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第三章 俄国的农民阶级和土地问题



　　根据（远不够准确的）计算，俄国每年从采矿业和加工业中获得的经济收入为60—70亿卢布，而在其中，将近15亿卢布，也就是它的五分之一，都被国家吸收走了。这样说来，俄国的贫困程度是欧洲国家的3—4倍。正如我们看到的，从事产业活动的人数在所有人口中只是极少数。而且，这些从事工业活动的个体生产力还非常低。这就是工业的现实——年产值与雇佣人数不成正比；但农业生产力仍处于一个无可比拟的低水平。尽管它已经占去了全国61%的劳动力，其总收入却只有28亿卢布，也就是说，不足国民总收入的一半。
　　俄国的农业条件（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农业），在本质上，是由1861年所谓“解放改革”的性质决定的。这项改革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但在进行过程中却完全被贵族的私利安排了[1]。庄稼人不仅在土地分配上受到了欺骗，而且还深受税收枷锁的束缚之下。
　　下面的这个表格列出了农奴制改革清算土地时，三大类农民分配到的土地情况。

农民类型人数得到的土地面积 每人平均获得
　（1860年数据）（单位：俄亩） （单位：俄亩）
地主的农民1,190,700037,758,000 3.17
国家农民10,347,00069,712,000 6.74
个体农户870,0004,260,000 4.9
总计23,124,000111,730,000 4.83（平均）

　　如果我们假设这样一个经济条件，即国有农民得到的土地（每人6.7俄亩[2]）占去一个农民家庭的所有劳动力的话——这与事实大致相符，那么我们必然能得出一个结论：地主曾经拥有的农奴和独立农民比这一标准少分了大约4400万俄亩的土地。在农奴制下，农民为自身需求而耕种的那些土地，只发挥了它能承载的劳动力的一半——因为他们每周有三天必须为地主工作。然而，在这些被分配出去的本已不足的土地中，足足约有2%的良田被地主收割走了（全国各地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农业人口过剩——这一农奴制的基本条件，随着贵族对农民土地的强取豪夺而更加严重了。
　　在改革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土地所有权发生了相当大的调整，价值达7.5亿卢布的土地从贵族手中转入商人和农民资产阶级手中。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并没有因为这个客观事实得到任何好处。
　　在1905年，俄国欧洲部分的五十个省的土地分配情况如下表（单位：百万俄亩）：

