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第二十九章 对农民经济的斗争



　　对自然经济斗争的最后的重要一章，是农业之与工业分离，农村工业从农民经济中排除出去。手工业在它的历史初期，是次要的职业，是文明和定居的社会里农业的附属物。中世纪欧洲手工业的历史，是手工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从庄园分离开来，向专业化、也就是向城市行会的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在工业地区，生产是从家庭手工业经过工场手工业，再向资本主义工厂大工业推移，但在农业地区，家庭手工业，仍执拗地固着于农业。作为农闲期家庭副业的手工业，对供应农民经济的自己需要上，起着重大的作用。[1]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从农民经济中逐渐夺去某一工业部门，以便于在工场集中大量生产。纺织工业的历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农业中其他手工业部门，也发生同样情况，但没有那么显著罢了。为了使农民大众成为商品的购买者，资本应首先把农民经济限制在单一的范围内——农业——这个范围是不容易立刻屈从于资本的统治的，而在欧洲的所有制条件下，也只有经过重大的困难才能屈从于资本的统治。[2]表面上，这个过程好象是和平发展着的。它很难识别出来，仿佛单纯由经济因素产生作用。工场的大量生产，一方面具有较高的专门化，对生产过程又有科学的分析与管理，另一方面又有改进的机器和国际原料资源，其技术的优越性，确非原始的农村工业可比。但实际上，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过程，决定于一些因素，如租税重压，战争，及国家土地的浪费和独占等。因此，这个问题之属于政治权力和刑法的范围，不亚于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这一过程没有比在美国进行得更彻底的了。铁道——由欧洲资本尤其是英国资本投资的——把美洲的农民一步一步从合众国东部推进到西部。在他们经过大地区前进中，他们以枪炮，猎犬，酒精与梅毒，来消灭印地安人，并强制地把他们由东部赶至西部去，以便攫取印地安人所撤出的土地，加以开垦与耕作。美洲农民，及“公有地的居民”，在南北战争以前，是一种与今日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在遥远的农场上，差不多与外界隔绝，度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九十年代初期，“农民同盟”（Farmers’Alliance）的领导者之一参议员柏菲（Peffer）写道：“今日的美国农民，与五十年乃至百年前他们的祖先，是完全不同的。今天活着的许多人，还能够回想起那个时代，大部分农民从事制造业，也就是他们做了许多工具供自己使用。每一个农民，都有他的一整套工具，用来制造木制工具，如干草叉、耙、锄及锹的把手，车辕及其他木制器具。农民又生产亚麻及大麻，羊毛及棉花。这些纤维材料，在农地上整理，在家中纺成纱，织成布，制成衣，并在家中穿用。各农地都设有木工和铁工的小作坊而在家内又有刮毛梳及织布机，以织毛毯、被盖及其他卧具。各农地也饲养鹅群，其羽毛用以填家中的被褥及枕头，如有剩余，则送到附近市场出卖。到了冬季，小麦、面粉及玉米粉装在大车上，用六匹或八匹马拉往百哩乃至二百哩远的市场去，交换明年用的农业供应品——杂货和干货。此外，农民间也有各种工匠。农村用的马车，在农场里约需一年至二年的时间制造出来。材料可以从近处找到。其所用的木材种类，在合同中规定好，这种木材必须在一定的季节里取来，然后在一定时间内弄干。这样当车辆制成时，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都可以知道每一根木材是从何处来的，何时弄干的？在冬季里，近邻的木匠就赶制窗木，盖板，门扉，门框等，以备下一季建筑之用。秋霜降时，鞋匠走到农民家里，坐在角落，为家庭成员制成靴鞋。这些东西，都是由农民在家中做的，其支出的大部分，是以农场生产物支付。冬季则为贮藏肉类之时。供家庭食用的肉类是以烹制或熏制贮藏起来。果树园供给果实，以制果酒，苹果汁，及其他贮藏物。那些东西，足够供给一年乃至一年以上一家的需要。小麦是根据需要，即什么时候需要现款，什么时候就割麦换钱。所有的东西都贮藏起来，供使用。这种经济的结果之一，是用比较少额的货币，即可以进行农业经营。大农场雇佣乡村工人，修理农具及其他临时用款，平均只需支付百元即足。[3]
