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马克思主义还有价值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尼·克里夫 -> 《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2000年）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还有价值吗?

↘资本主义的矛盾
↘资本间的竞争和对工人的剥削
↘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无产阶级革命
↘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

　　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历史，都只是把历史当成君主、将领、皇帝这些伟大人物的事迹。我还记得学过埃及艳后用牛奶沐浴的故事，但老师从没告诉我们是谁生产的牛奶，以及有多少埃及儿童因牛奶短缺而营养不良。我们学到拿破仑于1812年侵略了俄国，但未被告知，有多少身穿军装的俄国或法国农民死于战争。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的行动：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都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这在斯大林主义者那里很明显：斯大林打个喷嚏，每个党员都必须掏出手帕。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表面看似民主，然而实际上是彻底的精英主义。平民百姓被期望每隔四或五年在议会选举时投一下选票，但其他事情就交给别人。如果一个人一生中要投十次选票，那么他将花费，比方说30分钟，在民主实践上。亚伯拉罕·林肯说：“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半奴隶、半自由状态的社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希望大部分群众一生都生活在奴隶制中，民主生活只有30分钟。

资本主义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不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是社会化的。众多工人聚集在大型单位——工厂、铁路、医院——工作。生产是社会化的，但所有制不是，而是掌握在个人、资本主义企业或国家手中。
　　每个个别的生产单位都是有计划的，但没有哪个计划会来协调资本的不同生产单位。在大众汽车（Volkswagen），他们为每辆车生产一台发动机、一架车身、四个轮胎（或加一个额外的备用）；不同的生产部门相互协调。但协调在大众汽车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生产之间并不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性和无政府状态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将资本主义与它之前的封建主义和它之后的社会主义作比较，是个有益的尝试。
　　在封建主义制度下，有个体生产和私人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有社会生产和社会所有制。
　　在封建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在个别生产单位中还是在整个经济系统中，都谈不上任何计划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性不仅将适用于经济系统的每个生产单位，也将适用于整个经济系统。
　　资本主义的巨大驱动力和生产力同时伴随着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因此我们面临着在丰裕中出现的匮乏现象。几千年来，人们都是因食物匮乏而挨饿，而资本主义是唯一一种使人因食物过剩而挨饿的社会制度。在美国，他们建造专门运输粮食的船，在船上他们能够打开底板，将谷物沉进大海，以保持其价格稳定。
　　贫困和富有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形式出现。据计算，58位亿万富翁的财富相当于全人类一半的收入。这一半人口不仅包括穷人，也包括相对富裕者。

资本间的竞争和对工人的剥削

　　在封建制度下，领主剥削和压迫农民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正如马克思所说：“领主的肚皮限制了他对农民的剥削。”福特公司对工人的剥削并非出于它对消费的兴趣。如果是那样，资本家的负担会轻。福特公司在全球拥有25万名工人。如果每个工人每天提供一个英镑的剩余价值，就足够福特公司的拥有者生活了。不仅如此，由于经济系统的活力远大于任何人的消费活力，工人的负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但剥削的动机不是资本家的消费，而是资本的积累。为了在与通用汽车公司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福特公司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更新工厂的设备，投入更多的资本。资本家之间竞争的无政府状态的另一面，是每个资本主义生产单位中的工人都在遭受暴行的折磨。

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到处都有人告诉我们，国家高于社会，国家象征着民族。而《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武器：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2]

　　马克思在其他地方^[3]写道，国家是“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
　　马克思也把军队称为“屠宰工业”（ slaughter industry），它依赖于实体工业。生产力决定破坏力。在中世纪，当农民拥有一匹马和一把木犁时，骑士拥有一匹（更好的）马和一把木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数百万人被动员参军入伍时，另外数百万人被动员到工业中生产枪支弹药。时至今日，当一根手指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将数千英镑转移到国外时，另一根手指按下另一个按钮就能在广岛杀死六万人。屠宰工业和实体工业相得益彰。如果一个火星人找到一只手套，他会不明白为什么有五个指头；但如果他知道手套是用来套住一只有五个指头的手，一切就显而易见了。军队的结构也反映了社会的结构。如果军队里有将军、上校再下至士兵，那么工厂里也有经理、领班和工人。两套等级制度是适配的。

