧随其后是3月30日我的家乡威海获得解放；再接着是4月22日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毛主席在收复延安后，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解放区，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些消息，我们通过壁报和野火社积极分子与同学们的谈心，告诉了大家。5月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爆发，我们的野火社也积极参加活动。美国在1948年2月宣告日本天皇无罪，允许日本悬挂太阳旗，5月扶植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厅”作为武装日本的初步。这等于是中国人刚刚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挣扎出来，还没来得及擦干身上的血污，美帝又把日本军国主义扶植起来了。美国的行径激怒了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由此爆发。北平、天津的学生首先举行游行示威，上海地下党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问题，在群众中进行反美扶日的宣传。5月4日晚上，野火社成员和许多积极分子到交通大学参加纪念“五四运动”的营火会，这个大会的一个内容就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孟宪章做专题报告。由此开始，“反美扶日运动”就成为1948年上海学生运动的最重要题目。
　　野火社当期壁报，按照顾志刚的要求，不但要扩大篇幅，还要贴到学校的大门口。为了组织好这期壁报，我们不分昼夜地编写，我们在学校仓库的旧报刊中，找到日本人轰炸上海、残害老百姓的旧报纸、旧杂志资料，把它们剪下来，还按顾志刚的主意，把剪报边烧一烧，造成一种实物证据的样子，让读者能想起当时日本人用炸弹炸我们上海的惨痛情景。我又找到了“八•一三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报道，在旁边用大字写上“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屠杀中国人，现在美国又把日本扶植起来，我们能答应吗？”。
　　这期壁报在校大门口贴出后，顾志刚还叫上别的中学学生来看，造成较大影响。但也马上引起学校里的训导员、军统特务黄星的注意，他嗅到这个大概是共产党搞的。壁报贴出来的第三天，他就叫学校里跟他跑的学生把壁报揭了下来，交给校办，并对背后的情况进行追查。壁报有一篇最激烈的文章，不说“美国”，而说“美帝国主义”。黄星就从这篇文章查起，他认为作者是共产党，就把我这个主编找来问话。我知道文章是何世和写的，但不能出卖何世和。黄星这个军统特务就用查笔迹的办法查到是何世和写的，然后又把我找来问话：“何世和是不是共产党？”我答：“他是共产党？你简直好笑。”我当时这样说也是真话，一则我那时确实不知道何世和、顾志刚他们是地下党员，二则我以为共产党虽然不是三头六臂，也该是些高高大大、虎背熊腰的人，何世和还没我长得高大，能是共产党？！我接着又说：“他比我还小，他什么共产党呀！”黄星不管，仍叫级任老师去把何世和找来追问。何世和说自己的祖父是青帮“同”字辈大佬，与黄金荣关系非常好，父亲在跑马厅管事。黄星一听，马上就不再问何世和“美帝国主义”的事了，叫他走，何时和一边说“好”一边要拉我一起走，黄星不干，说：“戚本玉不能走，你走吧。”何世和装着很讲义气的样子说：“他是我20年的朋友哩！你以为他是共产党？笑话，他长得挺大，其实年纪比我还小呢，懂什么共产党，你这年纪才够共产党哩！”黄星哭笑不得，但还是不放我走，他不信我年纪小小的，能弄出来这个东西，还威胁我说：“谁指导你的？谁教你？你今天不说出来就别想走，因为你是主编，不说就把你送特刑庭。”
　　顾志刚很了不起，他一看到黄星又找我问话，就知道情况不好，就立即派同学通知了我母亲来学校；看到黄星放了何世和，却不放我，就鼓动起同学围住校办。正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我母亲赶到学校来了，在同学簇拥下闯进校办，先把黄星奚落一番，叫他“有本事打共产党去，抓我孩子干啥？”然后拉着我就走。教务主任赶过来告诉我母亲：“你来了也好，学校决定开除你儿子学籍。你把儿子领回去，今后不要来上学了。”他没说完，我母亲就把我拉出校办，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天是1948年5月19日。这是我很难忘记的一天，我在浦东中学的学习生活在这一天结束了。第二天，学校出了布告，开除我的学籍。
　　在我被开除后不久，全国的反美扶日运动像滚雪球一样，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六月中的一天，上海地下党又组织全市学生，在外滩举行游行示威。顾志刚出于我的安全考虑，怕我万一被国民党抓了，放不出来了，就让人来向我交代，不要参加游行，只可旁观。