　　这样的田园诗，南北战争后，就迅速的消逝了。战争使美国负担六十亿元的巨额国债，伴之而来的是租税负担的显著增大。另一方面，战争以来，在加高的关税的保护下，近代交通业，工业，尤其是机器工业，开始狂热地发展起来。许多公地被赠给铁道公司，以奖励铁道建设及农业移民。单在1867年，这些公司就已获得7,400万公顷以上的土地。铁道网以空前的速度增加起来了。1860年尚不过有五万公里，到1870年即达八万五千公里有余，1880年更提高到十五万公里以上（在1870—1880年间，欧洲全部铁道网由十三万公里增至十六万九千公里）。铁道与土地投机，引起了从欧洲到美洲的大量移民。由1869年到1892年二十三年间移民达450万以上，这样，美国逐渐脱离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工业，而自己开办工厂，国内纺织工业，钢铁工业及机器工业都发展起来了。农业也发生迅速的变革。南北战斗后不久，南部诸州的种植园主，由于黑奴的解放，就已经应用了蒸汽犁。铁道建设后，西部新创立的农场一开始就使用最近代的机器和技术。1867年美国农业委员会报告：“机器的使用，改变了西部的农耕。所使用的人工比例，降低到以前所没有的最低标准。与机器应用到农业上去的同时，扩大的商业也试图与这个杰出的方法联合起来。于是，对于几千公顷的农场，较之四十公顷的农场，在管理上可以应用更大的技巧，更加经济地使用各种方法来达到目的，因而获得更大的实际利润率”。[4]
　　同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负担，显著地增大。南北战争期间，于1864年6月30日颁布了新税法（它是今日仍然通行的税制的基础），这个税法显著地提高了消费税及所得税。为了要抵销对国内生产所课的租税，这项沉重的战时征课便成为实行保护关税的借口。[5]把战争作为自己实行保护纲领的工具的摩理尔，斯提芬士斯及其他绅士们，开始以关税政策作为公开地，无耻地促进各种营私牟利手段。当那些出现于立法会议之前地国内生产者要求特别关税，以充实自己的荷包时，他们发现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批准，而关税率总是被增加到任何有关方面所期望达到的高度。美国人陶锡格（Tauseig）说：“战争在许多方面给与我们的国民生活以清新的可贵的影响。可是它对于工商业及对于有关金钱利害的立法工作的直接影响，则是伤风败俗的。对公众义务与私人利益的界限线，立法者往往分辨不出来。巨大的财富是由法律的变更所造成，而促进和实现这种变更的人，就是从这些变更得到好处的人。而国家则看到政治家的令名和廉洁受不起考验而感到痛心”。[6]这个维持有效二十年、完全变更全国经济生活的关税法案，不经过批评，不经过讨论，也没有任何人反对，在三天内通过了国会，二天内通过了参议院。直至今天，它还成为美国关税法的基础。[7]
　　美国财政政策的改变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时代里，美国议会内的狼狈为奸，营私牟利没有比这个时候再公开的了，而收买选举、立法和报刊，以满足大资本家的贪欲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肆无忌惮的了。“发财致富”（Enrichissez-Vous），自那场把人类从“奴隶的污辱”解放出来的荣誉战争以来，成为公众生活的口号。自称为黑奴解放者的美国佬，在交易所里拼命做投机买卖，追求暴利，在国会里，侵占公地，并通过关税与租税，通过垄断、虚拟股票及公共财产的窃盗等而发财致富。工业繁荣起来了。现在，那种时代——小中农差不多可以不需要现金而生活，如果迫切需要的话，他可以把小麦脱壳换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农民现在经常需要现款。需要很多的货币来支付租税。他又很快地被迫出售他所生产的一切产品，并从制造家手中购买他所需要的制成品。柏菲写道：“从那个时候转眼到现代，我们看见一切都变了。特别是在西部诸州，无论那个地方，农夫都是一旦打出小麦，就马上去出卖。他们出卖他们的生猪，买回猪肉和火腿。他们出卖他们的牛群，再买回生牛肉与罐头牛肉和腌牛肉。他们出卖了果物，再买回它们的罐头。假使他们栽培亚麻，就不象五十年前那样自己纺麻织布，为小孩做衣服，而是打麻，出卖种子，并以麻藁作燃料。现在每五十个农夫中难得有一个农夫自己牧羊；他从大牧场主那里得到羊毛，以制成布或衣服供自己使用。他的衣服，已不再在他自己家里或者请邻居妇女或离开不远的乡间裁缝制成，而是从附近市场上买来，或买了布再请城中裁缝为他制成衣服。叉子，锄头等必要用具，都不是自己做，而是到市场上购买，甚至斧柄，槌柄也向城中购买。