获分土地总计112
原国家农奴66.3
原地主的农奴38.4
私有土地总计101.7
公司和合伙经营15.7
（11.4属于后者）
个体所有
（按规模分类）		20俄亩3.2
（2.3归农民所有）
20—50俄亩3.3
50俄亩79.4
王室和独立土地145
（其中包括约4—6的自由的非森林适耕土地）
属于教堂、修道院和市政机构等的土地8.8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上面的两个表格中的数据，土地改革后，每个男性农民平均获得4.83俄亩的土地。而在45年后的1905年，哪怕把新获得的土地算在内，平均每个人也只剩下3.1俄亩的土地了。换句话说，农民拥有的土地总面积减少了36%。
　　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只吸收了农民人口年增长量的1/3；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心地区的农民人口；最后，农民银行的活动，使中农和富农在1882年至1905年期间获得了730万俄亩的土地——所有这些因素证明，无法抵消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也无法提前防止土地贫困的加剧。
　　据粗略计算，在俄国，约有500万成年男子找不到符合自己劳动能力的职业。在这500万“多余的人”中，绝大部分属于黑土农民，只有少数是职业流浪者、乞丐等人。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用在了没有他们也同样可以充分耕耘的土地上，使农民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30%。并且，他们由于被整体吸收进农民群众中，通过让广大的农民群众赤贫化避免了自身的无产阶级化。
　　从理论上讲，加强农业可能是一个出路。但农民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知识、主动权、不受监护的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而这些条件在专制俄国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不过，物质力量的匮乏，一直都是改善我国农业的主要阻碍，这点到现在也是如此。而农民经济危机的这一面，就像他们缺地的事实一样，可以追溯到1861年的改革。
　　对农民而言，那点微薄的土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必须向地主支付赎买金。国家充当中介，赎买他们以前在农奴制下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们要出钱赎买自己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的面积，由于改革的缘故进一步减少。赎买土地的费用是由与地主沆瀣一气的政府人员确定的——他们把8.67亿卢布的债务压在了农民身上，而非6.48亿卢布。这是一个基于资本化后的利润率得出来的数字。因此，农民除了花钱赎回土地以外，实际上还必须向地主额外支付2.19亿卢布，来作为他们从农奴制解放的代价。除此之外，他们因为没有土地，还不得不负担起敲诈性的地租和沙皇财政机构的畸形工作。举个例子，农民要为被分配到的每亩土地交1.56卢布的直接土地税，而私有土地的直接土地税则是23戈比（0.23卢布）。因此，国家预算的重负几乎就全压在了农民的身上。国家吞噬了农民在耕作过程中获得的绝大部分利润，但却几乎没有回报农村，不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或发展其生产力。政府于1902年组织的地方农业经济委员会确定了一项事实，即在农业家庭净利润中，直接税和间接税就占了50%—100%，有时甚至更多。这一方面积累了一堆无望解决的欠款，一方面又导致农业活动停滞甚至恶化。今天，在俄国中心的广大地区，技术和作物都和1000年前一样。在英国，每公顷土地平均能生产2690升小麦，在德国是1700升，而到了俄罗斯就只有670升了。除此之外，还应该补充一点：农民土地上的庄稼数量比地主土地低46%，而且这种差别越大，一年的收成也就越差。我们的农民甚至早已忘记了如何梦想着储备面包以度过灾年。由于新的商品—金融关系和财政义务，他被迫把自己所有的自然储备和经济盈余都转化为抓得见摸得着的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去缴纳各种税收和租金。围绕着现金展开的狂热竞赛，迫使农民不断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土地，剥夺了土地的肥力和合理的畜牧能力。每一次歉收，都是大地对受过的虐待的报复，灭顶之灾降临在没有任何储备的村庄。
　　但是，即便是在所谓“正常”的年份里，农民群众也没法摆脱他们的半饥饿状态。下述的农民预算，应该镌刻在欧洲银行家以及沙皇制度的每一个债权人的金色额头上：农民家庭的每个家庭成员每年在食品上的开支是19.5卢布，住宿3.8卢布，衣着5.5卢布，在其他物质需要上的开支是1.4卢布，而在精神和智力需要上的开支则是2.5卢布！一位熟练的美国工人的直接和间接开支，合起来相当于俄国两个六口之家的开支之和。然而，为了支付这个任何国有道德家都没法斥责为浪费的开支，农民每年从农业少获得10亿卢布的收入。家庭工匠手工业给乡村带来的利润约为2亿卢布。把这两个数字一合计，我们就得到：农民农业每年的总赤字为8.5亿卢布——这正是国家财政组织每年从农民阶级手中抢走的数额。
　　在我们对农民农业的描述中，到这里为止还没提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而实际上，这些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以农民运动的形式（见《庄稼人的造反》一章）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欧洲部分的50个省，然后去掉北部森林地带，那么，从农民农业和一般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其余地区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1. 工业地带。包括北边的彼得堡省和南边的莫斯科省。彼得堡和莫斯科统治着这一北方资本主义地区，其特点是工厂（特别是纺织业工厂）、家庭工匠手工业、亚麻种植和商业农业（特别是蔬菜栽培业）。和其他所有工业国家一样，这一地区种植的粮食不能满足其需要，不得不从南方进口。
　　2. 毗邻黑海和伏尔加河下游的东南地区，“俄属美洲”[3]。这个地区几乎不存在农奴制，而相对于俄罗斯的中央地带来说，它相当于殖民地。所谓的“小麦工厂”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将粮食输送到北方的工业地区并出口西部的外国。这种工厂在草原自由地带迅速兴起，并吸引了大量移民。于此并行的，是劳动力向加工业的转移，“重”工业的兴盛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在这一地区，农民群体的内部分化极其严重。农夫站在天平的一端，而农业无产者则站在天平的另一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农业无产者都是来自黑土省份的移民。