　　这之后的一天，顾志刚来跟我谈话，要发展我入党。我已看过许多革命书籍，对共产党也有了认识，虽然有参加党的愿望，但是我没想到，甚至也不相信顾志刚是共产党。在我的想象中，地下党一个个高高大大的，威风凛凛，年纪也很大的，比我大几倍，顾志刚与和我年纪差不多，与我想象中的地下党实在相差太远。而且，每次在运动中，他在后头出出主意，我是冲在前头，讲得比他还多，表现比他还勇敢，我被学校开除过，他也没有被开除。还有，我那时自己组装并听短波收音机，经常给他讲我听来的东西，他知道的东西也不如我多。所以，我就说，你开什么玩笑，你看过《共产党宣言》吗？你自己搞的共产党吧？共产党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组织的，它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他笑了，说：“是的，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我说，共产党要有枪的，你有枪吗？没枪。没枪你怎么是共产党？我还想有个枪呢。我看了毛主席的书，枪很重要。你没有枪，我不相信你是共产党。顾志刚第一天没有说服我，第二天还跟我谈。我跟他说，你知道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吗？你知道列宁批判马尔托夫随便组党吗？共产党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像马尔托夫那样胡乱组织共产党是不行的。顾志刚那时还不知道马尔托夫，就被我说得没有话说了。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实话告诉我说，我们就是有纲领、有组织、有纪律的共产党，我是学校共产党小组的组长，入党一年多了，“野火社”是党的外围组织，党看你有了觉悟，而且在反美扶日斗争中经受了考验，才发展你的，你入了组织就会知道党多了不起的。我还是半信半疑，我要求见他的领导人。他说，那要入了组织才行，你的好朋友何世和也是共产党员，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不能再多了。后来何世和来跟我谈话，跟我讲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发展历史。还说，共产党有白区，有苏区，白区的党组织后来被破坏了，毛主席又叫恢复。顾志刚不是一个人，他上面是有组织的，他不好跟你讲。何世和在理论上比顾志刚高，是他给我看的《共产党宣言》，壁报上的“美帝国主义”就是他写的，他又同我一起和黄星面对面地斗争，我很相信他。我问他：“你真是共产党啊？”他说：“真是的。”我那时认定，凡是共产党都有枪，就说：“那你能不能证明啊？有枪没有啊？”他说：“我们能有枪吗？我们不能带枪的。毛主席讲的，我们不能随便发动暴动，在白区一般情况下要利用和平手段，讲合法斗争。他还说刘少奇有论党，那里讲了在白区要进行合法斗争。我听何世和讲的都在理，想了半天，觉得他这个共产党应该是真的。何世和知道我信了他，就说，你应该相信顾志刚，他是组长，是你的发展人。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的比顾志刚多，而你当组员他当组长呢？”他说：“我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我向一个女同志泄露过党的机密。你入党后不能随便说话，泄露党的机密要受处分”。
　　我同意入党了，顾志刚很高兴，就要我用米汤写一个入党报告，把我的姓名、经历什么的汇报上去。他后来领着我一句一句轻声地说，“我志愿参加共产党，服从党的领导，永不叛党”等等。都说完了，他说，“这就是宣誓。”就这样，我入了党。我要求见领导人，他说要等上面批准我接关系后才能见。那时我离开浦东中学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不能在浦东中学过组织生活，只能等我下学期开学的时候再接关系。我的关系实际是1948年10月在中华理科接上的，党龄是以接上关系开始计算，所以我入党时间较早，接关系较晚，我的党龄是从1948年10月算起。
　　我入党后还没接上关系，顾志刚就要我到浦东中学去发展一个思想进步的同学入党。他叫钱宝瑾，与我关系好，我待他像自己的弟弟。我是被浦东中学开除的，名气比顾志刚的大，浦东中学一些进步同学认我，以为我是共产党。钱宝瑾接受了我的发展，在8月入党，并马上在浦东中学接上了关系。钱宝瑾解放后当过上海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秘书，后来在公安局政保处。文革中，徐景贤准备让他进入公安局领导班子。1968年初我出了问题，他因为是我发展入党的，就也遭受审查。一审查，他是八月份入党的，比我这个入党介绍人入党时间还早两个月，他怎么也说不清楚，后来就被派到区里当民警去了。我1986年从监狱中出来后回到上海，与他再次见面，现在他也还来看我。
　　1948年8月在我发展钱宝谨入党后，顾志刚告诉我，组织上决定让我报考上海中华理科高级中学（简称中理，这个学校原址在今徐汇区安福路上），到那里去开辟工作。他说，中理虽然规模小，但学风好，在上海颇有声望，校长曹凤梧是民族资本家，在上海很有点名气，他主张实业救国、科技救国，一边开办纺织厂，一边创立了这个学校。学校只有一个地下党员，现在派你和另一个地下党员瞿云宝一块进校，那里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工作比较安全，你们三个人争取用两个学期，把它建成像上海储能中学那样的红色堡垒。我说我是被开除的，没肄业证明，怎么报考呀？他说那个好办，过几天何世和会给你安排好。
　　过了几天，何世和果然就来同我谈办证书的问题。他说，地下党正在想办法给我开一张中学肄业证明书，要我改个名字。这个我懂，因为上海中学生都要往市教育局报名单，一查档案，戚本玉是浦东中学开除了的，我要再在上海上学不改名字不行。那时候我正看鲁迅的小说《理水》，它是写大禹治水的，说大禹带了一群人，穿得破破烂烂，像乞丐一样，但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大禹使我很受感动，我就跟何世和说：“把戚本玉改为戚本禹吧”。何世和希望两个字都改了，我告诉他戚家是山东的大家族，本字辈必得用本，叫戚本什么的很多，改一个字就行了。