他还购买网子，绳子以及以纤维制的成品。他还购买衣料及衣服。他还购买罐头果物和蜜饯品。他还购买，腿肉，以及生牛肉，和生猪肉。事实上他现在差不多购买所有以前他所能生产的一切东西，而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货币。除此以外，看起来比其他任何都新奇的事情是这样：过去美国人的家庭，自由而无负债——以家里房屋作抵来取得借款之事，千不得一——经营农场，需现款很少，农民手中所存的现金以之应付需要，总是绰乎有余；反之，现在需要现金十倍于昔日，而农家却只有很少的钱，或者完全没有。将近一半农场，都负担着吞没农场全部价值的抵押债务，而且，利息特别高。至于造成这种显著变化的原因……那些掌有羊毛工厂及麻工厂，木材加工厂，棉花纺织工厂及织造工厂；肉类厂及食物罐头厂，水果贮藏场等等的制造商都来了；农场上的小作坊让位给都市的大工业；邻近制造车辆的作坊，让位给城市中能够在一周内生产一百辆或二百辆车子的大工厂；制靴作坊也让位给城市中的大工场，在那里大部分工作是用机器进行的”。[8]最后，农夫本身的农业劳动，也变成了机械劳动。“现在，农夫锄田、播种、或割禾，都使用机器。用机器割禾束藁，用蒸汽打禾。农夫一面犁田，一面还读早报。他在割禾的时候是坐在机器的垫椅上呢”。[9]
　　然而，自“大战争”以来，美国农业的这种变革还不是结局，这只是把农民卷进来的漩涡的开始。这个农民的历史，自然会引导我们到资本主义积累发展的第二阶段——而对于资本主义的积累这倒是一个极好的说明。自然经济、自给的生产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这些都必须加以排斥，而代之以简单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需要商品经济，以作为自己的剩余价值的市场。但一旦简单商品生产，代替了自然经济，资本就反过来对它作斗争。资本把简单商品生产捧上舞台后，两者就会为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市场而发生竞争。资本主义的最初目的是孤立生产者，切断保护生产者的社会联系；其次就是要从小商品生产者手中夺去生产资料。
　　我们已看到美国“大战争”开辟了垄断资本公司和私人投机家大规模掠夺公地的时代。狂热的铁道建设以及铁路公司股票的投机热潮引起了狂热的土地投机，有钱的人和公司发了大财，有的甚至占有了整个郡的面积。此外象蝗虫般的掮客，采用了象走江湖的广告手段，通过各种欺骗和引诱，从欧洲吸引了到美国来的大量移民。这些移民，最初，定居在大西洋东岸诸州。可是，在那个地方，随着工业的发达，农业被迫逐渐向西移动。1850年在俄亥俄的哥仑布地方所形成的“小麦中心地”，五十年后向北移动99哩，向西移动680哩。1850年，大西洋沿岸诸州供给的小麦占全国收获额的51.4%，1880年渐降为13.6%，当时，北部中区的诸州供应了71.7%，西部诸州供给了9.4%。
　　1825年孟禄（Monroe）领导的美国议会，决定把印第安人从密西失必河之东移向密西失必河之西。印地安人拼命反抗，可是——至少在四十次对印地安人讨伐战争中，那些幸免被屠杀的印地安人象粪土般地被扫除出去，象赶牛群般地被驱入西部，在那里又象羔羊般地被监禁在“保留区”中。印地安人曾经让位给农民，现在，则轮到农民让位给资本而自己则被驱往密西失必河的西岸。
　　美国农民沿着铁路线移往西部及西北部的乐土，在那里大的土地投机家及其代理人说得天花乱坠。可是，那些最肥沃，处于最方便位置的土地，却被投机公司保留，用之于纯粹资本主义经营的大经济上。在荒野中，在疲劳的农民四围，出现了作为他们的可怕的竞争者及不共戴天的仇人之“波南查农场”（Bonanza farm）（使用最好机器的农场——译者），这种农场是一种新旧世界所没有见过的大资本主义经营。这里，使用近代科学及技术的一切手段来生产剩余价值。1885年拉法格写道：“今日大西洋两岸著名的阿利费·达利姆普尔（Olivier Dalrymple），可以看作为一个经营农业金融的突出代表人物。1874年以来，他同时经营红河上的轮船航路及总面积三万公顷属于由一小撮金融家所有的六个农场。他把每个农场分为有800公顷的地段，更在每地段之下，分为三个地区，每地区267公顷。并设正副监督，以资统率。各地区建立棚屋。其中有五十个人住的宿舍及同数目的马厩与骡。还有厨房，贮藏人与家畜的生活资料的仓库，安置机器的小屋，最后还有锻工场及五金工场等等。名地区有完备的工具：二十对马，八架双锄，十二台马拉的播种机，十二架钢齿耙，十二台割禾束藁机，二台打禾机与十六辆马车等。为了保证机器与活劳动（人，马，骡）的情况良好，并保证能够做出最大量的工作，一切方法都使用尽了。一切所有地区，都与总部有电话联络。