无产阶级革命

　　为了夺取生产资料，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政权。但是马克思认为，工人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因为现有的国家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等级结构。工人们必须打碎这个等级分明的国家机器，代之以这样一个国家：没有常备军，没有永久性的官僚机构，官员全部由选举产生并可被撤换，任何代表的收入均不得高于他们所代表的工人。马克思在经历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后得出了以上结论，在那次运动中，工人们做到了这一点。《共产党宣言》说：

　　“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4]

　　马克思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场革命：除非被迫，否则统治阶级绝不会放弃财富和权力；而工人阶级如果不进行革命，就无法摆脱“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the muck of centuries）。
　　资本主义既团结了工人，也分裂了工人。工作、住房等方面的竞争分裂了工人阶级；与老板的斗争团结了工人阶级。最大的团结、革命的核心是群众罢工。革命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而是一个由罢工、示威等构成的一系列过程，最终将以工人实际夺取政权而告终。
　　暴力常常被误解为革命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新社会的助产婆”。注意：是“助产婆”，而不是婴儿本身——只是一个辅助。
　　革命最重要的方面是工人阶级的精神变化。举个例子：在沙皇统治下，犹太人遭到了残酷迫害。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居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首都，此外还有一系列其他重大限制。革命爆发之后：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是犹太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是犹太人；苏俄国家元首^[5]是犹太人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红军的是犹太人托洛茨基。
　　关于这一巨大精神变化的另一个证明是，1917俄国革命期间，卢那察尔斯基举办了三到四万人的大会，并就威廉·莎士比亚、希腊戏剧等话题发表了两三个小时的演说。

　　列宁解释了革命的四个条件：
　　一、社会普遍的深度危机；
　　二、工人阶级明确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三、统治阶级丧失了继续照旧统治下去的信心，因此走向分裂和争端；以及
　　四、一个革命党的存在。

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在上文对《共产党宣言》的引用中，马克思写道：阶级斗争“其结局不外乎：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他从罗马奴隶社会衰落的经验得出了这一结论：斯巴达克起义失败了，奴隶没能推翻奴隶主阶级，社会衰落了，奴隶被农奴取代而消失，奴隶主也被封建领主取代。（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只是这个过程的因素之一。）
　　恩格斯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在论及人类面临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选择时。罗莎·卢森堡进一步发展了它。他们不像我们这样了解野蛮：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1月被害。他们不知道毒气室、广岛和长崎、非洲大饥荒等事情。
　　当纳粹分子敲开权力大门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认为纳粹主义的替代选项是维持原状。因此他们投票支持兴登堡元帅担任总统，因为他是保守派而非纳粹分子（1933年1月30日，他任命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社会民主党支持布吕宁（Bruening）的紧急法令，该法令降低了工人的工作条件，削弱了他们的士气，并帮助了纳粹分子。全德意志工会联盟的“理论家”弗里茨·塔诺（Fritz Tarnow）说：“资本主义病了，而我们是资本主义的医生。”马克思则说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医生和掘墓人是有区别的：医生会把枕头枕在病人的头下；掘墓人会把枕头套在病人的头上。
　　因为法西斯主义是绝望的运动，而社会主义是希望的运动，因此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不仅是与法西斯分子作斗争，而且是与滋生这种绝望的土壤作斗争。人们不仅要消灭老鼠，还要消灭使老鼠繁殖的下水道。人们必须与法西斯作斗争，同时也要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滋生法西斯的土壤——失业、住房条件恶劣、社会剥夺等。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

　　今天资本主义的矛盾比1883年马克思去世时要深刻得多，这种矛盾出现在严重的大规模衰退中，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今天的工人阶级比1883年强大得多。事实上，韩国的工人阶级比马克思去世时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总和还要多。韩国只是世界上第十一大经济体；再加上美国、日本、俄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工人，社会主义的潜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038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041

^[3] 这里采用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说法，疑似克里夫引用来源记忆错误——译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050

^[5] 斯维尔德洛夫时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名义上是苏俄的国家元首——译者注