　　又过了几天，何世和给我拿来一张写有戚本禹名字的黄色土纸做的肄业证书，学习时间为一九四六年，是国立九中的，上面有国立九中的图章和校长的印章。我从来没听说过上海有个国立九中，就提出一堆疑问，何世和都给我做了解答，还说“四川的地下党跟我们说了，国立九中从重庆向南京迁移时，船破了，档案都丢了，查也查不到了。这个证书不是随便开的，是按照一个认识的国立九中的学生的证书复制的，图章也是照它的样子刻出来的，没问题。”我那时候很执着于真假，还不大懂搞革命工作，有时对敌人也要做点假。所以，心里总是觉得不对劲。可是，没有这个证书，我又进不了学校，就只好将就了！何世和还叫我抓紧时间找些旧报刊，看看重庆的情况，以防万一有人问起来，可以接上几句，但他告诫我尽量少谈重庆，免得说漏了嘴叫人起疑。
　　我拿着复制的国立九中的证书进了中理，戚本禹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了。我那时认为，中国最理想的领导人就是大禹这样的人，因为他是真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的。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对大禹的评价更高，说大禹是比孔子还伟大的圣人。看来，我当时的选择是符合鲁迅和毛泽东的思想的。
　　1948年9月底，顾志刚通知我，第二天课后到跟我同去中理的地下党员瞿云宝家开接关系会。记得那是个周末，我下了课即与瞿云宝一起去他家。来接关系的人是徐龙区青委委员张效浚。张效浚的领导人是张本，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张本上面就是市委书记刘晓、潘汉年等。文革中张本在国家科委担任副职，造反时我支持过她。我出事后，她和张效浚都受我连累，长期被审查。
　　我和瞿云宝都进中理后，中理就有了三个地下党员，党小组长是由上学期就在中理的刘伯瑞。这个时期地下党工作就比较好做了，许多学生愿意听有关共产党的各种消息，并接受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策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之后，国民党的败象毕露，地下党工作就更好做了。我们组织的读书会、同学联谊会都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在会上讲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讲栗裕击毙张灵甫、讲林彪解放东北的故事等等，同学们都爱听，都希望共产党打胜仗。不到半年，我们就壮大了队伍，发展了施克俭、张惠康等同志入党，在学期末使学校地下党员增加到六名，读书会的外围成员十几个。
　　校长曹凤梧见我们经常组织同学读进步书籍，组织各种进步活动，怕我们影响学校教学，便进行干预。他听说我是领头人，有一天便找我到校长室，很客气地邀请我下课后到他家吃午后茶点。校长请我去他家吃午后茶点，这是很高级的礼遇。我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拉过来，就接受了他的邀请。
　　下课后我带了一个地下党员同去他家。他见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不是国立九中的。我刚要解释，他就说，不必说了，你是个好青年，聪明能干，有理想，一定是因为参加学生运动，丢了学籍。我女儿也同你一样，在南模女中闹学潮，学校不要她了，看我的面子，才保留她学籍，调到男中去旁听。其实你们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只是国家怎样是我们大人的事，你们现在就是好好读书。我也知道国家当前的情况让人痛心疾首。怎么救国呢？唯有科学一条路，希望你好好学数理化，将来搞工业。我的理科中学就是培养工业家、工程师的。我还知道你的家庭条件不是太好，只要你愿意好好学习，我可以免除你的学费，将来保送你上大学，我在外国还有些关系，大学念完了，还可以送你到外国念大学，毕业回来到我的工厂当工程师。将来这个工厂就归你们管。你给国家发展工业，好不好？
　　我听了校长这些话，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更想争取他。但是，我没有成功。我记得我们谈到后来我低声跟他说过，难道你没看见国民党的军队用水龙头冲学生，没看见国民党的特务用钉了铁钉的板子打学生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不好，我们能好好读书吗？我还提议跟他达成一个协议，等推翻了反动政府，我们都帮他去发展工业，现在他不要反对我们的进步活动，但遭到他一口回绝：“那不行的，我的学校都给你搞乱了，学生一天到晚都听你们宣传。”
　　这位校长兼实业家，解放后接受了毛主席、共产党的教育，当了市政协委员，对共产党的事业一直很积极的，在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他的另一个女儿曹子方是解放后南模学生自治会主席，1951年曾作为新解放区学生代表，来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给我带来过他父亲的问好。对这样一位坚持科学救国，后来又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有过长期合作的进步人士，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但我始终认为，曹老先生和众多和他一样坚守科学救国理想的人，虽然都很值得尊敬，却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在经历了上个世纪巨大的变故之后，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科学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却不能解决国家的政治腐败和社会的进步问题。在社会发展问题上，革命比科学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