　　“面积达三万公顷的六个农场，采用军队式的组织，以六百个劳动者为一队进行耕作。收获期中，管理本部仍可募集五百乃至六百个补助劳动者，分配于各部门之间。秋季工作完成之后，除监督本人及每地区十人之外，其余劳动者都被解雇。在达哥塔及明纳苏达的一些农场，马和骡子不能在工作场所过冬。一俟禾根翻犁之后，即以一百至二百对为一群，运至一千哩至一千五百哩远的南方，到春季再运回”。
　　“工作时，技师乘在马上，随着犁地机、播种机、收获机之后前进。如果发生什么障碍，技师就策马疾驰至机器生事的地方，进行修理，使其立刻恢复运转，收割的谷物，运到日夜开动的打禾机上脱粒，打禾机用一捆一捆的稻草通过投入火舱中烧热。禾谷则用机器打出，簸开，秤量及包装，然后，运到沿农场修好的铁道上，再装火车运到杜卢司（Duluth）与水牛城（Buffalo），达利姆普尔每年增加播种土地2,000公顷。1880年达一万公顷”。[10]

　　七十年代末，已经出现了拥有14,000至18,000公顷小麦地的个人资本家和公司。自拉法格写这本书以来，美国粗放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在技术上和使用机器上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11]
　　美国农民，很难和这种资本主义的企业相竞争。当美国的金融，生产和运输条件的全部变革，使美国农民不得不抛弃自给的生产，而进入市场的生产时，农产品的价格，由于耕种面积的急速扩大，而大为降低。正值农业依赖市场的时候，美国的农业市场，突然从地方市场，转变为世界市场，并成为资本家巨大商行疯狂投机的牺牲品。
　　1879年是欧洲和美国农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美国小麦开始向欧洲大量输出。[12]
　　由市场扩大所产生的利益，不待说是由大资本独占的。小农一方面受到日益增多的大农场竞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成为投机家的牺牲品。这些投机家买进小农的谷物，借以压迫世界市场。在强大的资本势力之前，农民是无力抵抗的，他们陷入了债务。这是农民经济没落的一个典型现象。关于农民所处的绝望地位，1890年，美国农业部长拉士克（Rusk）曾在某一通告中，说道：“以农场、家屋及土地作抵的债务负担，无疑地，已达到极端令人沮丧的程度。在个别场合，农民可能太轻率地举债，但在大多数的场合，这也是必要使然……这些抵押业务收取利息很高。到了今天，由于主要农产物的价格下落很多，这些抵押业务成为极端令人憎恨的东西，在许多场合下，农民甚至受到丧失家屋及土地的威胁，这对那些力图拯救农民免受苦难的人，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农民照现在的价格，想获得一块钱来偿还自己的借款，他势必出卖比他借一块钱的时候更多的农产物，那是极其明白不过的事实。当借款的偿还，显然成为完全无望时，利息就会逐渐积累起来。我们所讨论的那种萧条，使得抵押债务的延期极为困难”。[13]根据1891年5月29日普查，陷入债务的农场有2,500,000户，而其中有三分之二是自耕农，其负债额大约为22亿元。柏菲结论说：“这样农民的状态，极为危险（农民正在穿过“死亡的渊谷”）。农场经营，成为无利可图的事业。农产物价格，大战以来，下落50%。农场价值，最近十年间下落25%至50%。农民负债累累，而这些债务是以自己的房产作抵的。在许多场合，他们无力支付到期的利息，也没有能力续借，因为抵押品的价值由于一般经济萧条而下落。许多农民失去了他们的房产。负债的石磨，正在碾碎他们。我们实在冷酷无情的魔掌中，农场已经岌岌可危了”。[14]
　　那些背负重债接近破产的农民，只有做些工资劳动，以补充他们的收入，或者根本放弃农场，此外别无他途。如果他不象几千个农场那样，因无法支付债款而陷入债权者的爪牙，那么，他很可以丢掉那块已经对他成为地狱的“乐土”。在八十年代中期，到处可以看到被抛弃而陷于荒废的农场。1887年谢林写道：“农民在一定的期限内，如果不能支付债务，他的应付利息，就将提高到12%、15%、甚至20%。银行、机器商人及杂货商人，逼迫他并夺去他的辛劳成果……于是，他就不得不仍旧留在农场做佃户，或者再移到西部去碰运气。实际上，在北美任何其他地区，我没有看到象在西北平原的小麦产地那样多的负债累累，陷入悲观失望的农民。在达科塔，和我交谈的农民中，没有一个不想出售他的农场的”，[15]1889年威尔蒙（Vermont）地方的农业专员，对普遍发生的抛售农场的事情，有一个报道。他写道：“在本州内，我们发现有大量的土地适于耕种，而没有耕种。我们可以用与西部诸州土地差不多的价格来购买它。这些土地接近教会及学校，离开铁路也不远。本专员并没有对本州内报有这样土地的各郡普遍进行访问，但本专员所访问过的地方使他确信许多过去曾经耕种而现已抛弃的土地事实上已无耕作的价值，但其中还有许多土地，只要加以适当劳动，即可获得相当可观的果实”。[16]