　　3. 在旧的北方工业区和新的南方工业区之间，有一片广阔的黑土地——“俄属印度”。它的人口即使是在农奴制时也相对密集，而且全部从事农业。但是，1861年的改革使其土地面积减少了24%——农民可分配的土地中最好、最赖以生存的部分被转给了地主。地价迅速上涨，地主们从事着纯粹的寄生经济，一部分用农民账目上的土地耕种，一部分则把土地租给农民，而农民则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奴隶制般的租金条件的束缚。数十万农民离开这个地区，到北方的工业区或南方去，致使这些地区的劳动条件恶化。黑土地带既没有大规模的工业，也没有资本主义农业。在这里，农业资本家没法与贫苦的佃农竞争，蒸汽犁在与庄稼人的生理弹性进行斗争时失败了。庄稼人不仅支付了他们“资本”的全部利润，还支付了他们大部分的工资——他们以面粉与木屑或磨碎的树皮混合的食物为生。在某些地方，农民的贫困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连一块观音土[4]里有臭虫或蟑螂，都能被当成是相对富裕的有力标志。有这样一个事实：农村医生申加列夫（如今是第三届杜马的自由派代表）调查发现，在沃罗涅日省，无地农民家里根本遇不到臭虫，而在村里其他类别的人口中，家中的臭虫数量基本与其“财富”成正比。蟑螂，似乎看上去没怎么沾染贵族习气，但它对舒适度的要求显然也比沃罗涅日的贫民高：由于普遍的饥饿和寒冷，9.3%的农民家庭中没有发现蟑螂。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农业技术仅是空谈罢了。农民的牲畜，包括劳动用的牲畜，都要被卖掉以支付租金和税收，否则就要被吃掉。但是，一个地方生产力不发展，也就不可能会发生社会分化。在黑土上的公社，贫富均等。与北方和南方相比，农民的阶层分化还停留在表面上。在阶级差别还在孕育的时候，贫困化的农民和寄生贵族之间已经产生了尖锐的阶级对立。
　　当然，上述的这三个地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地理界限。因为国家是统一的，关税壁垒不存在，已不可能形成任何独立经济肌体。在19世纪80年代，农业半自给自足关系在黑土地区中部地带的12个省份中占主导地位，也普遍存在于黑土地带以外的5个省份。而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农业关系在9个黑土省份和10个非黑土省份占主导地位。剩下的7个省里，这两种制度旗鼓相当。
　　佃农和资本主义农业之间的斗争过去不曾间断，至今仍不停息。这种斗争虽不流血，但也产生了无数的受害者。资本主义农业远没有能力获得胜利。农民陷入被分配到的土地的鼠笼里，被剥夺了兼职挣钱的手段，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被迫不惜一切代价租下地主的土地。他不仅放弃了一切利润，把自己的需求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且还卖掉了自己的农业库存，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自己本就很低的技术水平。面对小规模农业生产这些致命的“优势”，大资本是无能为力的：地主对合理的耕作方法不屑一顾，把自己的土地切割成细小的部分，以便出租给农民。地租和地价的提高，使中央地区人口剩余，同时降低了整个国家的工资水平。这样一来，不仅仅农业，就连其他生产部门，引进机械和现代技术都无利可图。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深刻的经济衰败已经相当深远地扩展到了南部地区。在那里，地租一边增长，农民劳动力的数量一边逐渐减少。农业的危机和农民逐步的贫困化，进一步削弱了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而工业资本主义不得不主要为国内市场运作。由于重工业是靠国家明令来维持的，因此农民的逐步贫困化已经威胁到了重工业——它破坏了国家预算的基础。
　　这些条件本身就足以说明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俄国政治生活的轴心的原因了。全国所有的反对党和革命党都已经受到了土地问题之利刃的残酷伤害：在1905年12月，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都是如此。今天，第三届杜马就像车轮里的松鼠一样，在土地问题上乱窜。罪恶的沙皇制度也有可能吊死在同一棵歪脖子树上[5]。
　　贵族—官僚国家即使有最好的意图，也无力在一个止痛药早已失去意义的领域进行改革。考虑到国内有500万剩余劳动力，国家现在可以支配的600—700万俄亩良田完全不够用。但是，国家只能把这些土地卖给农民，并且是以他们从地主手里买地时的价格来卖。这也就是说，即使这几百万俄亩土地像1861年那样完全迅速地转到农民手里，每一个庄稼人的卢布也不会在经济中找到其生产性的用武之地，而是落入贵族和政府的无底口袋。
　　农民不可能从贫困和饥饿的地狱一步跃入集约化和合理化农业的天堂；如果要尽可能实现这一跃，农民必须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立即得到足够的土地，以便运用自身的劳动能力。把一切大、中土地转到农民手中，是任何深刻的土地改革的首要基本前提。与地主手中的只是充当向农民勒索高利贷和租金的手段的几千万俄亩土地相比，用于进行比较合理的大规模农业生产的1840块土地扩展到700多万俄亩的事实几乎不值一提。然而，把这些私有土地卖给农民几乎引起不了什么波澜：庄稼人之前以租金形式支付的钱，现在就得以购买价格的形式支付。只剩下没收土地一途了。
　　但是不难看出，即使没收大片土地也不能挽救农民。农业的总利润达28亿卢布，其中23亿来自农民和农业劳动者，约4.5亿来自地主。我们已经提到过，农民每年的赤字能有8.5亿卢布。由此可见，即使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产生的所有收入也丝毫不能填补这一赤字大洞。
　　那些反对征用地主土地的人，往往也用这种计算为基础进行论证。但是他们忽视了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从现在拥有土地的闲人们手里收来的土地上，可以发展技术水平很高的自由农业经济，使土地的总收入成倍增长。但是在俄国，只有在完全清算沙皇专制及其财政、官僚主义的监护、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以及欠欧洲证券交易所的债务后，才可以设想这种美国式的农业。解决农业问题的完整方案如下：剥夺贵族，清算沙皇专制，实行民主。
　　我国农业只有走这样的道路，才可以摆脱目前的停滞状态。这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且刺激他们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工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并吸收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人口。当然，这一切都不能为农业问题提供最后的解决办法，因为在资本主义秩序下找不到解决办法。但是，无论如何，在即将到来的解决办法来临之前，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来清算专制和封建主义。
　　俄国的土地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沉重负担——它是革命政党的助手，同时也是它的最大挑战；它是自由主义的绊脚石，也是反革命的必死证（memento mori）。



[1] 原文直译为“改革的方向被重新安排至贵族的私利了。”——中译者注

[2] 1俄亩约合1.09公顷。——中译者注

[3] 与下面的“俄属印度”一样，均为昵称，并非实际存在的行政单位。——中译者注

[4] 原文直译为“伊兹巴”，似乎这种（可能是食物？）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彻底消失了。——中译者注

[5] 原文直译为“沙皇制度也有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撞破自己的罪恶头颅”。——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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