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1975） 第四部分 “官僚制” 引言 本引言将探讨列宁关于官僚制理论的演变，以及托洛茨基在这一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 此处收录的文献涵盖1922年3月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的十三个月。 第一篇是列宁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的节选——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代表大会。报告概述了新经济政策实施首年结束时的经济与政治形势，指出当时的局面具有特殊性：“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革命先锋队无产阶级掌握着足够的政治权力，同时又存在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常规运作与商品交换至关重要，“没有它，社会就无法存续”，但国家资本主义必须被限制在特定范围内，“而我们尚未学会如何做到这一点”。 列宁还谈及权力向党内集中的现象：“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紧密相连，而国家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先锋队。我们就是国家本身。” 此时，列宁认为官僚制的核心存在于党外的国家机关中。问题的关键在于，“被推到前台直接参与管理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尚缺乏足够的能力”，因此经济与国家机关的发展方向逐渐偏离初衷。共产党人非但没有发挥领导作用，反而陷入被支配的境地。解决之道“不在于决议、部门调整或机关改组……而在于挑选合适的人选，并实施切实的监督”。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列宁于1922年4月11日向政治局提交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规定》。该提案旨在建立“副主席”制度，以监督国家机关的运作：“副主席的核心职责——其他所有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一职责——包括：核查法令、法律及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精简苏维埃机关人员编制；监督这些机关规范并简化办公流程；打击其中的官僚主义与文牍主义。”（扬·迈耶编《托洛茨基档案文件集》第2卷第712-713页，海牙莫顿出版社1971年版） 此处收录的第二篇文献是托洛茨基对列宁上述规定的意见。他从三方面反对这一提案：第一，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核查”或监督法令执行，而在于从根本上培养官员正确的工作方法与习惯；第二，他指出工农检查院不适合承担重振机关的任务，因其成员多为“在其他领域失意”之人，且深陷阴谋诡计；第三，他再次强调整体经济的混乱导致经济“陷入无序、无计划的混乱状态”。若缺乏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导的集中经济计划，各经济部门必将陷入冲突，且会因缺乏及时协调而频繁爆发本可避免的危机。 这两篇文献反映了1922年春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官僚制问题上的分歧。后续文献则显示，随着列宁逐渐转向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两人的立场趋于一致。 1922年12月27-29日，列宁口授《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立法职能》的笔记，其中写道：“这个想法似乎是托洛茨基同志很久以前提出的。我当时反对……但经过仔细考虑，我认为这一想法本质上是合理的……” 1923年1月15日，托洛茨基在致政治局的信中重申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职能的主张：“没有统一的计划与管理，经济工作便无从谈起。”这是他两年来的核心观点：不发展经济就无法克服官僚制，而没有集中计划就无法发展经济。 1923年1月23日，列宁口授《我们如何改组工农检查院》，打算在《真理报》发表，为党代会前的讨论提供参考。他提议将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与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文章基调积极，但所提改革直指官僚派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应出席政治局会议，且“任何人——无论是总书记还是其他中央委员——均无权妨碍他们……全面了解情况并对事务的正当处理实施最严格的监督”。这相当于在党的最高决策机关旁设置了监察力量。此外，列宁提议将臃肿的工农检查院人员精简至三四百人，实质上是要求对这一官僚制堡垒进行彻底清理。 起初，斯大林派系拒绝发表此文。经过政治局特别会议的激烈争论，文章才最终于1月25日在《真理报》刊发。 列宁第二篇论工农检查院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语气更为尖锐。此文撰写于1923年2月2日至3月2日，他呼应托洛茨基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首次公开指出官僚制不仅存在于国家机器：“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列宁此时意识到，反对国家官僚制的关键在于反对并控制党内官僚制，因此提议将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国家机关）与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 本部分最后一篇文献是托洛茨基的演说《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任务》。该演说于1923年4月5日在乌克兰共产党会议上发表，后以同名小册子出版。此处节选的内容聚焦“国家机器”问题，其观点与他所提及的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相通：我们的国家机器“与旧沙皇机器没多大差别……”这是布尔什维克“在历史必然性的逼迫下，用手头仅有的材料亲手打造而成的”。当前需要的是对国家机器“着手推进系统性改造”（原文着重）。 节选的第二部分指出，在等待国际形势变化的同时，必须在国内采取实际措施。最后一段总结了列宁主义立场的核心：“我们与农民、小资产阶级达成共识、携手前进，也容许新经济政策下的耐普曼存在；但在党内，绝不容忍‘耐普曼主义’或小资产阶级倾向——绝不！我们要用硫酸与烧红的烙铁，将这些腐朽思想从党内彻底铲除！……若西方传来革命的信号——这信号终将到来——即便那时我们还在埋头处理核算报表、深陷新经济政策的事务中，也必将毫不犹豫、即刻响应……” 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派系则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路线。他们不将新经济政策的经济让步与国家机器的官僚化视为可通过系统改造克服的必要之恶，反而将其美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不寄望西方革命能帮助苏联摆脱孤立与落后，反而贬低其重要性，最终将其降为与资本主义政府进行外交讨价还价、寻求同盟的筹码——这无疑是徒劳的。 这两种应对俄国革命面临的历史困境的对立态度，构成了俄国党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基础，形成了“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