　　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专员，1890年公布一个文件，其中有六十七页的篇幅用来叙述有关廉价出售农场的事情。他叙述1,442个带有出租房舍的农场最近都已被抛弃了。其他地方也发现同样情况的农场。几千英亩的小麦及玉米的田地没有耕种，而沦为荒地，为了要在这些荒芜的土地上再移植居民，土地投机商大张其欺骗广告，吸引大量新的移民入境，但这些移民不过是新的牺牲品，他们将更快地遭遇到他们先一辈同样的命运。
　　某一私人书信中写道：“在铁道和市场附近，已没有公地，所有土地都已落入投机商人手中。移民获得一块空地，即变成农民。但经营这块田地既不能保证他的生活，更不能与大农场竞争。他耕种由法律规定所必须耕种的那部分土地，但为了把生活过得好些，他就不能不在农业之外，找一些副业收入。例如，在奥列冈（Oregon），我曾碰着一个移民，他已拥有160英亩土地五年了。但每至夏季，他还做修路工作，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每日工资一元，一直做到七月底为止。当然他在1890年普查中算作5,000,000个农民中一个。又例如，在爱·多拉多郡（El.Dorado），我看见许多农民，他们耕种土地，只够养活自己和家畜。为在市场出售而生产，对他们并不有利，所以，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挖掘金矿，采伐和贩卖木材等等。这些人是相当富裕，但并不是由农业造成的。两年前，我们在爱·多拉多郡的琅·卡农工作，住在某一地段的小舍内。那个地段的主人，一年只回家一次，而且也不过回来几天工夫。其余的时间，都是在沙克兰孟特（Cacramento）的铁道上工作。二、三年前，他稍微耕种了一小部分土地，以免违反法令，现在已完全不耕作了。他把几英亩的土地用铁丝网围起来，建筑一栋木头小屋及堆货小棚。过去几年，这所小屋是空的，小屋的朗匙，由邻居保管，而邻居准许我们使用这所房子。在旅行中，我们看到许多被抛弃的地段，这些地段是曾经试图经营过的。三年前，有人愿以一百元出售给我一块带有房舍的农地，但不久，这所空房子因大雪而坍毁了。奥列冈也有许多荒芜的带有小住宅与菜园的农地。我们所看到的其中之一，是一座很秀丽的建筑：由一个名手造成的有全套设备的小木屋，但这一切都被主人抛弃了，任何人都可无偿取得”。[17]
　　美国这些没落农民，转移到何处去呢？他们手里拿着手杖，随着“小麦中心”和铁道而迁移。小麦地带，主要转移到加拿大及沙士卡及万（Saskatchewan）和麦肯基河（Mackenzie River）沿岸。在那些地方，虽在北纬62度地带，小麦仍能生长。而美国一部分农民，就是向那些地方移居，[18]但在加拿大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近年来加拿大在世界市场上进入了小麦输出国之列。但它的农业比其他地区更广泛地为大资本所统治。[19]
　　把公有地施与资本主义的公司，在加拿大比之在美国更为盛行。从加拿大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特许状所授予的土地而言，这个公司作为私人资本向公众掠夺的行为，是无与比类的。这个公司不仅保有二十年的修筑铁路的垄断权，而且无偿获得值35,000,000美元，长这713英里的铁路基地。这个公司不仅对它的股份资本100,000,000元获得十年内3%利息的保证，而且还得到27,500,000美元的现金贷款。此外，这个公司又获得了25,000,000英亩土地作为无偿的赠品，而且这些土地可以在最丰饶和位置最好的土地中任意选择，不必限于铁道敷设地带的附近。这样后来移居这个广大地区的人民，都一开始就无条件地受铁道资本的支配。铁道公司首先就把自己所占有的5,000,000英亩土地，出卖给“西北土地公司”，这是一个在曼彻斯特公爵领导下的英国资本家集团。第二个资本家集团获得大批公有地的慷慨赠与的，是“汉得逊湾公司”。这个公司放弃了它在西北的特权，而换得自威尼伯格湖（Lake Winnipeg），美国边境，洛基山脉（Rocky Mountain），至北沙士卡及万间全部土地的二十分之一。于是，这两个资本家集团占有了可供移居的土地的九分之五。其余的土地中，有一大部分由国家分配给二十六个资本主义的“殖民公司”。[20]这样，加拿大农民实际上到处置身于资本和资本主义投机的罗网之中。然而大量移民不仅从欧洲，而且也从美国继续涌至。
　　这就是在世界规模下资本统治的特征。具体说来，就是它把脱离土地的农民，从英国驱往美国东部，再从东部驱往西部。并在印地安人的经济废墟上，把这些农民再变为小商品生产者。当这些农民又破产了，他们再度从西部被驱往北部——由铁路领先，以破产为结尾，资本为自己开辟了遣路，而在其前进的途中点缀着普遍的破坏。继九十年代农产物价格大跌之后，出现了农产物价格的上涨，但这对于美国小农民，正如对欧洲农民一样，是无济于事的。
　　但农民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间，他们的人数从4,600,000增加到5,700,000。此后十年间，也有绝对的增加。同时，农场全部价值，也有增大，在最近十年间，从751,200,000美元增加到1,652,000,000美元。[21]农产物价格的普遍腾贵，表面上好象赐给了农民以幸福的远景，但其实不然，我们看到农民中佃农人数的增长，超越了农民全部人口的增长。历年来在美国农民总数中，佃农人数所占的百分率增长如下：

1880年25.5%
1890年28.4%
1900年35.3%
1910年37.2%

　　农产物的价格虽有腾贵，但农场主比之佃农，相对地更加减少。今日已经远超过美国农民全体三分之一的佃农，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于欧洲的农业劳动者阶层。他们的生活极不安定，他们实际上是在资本下的工资奴隶。他们毕生拼命劳动，为资本创造财富，而自己所得的，不过是一种苟延残喘的生活。
　　在过程相同，但历史场面不同的南非洲，资本主义与小商品生产者竞争的“和平方法”，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止，在好望角殖民地与波耳人共和国，流行着纯粹的农民经济。波耳人从霍屯督族（Hottento tten南非土人之一种——译者）及卡菲尔人(Kaffer南非的班图〔Bantu〕族之一种——译者）手中，掠夺了最好的牧场，甚至想用暴力绝灭他们，解逐他们。长时期来，波耳人度着流浪的游牧生活。到了十八世纪，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带来了鼠疫病，光临他们的国土，使霍屯督族人几乎全部死光，这就给荷兰的移民扫清了土地。由于他们向东扩大移民，他们与班图族发生冲突，于是引起长时期可怕的卡非尔战争。这些虔奉上帝的荷兰人抱着古老的清教徒的道德规范，自认为是“上帝选民”，并以他们精通旧约圣经而自豪，但他们却不满足于掠夺土人的土地，他们还想在黑人的背上，象寄生物般地建立起农民经济——他们强迫黑人为自己作奴隶劳动，为达此目的，有组织地，有意识地腐蚀他们，使他们神经失常。酒精就在这里超了这样大的作用，以至好望角殖民地的英国政府禁止饮酒，却遭到了清教徒的反对而行不通。波耳人的经济，直至六十年代止，一般仍停留在家长式的，自然经济的形态。1859年南非洲才开始建设铁路。波耳人的家长式作风，当然决不妨碍他们的极端残暴和严厉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李温斯顿（Livingstone）对波耳人的不满，甚于对卡非尔人。波耳人认为黑人是天生地为他们服务的奴隶，而且又是农民经济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他们对于1836年在英国殖民地废止奴隶决定，虽然以三百万镑来补偿奴隶所有者，但还是免不了用“大批出走”来对付，波耳人从好望角殖民地移居奥仑治（Orange）与巴尔（Baal）；他们把马特伯烈人（Matabeles）从林坡坡河（Limpopo）驱逐至北方，并且又赶走马卡拉卡人（Makalakas）。正象美国农民受了资本经济打击，把印地安人赶到西部一样，波耳人也是把黑人驱到北部。奥伦治与林坡坡河之间的“自由共和国”，就这样作为对英国资产阶级对奴隶制的神圣权利的阴谋的一种抗议而产生的。这些小的农民共和国，与班图种黑人进行了不断的游击战。就在黑人的背上，波耳人与英国政府之间，进行了十年的战争。作为英国与共和国战争的口实，是黑人问题，即表面上象是英国资产阶级努力争取的黑人解放问题。但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农民经济及大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正在相互争夺霍屯督人与卡菲尔人，也就是争夺他们的土地与劳动力，两者争夺的目标完全同一：即征服，驱逐或消灭有色人种，破坏他们的社会组织，借以强迫他们做工。但是，它们所用的方法却有根本的区别。波耳人代表着小规模的在家长式农民经济基础上的旧奴隶制，而英国资产阶级则代表着近代大规模资本主义对土地和土人的剥削。脱兰斯瓦尔共和国的宪法，以粗鲁的偏见宣称：“不论在国家也好，在教会也好，人民不允许白人对黑人有任何平等的存在”。奥仑治与脱兰斯瓦尔根本不允许黑人占有土地，无证旅行及夜间出街。布莱士（Bryce）举出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农民（正确说是英国农民），在东开普兰（东部好望角殖民地）打死了一个卡菲尔佣人。该农民被法庭判决无罪，他的邻居奏乐送他回家，白人常常在土著自由劳动者做完工作后，虐待他们，以至他们逃亡出去，这样就为主人节省了他们的工资。
　　英国政府采用恰恰相反的策略。它长期间作为土人的保护者，特别是收买酋长的欢心，保护他们的威望，企图给他们土地处理权。不错，英国政府尽可能用最妥当的方法，使酋长变成他们族内土地的所有者，这虽反乎黑人的习惯及实际的社会组织，亦在所不惜。事实上，所有种族都共同拥有土地，即使象马特伯烈酋长；罗奔古拉（Lobengula）那样残忍专制的魔王，也只有分配耕地与各家族的权利与义务，而各家族只有在实际耕作时才能保留这块土地。英国的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很显明，那就是在伸出大手企图大规模掠夺土地。而把土人酋长作为他们的工具。最初，他们只限于采用扩大的军事行动以“镇抚”黑人。到1879年为止总共打了九次血腥的卡菲尔战争，其目的是企图打破班图族的抵抗。
　　1869—70年的庆伯利（Kimberley）金刚石矿的发见与1882—85年的特兰斯瓦尔金矿的发见，这两个重要事件，给南非洲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随着这两件事情的发生，英国资本主义才暴露了自己的真正意图。于是，英属南非公司——即西薛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开始行动起来。在英国舆论之中，引起了急激的变化。对南非宝库的贪欲，促使英国政府采取激烈的措施。为了要征服南非各国，费多大的金钱，冒多大的牺牲，对英国资本家来说，并不算一回事。于是，移民运动突然如江河流入大海。在此以前，移民还不多，因为欧洲移民当时都被吸引到美国去了。但自金钢石矿及金矿发现后，白人在南非殖民地的数目，飞跃增加。1885—95年间，仅在维特发忒斯南（Witwatersrand）沿岸，就有100,000英国移民。简陋的农民经济，立即被推到背后去了，而矿业及矿业资本则出人头地。
　　英国政府，现在不能不改变它的政策。在五十年代，根据桑得河协定（Sand River）及布隆方丹条约（Bloemfontein）英国承认波耳共和国。现在，英国政治势力已从各方面向这些小共和国推进，占领了所有邻近的地区，阻止了这些小共和国扩张的一切可能性。同时，黑人不再是被保护的宠儿；他们是被牺牲了。英国资本，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1868年英国占领了巴苏托兰（Basutoland）——当然这是因为土人曾“屡次请求”英国，英国才这样做的。[22]1871年维特发忒斯南沿岸的金钢石矿，或作“西格利瓜兰”（West Grignaland），从奥仑治自由国手中被夺去而变为英国皇家殖民地。1879年楚鲁兰（Zululand）被征服之后，合并于那达尔（Natal）殖民地。1885年征服了伯丘阿拉兰（Betschuanaland），后来编入好望角殖民地。1888年英国征服马特伯烈与马谢那兰（Maschonaland）。1889年英属南非公司在此两个领土上，获得特权，[23]当然又是应土人的请求，为了满足土人的希望，而这样做的。1884—87年圣路西亚湾（St.Lucia Bay）及到葡萄牙领地为止的东海岸的全部，都为英国所吞并。1894英国占领唐加兰（Tongaland）。马特伯烈与马谢那兰再度拼命打了一仗，但公司以罗德斯（Rhodes）为首，首先对暴动进行血腥的镇压；接着，再采用慰抚手段以欺骗土人。其方法是在形势不稳的地方，建筑两条大铁路。
　　这样突然的包围，益使波耳共和国感觉不安。而这些共和国的内政也变得紊乱不堪。移民的浪潮和新的狂热的资本经济的冲击使这些小的农业国家受到被冲破国境的威胁。一方面农业经济和政治上的农民经济和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要求和欲望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无论在哪一方面，这些共和国都不会应付这些新的问题。不断来自卡菲尔人的危险（无疑地，这是英国人所喜欢的），不灵活的原始行政，渗入议会进行收买以贯彻大资本家意图的腐败行为，用以抑制冒险家和维持治安的警察的缺乏，供应突然流入的十万移民的给水设备和交通设备的不具备，用以管理和确保矿井上的黑人的剥削的劳动法的不存在，增加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价格的高额保护关税，以及煤炭的高额运费——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这些农民共和国迅速走向破产的地步。
　　他们顽固地、头脑简单地试图以令人难以相信的粗陋办法来对付突然发生的资本主义以保卫自己而这种资本主义已席卷了他们。这种粗陋办法也只有顽强的、狭隘的农民脑筋才能想出来：他们不给那些异国人（指英国侵入者——译者）政治权利，而这些异国人的人数比他们自己多，而且是他们正是资本、权力与时代的代表者。在当时的紧迫形势下，是一个预兆不祥的把戏。由于农民共和国经济上管理不善，红利降低了很多，这是不能忍受的。矿业资本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英属南非公司建设铁路，征服卡菲尔人，组织他国人暴动，最后，煽起了波耳战争。农民经济的丧钟响起来了。在美国，战争是经济变革的起点；而在南非，则是其终结。但这两者的结果是相同的：资本对小农经济的胜利，而这小农经济则是在代表土人原始组织的自然经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波耳共和国对英国的抵抗，与美国农民对美国资本统治的抵抗相同，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小农共和国为一个近代的大国家新的南非联邦所代替——这是西薛尔·罗德斯的帝国主义纲领所指示的——而现在资本就公开地支配了这里新的南非联邦。旧的英国人与荷兰人的冲突让位给新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两国的1,000,000白人剥削者在联邦内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剥夺了5,000,000有色劳动人民的市民权与政治权利了。那个时候，不仅波耳共和国的黑人，一无所得而去；即使以前获得了英国政府在政治上相等权利的好望角殖民地的黑人，也丧失了一部分权利。这个可贵的事业，是由保守党帝国主义政策，通过无耻的暴力行为所造成的。但实际上，是靠自由党在欧洲自由主义分子的喝采下完成的——这些自由主义白痴把英国赐与南非极少数白人的完全自治政府与自由权作为英国自由主义的伟大和一贯的创造性的力量的证据。
　　由于资本的竞争而遭到破产的独立手工业，其本身虽少有骚动，但同样也是极为痛苦的一章。资本主义下的厂外包工，乃是在这一章内的最黑暗的一节。但我们不必在这里详细研究这种现象。
　　资本主义与简单商品经济斗争的一般结果是：资本以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之后，它再代替了商品经济。因此，非资本主义形态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严格地说，资本的存在依赖于这些形态的毁灭。虽然资本主义的积累，是无条件地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但它的所谓需要，乃是牺牲非资本主义环境，从它那里吸取养分，以养肥自己。从历史上来考察，资本积累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间所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没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积累也就无法进行。从这一点上看，积累是由啮破并同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成长起来的。从而，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不可能进行积累，但同时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与它自己并存下去。只有使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地和加速地解体，才能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
　　因此，马克思的积累图式所假设的前提，仅仅代表积累运动的客观历史倾向及其在逻辑上的结论。积累过程普遍地企图以简单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以资本主义经济代替简单商品经济，它的最终目的是努力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切国家和一切部门获得唯一的，普遍的统治地位。
　　然而，这里开始碰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况，一旦这最后结果达到了——当然，这只是在理论上如此，实际上不会发生——积累即将停止。剩余价值的实现与资本化，变成不可解决的问题。一旦现实符合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的时候，那就是表示它的终结，即积累运动的历史到达了它的顶点，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到了终局。对于资本而言，积累的停顿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大发展的停止，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崩溃的客观历史必然性。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所表现的矛盾行动的道理。
　　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因此不符合积累在实际进展中的诸条件。积累的进展不能象图式所规定的那样，简单分解为社会生产二大部类（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之间的静止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积累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各部类间的内部关系，它首先是资本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生产的两大部类，有时可以单独进行积累过程，两部类间互不依赖，但即使是这样，运动的每一步都是相互交错，相互穿插的。由此所生的复杂关系，即两部类的积累进展的速度与方向的差异，资本积累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在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上的不同关系，所有这些使我们不可能以硬性的公式规定出来。马克思的积累图式，不过是一种对资本的统治已达到顶点的那一瞬间的理论表现而已。因此，在某种条件下，这个图式，正如对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理论表述的出发点的简单纯再生产表式一样，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而已。就在这两个虚构的东西之间，我们可以找到资本主义积累及其规律的确切界说。



[1] 直至最近为止，中国的家庭工业，还广泛地由资产阶级兴办，在古老、较大的城市，如有三十万居民的宁波中便是如此。“大约三十年前，妇女自制挂帽衬衣及其他东西，以供她的丈夫及自己的需要。当时宁波青年女子，如果不用自己的双手去做，反而向商人去买用品，那就是耸人听闻的事”。（周尧清〔译音〕博士：“宁波工业经管的形态”。屠滨根，1909年，第51页）

[2] 在农民经济史的最后阶段，当资本主义生产已发生全部影响，这种关系，当然是颠倒过来了。小农被毁灭后，男子常常依靠资本家企业主的家庭工业和工场的奴隶般的工资劳动来维持生活，而农业经营，则全部落在妇女与老人及小孩的身上。符腾堡的小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纽约，1891年，第二编，“我们如何到此？”，第一章，“农民的变动情况”，第56—57页。又参看西蒙土：“美国的农民”，第二版，芝加哥，1906年，第74—75页。

[4] 引自拉法格：“合众国的谷物耕作与谷物贸易”，“新时代”杂志，1885年，第344页。（这篇论文最初登载在1883年俄国某一杂志上）

[5] “1864年6月30日的三项税法实际上构成一方案，它可能是世界上空前的最大的征税方案。国内税法的安排，正如威尔斯（David A.Wells）所说的，采取了顿尼布鲁克市集上的爱尔兰人的办法：‘见头就打，见商品就课税’。（陶锡格：“美国关税史”，纽约，1888年，第163—164页）

[6] 陶锡格：“美国关税史”，第166—167页。

[7] “由于情势的必要，国家的紧急状态，及税收需要的迫切，这样的仓卒从事可能是有理由的，但这种仓卒从事确是文明国家史无前例的”。同上书，第168页。

[8]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第58页。

[9] 同上书，序言，第6页。据谢林（Sering）计算，八十年代中叶，西北地区开办一个最小的农场，以最简陋的标准计算，约需现金数1,200—1,400美元。“北美农业竞争”，莱比锡，1887年，第431页。

[10] 拉法格：“合众国的谷物耕作与谷物贸易”，第345页。

[11] 根据美国劳动专员1898年的报告，使用机器方法，较之手工操作，有下列的优越性：

劳动的种类每单位所需劳动时间
机器 手工
小时分钟 小时分钟
小谷物的种植-32.7 1055
小谷物的收割与打禾1- 4640
玉蜀黍的种植-37.5 615
玉蜀黍的收割34.5 5-
玉蜀黍的除壳工作-3.6 6640
棉花培植13 848
棉花培养125 60-
干草收割——机器与镰刀比较10.6 720
干草收割——机器捆束与手捆束比较113.4 3530
马铃薯的种植12.5 15-
番茄的种植14 10-
番茄的培养与收割1345.2 32420


[12] 由美国输往欧洲的小麦量如下：

　百万蒲式耳
1868—69年17.9
1874—75年71.8
1879—80年153.2
1885—86年57.7
1890—91年55.1
1899—1900年101.9
（尤拉雪克：“世界经济概观”，第七卷，第一编，第32页。）

　　同时，在农场当地的小麦每一蒲式耳的价格下落如下：

　美元
1870—79年1.05
1880—89年0.83
1895年0.51
1896年0.73
1897年0.81
1898年0.58

　　1899年价格跌到每蒲式耳0.58元后，自1900年起价格又上涨：

　美元
1900年0.62
1901年0.62
1902年0.68
1903年0.78
1904年0.92
（同上书，第18页）

　　根据“国外贸易月报”，1912年6月小麦每千公斤的价格如下：

　马克
柏林227.82
曼海姆247.93
奥德萨173.94
纽约178.08
伦敦170.96
巴黎243.69


[13]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办法”，第一编，“我们在何处？”，第二章，“农业的进步”，第30—31页。

[14] 同上书，第42页。

[15] 谢林：“北美农民竞争“，第433页。

[16] 柏菲：“农民的实况、他的苦恼及其解救方法”，第84页。

[17] 引自尼古拉·昂的前引书，第224页。

[18] 迁往加拿大的移民，1901年达49,149人，1911年更达300,000以上。其中138,000是英国人，134,000是美国人。1912年5月末，蒙特利奥（Montreal）的通讯说，美国农民的移住，一直继续到那年之初为止。

[19] “我在加拿大西部旅行时，只访问过占有一千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农场一个。据1881年加拿大的普查，当时在马尼多巴（Manitoba），约2,384,337英亩土地，仅仅为由9,077人所占有，因此，每人平均得2,047英亩以上。这个平均数，在美国任何一个州都远不能达到”。（谢林：前书，376页）八十年代初，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加拿大固然还没有十分盛行。但在1887年谢林就曾记载过于某一股份公司所有的“拜耳农场”（Ball-farm），这个农场，占有不下22,680公顷的土地，很明显地是仿照“达利姆普尔农场”而建设起来的。在八十年代，谢林以极其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加拿大竞争的前景，他估计西部加拿大的“丰饶地地带”，有311,000平方公里平地，即占德国全部面积五分之三的地域，他认为实际上其中仅有38,400,000英亩是耕地，至于说有希望的小麦产地，则其中不过只有15,000,000英亩而已（谢林：“北美农业竞争”，第337—338页）。根据1912年6月中发行的“马尼多巴自由新闻”，1912年夏季加拿大春麦的播种面积为11,200,000英亩，而美国的春麦面积为19,200,000英亩。（参看1912年6月18日发行的商业新闻“柏林日报”，第305号）

[20] 谢林：“北美农业竞争”，第361—362页。

[21] E.修尔茨：“美国的经济生活”，“立法、行政及经济年报”，1912年，第四册，第1724页。

[22] 巴苏托的伟大领导者摩西（Moshesh）——由于他的勇气和政治才能，巴苏托人才能作为一个民族存在着——当时还活着。可是，和奥仑治自由国的波耳人不断战争，使得他和他的部下陷于极端困境。二千名巴苏托战士被杀害，家畜被夺去，家室被破坏，作物被毁弃。这样，这个部落陷入被饥饿所迫的亡命者的状态，他们除了几次请求英国政府的保护以外，简直无路可走。（卢卡士：“英领殖民地志”，牛津，第四卷，第60页）

[23] “领土的东部是马谢那兰，英属南非公司得罗奔古拉王的许可后，最初在这里创办起来”。（卢卡士：“英领殖民地志”，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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